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党文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是遵照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的长篇小说奖项，于1982年开始首届评选，迄今已有40年的历史，这期间共授予了46部作品（第三届获“荣誉奖”的两部小说除外）这一国家最高级别文学大奖。其相关研究有就某部茅奖小说展开文本分析，有集中于某届茅奖获奖作品进行漫评，有针对茅奖的“矛盾”发表犀利见解，也有客观解读并反思茅奖的文学制度等，不一而足。

历届茅奖的候选者在得知自己获奖的第一时间自然非常高兴，但他们似乎都达不到路遥这般兴奋的程度。“那天下午，他在家里坐卧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我打给他的报喜电报。他兴奋得要跳了起来，想找人分享这份喜悦，可那时的作协大院一片寂静，连个过路的都没有”[1]。之所以激动到差点“大喊大叫起来”和“跳了起来”，是因为茅奖对路遥来说格外重要，而问鼎茅奖终于一扫他创作《平凡的世界》以来承受的各方面的压力。从北京领奖回来后，路遥依旧沉浸在获奖的喜悦里，不时与熟人分享颁奖典礼的盛大场面。据贾平凹回忆，当他祝贺路遥获奖时，路遥自问自答式地说道：“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2]此处的“他们”首先指向的是那些曾轻视和无视《平凡的世界》的评论家、编辑和作家同行们。在路遥看来，国家最高文学奖的认证意味着他重新在文学场占据了主导性位置，从而把他视为斗争对手的“他们”挤到了边缘和角落。

20世纪80年代前期，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曾给路遥带来极高的声誉，路遥也因此在文学场取得占位优势。彼时的路遥完全可以凭借《人生》积累的象征资本过上比较轻松的生活，而这也是某些作家的惯常做法——“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3]8-9但路遥不齿于这样做，于是很快从《人生》的舞台退出，投入到《平凡的世界》中去了。然而文坛的形势在80年代中期发生骤变，作为《人生》作者的路遥已不再具有明显的占位优势，但路遥自己未能及时意识到这一事实，依然保持着文学场支配者的感觉。针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遥觉得向《当代》提这些要求并不过分：“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4]。但《当代》的年轻编辑对《平凡的世界》很失望，没读完就退了稿，这让路遥倍受打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最终交给实力不及《当代》的《花城》刊登，地方刊物《黄河》接收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而小说第二部在当年竟没找到合适的刊物发表。就算路遥对《平凡的世界》再有信心，这些残酷的事实无一不揭示着《平凡的世界》处于文学场的边缘位置。

《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因广播媒介发生了转机。1988年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首播，节目播送期间激起了全国各地听众的热烈反响，而且大量的听众化身为读者，使得原本无人问津的《平凡的世界》变得供不应求。然而，广大听众和读者的欢迎并不能迅速改变《平凡的世界》在“纯文学”场域被边缘化的处境。其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追求审美自律的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最终是由前者占据了文学场的主导性位置，从而改变了文学场的规则。普通读者在新规则统摄下的文学场并不特别受重视，所以他们的力量也就无法帮助《平凡的世界》获得支配性地位。与之类似，茅奖在“相对自主”的新文学场也处于边缘位置，其所坚持的艺术标准与现代主义的审美追求有较大差别，化用布迪厄提出的“输者为赢”的游戏规则，可以说赢得了茅奖的《平凡的世界》反而在现代主义主导的文学场成了输家。

对于《白鹿原》能否评上茅奖一事，陈忠实显得比较平静，甚至做好了落选的心理准备。“终评前一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打来电话，宽慰陈忠实说：《白鹿原》书很好，但鉴于形势，不要抱希望，心态要好。接着评委会主任来电话，也是宽慰”[5]。但陈忠实希不希望获茅奖？当然希望，尽管同时期的一些作家似乎对茅奖持否定或不屑的态度。[6]邢小利对陈忠实获茅奖的意义的分析可谓入情入理：“有人包括一些年轻的评论家背后说，也对陈忠实当面说，你陈忠实不要茅盾文学奖，《白鹿原》依然光芒耀眼，名垂青史。但是陈忠实显然是需要这个奖的。对陈忠实来说，首先是生活在现实中，然后才有可能生活在历史中。在20世纪90年代，既有权威性也有影响力的茅盾文学奖，对陈忠实来说，既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也是稳妥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7]。

