纪念 | 写给刘绪贻老先生的一些文字

编者按：2018年11月10日上午10点50分，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因病逝世，享年106岁。

刘绪贻先生一生致力于美国史、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学术上造诣颇深，也是学生的良师益友。本文作者刘昊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学生，因一次采访与刘绪贻教授结识。11月14日，刘绪贻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后，作者写下这篇文章，回忆了她和刘绪贻教授相处的点滴。

全文共3260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新视点特约撰稿 | 刘昊

编辑 | 张颖钰

我最尊敬的老师、最可爱的大朋友刘绪贻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0日上午10点50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离世，享年106岁。11月14日上午9点，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殡仪馆举行。

上个月晓悦还和我约好，今年要找时间回武汉去看他，没有想到这次我们只能这样相见。但如果有灵魂存在，他肯定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看到我们来了会拍手大笑，用他的黄陂口音说“哈哈哈，好好好！”他就是这么一个快乐、有趣、兴致勃勃打量一切的圆脸老爷爷。

我们是2006年认识他的，那时候他已经93岁高龄，我们就叫他刘爷爷，后来就简化成了“爷爷”。那时读大二的我们正在给院报《新视点》做一篇关于西南联大的稿子，得知历史系有位老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便登门拜访。本以为会见到一位老态龙钟言语不便的老人，可是迎接我们的，却是一位声音洪亮、思维敏捷、活泼健谈的老先生。他坐在堆满了书籍和报纸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还给我们每个人冲了一杯咖啡，递了几颗糖。我还记得他窗前的兰花，还有一只偶尔跳上沙发的猫。

后来晓悦和我一起完成了那篇稿子，《三面刘绪贻——一个学者与两个时代》。这是他跟我们这群新闻系学生的友谊的开始，也是许多故事的开端。（晓悦与爷爷交情最深，她在本科毕业后，申请了LSE的入学延期，给爷爷当了一年助手，为他整理口述史的下卷。可惜这些年始终未能付梓，这是后话。）

爷爷首先是非常优秀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勤奋严谨，记忆力过人，而且直到百岁高龄仍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对世界有着热忱和关注。他到晚年时已经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对劳苦者、弱小者总怀着非常深刻的同情，每次聊到他人的痛苦，总是拍着腿，深深地叹息。刚认识他时，我就惊讶于他消息的灵敏，虽然退休多年，但谈起这个国家新发生的事，他丝毫没有给人落伍之感，而且观点很鲜活，用词从无学究气。回忆到这里，我想起了第一次收到他的邮件时，望着他的网名“lxy1913”时的感慨。

他生于1913年，年轻时至情至性，最开始读的是国民党的军官学校，后来因为正在追求的女孩子家里不喜欢军人，他冒着入狱的危险逃出军校，重新参加考试，考上清华大学——后来这个女孩子也就是与他相伴到老的奶奶，她101岁时去世。

他总让我感受到超越年龄的力量。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时已经36岁，51岁开始研究美国史，成为中国美国史的奠基人，63岁创立中国美国史学会，73岁译成乔治布什自传。而我们认识他时，他仍然在构思自己新的论文，并且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自己最近参与的论战。

记得有一次在他的要求下，我们曾经帮他注册当时一个知名学术bbs，填写出生年份信息时，我们没有找到“1913”这个年份——滚轮最远只能滚到1950年代。也许在论坛管理员看来，这个年龄的人已经不可能上网了。谁能想到这样一位老人每天都坐在电脑前查阅邮件、阅读新闻呢？

可以说，是爷爷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学者，向我展示了一种毕生追求知识和沉思的人生，但他又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富有情趣的人，他很顽皮、有童趣，想起和他相处的种种，总是充满欢乐。

刚认识他时，他就悄悄跟我们说，请我们改天带他去麦当劳吃冰淇淋（考虑到他的健康，家人和医生不许他吃）。还记得夏天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和他在广埠屯的麦当劳门口，一人拿着一个甜筒的样子，他像个逃离父母约束的小孩。除了冰淇淋，他还喜欢吃巧克力、糖果，喜欢各种美食。每次和我们吃饭，他都不许我们付钱，说没有学生付钱的道理，说自己又发了几百块稿费，要跟朋友们分享喜悦。

