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爱心花朵”：困境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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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朱润华 张潇文 房璐雯
蔡俊 朱婷 张星翼
文字 | 朱润华
编辑 | 张颖钰
李进又逃跑了。
一件黑色连帽运动衫，一双塑料拖鞋，一个被丢弃的菜篮子，两三个已经露出了棉絮的布娃娃，以及不知从何而来的滑板车。这是11岁的李进此次“流浪”的全部家当。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捱过来的，当爱心花朵公益中心的老师向绪前找到他时，李进已经在地下车库的楼梯间里睡了四天。他黑得发亮的手指肿得比萝卜还粗，吃剩的生番茄渣掉了一地。
在吃完四个面包和两瓶旺仔牛奶后，李进跟随向老师回到了爱心花朵，结束了为期四天的流浪之旅。
隐藏在香烟柜台后的“公益中心”
策划这次流浪之前，李进在爱心花朵公益中心只就读了一年。
2016年，李进在菜市场捡食被倒掉的菜头时，负责送水的邻居张莉发现了他。听说李进的母亲多年未归，父亲也联系不上，张莉将李进送入了位于姑嫂树社区新龙和苑的爱心花朵公益中心。
初次来到新龙和苑小区的人，第一眼就会看到小区门口“开心新龙幼儿园”的红字招牌，极少有人注意，沿着小区内左边岔路直走200米，到第三栋居民楼的背阳面，兜售香烟和零食小柜台后的底楼门面房里，是这个小区的第二所“幼儿园”。
柜台后的简易卷帘门内，便是爱心花朵的“一厅三室”，厅内摆设混杂。沙发又脏又破，旁边随意堆放着孩子们的玩具和大量快递包裹——“爱心花朵”为小区内住户代收快递，以此贴补开支。一间房是教室，有黑板和桌椅，旁边是厕所，厕所的门坏了很久没法上锁；另一间是教室也是活动室，把座椅收到一边，搬来木板小床摆在地上，就变成了孩子们午休的地方。厨房则与整个屋子隔开，炉壁、灶台都起了油垢。
爱心花朵公益中心 蔡俊/摄
向绪前是爱心花朵公益中心的注册人，也是实际负责人。她告诉记者，这间123㎡的小屋由姑嫂树社区党委书记周顺生提供。
2013年，因建设地铁站的需要，杨汊湖农民工子弟学校立新小学面临迁址。但由于资金有限、办学条件不达标，立新小学被迫解散。绝大部分学生按学籍被分流到西马路小学和将军路小学，剩余30多名学生因没有户口、属于非正常家庭等原因无法正常分流。
那时，向绪前还是立新小学的校长。为了安置这30多名学生，她提出建立一个临时救助站，将这些孩子集中看护。2014年12月19日，由姑嫂树社区出地，向绪前主办的“江汉区姑嫂树爱心花朵教育服务中心”成立。
但是，“爱心花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益中心，向绪前将爱心花朵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对此，周顺生解释，也想注册成正规的公益服务中心，但注册程序相当复杂，且“爱心花朵”并不满足注册条件。房子属于廉租房，没有房产证和土地证，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和消防验收合格证，面积也远远达不到人均3.5平方米的标准，更不用提教师办公室、幼儿活动室、医务保健室等园舍要求。
爱心花朵所在的新龙和苑小区是旧城改造的产物。自90年代起，这里就聚集了大量特困、残疾、吸毒、两劳人员。2010年10月20 日，伴随着“城中村”的综合改造工程，新龙和苑廉租房小区成立。为了方便安置和管理，政府将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聚集起来。
据2017年7月姑嫂树社区的统计，在这九千多人的大社区中，有低保家庭1800多户，残疾家庭170多户（包括精神残疾），两劳家庭70多户，吸毒家庭68户。其中，新龙和苑小区内设有社区戒毒工作指导站。武汉市强制戒毒劳改所，距离新龙和苑小区仅有1.3公里。
新龙和苑内社区戒毒工作指导站 蔡俊/摄
“我们九千多人一个大社区，没有一个公立幼儿园，没有一个公立小学。”周顺生说。在江汉区教委的档案里，距离新龙和苑最近的公立幼儿园是华苑幼儿园。两者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为2.3公里。
看到爱心花朵公益中心成立，廉租房小区的家长纷纷把孩子送来，有时社区也会送来流浪儿童。“本想着把这一批大一点的孩子送走了，问题解决了，我就出去自己找事情做。结果没想到，大的走了小的又被送进来了。”无奈之下，原计划短期内解散“爱心花朵”的向绪前，只能继续在这间123㎡的杂货铺里看管学生。
进入爱心花朵公益中心的孩子，家庭情况各有不同。
向绪前记得，10岁的李进被送来时，身高只有一米四左右，右脚靠近脚踝的位置有一道接近10厘米长的刀疤，是“在外边给人划的”。在李进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着继父离开了，生父外出务工，留下他和一个现20岁的哥哥在新龙和苑对面的废品回收站生活。
