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_文彭，《致楚东判郡札》，瞿中溶藏

古代书画中作伪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在信札中，作伪尤其难以甄别。信札大多是作者随兴书写的作品，用纸、笔墨、书写环境、作者的身心状况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些偶然因素很有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到作品的状况。

因此，一个向来讲究笔墨精良的作者，他的书法作品如果纸墨粗劣，就很值得怀疑，而如果是信札，却可能只是旅途中寻觅不到称手的纸张书具；一个一贯一丝不苟的作者，他的书法作品如果意思懈怠，时有错漏，就很值得怀疑，而如果是信札，却可能只是身体不适或者时间促迫。

这些都为信札中的辨伪增加了难度。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信札中涉及的都是切身的人与事，虽然琐细却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如果将这些信息与可信的史料相互参考，再结合作者的艺术风格加以分析，便是辨别真伪的有力佐证。

就笔者关注的明代吴门书画家的信札来看，由于作者多是艺坛兼文坛的翘楚，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后世，有的甚至在当世就寸缣片楮为人所争宝，因此他们的信札被作伪的情况比较多。

大体而论，这些作伪有三种情况：第一，双胞，即完全照着真迹分毫不差地作伪。第二，仿作，以一件真迹为底本，内容上或书体上略加改变，而成为另一件作品。第三，完全没有底本的作伪。当然，这些作伪都有高下之分，有的发现了真迹才觉察出是伪作，有的则不需要寻找底本就可判定为伪作。

以下是笔者整理上海博物馆（以下称上博）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信札中两例较为典型的伪作。

上博藏有两通完全相同的文彭写致楚东郡判的小笺。内容十分简单，其实就是一张简易的礼单：

南枣一包、杭鹅一只，聊将芹献，尠渎皇恐。友弟文彭顿首。楚东判郡大人执事。

两通信札分别收藏在两本不同的明人手札册页中，其中一本几乎每一开都钤有清人瞿中溶的藏印，应是他搜罗汇集的（图1，下文称瞿本），另一本则绝大多数都钤有沈尹默的藏印，应为沈氏所集（图2，下文称沈本）。在本幅上，瞿本无钤印，沈本有清末胡堪“自怡斋主人胡氏德舆鉴藏”印及沈尹默“竹溪沈氏”印章。

图2_文彭，《致楚东判郡札》，沈尹默藏

信札的受信人是“楚东判郡”，判郡指州府通判的官职，其人当是时任湖州府通判的汤世贤。据《湖州府志》，汤世贤于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在湖州任职（注1），与文徵明也有交往（注2）。札中既称其“判郡”，当作于其在湖州任上之时，亦即文彭48至50岁的时候。

两通信札都是五行29字，每行字数也一样。沈本在两张纸上，不知原本如此，还是裱褙时拆开。瞿本在同一纸上，可以看出前三行信的内容与后两行落款提称之间有原纸的折痕，这在许多信札中是常见现象，是当时信纸折叠的痕迹。

两札对比，可以发现，瞿本为真迹，沈本是仿照瞿本临写的伪作。

首先，瞿本的结字紧实（图3-1），而沈本的有些字，例如第三行的“尠渎皇恐”四字，字形外扩，显得缺少控制，尤其是后三个字，原本竖长的字形拉扁了许多，这是因为摹写的时候只注意点画轻重而忽略了整体字形的缘故（图3-2）。

其次，瞿本的点画老练自然，而沈本的笔画油滑做作，尤其是粗细的变化显得夸张而突兀。例如第二行第一个“聊”字，“耳”字旁最后一笔上勾提笔，瞿本顿笔上挑，自然有力（图4-1）。沈本一勾之后，没有过渡，笔画突然变细，迁延到下一笔，显得十分勉强（图4-2）。

