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第7陈列室：东亚艺术，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San Diego Museum of Art）的前身为1925年创立的圣地亚哥艺廊，是由多位财力雄厚的投资者和生意人所赞助的美术协会发展而来。圣地亚哥艺廊于1950年更名为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馆内的亚洲艺术典藏始自厄勒・格兰特（Earle Grant，1890～1971）的捐赠，其在1965～1971年任职董事会主席，并于1971年将全部的财产与收藏赠予馆方。然而，直到1975年，为了庆贺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成立50周年，亚洲展厅才在威廉・汤森・史蒂文斯（William Thompson Stevens，1913～1985）馆长的主持下设立。

2011～2012年，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迎来新的领导阶层。罗姗娜・维拉斯奎兹女士（Ms. Roxana Velasquez）与时任亚洲艺术研究员的索尼娅・莉艾・金塔尼亚博士（Dr. Sonya Rhie Quintanilla），秉持着专题性与区域性的分类意识开始着手亚洲艺术展区的翻修，以东亚艺术为焦点（现在的第7与第8陈列室，图1）。

图2/ 第9陈列室：视觉展览库的立体作品，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2012年，她们另规划了两间陈列室展陈印度及南亚艺术（第9陈列室，图2）与伊斯兰艺术（第10陈列室）。副馆长阿尼妲・费尔德曼（Anita Feldman）到任后，立刻为这两间陈列室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他与时任南亚与印度艺术副研究员的玛丽卡・沙达博士（Dr. Marika Sardar）合作，将展陈南亚与伊斯兰艺术的第9与第10陈列室改头换面，转成所谓的“视觉展览库”（Visual Vaults，图3），着重呈现日本浮世绘版画、印度莫卧儿手抄本、青花瓷、高丽青瓷与日本根付（译按：精雕而成的和服挂坠）等。

图3/ 视觉展览库的中国鼻烟壶与日本根付，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此外，馆方创设了一间用以展示伊朗艺术（波斯艺术）的新陈列室（13N陈列室），并扩建专门展陈南亚艺术的陈列室（12N陈列室），展品分别借展自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印度教与耆那教造像）与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近东艺术）。前述的四间展室与陈设，皆在副馆长阿尼妲・费尔德曼的领导下，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在笔者就任馆方东亚艺术副研究员并转任亚洲艺术副研究员之后完成。

虽然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典藏历史不足50年（1975～2017），然而，其包含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与伊朗的作品，是馆方最主要的典藏，并且展出了其中的7％至10％。前述的革新意在与观众分享馆方亚洲艺术典藏的生命力与多元性。笔者接下来会分别依照文化与数量，将这批泛亚洲典藏划分为数个单元。综合而言，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与捐赠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亚洲艺术方面，对于馆方如何获得与建立其收藏十分重要。

图4/ 第7陈列室：中国响堂山石窟佛教造像，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中国艺术典藏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为北齐时期响堂山石窟的佛教造像，曾于2010～2011年由芝加哥大学斯马特艺术博物馆（Smart Museum of Art）与亚瑟・M.沙可乐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策划的巡回展中亮相。（注1）这些造像自2012年起便陈设于展出佛教艺术的第7陈列室（图4）。诸如商代青铜器、周代与汉代玉器以及唐三彩等古文物，也都陈列于常设展厅。

馆藏中国绘画主要来自埃弗里特・庄来德大使（Everett F. Drumright，1906～1993）夫妇的捐赠。庄来德曾于1950年代后期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退休之后与夫人定居在圣地亚哥郡，并参与1948年于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创立的互助团体：亚洲艺术理事会（Asian Arts Council）。

庄来德大使捐赠了一件内装逾20幅的绘画名家集锦册页，包含多位从中国大陆移民的书画家的作品，如溥儒（1896～1963）与傅狷夫（1910～2007）。这本册页提供了深具意义的脉络，即在中国的动乱年代里，中国政府与美国的政治关系。

另一件庄来德大使捐赠的书法名家集锦册页，包含胡适（1891～1962）与蒋经国（1910～1988）书迹。庄来德大使亦将一对由书法名家于右任（1879～1964）所书的对联赠予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除此之外，多件20世纪重要艺术家与当代著名艺术家，如赵无极（1920～2013）、刘国松（1932～）、蔡国强（1957～）与刘丹（1953～）的作品，亦为馆方的中国艺术典藏增重。（注2）

图5/ 歌川国芳（1798～1861），《夏日午后的阵雨〈暑中的夕立〉》，约1849～1851年，木版画，日本，爱丽丝・克劳伯女士（Ms. Alice Klauber）捐赠，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

日本艺术常设展区着重于立体的装饰艺术，例如花瓶、牙雕，以及包含神道教与佛教可携式神坛的宗教文物。其中一些佛教净土宗造像，来自19、20世纪之交圣地亚哥当地最负盛名的慈善家之一。

