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资本主义代理人——一个老掉牙的笑话
沙织
单一性案件与反资本主义代理人
“‘案例’或‘法理学’的司法概念摒弃了普遍性”——尽管如此，“如果一个政府或一个官方实体通过立法和政策来制定其规则，并经常将其强加于其臣民，那么，在这种意义上，不能采取德勒兹所认为的作为法理学术语或更好的实践基础的伦理立场”，或者，“德勒兹的法理学‘既不暗示法律，也不暗示宪法’，这是对的，但它意味着参与‘远在任何法律框架之外的独特实例的情境伦理’”，这方面原文写的很清楚，不在这里一一重述——为什么需要这样？以反资本主义为例，如果保守主义者替人们反资本主义，如果资产阶级代理人替人们反资本主义，总是给一切社会变量和所发生的变革提前贴一个“向着资产阶级转化”的标签（为了什么都不会发生），那是因为他们抹除了单一性案例。一个人在他的具体情况中必须要与代表公共宣传的知识分子战斗，这在法律上处于正当防卫过程，而且这本身就有反资本主义效应。逻辑先行不适合单一案例，否则任何人就都是潜在的资产阶级了，我们仿佛听到，“要允许一部分人活下来，只要他们日后不会成为资产阶级，至于那些我们不允许其活下来的人，肯定都是要成为危害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人。”——资产阶级如是说。什么？资产阶级在它最享受、最舒适、最维护自身稳定的时候，要严密防范的竟然是要成为资产阶级的人？
所以说，这种不结合案例的普遍性话语是无效和愚蠢的，它不能阻止人们的反抗，不能挫败人们的勇气。它冒着让脑子畸形、丑态毕露的风险，是因为这些话语是说给它本阶级中的反抗分子听的，以防止它自己群体和阶层的解体，如果情况更糟，那就是在发动清洗，清理内部敌人和背叛者。
伪装成无产阶级在群众中替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人是有的。就好像资本主义是一块纯洁的白板，不是已经诞生，不是已经发明了贫富分化和身份的、阶级的政治，不是已经批量制造了隔离，而是随时要从无产阶级中塑造出来。这可能吗？如果无产阶级是为了突变为资产阶级，能扩充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按照所有制对资产阶级的维护，这就不该遭到反对和抵制嘛！
“我代表资产阶级告诉你，你是什么阶级，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要以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身份死去，我说了算——资产阶级说了算。”这么说的人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阶级？苟延残喘的亡命徒罢了。无产级阶不会接纳他，资产阶级不会当他是自己人，因为他来自精神错乱的深处，过于错乱不利于资本流通。
所有的话语骗术都很容易被揭穿。问题就在于，人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骗子当清白者，大家像驴一样被灌输，把他们当做极少数信得过的人……《牛津法律词典》将法理学、法律理论和法律哲学区分开来，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法律理论经常被用来表示对法律“本身”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超出了专业律师所理解的法律界限(例如法律的经济分析或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法律哲学或法哲学，顾名思义，通常是从哲学学科的立场出发的；也就是说，它试图揭示那些可能与道德或政治哲学家有关的问题，比如自由或权威的概念。
——德勒兹的法律观念更接近英国这种而非大陆的方法（第四部分第二段），换言之，必须考虑到即便终极权威也有不可逾越的法律界限，例如，假设将所有制视为是一个社会的终极权威，那么它在需要被废除的时候，要应用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理学。卢梭的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法律的限定性并不能限定作为以积极发明为特征的“行动模式”的制度。像马克思那样的哲学家也需要勾画出一种制度的“以积极发明为特征的“行动模式”，例如共产主义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模式。哲学的实现总是体现在这样的地方。很明显，资本主义的行动模式——扩大再生产和追求剩余价值，并不体现一种积极的特征，相反，在德勒兹看来，它制造冗余、产生压抑。德勒兹给出的积极的行动模式是欲望生产和一个开放的游牧空间。德勒兹的这种考察是明确地基于个案的。如果不从奇异性和个案出发，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将来会变得陈旧的新权威。那个能让生命为自由而斗争的积极性被找到了，那个活的行为的活机器被找到了——欲望机器。因为它才是符合一种制度的行为模式的积极性的，所以它才是权利。所以你看，德勒兹的理论并非没有任何基础，你要全盘推翻它，必须先跨过《牛津法律词典》。在未来人类的漫长道路中，德勒兹法学没有最实用，只有更实用。除非《牛津法律词典》是不实用的。资本家和搞政治的人认为自己的模式是实用的，但他们只是实际；实用的是法学家的东西。个案优先于终极目的、更高原作或做政治，这是一个将人至于何处的问题，或者说去主体化的问题，一个法学问题：必须将生成、遭遇从唯一的统治等级或身份纯洁性中解放出来。绝对不能为了维持机构/制度的存在而扼杀生活。当一切都在架空正当权益时必须要有法哲学。在法哲学的意义上，甚至会存在制度性的违法。例如某种总动员、全民阵线。只要它们将人抽离他所赖以存在的非历史或前个体氛围，抽离其希望。以总体化和更高原作为前提，在压抑的机制下运作的制度，会让人体现在哪里呢？榨空了。生命的那个基本的、形成社会和制度的基本权利被榨空了。这是制度的矛盾。学习这些，可能涉及到“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拯救亚美尼亚人，帮助他们摆脱目前这种疯狂的局面?”也就是创造“法律”、提出“权利”，这是哲学和权力的谈判。摆脱疯狂局面是人的本能，而法西斯主义是疯狂本身。在阅读这篇正在翻译中的文章前，我们刚好提出了类似见解——尊重人们的正当权益，让人们过自己的生活，不让人生活，让生活变成政治，本身就有问题。首先要有生活，首先要为生活而防卫。我们是为了生活才斗争，为了社会支援才感激。即便制定政策的人也没有权力剥夺人们的生活再强迫人们进入一种政治的统一阵线。会这么做的人，只有西方的极右翼政党。极右翼和种族主义者预设了一部分人无权生活——如果他们有生活，那就是影响了别人生活——为此而行动。这难道不已触犯法律？反动力将这一切隐藏在灰暗地带，隐藏在低劣的理论和丑陋的舆论中，即便如此阳光仍会驱散浓雾和黑暗，大自然就是这样。浓雾哭了，但万物还要说：别挡着我的阳光哩！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从这里分岔了:马克思继续说，这样就扩大了对工人的剥削，啊经济危机，啊资本主义灭亡blabla；而德勒兹主义说，社会生产（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欲望和欲望生产……——我们认为真正的法哲学原理的基础就此提出。必须奠定正当权益的基础：欲望生产，或生活。
