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以“序言”和“结语”总括全书，明确核心问题、主要研究思路和方法。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四章以实证的方式研究中国文论的他国化变异和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变异，在扎实的溯源、梳理工作之上，摸索中国元素、中国表述、中国话语、中国渊源，肯定中西诗学对话的价值，并从文化机制、运思特点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西诗学话语的学术规则。下篇八章是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和当代西方文论话语进行的非实证性平行与变异研究，以众多典型的话语言说和理论概念为切入点，扩散推演出一系列科学化、规范化的结论。

该作的具体思路、内容与结构安排，作者在各章小结和“后记”中已做了清晰明白的描绘，无须本文再度重复。作者在“后记”中明确强调：“40年来……敦促我不断前行的动机就是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问题意识推进比较诗学研究的发展。”[1]527既然如此，本文不妨结合这一问题意识，围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这一核心，来对《对话》全书的动因、分析和方案做一个总的阐述。

当曹顺庆开始组织《对话》的编写工作时，他所面对的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这一概念现已广为人知，而仍须深度探讨的是，它产生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细致地剖析病理，就会发现在中国当代文论茫然无措的表象之下，埋藏着深刻的时空裂隙。这裂隙从内部来说，是中国当代文论和传统文论的断裂；从外部来说，则是西方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猛烈冲击。

这对于认识“失语症”至关重要，如果看清了中国当代文论内外的这两道时空裂隙，就会明白所谓“失语症”实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首先，任何时代的人们站立在当时当刻的土地上，以自己的话语进行言说，这看似只是一个纯粹的空间画面，但实际上，悠长深广的时间之流始终涌动在他们的“此刻”之下，为此刻提供坚实的支柱。我们所建立的每一条规则，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过往漫长时空的积淀。任何成熟完备的话语，都不只是一时一地人努力奋斗的结果，更是从漫长的时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当代文论先天不足，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市场经济大潮为止，长达百年的漫长“破旧”之路，已经完全把中国传统文论革除在了当代话语之外。所以，当中国文论站在此时此刻进行言说的时候，它的脚下是没有那条沉静有力的时间之流的，我们也就不能指望这棵根基不稳的树木结出多么香甜饱满的果实。

其次，西方文论对于中国当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差不多已经是共识，但这个冲击同样长期也只被认为是一个空间问题，即西方对东方的冲击，而冲击之下的时间问题被极大地忽视了。关于这一点，王富仁的系列文章《时间·空间·人》[2]可以给我们较大启发。当西方文论汹涌的大潮袭来时，它所携带着的不只有科学、缜密、规范的当代话语，还有积淀千年的传统话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当代的人文学者在西方话语面前有时会感到不堪重负、诚惶诚恐，因为汹涌而来的大潮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论，而迎接冲击的却只有基础孱弱的中国当代文论而已。

这种裂隙在当代中国学界造成的恶果已颇明显。现在的学术成果基本已经把西方提供的话语当成科研的唯一范式，许多老师、学生在不完全了解西方文化的情况下生硬地将之挪用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写出来的成果佶屈聱牙、生涩难解。更有些文章成为卖弄概念，语句缠绕、辞藻堆叠，近乎玄惑的文字游戏。现在的中国人文学者失去了西方话语，好像已经无法表达、沟通和交流；而更加讽刺的情况是，即便大家现在正在卖力地使用着西方话语，最终好像也不能很好地表达、沟通和交流。西方学者抛出一个结论甚或只是一个小词，就可以让中国学界争论数十年不休而终无共识。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创新成果。

曹顺庆不止一次呼吁，这“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贯中，也不知西”[3]的情况断不能再持续下去，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中国与西方的双重话语残疾。国内的西方学术译作，质量常常不尽如人意。读者往往批评道：“译者水平不足，外语太差。”其实水平不足或许是事实，但根源是不是外语太差值得商榷。译文里有些地方模糊不清，可能是因为译者本人就没有充分理解。如果缺乏深厚的西方学养，就很难给那些具有歧义、内涵丰富的词语找到准确对应的中文能指，更不能就其渊源和争议增添翔实的注释。另外，译文的晦涩不畅，更可能是源于中文能力的欠缺，国内人文研究者沉迷西方话语，在大量非谓语、从句和插入语中迷失，以至于丧失了用地道中文清晰表意的能力。长此以往，不仅将使中国文论发育不良，更会对中国语言造成巨大损伤。

问题既已明晰，接下来就是如何解决。诚然，填补中国当代文论与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之间的巨大裂隙，进而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并非一朝一夕的工作。如《对话》所言：“文论建设的事业很难找到某个至臻终点，而且我们也无法在其中探求到一个面面俱到的答案，因为它始终处于言说和建构之中。”[1]502但它至少为我们指出了三个可能的方向，以便广大学人进行探索。

第一，要接续传统文脉，将中国传统文论化入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务必注意的是，这里的“化入”是指真正将传统文论融入当下话语，而不仅仅是作为研究对象和证明材料。因为如果仅限于后者，那么当代学界似乎并没有多少紧急工作要做，毕竟大学还保留着“中国古代文学”这类专业，国内的《道德经》《文心雕龙》研究也不可不谓热火朝天。但是，将《文心雕龙》作为“四要素说”的研究对象无疑能得到广泛认可，而以“风骨”“情采”来评析《镜与灯》似乎就大成问题。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善，再多的研究也是枉然。打通中国文论的古今文脉，在乎的不是能不能从古典文献中找出只言片语来装点门面，而是老庄的智慧、韩柳的文思究竟有没有真的参与当代文论建设，丰富我们的角度，增添我们的方法。西方文论的雄厚正来自和传统的融会贯通，在当代西方学界那里，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不是仅供提取只言片语的标本采集器或名人名言收录集。