《白鹿原》能获茅奖殊荣，不得不提一位重要的评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他在评奖前就对《白鹿原》有好感，到了评奖过程中给出正式意见，认为《白鹿原》在艺术方面表现出色，在政治和性描写上均无大问题。在此基调下，多数茅奖评委也投了《白鹿原》的赞成票。因此陈忠实特别感谢陈涌对《白鹿原》的首肯和支持，觉得茅奖终究是讲求公正的专家奖，所以和记者对话时他总是倾向于强调茅奖的艺术性。“对于有幸获奖者，茅盾文学奖意味着一种已经完成的创造被承认和被理解，同时意味着一种即将开始的创造被鼓舞和被激励。艺术世界永远接纳和钟情于创造者，这恐怕是茅盾设立此奖最重要的用心，而绝非让我们墨守成规”[8]。

在第三届茅奖颁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代表的路遥以“我们”的口吻发表了简短致辞，但在赴京前，他其实打算用的是自己精心准备好的稿件——《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在这篇更具个人感情色彩的讲稿里，路遥倾吐了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遭受的额外压力，“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了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批评了罔顾普通读者阅读需求的文坛风潮，“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9]稍对《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情况有所了解的话，不难明白路遥话里话外主要指向的是现代主义批评与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声势日益浩大，新人新作层出不穷，与之对应的是现实主义遭受重创，成了落后、过时、保守的代名词。不过这并未反映在第三届茅奖的评选结果上，该届茅奖完全屏蔽了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穆斯林的葬礼》五部获奖作品以及《浴血罗霄》和《金瓯缺》两部荣誉奖作品全属于现实主义小说。为何茅奖如此钟情于现实主义？这首先与茅盾留下的遗嘱有关。该遗嘱的最后一句是：“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10]邵燕君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所谓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事业，它们之间之所以画一个等号，是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属性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11]。因此，现实主义是茅奖最重要的审美原则，而前三届茅奖的获奖名单也无疑确认了这一事实。不过区别在于，第一、二届茅奖几乎没什么争议，第三届茅奖却引起一些青年评论家的不满。比如，杨经建觉得，“现实主义创作的片面强化和现实主义理论主张的独尊显贵，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长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最突出的偏失所在”[12]。他特别以“易看易懂”的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为例分析了缺乏自觉文本意识的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差别，认为前者注重的是“写什么”，只把语言视为运载题材的工具，不如后者“耐读耐品”。杨经建关于茅奖独尊现实主义的看法的确有道理，但这不代表他对《平凡的世界》的论断完全正确，似乎《平凡的世界》这种“易看易懂”的现实主义作品较之“耐读耐品”的现代文本一定等而下之。事实上，选择现实主义是路遥极其严肃且慎重的决定，他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尚未真正进入成熟的阶段，还有着广阔的前景和进步空间，所以他自信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完全可以打造出既能负载个人生命体验，又为普通读者喜闻乐见，也符合时代主旋律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三者的统一，从而与茅奖推崇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达成了深度的契合。

当路遥坚定地选择现实主义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同一时期的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陈忠实非常钦佩路遥对现实主义的执着和自信，但于陈忠实自身而言，他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解已严重束缚了他的创作，导致他的小说陷入单一重复的模式中。陈忠实最终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的困境写出《白鹿原》，与现代主义观念的启发密不可分，诚如雷达所言：“《白鹿原》吸收了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学的许多新成果，这里有象征、有神话原型，有文化人类学、神秘主义，如无前些年的文化寻根热、现代派热，就不会有《白鹿原》。”[13]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现实主义为审美标准的茅奖会接受现代主义观念影响写成的《白鹿原》？