又如落款“文彭”的“彭”字（图5-1、图5-2）、最后“执事”两字，笔画的粗细变化都显得怯弱而牵强。

尤其明显的是“顿首”的最后一笔，瞿本苍劲有力，有一波三折的丰富感（图6-1）；而沈本不仅整个字形已变成扁平，最后一竖笔更是浮滑轻佻，毫无骨力（图6-2）。

图7_沈本，第四行的“弟”字有描摹痕迹

最后，沈本的有些字有描摹的痕迹。比较明显的是第四行的“弟”字（图7），最后的撇笔出现了两个尖头，这显然并非毛笔笔锋开叉，而是摹写时一笔不成再补一笔的痕迹。

当然，信札辨伪的难处在于，因为其书写的随意性，不能以作者书法作品所达到的质量来要求他的信札，有时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熟悉作者的书体书风是最为关键的辨伪手段，尽可能收集详尽的资料与作品也是重要的方法。

信札中的作伪，由于客观原因，本来就比较难以辨别，如果伪造者技法高超，就更增加了难度。

图8_文徵明，《致东浦先生札》，上海博物馆藏

上博藏有一通文徵明致东浦先生的信札（图8），内容如下：

华诞称祝，徵明以事稽，不获厕捧觞之后，殊用缺然。张宅姻事如命，今来妪往觇，已得其详。妪归能自达也。但张公拟在八月尽起程，事须趱前，所喻行礼一节，丰俭适宜可也。料彼儒家，必不苦苦论财。罗公官带闲住，代者蜀人王一言。又闻府公有为民之事，已有见邸报者，想亦非妄。杨子器、林廷㭿、杨廷议、刘武臣俱改侍讲学士，并乞知之。文徵明顿首拜上。东浦先生侍史。左玉。

此札纸本，作行草书，字体字形都是比较典型的文徵明风格，用笔转承起伏亦比较精到，没有什么不自然或者令人产生疑问的地方。

然而，笔者偶然翻阅到北京故宫藏的一本《文徵明致吴愈十札》册，收集了十通文氏写给岳父吴愈的信札，其中有一通，竟然与上博《致东浦札》几乎一样（图9），内容如下（两札不同之处用红字标出）：

华诞称祝，壁以事稽，不获厕捧觞之后，殊用缺然。袁宅姻事如命，今来妪往觇，已得其详。妪归能自达也。但袁公拟在八月尽起程，事须趱前，所喻行礼一节，丰俭适宜可也。料彼儒素之家，必不苦苦论财也。罗公官带闲住，代者蜀人王一言。又闻府公有为民之事，已有见邸报者，想亦非妄。杨子器、林廷㭿、杨廷仪、刘武臣俱改侍讲学士，并乞知之。七月廿九日壁顿首拜上。外舅大人先生侍次。

这通信札用蓝色笺纸，楷书，上款“外舅大人”即吴愈，落款、自称都是“壁”，文徵明42岁之后以字行，因此此札当作于此之前。通篇楷书， 41 35392 41 14746 0 0 3374 0 0:00:10 0:00:04 0:00:06 3374不见得是文氏最精彩的作品，但也已称得上面目典型，不失水平。这两通信札收信人不同，字体不同，写作时间不同，但其内容除了涉及的一桩姻事人家一姓张、一姓袁之外，其余相关的琐事，竟然完全一样，显然不可能，其中必有一伪。

既然在书法上都比较符合文徵明的面貌，没有什么大的破绽，那么只能从内容上来进行考释，看看哪一通信札更接近真实。

上博《致东浦札》（以下称上博本）上有“雪泉”朱文长方小印，当是一清代藏家之印。

图10_《文徵明致吴愈十札》册，其中一通，北京故宫藏。“归氏”朱文半印

图11_《文徵明致吴愈十札》册，其中一通，北京故宫藏。“浑噩”朱文半印

故宫《致吴愈札》（以下称故宫本）上有“归氏”朱文半印（图10），此册十通信札，每通皆有此半印，其中一通有此印的另一半“浑噩”（图11），因知皆为归浑噩所藏。归浑噩是比文徵明稍晚的苏州鉴藏家，文氏的书画都有收藏。