圣地亚哥是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与面向亚洲的主要港口，许多海军将士与他们的家人居住于此，当中有不少将士曾派驻日本，历经当地文化洗礼，可能因而促使他们收藏日本艺术。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日本艺术典藏，即是他们热切收藏的成果，并且多得自20世纪中期的日本。这也是为何江户时期浮世绘版画及20世纪中期新版画，成为馆方日本艺术典藏强项的原因，在过去数年陆续促成了不少日本版画特展。

最近开放的“视觉展览库”则展出了喜多川歌麿、歌川国芳（图5）与川濑巴水的版画作品，呈现浮世绘木版画更多的面貌。（注3）2017年，20世纪日本版画展——“现代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的版画”由馆方收藏组成，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尝试让更多馆藏公诸于世。

图6/《愤怒的大象》，印度莫卧儿绘画，约1600年，纸本设色，埃德温・宾尼三世收藏，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

在此方面闻名遐迩的馆藏为埃德温・宾尼三世的印度（莫卧儿与德干）抄本及绘画收藏。（注4）这批藏品由埃德温・宾尼三世（Edwin Binney 3rd，1925～1986）于1990年遗赠的1400件作品所组成（图6），多件作品曾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巡回展中展出，其亦为印度本土以外规模最大的单一收藏。新扩建的南亚艺术陈列室规划了一个展区陈列这批印度抄本典藏，并且展出雕像与其他立体作品。

图7/ 菩萨立像，巴基斯坦公元3世纪，石质，亚洲艺术委员会，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

雕像展区的明星展件为菩萨立像和吉祥天女。菩萨立像（图7）为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结实的身形、披挂长袍（draperies）与相对平衡的站姿（contrapposto），皆展现出受罗马影响的痕迹。这些特色显露出希腊罗马对于人体形态的理解，以及印度河流域受到西方传来的希腊罗马风格的影响。吉祥天女是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妻子，这件作品展现出典型的注辇王朝风格。注辇王朝于公元10～13世纪间统治南印，并以印度教为信仰。注辇王朝的印度教神祇之青铜造像，以柔和而富于官能性的女性造像及雌雄同体的男性造像闻名于世。这尊象征财富、丰饶与许多其他特质的女神像，呈现了注辇青铜造像的精美与特色。

图8/ 青瓷，韩国高丽王朝14世纪，弗朗西斯・E.吉列上校与夫人捐赠，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

这间韩国艺术陈列室设立于2012年，主要展示青瓷（图8）、青铜佛教造像、漆箱以及各式杂项，年代跨度为公元9世纪统一新罗时期至朝鲜时代的20世纪早期。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年代最早的韩国陶瓷是一件炻器盖碗，很可能出自公元8～9世纪的统一新罗时期。

虽受唐代的影响，新罗陶器仍保留自身不同于唐三彩的独特技术与特质。新罗灰釉炻器以划花和印花为饰，再施挂以自然灰制成的釉。盖面上的重复纹样，显示其是在素坯完全干燥与入窑烧造之前压印而成。一件高丽青瓷执壶以釉下镶嵌纹龙纹与花草纹样为饰，是馆藏中十分特殊的作品。由于其创新的技术与独特的造型之美，高丽青瓷几乎可以说是韩国艺术中最为著名的一种。龙纹虽在东亚艺术中普遍带有吉祥意涵，然而在此很可能与高丽国王有特定的联系。

《金刚山十景》作于19世纪朝鲜王朝，是一件署名“喜帆”的十曲屏风画，每一曲上的题诗皆呼应画中地貌与山水。画题推测为金刚山（注5），该地自古即以风景优美闻名，在韩国艺术中时常作为各种形式艺术作品的主题。金刚山自古与韩国佛教、道教及萨满信仰相关，显示出其在韩国的重要性。此画题源自韩国17世纪末盛行的“真景”山水画传统，对于韩国山水画的艺术史研究极具意义。

朝鲜时代的宫廷画家郑鄯（1676～1759）是将金刚山作为韩国山水题材的第一人（注6），将亲身游历过的韩国风貌以实景入画。他的“写实”手法影响后代画家，即让他们省思韩国本地的山水与日常生活，以他们对“真景”的诠释入画。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屏风画的作者，继承了中国文人画的传统，然而其游历金刚山的概念很可能是受到郑鄯的启发。（注7）

图9/ 陶瓷碗，中亚（伊朗）呼罗珊公元10世纪，埃德温・宾尼三世捐赠，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

伊朗陈列室的设立是为了响应圣地亚哥郡内广大伊朗社群的需求。陈列室中的重要作品，年代介于后萨珊帝国（Post-Sassanian Empire，224～651）时期与卡扎尔王朝（The Qajar Dynasty，1785～1925）之间。搭配借展自洛杉矶郡立美术馆的作品，总体而言依照时代顺序提供了各帝国与各文明的样貌。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主要为来自16世纪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的立体作品，且以陶瓷为主，如书法、几何式的纹样及设计，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艺术风格。这些陶器的制作目的大多数是为了世俗性的功能。馆藏尚包含一些19世纪的《古兰经》和宗教经典，未来亦将展出。陈列室中数件引人注目的文物，诸如饰有《古兰经》经文的镜台、盛肉盘与壁砖，特别展现了波斯生活的奢华、丰饶与欢乐。（图9、10）