其一，陈忠实说过，“《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对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14]。以典型人物为例。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小说最显著的表征，但在现代主义小说中传统意义的人物消失了，主要凸显的是内在的分裂人格。陈忠实曾长期苦于塑造不出典型人物，但他并没有因接触了现代主义的观念就转变想法，反而更坚定了要在《白鹿原》中塑造出让人记得住的人物的信念。如今一提起《白鹿原》，我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黑娃、白孝文这些经典的典型人物。

雷达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一文中总结道：“从多届得奖作品看来，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更多关注。”[15]虽然雷达把茅奖注重“史诗性”和“宏大叙事”与偏爱“现实主义”分开概括，但它们实际上与茅奖的现实主义审美标准密不可分。当人们谈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时，往往已预设了这样的期待视野，“小说建基于具体某地域，有历史叙述的野心，塑造典型的同时勾勒群像，随着情节展开顺带给出一幅时代画卷”[16]。《白鹿原》便涵盖了这些要素，它以20世纪上半叶的主要政治事件为经，以白鹿村白、鹿两家的争斗为纬，从大文化的视野透视动荡年代里白鹿原的兴衰和白鹿原人心灵的变与不变，不仅塑造出多个典型人物和几个系列的人物群像，而且映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因此，《白鹿原》这部兼具“现实主义”、“史诗性”和“宏大叙事”品格的厚重之作吸引并征服了茅奖评委。

其二，《白鹿原》蕴含着从广阔的现实主义角度解读的空间，但只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的话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若再缩至从革命现实主义的角度去阐释《白鹿原》，无疑属于误读。《白鹿原》获茅奖后不久，陈涌应《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之邀，把在茅奖评奖会上的发言扩展成了万余字的长文《关于陈忠实的创作》。该文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政治视角切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认为陈忠实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追求历史真实性和政治倾向性的辩证统一，同时高度肯定了陈忠实揭露封建伦理道德与纲常名教奴役和压迫人民的真相的批判精神，但也指出陈忠实理想化了小说中的个别人物，导致人物成了概念化的化身。客观来讲，陈涌的这些看法绝非全无道理，但《白鹿原》不是单从阶级视角就可以穿透的，需进入历史、文化、生命等更高的层面去俯瞰，更需现代主义视角的介入。

多位茅奖评委在谈自己的评奖经历时，最后总会落到文学经典这一话题上。曾担任过第四、五、六届茅奖评委的曾镇南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读者的口味是变化的。经典不经典，主要还是看时间，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评论家。文学不文学，最终还得由历史学来校正。”[17]曾参加过第八、九届茅奖的评委王春林说：“九九归一，一部作品真正优秀与否，是不是能够成为经典，最终也还是必须由残酷的时间和苛刻的历史说了算。”[18]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最终由时间和历史回答，意味着经典的形成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会有众多相关因素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它。学者赵勇提醒我们应特别注意建构现代经典的诸种新元素，其中就包括了“文学奖”这一元素，“把某个文学奖颁发给某个作家或某部（篇）作品，无疑是对这个作家创作实力与成就的一次确认，而越是重要的奖项，其确认的力度就越大”，“文学奖如同商业广告或名牌商标，它提高了作家作品的知名度，扩大了文学受众的数量，也加大了作家作品的传播力度”。[19]而对于“文学奖”自身而言，如果能遴选出更多优秀的有经典潜质的作品，势必会增强它本身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茅奖便一直自豪于有《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压阵。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没有茅奖的肯定，《白鹿原》照样是经典。但历史无法假设，陈忠实没想过要拒绝茅奖，而茅奖也的确加速了《白鹿原》的经典化进程。在正式参评茅奖前，《白鹿原》已拥有雄厚的读者基础，并在评论界广受好评。《白鹿原》与彼时“陕军东征”其他的主将的长篇小说做比较，小说单行本的发行量，《热爱命运》两个月内印刷4次，印数29万余册；《白鹿原》在3个月内印了3次，达21万册，还出现盗版印行；论短时段内的销售成绩，《白鹿原》并不算最抢眼，但它的续航能力强，至获茅奖前一直处于热销中。在专业评论界，《热爱命运》《八里情仇》的热度远不及《白鹿原》。《白鹿原》出版的当年，西安和北京两地分别举办了研讨会，而且《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重要文学研究期刊均刊登了评论文章，特别是《小说评论》在1993年第4期一举发表了13篇相关论文。在所有的评论文章中，不乏批评《白鹿原》的声音，但整体上好评如潮，评论家们把“可以像《红楼梦》一样读”“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必将载入中国、世界文学史册”[13]等评语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白鹿原》。国家最高文学奖的肯定是对陈忠实创作实力的确认，同时保障了《白鹿原》通行无阻。获茅奖不到两年，《白鹿原》就进入了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史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的视野。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和《中国当代文学主潮》（陈晓明著）里，《白鹿原》分别占到了一节和半节的篇幅；在其他同类文学史教材里，《白鹿原》也都有一席之地。这让《白鹿原》的文学史地位稳固了下来。雄厚的读者基础、评论家的正面肯定、文学史教材的承认、文学大奖的接纳等建构文学经典的要素一应俱全，使得《白鹿原》仅用10余年左右的时间就初步完成了小说的经典化，从而成为新时期以来以最快速度跃居经典之列的长篇小说之一。