平常顶着一头假小子短发的杨欣，初看与普通孩子无异。四年前，还未完成第一声啼哭的杨欣被奶奶从厕所洞里掏出来，头都被洞口夹扁了，两斤多重、只剩下一口气。杨欣三岁时，她的爸爸在监狱里服刑，妈妈和一个陌生人从31楼跳下，奶奶将她送进爱心花朵公益中心。
更多人选择爱心花朵的原因，是支付不起私立幼儿园高昂的学费。小区门口的新龙幼儿园更为宽敞，可是“一个学期八千元，我们这种打工的，去得起吗？”
目前，在爱心花朵就读的孩子有这样几类：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庭无法负担私立幼儿园学费；有监护人，但监护人因精神疾病丧失监护能力；监护人正在服刑，或正在戒毒所接受戒毒治疗；实际有监护人，却至今无法找到监护人；患有残疾，但无法负担正规康复机构费用。
梁义属于最后一种。“你看那个梁义，脑子不太正常的，人都不认识”，当宋叔用手指向梁义时，他才会瞪大迷茫的眼睛，直勾勾地看向宋叔。其他时间里，他喜欢蹲坐在香烟柜台旁一张小凳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面前地板上一滩饼干碎屑，再用手指来回拨弄着，沾起、碾碎、再沾起、再碾碎，直到碎屑变得黑糊糊的粉末，才嘿嘿地笑出来，把粉末放进嘴里用力吸吮。
困境：人员、安全、经费
目前，除了向绪前之外，爱心花朵公益中心里仅有两位立新小学的退休老师，一个管伙食的宋叔，和一个是社区派来帮忙打杂的人员。老师只能教授基本的语数外课程，即便是这些基础课程，也只能教到认字、读写和基本运算的程度。画画、手工等兴趣类课程，多数依赖每周末志愿者去帮忙。
在爱心花朵的三十多个孩子里，除去两个“老小孩”——11岁的李进和梁义，其余都是2-6岁的学龄前儿童。
初进爱心花朵时，李进表现出各种不适应。他不愿意与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一起学习“一二三四”“ABCD”。每当上课，李进总是“像霜打的瓜，一会儿就蔫了”，有时他借口铅笔折了，愣是不写字。
“无聊，太无聊了！”这是李进在爱心花朵时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开始策划着出去流浪。
对李进而言，从家里跑出去并不难。除了一个同样沉迷于游戏、没有任何职业的哥哥，再无其他人阻碍出门流浪的计划。为了不被哥哥发现，李进将黑色连帽运动衫的帽子往头上一搭，摸出家门，径直朝杨汊湖地铁站B口旁的廉租房小区钻去，再背对着摄像头走进小区内的地下车库，失联整整4天。
监控显示李进走入地下车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爱心花朵负责人的向绪前快急疯了，“这毕竟是人家正经送过来的孩子，丢不起”。她发动各种力量搜寻李进，连负责送水的邻居阿姨，小区的物业都加入了搜寻的队伍。最终，向绪前在一个黑漆漆的地下车库里找到了李进。
李进的这次“流浪”，让本就绷紧神经的向绪前更是如履薄冰。“这里出不起事情”，向绪前说，一旦孩子出事，谁也承担不起后果。这里的孩子都没有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杂货铺里仅有的一个摄像头也不知何时被损毁。孩子被送进爱心花朵时，家长未和负责人向绪前或姑嫂树社区签订任何协议。
曾经有家长因为孩子的身体健康问题找到向老师。孩子鼻腔内有一些红肿，一名家长领着孩子找到向绪前，说孩子被爱心花朵里其他年龄较大的孩子打出血了，向爱心花朵索要医药费。
“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就是换季的时候感冒，鼻子有一点红”，向绪前说。
为了“不出事”，向绪前希望志愿者尽量举办室内活动。2017年12月，武汉大学春晖公益中心曾提议举办一次户外拓展活动，带爱心花朵的孩子在小区里玩“老鹰抓小鸡””谁是木头人”的游戏。因为“不安全”，提议遭到向绪前的拒绝。
2016年，为加强对孩子的保护，姑嫂树社区给爱心花朵配备了两名保安。在姑嫂树社区负责文教卫工作的张德霞称，社区正在与向老师磋商相关安全管理条例和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尽快制定细则上墙。
而最令向绪前苦恼的，还是爱心花朵的经费问题。虽然向绪前对前来做志愿活动的大学生和各大公益组织称“爱心花朵从来不收学生任何一分钱”，但实际情况是，爱心花朵根据学生的家庭条件，每月收三百至五百元不等的生活费，只有类似李进和杨欣这样的极特殊家庭才分文不收，不然根本无力维持。
“还有些家长不清白，一点点事想来裹金（恩施方言，意为故意碰壁生事），说我的孩子怎么早上眼睛还是好的，现在成这样了，要求去医院检查，”向绪前说，“再骗我，我就不想干了，把门关了算了。”
近年来，爱心花朵的知名度不断升高，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和社会力量加入爱心花朵志愿服务的队伍。香港小子心志愿者、爱心家长团队、武汉大学春晖公益团队、童心童爱基金、江汉区妇女联合会等都曾给爱心花朵带来大量物资帮助。然而，爱心花朵的资金仍显不足。