图10/《宫廷歌舞与盛宴》，伊朗卡扎尔王朝约1920年，陶砖，亚洲艺术委员会与欧文・史奈德，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

从研究员的角度而言，对于亚洲艺术部门的期许与愿景有许多方面。典藏、保存与征集是身为研究员的基本责任与未来规划中的主要目标。达成前述三项的第一步是调查与评估每一项典藏，这需要时间、精力、经费与专业的投注。一名研究员同时负责数个文化板块虽然不甚理想，但已成为常态，特别是在亚洲艺术领域。然而，评估亚洲艺术范畴内的每一项典藏都是必须的。

调查与评估每一项典藏，能将其强处与差距分析清楚，同时能识别出需注销的潜在作品。2017年，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已着手评估中国与日本绘画。一旦做出识别，研究员便可以重新思考如何加强现有的典藏，以及聚焦于如何建构未来的收藏。此外，这项程序有助于研究员从馆藏出发来筹划常设展与特展。这些评估也时常提供馆员重新检视文物的机会，确认是否需要保存修复。文物修护实验室能提供必要的保存修复措施，以延续文物的寿命。此外，为了展览需求，文物也必须维持在稳定的状态。

由于馆方没有修护实验室，对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而言，保存修护计划是重要的挑战，并且需仰赖巴尔博亚艺术修护中心（Balboa Art Conservation Center）的协助。该中心为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与巴尔博亚公园的其他博物馆，提供纸质文物与油画的修护服务。然而，巴尔博亚艺术修护中心并未提供亚洲绢本绘画的修护与装裱，因此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必须将相关画作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合作修复室，为此花费许多时间、经费与精力，且这些工作需大量倚靠外部赞助。

眼前虽有许多任务与挑战，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仍有望通过一些基金会和组织机构的协助，强化其亚洲艺术收藏与未来计划。韩国基金会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亦对海外博物馆投注大量心力与资源，以推广韩国艺术。包含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员，皆曾得益于这两所机构所举办的研讨会及提供的奖助金，以学习韩国艺术。

除了内部的逐步积累，另一项重要的愿景是拓展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国际能见度。馆长罗姗娜・维拉斯奎兹积极参与中美博物馆高峰会，该会为美国的艺术博物馆提供了与中国博物馆合作的机会。在馆长维拉斯奎兹的热切努力下，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也获得墨西哥与西班牙的肯定。

今天，美国艺术博物馆研究员的角色已被重新定义，且扩增多重责任，涵盖培养潜在的收藏家，参与教育课程、募款、科技与社群媒体等；研究员已不再像过去一样，仅需专注于现有的馆藏。19世纪时由大英帝国所建立的最古老的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目的是提供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很显然是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产物，而如此影响在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博物馆仍十分显著。基于此概念，研究员仅被定义为“研究、保存与展览文物”的管理者。以笔者为例，负责管理约8000件亚洲艺术品，占了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典藏的45％。光是想象这些数字已令人却步，更不用提研究这整批典藏所需耗费的时间与心力。尽管如此，推广亚洲艺术确实是笔者职责所在，不仅是因为身为研究员与教育者，也由于诸如韩国与伊朗等国家，在历史上与当代文化风景上已生出重大的影响力。

文∣周永昭，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策展人

译∣林容伊，台北故宫南院处助理研究员

图∣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注释：

注1：笔者目前正在筹备由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绘画、书法与版画组成的展览，预定于2020年夏季展出

注2："Echoes of the Past: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Xiangtangshan"，Smart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2010

注3：Diana Y. Chou，"Modern Japan:Prints from the Taisho（1912-1926）and Beyond" brochure，The San Diego Museum of Art，2017

注4：多年来已数度举办展览及出版图录。B. N. Goswamy and Caron Smith， Domains of Wonder:Selected Masterworks of Indian Painting ，CA:San Diego Museum of Art，2005; Sonya Rhie Quintanilla，"Visiones de la India"，San Diego Museum of Art and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hropologia e Hisoria，2013；"Epic Tales from Ancient India:Paintings from the San Diego Museum of Art"，San Diego Museum of Art，2016

注5：该画的识别研究由故高以理博士完成，2005年时任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助理

注6：1734年所作的《金刚山图》是郑鄯的重要作品之一，收藏于韩国湖岩美术馆

注7：其他可供比对的作品包括《金刚山》十曲屏风，见The Collection of Korean Folk Paintings ，Kyonggi University Museum，2000；涧松美术馆藏郑鄯《枫岳内山总览图》轴，水墨设色，绢本；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藏金昌业（1658～1721）《金刚山明镜台》；美国纽瓦克博物馆藏《金刚山十二曲屏风》（Korean:Highlights of the Newark Museum's Collectio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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