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悦来 | 我希望每个人的精神和灵魂都能在其中自由驰骋

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在家种一些可食用的植物，有水培的，也有土栽的，平时的“消费者”现在正在变成“生产者”。有人说，你们搞的花园，不就是在里面种点菜，然后美其名曰“可食地景”，有什么价值呢？事实上这次我们的社区花园真的帮助到了不少人。我住的楼下就有一个，叫“苔藓花园”，是我们几位邻居们一起共建的，这次疫情期间成为了我们小区的网红打卡点：每次核酸检测时很多居民都会不由自主的在花朵前拍照留念。居民趁着做核酸的空档顺便去花园里取一些土，落叶覆盖的土里面有蚯蚓，拿回家种小葱肯定长得好。我们SEEDING超级行动者张永梅老师在院子里养鹌鹑，这次意外地实现了“鹌鹑蛋自由”。很多人以前会认为自己在地里种菜是一种很“土”的行为，可是当他的生活到了只需要满足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种菜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

不是说我们要倡导大家回归到原始的生存状态，而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去学习这种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尤其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不仅仅是疫情，未来我们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灾难，今天是病毒，明天可能是洪水和地震。这些问题，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所要特别去关注和探讨的。社区花园也是一样，它通过鼓励人的主体性去增强我们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四叶草堂全称是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是经过民政部门注册的一家正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中国叫社会组织，对标国际相当于NGO或者NPO，因为它是非盈利的、非政府的组织。四叶草堂最早缘起于2010上海世博会那年，我跟我们的联合发起人之一范浩阳先生，我们一起成立了以“广泛关注、小微改善”为使命的景观设计事务所“泛境Pandscape”。大家当时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我们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已经差不多了，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们觉得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可以让普通的大众直接参与的一种空间的生产。

四叶草堂的正式成立是在2014年，魏闽老师成为了我们的第三个合伙人，她和范浩阳都是一级注册建筑师，我是研究景观，也做一些城市规划。当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不少小微空间的项目，我们希望做出更多可以作为“实践样板”的案例，证明由公众广泛参与的社区项目也可以在城市中发挥巨大的价值。

2014年10月，我们在上海的世博轴上开展了“田间课堂”的教育活动，并由此建立了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上海社区花园——“火车菜园”。同一时期我们还在世纪公园建造了“都市菜园”，这也是我们在上海的大公园中营造的第一个“可食地景花园”。

在火车菜园，可以通过认养一米菜园、志愿参与、学习培训等参与种植相关的学习，成为一名都市农夫，享受每一刻的园艺时光。更重要的是，四叶草堂团队从照顾土地的本心出发，在这里严格执行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的种植原则，完全使用自制堆肥、酵素、枯枝落叶等进行高标准的生态种植，能够保证出产健康食物的同时，最大化减少对土壤、水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2015年的“创智农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由瑞安创智天地支持建设。它是一个由垃圾堆积场改造而来的24小时可进入的花园，也是上海第一个位于开放街区中的枢纽型社区花园。如果说火车菜园是花园1.0的话，创智农园就到了一个2.0的阶段。

2016年我们建成了23个社区花园。由于当时团队只有20个人左右，每年能做的数量有限，所以从2017年之后我们更加注重进行对外培训。我们首先支持了成都的社区花园建设，后来用一年的时间支持上海一个街道做了285个居民共建的迷你社区花园，这些都是居民自己完成的，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此后四叶草堂的花园网络不断壮大，2018年增加了300个左右，到2021年已经建成900多个迷你社区花园。

现在四叶草堂的团队已经扩展到50人，上海35人，南宁15人。上海总部的团队目前分为三个组，设计组由魏老师直接分管，内容涉及景观设计、建筑设计、规划设计、产品设计和视觉设计等等。这个小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参与式设计，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设计师直接做设计，而是从一开始就能够和最终的使用者结对，鼓励当地居民的直接参与。第二个小组是研发组，由我直接负责，主要做一些先锋型的实验，包括学术上的探索、系统机制的深度实验和社区花园网络的协同等。第三个小组是范老师负责的运维组，主要面向活动组织，也包括对未来的To C产品的研发。