对于千百万普通读者来说，《平凡的世界》毫无疑问是真正的文学经典，但学术界尚未就《平凡的世界》的定位问题达成共识。那么，茅奖对《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起到作用了吗？从表面上看，茅奖在90年代初并没扭转评论界对《平凡的世界》的冷淡，就连陕西作协自己主办的文学理论期刊《小说评论》在1991年也仅刊发了一篇和《平凡的世界》相关的论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获茅奖的1991年的初冬，路遥开始了题为《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的写作，到第二年初春正式完成。路遥起笔写这篇创作随笔有多种原因，但有一个因素可能被忽略了，即茅奖的促进作用。他在该随笔的最后这样写道：“一九九一年三月，当《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以往漫长而艰难的年月里，我的全部心思都是考虑怎样写完这部书，而不敢奢望它会受到什么宠爱。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我深知任何荣誉并不能完全证明真正的成功。这一切只不过促使我再一次严肃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90对路遥来说，茅盾文学奖这一荣誉虽不等于功成名就，但至少代表了写作道路上阶段性的成功，他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篇创作随笔中是以一位成功的过来人的身份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如果只有读者的喜爱而无茅奖的“宠爱”，路遥或许还是会写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但写作的时间点和随笔的面貌可能会变样。

在这篇6万多字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从《人生》成名后说起，全面回顾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动因、独赴沙漠的誓师仪式、选择现实主义的动机、工程量浩大的准备工作、写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等，把《平凡的世界》由一颗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的秘诀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与此同时，路遥这个“人”的形象不断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他用青春和生命做赌注，他不惧对自己再残酷一些，他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他像牛一样劳动，他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投身于写作事业。毋宁说，《早晨从中午开始》首先是一部路遥这个“大写的人”的个人自传。所以杨庆祥认为：“路遥是新时期以来最成功地确立了自我形象的作家之一。……而且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迄今为止对路遥个人形象的分析始终没有超出路遥自我设计的范围，具体来说，始终没有超出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塑造的文学‘圣徒’和文学‘烈士’的形象，从这一点看来路遥比任何一位当代作家都具有‘经典化’意识”[20]。这种自我经典化的意识既非完全自觉也非毫不自觉：路遥无法预知自己的生命终止于1992年，所以不可能先知先觉地为自己塑金身。但路遥本人又是个有着强烈文学史情结的作家，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初衷未尝不是写一部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大书，而文学史的话语权掌握在学院派人士之手，他们在当时并不看好或根本无视《平凡的世界》。与其等这些专家学者转变观点，已获读者和茅奖肯定的路遥不如主动参与到阐释《平凡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而他率先将自我形象经典化了。一般而言，经典作家主要凭经典作品说话，但当面对路遥和《平凡的世界》时，路遥这个自我形象极其鲜明的伟大作家始终与《平凡的世界》同在，指引后人以庄严的态度阅读和研究其人其文。现今关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已较八九十年代有了显著的进步，但这些成果还远远不足，那么在重视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前提下，时间和历史最终会给出什么答案？这值得我们期待。