社区每年固定拨出三万惠民资金给爱心花朵，而一年三万的资金对爱心花朵而言是杯水车薪。向绪前没有仔细清算爱心花朵一个月的具体开支，只知道武汉市缉毒大队捐赠的三千元也“快用完了”。
周顺生表示，很多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与爱心企业捐赠的都是物资，“发给小孩，吃了几天就没了的”。类似李进这样的孩子，饿狠的时候，喝粥“像抽水机一样”。这些同样喜欢吃零食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将不足掌心大小的饼干，掰成比指甲盖略大的小块分着吃。
流浪的“野孩子”
爱心花朵只是孩子们暂时的去处，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有武汉市户口的孩子可以进入公立小学读书，外地户口的则会由江汉区教委安排。个别像李进这样没有户口的孩子，可以短暂“滞留”在爱心花朵，但如果人数过多且爱心花朵也无力承担其费用，这些孩子就会被送到江汉区的流浪儿童救助站。
过去两年里，陈春一直没有户口。她出生时，父母尚未结婚，属于非婚生子女，申请随父落户又负担不起亲子鉴定费用。上小学二年级的年龄仍“滞留”在爱心花朵。今年，社区捐资给她做亲子鉴定，陈春终于解决了户口问题，进入公立小学读书。
和陈春相比，同样没有户口的李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李进的父亲曾经告诉向绪前：“孩子只要认得男厕所女厕所就行了。”李进的哥哥今年20岁，仍然没有户口，每天就坐在屋里玩手机。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偶尔回来给兄弟二人留下生活费。
2016年，不安分、断断续续逃学的李进被送进了救助站。然而，一年之后，李进重新出现在姑嫂树社区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从救助站中跑出来的。
“你去过救助站？”
“去过。”李进回答得很干脆。
“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李进低下头，甩开手上的食品袋，憋了几分钟，扯开嗓子喊，“那里！天天！有棍子！”
逃离救助站之后，李进变成了真正的流浪儿童。大部分时间里，他会揣着空空如也的口袋，从罗家嘴公交车场站，搭乘711路公交车，坐5站抵达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旁的大润发商场。在三楼的淘气猫动漫电玩城里，他可以酣畅淋漓地杀上一整天。
李进常去的淘气猫动漫电玩城
朱润华/摄
“我在那儿可出名了，卖饺子的认识我，卖饭的都认识我”，听到“大润发商场”这几个字，李进骄傲地扬起脸，露出一口黄牙。
的确，李进在大润发商场及外面的天桥上，是一个“小名人”。711路公交车司机、电玩城服务员、鸡蛋灌饼摊老板娘和摩托车维修店老板，都或多或少说得出他的“事迹”。
“你说的是那个每天黑糊糊的小孩吧？这么大个人了，怎么不读书？”经营摩托车维修店的王新称，李进时不时在这条街上晃荡，见到吃的，抓了就跑。后来“可怜他是个小孩”，每次李进踏入店里，她还会主动给李进提供伙食，甚至有时帮李进洗一下“从来没有换过”的衣服。
在电玩城工作的杨娟每天都会给李进空矿泉水瓶。她记得，盛夏的日子里，李进推一辆超市手推车，沿路收集瓶子和纸盒子，再推到摩托车维修店隔壁的垃圾回收站，换十块八块买游戏币。晚上就在大润发商场的地下停车场睡觉。
“他还蛮聪明的感觉”，杨娟说，“医院出来的十字路口天桥上，他蹲在那里，很多人往来还给他丢一两块钱。怎么不去读书呢？”
“怎么不去读书呢？”这是他们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王新说：“上次我随口问他‘入’字怎么念，他憋半天给我说个‘人’字，都11岁的孩子了，‘入’和‘人’都分不清！”
王新他们不知道的是，11岁的李进仅在爱心花朵受过最基础的教育，而现在，这“基础的教育”也面临着如何长期存续的问题。
负责人向绪前今年五十岁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说：“还可以再干四五年，等我老了我就不做了。” 她和女儿商量，让女儿接手爱心花朵公益中心，但女儿更喜欢“干净不操心”的教育机构。
周顺生也只能让向绪前尽量先留下，提及未来，他表示“要继续做下去”，但是还没有找到可以接替向老师的人选。他也曾屡次向江汉区教育局反映“没有一个公立幼儿园，没有一个公立小学”的情况，却“什么回复都没有”。
“这不是一个短暂的事情”，周顺生还没有定形的长期计划，今年的计划是“把四万元花在爱心花朵的硬件改善方面”。
“怎么不去读书呢？”对于依旧流浪在外的李进来说，这个问题或许再也不能找到答案。
（文中李进、张莉、杨欣、梁义、王新、杨娟、陈春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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