图12_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上海博物馆藏。钤“古吴归氏鉴赏图书”和“归氏浑噩”两方藏印

上博藏有文徵明著名的小青绿山水《石湖清胜图》卷，是文氏为晚辈友人张凤翼所画，图上钤有“古吴归氏鉴赏图书”和“归氏浑噩”两方藏印（图12），后者与故宫本上的一致。据图后张凤翼的题跋，归浑噩是张氏的好友，从他手中购藏了《石湖清胜图》卷（注3，图13）。文徵明的作品上有同时代的归氏藏印，应是比较可靠的。

图13_文徵明，《石湖清胜图》卷，局部，张凤翼题跋，上海博物馆藏

整篇信札的文字，除了人名、时间，只有两处不同，即札中一句议论，上博本为“料彼儒家，必不苦苦论财”，故宫本作“料彼儒素之家，必不苦苦论财也”。“也”为语气词，有无皆可。“儒家”和“儒素之家”却含义不同，前者指称一个学派，后者则指读书的人家，意即书香门第。从上下文来看，显然是后者更为妥当。

信札起首说到祝寿之事，因文徵明有事羁绊，不能在收信人寿诞之日到场祝贺，因此表示歉意。上博本收信人“东浦”待考，尚不知何人，因此无可考察。故宫本是为吴愈祝寿，据文徵明为其所写墓志铭，吴愈出生于“八月一日”，此札末尾所署日期是“七月廿九日”，提前两日向岳父致歉不能为其祝寿，在情理之中。吴愈生辰前两日才写信告知，两人应相距不远，所以应是吴愈弘治十七年（1504）致仕回到昆山之后（注4），此时距吴愈嘉靖五年（1526）逝世还有12年的时间。文徵明在正德六年（1511）42岁时更字徵仲，此后书画落款不再用“壁”字，而这两封信札一署“壁”，一署“徵明”，若能判断其写于正德六年之前或之后，则是断其真伪的一个有力依据。

信中提及“蜀人王一言”，王一言字行之，四川内江人，成化辛丑（1481）进士，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卒于右佥都御史任上（注5）。因此，信札肯定写于正德三年之前，亦即文徵明正德六年更字之前，此时他应自称“壁”，而非“徵明”。上博本署名自称皆为“徵明”，真伪已可明了。

如上推断，此信当写于吴愈致仕回乡之后（1504）至王一言去世之前（1508）这段时间内，那么，是否能确定一个精确的年份呢？

首先，此信不会写于1508年，因为这一年文徵明亲赴昆山为吴愈贺寿，并有诗为记（注6）。札中又有“罗公官带闲住，代者蜀人王一言”之语。“官带闲住”是对为官不利者的一种处置方法，即免去现任职务，但保留官员身份，以回里自省。明代考满法规定，为官疲软、不谨者免职，官带闲住。可见，文徵明写信前不久，发生了“罗公”被免职，其职位由“王一言”继任这样一件事，而这个“罗公”可能与吴愈是旧识，因此文徵明在信中特意将此事告诉岳父。检查史料，王一言于1504年任浙江按察使，1508年卒于右佥都御史任，之间没有其他讯息（注7）。王一言1504年七月升任浙江按察使，接替的是李延寿的职务（注8），并非罗姓官员，因此文氏信札并非写于此年。之后，王一言留在史料中的讯息就是1508年卒于右佥御史巡抚宁夏的任上，史籍没有记载他何时升任的右佥都御史，只记录了邵宝在1505年八月升为浙江按察使，因此王一言按察使的职务此时卸任，很有可能也是在此后不久升任右佥都御史。遗憾的是，无法查出他替代的“罗公”，由此也无法考知其任职的具体时间，只能将时间范围缩小至1505年八月之后至1508年之前。