《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获茅奖距今有二三十年之久，茅奖自身在这一时段内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茅奖的评奖机制更加科学合理，不会再出现像第三、四届茅奖光评奖就耗时两三年的情况。从第八届开始，茅奖实行“大评委”制度，评委人数由之前的20人左右增至60人左右，是综合考量了年龄、性别、地域和身份背景等因素后挑选出来的阵容，目的是尽可能保障评奖的公平公正。而就本文论及的与茅奖相关的几个要点，其内涵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首先，《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当初作为面世才四五年的作品获奖，更多的是茅奖之于它们的意义，但如今关系可能颠倒了过来，《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之于茅奖的意义会越发深远。其次，“现实主义”作为茅奖最重要的审美原则可以说是既有变化又在坚守。随着时间的推移，茅奖越来越接纳现代主义，不会出现某届清一色全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情况，但占重头的还是现实主义作品，即便像《蛙》《黄雀记》这些使用了现代主义手法的作品也需彰显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完全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依然不受青睐。最后是茅奖建构经典作品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方面，茅奖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的经典化；另一方面，茅奖如能保持常青，它自身也可能会走向经典化，而这必然离不开《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等作品的反作用力。

第十一届茅奖将于明年举办，虽然文学的式微导致文学奖被视为是圈子内的自嗨，但也无须过分妄自菲薄，因为“国字号”的茅奖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比如，茅奖获奖名单是许多准文学爱好者的首选阅读指南，他们会慕茅奖之名去读某本获奖小说，如若满意便惊叹该小说果然是茅奖水准，进而可能借由这部小说迈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门；但不满意的话，他们也会不客气地怀疑茅奖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并可能从此与当代中国文学绝缘。所以茅奖任重而道远，有责任评选出最优秀而非不离谱的作品，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当代长篇小说自身的繁荣，否则再公平的机制也无济于事。

注释：

[1]白烨.是纪念，也是回报[J].延河.2007(11).路遥的同事兼好友航宇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当天先是《平凡的世界》的责编李金玉打电话联系路遥，她故意开玩笑说《平凡的世界》没获奖，路遥听后“顿时凉得像冰块一样，甚至感觉到有人在他头上狠狠敲了一棒子，顿时天旋地转一般”，然后她又告诉路遥《平凡的世界》高居茅奖榜首，路遥“激动得差点在作协办公室大喊大叫起来”。参见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3-4.

[2]贾平凹.怀念路遥[A].申晓.守望路遥[C].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239-240.

[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A].早晨从中午开始[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4]周昌义.记得当年毁路遥[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6).

[5]邢小利.我所知道的《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的真实经过[J].鸭绿江,2018(1).

[6]朱文和韩东1998年发起的“断裂”问卷里设置了“对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你是否承认它们的权威性？”这一题目，答案最多的是“不承认”。参见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J].北京文学,1998(10).

[7]邢小利.我所知道的《白鹿原》参评茅盾文学奖的真实经过[J].鸭绿江,2018(1).

[8]陈忠实，田长山，耿翔.问鼎之后的沉思[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2).

[9]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A].早晨从中午开始[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92-93.

[10]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344.

[11]邵燕君.茅盾文学奖：风向何方吹？——兼论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困境[J].粤海风,2004(2).

[12]杨经建.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谈价值选择的偏失[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4).

[13]王巨才，冯牧，严家炎等.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J].小说评论,1993(5).

[14]陈忠实，李星.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A].陈忠实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70.

[15]雷达.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16]胡妍妍.重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信任——从茅盾文学奖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谈起[J].东吴学术,2020(1).

[17]曾镇南，张元珂.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我所看见和亲历过的“茅奖”[J].传记文学,2022(6).

[18]王春林,张琦.我的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经历[J].传记文学,2022(6).

[19]赵勇.从传统到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元素[J].创作与评论,2017(8).

[20]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J].南方文坛,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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