下文摘自一篇网络文章：互联网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片断资料，仅供参考）互联网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上面不仅描述了以太网和TCP/IP等基本互联网网络协议的实际操作，还描述了其设计者的初衷。当鲍勃·梅特卡夫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以太网时，他有意以一种无政府的方式设计自己的系统。与当时的竞争技术如令牌环（Token Ring）不同，在令牌环中，个人参与者根据当时拥有发言权的人（网络的“令牌”持有者）相互服从，而梅特卡夫的以太网有目的地允许任何参与设备在其想要的任何时间在网络上发表任何言论。碰撞和冲突是独立处理的，由单个设备通过一组简单的规则（带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或CSMA/CD）创建冲突，这是一个不受外部控制器影响的过程。许多工程师认为这种方法太过混乱，无法成功。一个没有指挥中心的协调系统如何发挥作用?那将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
今天，每个互联网连接、本地网络、电话上行链路、数据中心回程和Wi-Fi信号到您的计算机都使用以太网。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被证明更简单、更有效，最终也更成功。这对任何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都不足为奇，尽管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发布下一条推特时仍然不会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的存在。
大多数人，包括尤其是大多数数字技术专家，可以直观地理解无政府协调的原则。有无数现代技术的例子，如共识算法、集群编排和分布式账本(如“区块链”)，当你真正停下来研究它们时，它们基本上是在参与者之间具有不同程度信任的环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无政府主义方法。
像谷歌发明的Kubernetes这样的大规模集群编排工具的功能主要归功于一组协调的组件，每个组件都有非常具体的水平组织的职责，这些职责相互独立，只是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做出反应。互联网自己的证书透明日志（CTL）是一个由许多独立组织运行的大规模分布式共识数据库，使用与比特币相同的底层技术，它审计网站安全证书的颁发，例如Let's Encrypt免费向网站所有者提供的证书。互联网本身的主干，如域名系统（DNS）和边界网关协议（BGP），都是可删除的系统，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将带有免费开源软件的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并声称对一个新的自治区负责来参与其中，在DNS的行话中被称为“域”，在BGP的语言中被称之为“自治系统号”（ASN）。
对于新发起人来说，这一切似乎都非常脆弱。然而，不知何故，事实证明互联网具有惊人的弹性。但大多数技术专家无法看到他们喜爱的技术与无政府主义观点之间的相似之处。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要改变它。
这样的改变不会通过代码训练营或“学习编码”计划的扩散而发生。这不会通过由科技行业赞助并以科技行业为中心的多元化运动来实现。技术人员，就像大多数拥有舒适和经济特权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分层的人一样，通常不愿意检查他们的偏见或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不仅不合理，而且在战略上也是鲁莽的。
变一个人的世界观是一项失败的战略。改变人心的不是理性，而是经验。不是背诵关于现在的事实，而是采取行动，激发对未来的想象。不是参与辩论，而是实实在在地改变别人的物质环境。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在现代信息技术领域培养激进分子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这也很困难，但比起学习一套新的技能，学习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要困难得多。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策略，“将激进分子技术化”具有无限的潜力，而“将技术人员激进化”已被证明是对时间的灾难性浪费。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密码朋克和“黑客”社区都不是特别的无政府主义。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引进和反映了主流思想，如性别、经济和种族刻板印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天真地想象自己身处一个遥远的乌托邦，在那里，依靠无政府主义方法的技术的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改革，人人平等和正义，即使现实日益转向噩梦般的反乌托邦。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喜欢说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事实是，另一个世界一直在这里。每当我们读到朋友发来的短信时，它就在我们的手掌心。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了解它的实际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