王一言之后，文徵明又提到“又闻府公有为民之事，已有见邸报者，想亦非妄”。“府公”泛指州、府的长官，明代一般指的是知府。此处言中之意，似是谓知府做了一件对民众有益的事情。翻检文徵明的文集，其中有《林府公平寇诗〈世远〉》，又有《靖海元功〈都宪艾公〉》及《平海伟绩〈侍御曾公〉》两诗，写的是同一件事，即正德元年（1506）都御史艾璞、巡按御史曾大有及苏州知府林世远平定崇明海寇的事。文徵明还写有《靖海颂言叙》（注9），详细记述了始末，祝允明也作有《邦侯晏海颂》（注10）诗称誉其事。弘治年间崇明海寇施天常十分猖獗，民不胜扰，官府诏命征讨，崇明邑属苏州府，知府林世远也参与其事。此次寇乱影响广大，《明武宗实录》中也有记载（注11）。民生得以安抚，参与平乱的官员亦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注12）。然而苏州知府林世远因事发在其辖地，以“防御欠周”为人弹劾，险些被问罪，最终因“抚剿多方，劳于干济”，功过相抵，未被问责（注13）。文徵明所说府公见于邸报的为民之事，很有可能便是指这个事件。海寇之事彻底平息是在正德元年九月，因此，文徵明此札书写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1506年九月至1508年之前。

在信札的最后，文徵明又提到了杨子器、林廷㭿、杨廷仪、刘武臣四人改任侍讲学士的信息，而查四人的履历，并无明确显示曾任此官。这就需要了解一下明代侍讲学士官职的情况。

明代的侍讲学士隶属翰林院，与侍读学士一样，是仅次于翰林院学士的从五品官职。原本侍讲学士的官职是负责为皇帝讲读书史，解释经义，以备顾问。但在明代，如果没有加经筵官的头衔，并不实际担任讲经的职责。侍讲学士通常会升迁至詹事府，再升就是礼部侍郎、尚书，而在成化之后，侍讲学士不限于礼部，往往由六部侍郎兼任。虽然属于翰林院职官，但是翰林官转就外官在明代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据明人黄佐的《翰林记》记载，学士陶安出为江西参政、编修张凤擢广西参政、侍讲学士李羽为浙江右布政使、侍讲陈文亦为云南右布政使、学士张丙出为镇江同知……而在明代中后期，翰林学士的外转与兼职的情况就更多了。因此，虽然许多人的履历可能并不提及，然而只要担任过六部侍郎或者布政使、按察使，甚至参政、参议、知府、同知，或品级相当的官职，都有可能授过或者兼领侍讲学士之职。当然，外转有升迁、平调和贬谪的区别，这就要视其前后官职的品级以及具体情况而言了。

文徵明提及的四人：杨子器，字名父，号柳塘，慈溪人，成化丁未（1487）进士，正德元年（1506）为吏部主事（从六品），正德四年（1509）之前为吏部郎中（正四品，注14）；林廷㭿，“廷”字应为“庭”，两封信札皆作“廷”，字利瞻，闽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兵部主事，正德三年（1508）之前为兵部郎中（注15）。杨廷仪，上博本作“议”，故宫本作“仪”，查考之下应为“仪”，杨廷和弟，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正德五年（1510）之前为吏部郎中（注16）。刘武臣，弘治六年（1493）进士，正德二年（1507）为贵州镇远府知府（从四品）。虽然没有查考到四人授予侍讲学士的明确史料，但从官职的授予惯例以及品级相当的角度来看，这四个人大致在1507年的时候最有可能已经同时获得了侍讲学士的头衔，而这也符合之前推论的平定海寇之事见于邸报的时间。因此，这封信札最有可能是文徵明在正德二年（1507）38岁时所写。

综上所述，上博本和故宫本这两通大同小异的文徵明信札，故宫本楷书，写致岳父吴愈，书法上没有破绽，内容上接近史实，又有基本同时代的人之题跋与收藏印，应为真迹。上博本草书，写致东浦先生，书法上虽无大的破绽，但内容与史实有或大或小的出入，应为高手根据故宫本内容，用不同字体仿写的伪本。