概括来说，四叶草堂是以参与式社区花园为抓手，将公众参与和城市更新相结合，推动上海社区花园网络的建立，探索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我们其实倡导的是一种自律。社区花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正是一个24小时x 365天活跃的社会治理的阵地，同时也是公民接受公共教育的场所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载体。我们希望从设计的角度去发现和发挥公共空间在社会公益和公共治理中的价值，同时让这些空间可以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自然和自由的状态，而不是一种被强加和被标榜的状态。

社区花园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创智农园属于枢纽型的花园，它的功能是非常复合的，通常它会有企业、政府或社会组织去做组织化的建设。第二类是更为常见的位于居住小区当中的花园，规模大概在两百平左右，这些花园往往是由居委会和社区来主导的，我们在上海建造的80%的花园属于这种类型，它是社会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此类花园通常会有社区的志愿者团队（一般叫花友会、绿植队等等）和社区以及设计团队进行交流，方案出来之后一般也是由这些志愿者共同参与建设，除了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比如水泥浇灌和构筑物搭建，我们会请专业施工队来帮忙解决，大部分的种植都是由居民自己直接完成。

到2040年建成2040个社区花园，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们的团队“累死累活”一年也就能做30个花园，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每年增加的花园数量远远超过30个，靠的就是居民参与的力量。

每个花园的建造周期在一个月左右，具体的建造时间不固定，比如工作日的时候会歇一歇，或者遇到雨季工期就会拉长一点。我们可以同时进行好几个项目，平常居民也会自己做，我们不一定每时每刻都要在场。

我们是在努力做到像朴门永续花园这样“自然有序”的设计，这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首先大家需要懂得欣赏自然之美，然后就是让自然做功。在种植之后，除了会对个别入侵的植物进行管控之外，我们会尽可能地让这些植物以一种完全自由的方式成长。通常我们会找到适合这块土地的植物，比如像沙棘，它就可以在比较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能够懂得去欣赏从一块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哪怕一开始它是有点稚嫩的、凌乱的，但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我们碰到的困难其实是层出不穷的，早期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毫无意义，而且是一种老土的做法。实际建造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人认为你是在破坏小区现有的标准和规则，因此提出反对和质疑，所以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价值观念上的困难。

有些人只是要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它对公共服务不满意的时候，就会选择去投诉、去挤兑别人的资源，但他可能没有想过，他其实是可以自己去服务自己的。当你原来的那些生活便利全都消失，你是否能够迅速地产生自给自足的能力和能量？在市场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我们要允许一部分先行实验，鼓励自我的赋能，然后进行自我生产，自我成长。在这种自己服务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一方面提升了自己的能力，一方面又让公共空间的品质得到了改善。

上海有2500万人口，这个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公共空间，但哪些是真正和你有关的？哪些空间是由你塑造出来的？如果你看过《小王子》的话，就会明白这种联系的意义：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朵玫瑰，但却只有这一朵和你有关。一个哪怕只有1平方米的小花园，它可能在你的阳台，或者你的楼下，但如果你建造了它，或者呵护了它，那么它对于你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可替代的存在。当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空间的守护中来，那么这个空间和人就变成了玫瑰花与小王子的关系，成为了一个共同体。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赛博”时代，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新去认识到、理解到一个实体空间的价值，这会显得尤为珍贵。

一直有人会问我什么样的景观空间才算是一个好的景观空间，我自己有一个内心的标准，就是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会感到自己的能量和感受都是增加的，也就是你的“主体性”是变强的，你会感觉自己是被尊重的，这一刻这个空间就是完全属于你的自由世界。这种自由是最宝贵的。我记得我们在做鞍山四村社区百草园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抬石子铺路，抬得满头大汗，但是他每次都是乐在其中。因为他力气很大，每次都处在排头，这让他特别有成就感。当我们在这个城市中找到了这种“主体性”，或者说恢复了自己的存在感和荣誉感的时候，这种幸福是不可替代的。我觉得有时候人是需要经历一些“苦痛”的，在这之后身体所散发出来的能量都会带着一股芬芳，这就是幸福感或者叫获得感。