可以清楚地看到，至今在美国众多高校人文学院均占一席之地的拉康学说，其源头在百年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笛卡尔于17世纪提出的主体性学说可以让20世纪中后期的福柯、霍尔等人反复思索，在他们的话语、身份理论中发挥重大影响；更不必说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先贤，至今，面对西方文化、政治、社会建构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哪一位西方学者不会熟练地运用《理想国》的智慧呢？中西传统在当代得到的待遇差别有多么巨大，应该做出何种程度的改善，在此一目了然。

第二，要直面当下西方文论占优势的环境，客观公允地对它们加以吸收。接续中国传统文论并不意味着搞文论界的沙文主义。应当看到，西方文论承接了千年传统并在20世纪经历了大膨胀、大发展，它作为一种话语系统，必定拥有不可忽略的优势。事实上，西方文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确实给各国学者提供了研究范式，对众多的文学作品、文化现象做出了有效解释。一味拒斥西方文论，闭门造车，这不仅不可取，而且不现实。但是吸收是有选择的吸收，是在中国立场上、中国视域内的吸收，我们希望达成的是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不是茫然无措的“化中国”。只有当西方文论真的被中国话语吸收并表达出来的时候，它才算真正参与了中国话语的建设，对中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这里有一点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中西文论乃至中西语言系统之间是否可以通约？关于这一问题，有不少学问扎实、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韦斯坦因面对东西方比较那著名的“迟疑不决”[4]自不待言，就连中国学者余虹也认为中西文论之间存在“根本的结构性差异”[5]。诚然，中西文论乃至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异质的，这也正是明确中国文论独特性的基点所在。但《对话》也明确表示：“倘若将中西文学理论思想的差异性扩大到一种绝对程度，显然也不可取，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具有对话的平台。”[1]20应当说，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以唯我独尊的目光傲视他者，企图强行改造或排除异质性话语以维护自己的标准，这固然是一种沙文主义，但绝对地各行其是，坚称异质文明不可理解不可对话，希图在全球化背景下“老死不相往来”地进行文学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相对主义？至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文固有的语言习惯和行文方式缺乏逻辑性，无法支撑西方文论那种庞大而缜密的理论体系，就更是语言种族主义了。赵毅衡曾举过一个例子，面对同一个话题，清代的明斋主人和20世纪的罗兰·巴特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论述，而前者之卓识远见未必就一定逊于后者。[6]反过来说，至今被西方学界奉为宝典的《诗学》，其原文多以残章断简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这从来也没有妨碍西方文论一再地对它加以阐释和引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本的意义本来就是悬搁的，能不能把它们落到实处，不仅取决于文本自身的特征，还取决于解读者的意愿和手段。

第三，一定要立足当下，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应该且只能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进行。这一条看似老生常谈，但实际上是本文认为《对话》中最为重要、异于以往研究的一点思路。对传统文论的应用在当代学界一直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做好传统的现代化转换，没有帮助传统良好地融入当下的言说语境。与传统话语划清界限固然不妥，但一股脑地完全回到传统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割裂。这种做法依旧默认中国的传统资源与当下语境不具备兼容性，认为孔孟佛老的智慧无法在一个充斥着商品经济、阿尔都塞和解构主义的社会里生存下去，这是一种真正的裹足不前。赵毅衡所提出的“任何学科不可能完全靠回到过去向未来推进”[7]的建议值得我们深思。

研究西方、借鉴西方，这不是不可以。忧心“失语症”的曹顺庆不仅没有拒斥西方资源，反而不断倡议中国学生多读西方原典，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期间，他也不断地介绍西方知名学者来华讲学。但研究是为了交流，借鉴是为了超越，应当深入追问西方文论的优势为何？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表现的？如果没有这些追问，仅仅停留在亦步亦趋借用西方流行术语的层面，那追慕西方就是无益的。《对话》这一次难得直接点明了西方文论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当代西方文论已经超越文学理论的专业领域，与当代西方哲学一起，直接参与了当代西方价值体系建设。”[1]12这的确是西方文论在当代拥有如此强大生命力，能够持续茁壮成长的根源。福柯的思想可以说是文学的也可以说是政治哲学的；巴特的文化研究和符号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鲍德里亚的著作更是直接以“消费社会”命名。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学院的一方小天地，而是不断跳跃出学术的语境，和当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他们从外界获得刺激，不断更新自己，也在此过程中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建设。《对话》“立足当下”的倡议是掷地有声的，它意味着当代学者不仅要有传承古代的底蕴，包容西方的气度，还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

我们究竟要重建一个怎样的中国文论？在此，《对话》已经提交了自己的答卷，至少有一个方向是清楚的，就是：“整合中西文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回归古代、化和西方、立足当代。”[1]10,33这样，该书实际上已经接续了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

此所谓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和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8]

当代的学者应当有勇气和决心去继承这样的理想。

注释：

[5]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

[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282-283.

[7]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8.

[8]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M].王世家，止庵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肖明华 | “中国文化诗学”：为何“中国”，如何“诗学”

易秀娟 | 在中西对话中构建当代中国文论 ——读《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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