文徵明是明代最著名的书画家之一，其书画作品的作伪在当时就不在少数，后世的伪本更是层出不穷。上博本这通信札的意义在于，为文徵明信札的鉴定树立了一个高水平伪作的标杆，即书写到这种程度的信札作品也有可能是伪本。

信札在书法当中自成一个门类，它当时存在的实用意义远大于艺术功能，它的书写远较严格意义上的书法作品随意，最后的风貌受到书写材质、书写环境、作者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等因素的巨大影响。因此，一位书家的书法作品与他的信札可能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信札鉴定的特殊性就在于，写得不好或风格不典型不一定是假，而写得好或风格典型不一定是真。内容的考证与风格的辨析同样重要。

文・图∣孙丹妍，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读天下》9月刊

注释

注1：（清）宗源瀚，《湖州府志》：“汤世贤，字右卿，号楚东，江阴人。嘉靖二十四年以官生惟湖州通判。性勤敏……居三年，以督储卒于京。”

注2：文徵明，《文氏五家集》卷六《汤右卿寄十月菊》：“奕奕秋光照眼新，扁舟来自楚江滨。多君珍重黄金赠，老我衰迟白髪新。应是晚香同臭味，故教寒艶发清真。谁言已落重阳后，十月江南正小春。”

注3：张凤翼跋：“……予既老而传以授宿儿，宿儿珍若拱璧。乙巳之冬，就试玉山，其母以岁计出而鬻之，浑噩归君捐金购得，予谓楚弓楚得，在彼犹在此也。况属之赏鉴家乎？儿归当有以解之，不令眷眷也。”

注4：文徵明，《甫田集》卷三十《明故嘉议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吴公墓志铭》：“……公生正统癸亥八月一日，……癸亥进河南右叅政，明年甲子致仕。”

注5：《明实录・武宗实录》卷四十四：“（正德三年）右佥都御史王一言卒。一言字行之，成都内江县人，成化辛丑进士，授监察御史，升云南按察司副使，整饬兵备。再转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偶渡河坠冰，众掖出之。以此致疾，卒于官。”

注6：文徵明，《文氏五家集》卷六《席上题扇景寿外舅大参吴公》：“解组归来岁五更，天教闲散养修龄。东华风浪今无梦，南极休征已见星。阅世尽容醒眼白，倚楼自爱晚山青。扁舟或献南飞曲，慿仗东坡醉里听。”诗中谓吴愈致仕已五年，按其1504年致仕，1508年正五年。

注7：《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二百十四：“（弘治十七年七月，1504）丁酉升云南按察司副使王一言为浙江按察使。”

注8：《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二百十三：“（弘治十七年六月，1504）升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李延寿为陕西布政司右布政使。”

注9：文徵明，《甫田集》卷十六

注10：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十二

注11：《明实录・武宗实录》卷十四、十七

注12：《常熟县志》卷四：“弘治中，海寇窃发，都御史艾璞，巡按御史曾大有，御史张昊，郡守林世远，邑令杨子器有惠爱。邑人立生祠祀之。”

注13：《明实录・武宗实录》卷十七：“巡抚苏松等处都御史艾璞等奏，拟贼犯施天常等九十六人应死，……因劾太仓卫都指挥等官陈翱等四十七人堤备不严，苏州府知府林世远防御欠周，俱宜逮问。又谓世远抚剿多方，劳于干济，似可原宥。下都察院会刑部大理寺议请抚按官会审，录郎中如原拟覆讯并逮翱等问。上是之而宥世远。”

注14：《明实录・武宗实录》卷十五：“（正德元年七月）户部议覆吏部主事杨子器所奏……”卷五十四：“（正德四年九月）……验封郎中杨子器以为言……辛亥升吏部郎中杨子器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

注15：雷礼辑，《国朝列卿纪》卷六十二

注16：《明实录・武宗实录》卷六十：“（正德五年）升吏部郎中杨廷仪为太仆寺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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