范老师带领的运维组目前开设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歇。比如面向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小小社区规划师”课程，就是发动孩子们来深度地了解自己的社区，然后从自己的社区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个过程也会促使他们关注到社区中的一些需要帮助的群体，例如独居的老人等，从而引导他们去思考如何为这些人群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花园营造方面，团队成员会给居民教授一些基本的园艺方法，例如认识植物、堆肥以及废弃物的再设计等等。我们首先是要培养出一批有意愿、有能力参与社区规划和营造的“带头人”，接着再去帮助更多的居民慢慢掌握具体的工作。此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社区性的共建活动，邀请专业人士开展工作坊和课题研究等等。

理论上来讲，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组织，居民都是基于兴趣参与进来的。就拿上海这次疫情来说，很多人的能动性都被调动出来了，以前不当回事的一根葱现在也会在家里面小心地呵护。社区花园也是同样的，你要去硬推、去不停地宣传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这件事是一定要让大家在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时候再去做。别人能不能认可这件事，我们是管不了的。但我们还是得继续去做，因为总归要先有一些人去做其他人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才有机会让更多人发现这件事情的作用和价值，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很重要的逻辑。

早期我们合作最多的是企业，因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它们最愿意接触新的东西，愿意去做一些实验，也能够承认失败。在四叶草堂的发展过程当中，企业的支持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现阶段我们更多是和政府合作，因为社区花园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民间力量来自我赋能、来提升社区自主服务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做一些具体的项目，我们还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实践去进一步地推动政府政策的形成。比如说在2020年的春天我们支持了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一项提案，内容关系到社区规划和社区花园如何促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条块关系的梳理，2021年我们支持了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关于市民花园的提案包括未来如何产生更深刻的社区规划制度和社区园艺制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所带来的直接影响。

空间更新和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是我们跟政府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而社区花园又是城市更新当中最容易入手的一个绿色的起点。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南宁和上海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信任，这让我们有机会去帮助更多社区进行规划师的培训和一些社区规划的实验。我们希望在每个街道，从领导班子、到居委会再到普通居民，包括小朋友们，都可以参与相关的课程培训，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机制，让每个社区都拥有自己的参与式社区规划手册，每位居民都能参与生产自己的社区花园。

SEEDING计划最初发起于2020年。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可以让大家面对面交流的活动都被停止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有没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社区花园可以继续维持邻里的交流？后来我们就做了SEEDING计划，它是一种以分享种子、绿植空间为媒介，行动者共创筹建社区花园空间站与在地网络的实践。通过无接触的空间媒介来鼓励行动者共同创造一个邻里的“互助网络”。我们当时用一系列的方式来倡导大家去种一些东西，家里有植物的，可以分享一些种子给没有种子的人。加入了这个行动的人，等于是在参与一场“种子接力”。比如我这边有一颗鸡蛋，你可以拿回家吃掉，但你必须要带一粒种子回来，或者放一点泥土，然后邻居又可以用这些土来种苗。等过两天我们能出去了，就可以把这些苗移到楼下。

这些存在于楼道里、阳台上的“种子孵化器”其实就是一个个无限拆分的社区花园，它们像粒子一般弥漫在空间当中，而当这些小小的节点不断汇聚和连接起来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具有韧性的、缘起于空间的社会网络。

SEEDING计划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叫“全国SEEDING联盟”，每两年会举办一次全国社区花园论坛。我们还做了一个全国的社区花园地图，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接入到这个网络中来。此外，相关小程序的开发最近也在进行当中，它可以让使用者随时随地找到自己身边的社区花园。