他喜欢赏花，可以从四季的更替里感受到由衷的喜悦。夏天我们和他去东湖植物园看过荷花，秋天我们去武汉植物园看过菊花，还有一个周末我们坐车到郊野观赏了郁金香。他会很认真地看那些花朵，一边走路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

他说自己长寿的秘诀是跟年轻人交朋友，他确实有许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从来不是高高在上地说教，而是向我们提问：最近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你对这个怎么看呢？在听完了学生的观点之后，他才会很有条理地说出自己的分析。

他总是很关心来拜访他的学生们的生活，问他们的家庭状况、经济情况、感情状况、思想动态。他会很认真地赞美那些帅气的男同学和漂亮的女同学。他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甚至他们的男女朋友的名字，而且总能洞察到每个学生与他人不同的秉性和风格。

几十年来，他看着无数年轻人变成学者，或者走出校门，他的心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偶尔会跟我们分享每个学生不同的命运、才能和性格，会吐槽虚伪功利的人，叹息时运不济者，或者轻快地说着发生在年轻人里的热血澎湃儿女情长，带点幽默的调侃。

听爷爷讲这些故事特别好玩，好像看到武汉大学的人来人往，影影绰绰，浮浮沉沉，臧否不一，留下不同时代的注脚。从民国讲到新中国，从政治运动讲到改革开放。

爷爷从年轻时就坚持记日记，几乎从不间断。因此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素材。晓悦为他整理口述史时，遇到不确切的地方，那些日记成了非常重要的凭证。他总是很留心收集各种可以形成历史记述的线索。

我们毕业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徐蓓告诉爷爷，自己处理掉了所有的东西，连风扇和凉席都送人了。爷爷问她：“那你以后写自传怎么办？”徐蓓摇摇头说，“我不写自传的。”——据说爷爷曾经认真地考虑过为我们这群新视点的小朋友写一篇“珞珈八女侠”之类的文章，被晓悦等人婉拒（囧囧的女侠）。

后来我们毕业了，离开了珞珈山，晓悦为他整理了口述史下卷后，也离开了武汉，但她每年都会回去看爷爷，跟他聊会儿天，有几次我与她同行，每次见到爷爷，他都朝我们拍手大笑。其中一次回学校是因为爷爷100岁生日，学校为他庆生。席间，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学者们感慨他的生命质量如此高。一位70岁的老师说：“我们这群人，活到这个岁数，这里插根管子，那里挂个瓶子，刘先生这样才是真正有质量的长寿。”众人大笑，他也笑眯眯地望着众人。

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生是让人佩服和羡慕的。他从年轻时就认定了自己这辈子只适合做学问，然后一直坚持做到100多岁，这中间无论经历了什么都没有动摇。他是第一个激发我对人生的思考的人：我的一生要怎么过，到年老时才能像他这样说“我的人生很圆满”呢？精神性的生活和诗意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寻找？

官方追悼会非常简练，结束时我产生了一种恍惚的感觉：他还会像以前那样，穿得干干净净的，非常优雅地走出来，对晓悦说：“终于结束啦，你们有事吗？我能不能邀请你们吃个饭？我们去吃好吃的。”

想用一些图片来让这份追忆告一段落。

爷爷在2010年写的推荐信的最后一段。我还记得他坐在书桌前，在一盏灯下，握着包了胶布的圆珠笔芯，在我申请学校的推荐信上写下这段话，最感动我的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We are not teacher-and-student, but also friends with same ambition. I intend to conduct myself and handle affairs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of life. I like to be a real intellectual who is independent of the ruler of the state, brave enough to criticize the policy and conduct of the government, and devoted to science, democracy and rule by law.

当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每个词都重，“conscience”需要毕生实践，而爷爷自己已经给出了他人生的答案。我也需要一生来回答自己关于知识和信仰的追问。

爷爷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据说他写完这封信就住院了，那次住院他就再也没有出院，可能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读到我的回信，而我也不再是（或许暂时不是）一名记者。

他去世那天，我反复读着这封信，反复地哭了，为了“文如流水，身心愉快”，为了一个曾经活在这个世上的可爱的人。它提醒着我，不要忘记人跟人之间最宝贵的联结，也不要忘记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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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曹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