在上海、华南、北京、天津、西南等各地联合行动伙伴的共同支持和发起下，SEEDING逐渐演化为由热爱种植、热爱生命的企事业单位、高校、社团、组织和超级行动者共同参与的本土社会行动项目。SEEDING全国联盟正在集结中……

SEEDING计划让我们更加认识到社区花园的进化方式，它是从一个广大的开放的空间逐渐进入到“人”这个最基本的单元中，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内卷”，即真正回归内心、回归到自己的家园。其实所有的社会治理，规划也好，建筑也好，景观也好，都是在研究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家、国、天下，它既是一个格局观，又是一个空间观。所以一个有韧性的社会网络，需要每个人以身作则，用我们的身体参与其中。

我在同济有一门课程叫景观管理（Landscape Governance），也是上海课程思政建设的示范课程。大家可能觉得思想政治和景观专业课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无论是景观还是建筑、规划，都是为国家大的形势发展服务的，说实在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空间的生产是在什么背景下生产的，它的发展的趋势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共治的景观？为什么要做社区花园？经济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利益诉求，但如果所有人都只从私利的角度出发，结果一定是资源被浪费或者耗尽。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有效的公共资源治理？唯有达成共识，唯有大家不再为私利发起血淋淋的争斗。就像这次疫情，我们必须建立共同体，并且守住最弱势群体的底线，才能让我们所在的这条船不下沉，继续往前走。不要觉得你在船头就会没事，船尾漏水了你也一样不能幸免于难。

我在景观管理课程的第一节课上就跟大家讲，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终是要让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愿意为自己的家园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只是等着政府或者开发商来帮你做。我在课上给学生出的一道题目就是，如何在没有公共财政投入的前提下实现一个公共空间的可持续运维？不管你是去找企业资助还是发起众筹或者公益行动，总之你要去讨论和尝试。这种工作方法我们就叫它“共治的景观”。

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这个话题。什么是共治？共治就是大家协作，有一种共同体的意识，没有共同体的意识就不是“共治”，只能说是单一的管理，或者说是单一的权力或者资本控制了生产空间，那么这时候民众只能被动地消费，被动地去使用这个空间。“共治的景观”是民众一起讨论，一起营造。当你用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处景观，这种力量会从你的手上传递到你的内心，所以景观的成长其实也是参与其中的每个人自身的成长。

在创办初期最“艰难”的时候，我和魏老师和范老师曾经讨论过，如果四叶草堂没有好的发展或者成效的话，我们还要不要做下去？我们最后达成了一致：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我们还是会把四叶草堂继续做下去。

这次疫情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健康的社区的宝贵价值。我们认为真正好的景观就是一个让人民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的景观，是一个慢慢成长和壮大的韧性的网络。而这个网络最高级的阶段，并不是空间和机制上的连接和缠绕，而是一种基于公德心的理性的思考和坚定的行动。这里我想引用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在去年全国社区花园大会上所讲的一段话，就是社区花园看上去是在做空间，实际上是在营造社区，是在做社会发育，这其实是最难的事。社会发育的核心就是公德心的树立和人性的全面成长。如果社区花园对这件事情有帮助，那么它就具有重大的道德建设的价值和价值重塑的意义。

说到未来，“教育”是我们的初衷，也是终极目标。我们创造的社区花园，反过来也会创造新的我们，这就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真正的家园。我希望每个人的精神和灵魂都能在其中自由驰骋，但这种自由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独善其身”，自由也是需要你付出的，也是需要你去承担责任的。没有责任的自由不叫自由，它可能是互相伤害。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未来家园一定是相互协商和协作的结果，它的资源也是需要整合和彼此勾连的。

有些人会问我们做社区花园会不会有竞争对手，我开玩笑说，我们做的这个“破事”其实根本没人愿意干。我们巴不得所有人都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它存在的价值其实最终就是去“消灭自己”。我们希望四叶草堂的使命可以尽快完成，到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我们专门去做这件事，而是靠大家自发地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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