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关田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1.1886年，“二月初六作《墨梅图》。翌月贻杨岘，以乞题徐渭画帧。杨岘志之题”。以杨氏落款四月，就说是三月赠予，纯系推测，“志之题”更是莫名其妙。[1]60

2.1917年，缶翁夫人病殁，“郑孝胥来唁之丧”，“唁之丧”纯属自造之语。[1]465

3.1918年，四月廿七日，“郑孝胥回访，坐览诗稿殆半”。所引郑氏日记“殆半”作“半本”，一字之差，意思大不相同。[1]497

4.1919年“二月”条，“有杭州之行，重游泮水，有诗。返沪，于翌月朔（四月一日）偕吴迈访海藏楼呈请盖”，似意犹未尽，却不知所云。以二月论，其“翌月朔”应为三月初一。[1]522

5.1922年“重阳”条，“半淞园”误作“半游园”。按语末云：“缶翁登一览亭，参下谱，盖半游园一览亭，为别一游，非偕淞社同人西湖登高之也。”所引许溎祥诗题谓“梦坡示读九日登高之作”，白曾麟诗题则有“梦坡以重九登西湖南高峰诗赐读”之语，显然两氏皆未同去。则所谓“淞社同人西湖登高之也”，盖出于推测。“下谱”即下一则，亦有半淞园而不误。[1]645

6.1924年“岁寒”条，按语中提及吴涵为缶翁代作“五绝四纸”，说“旧诗重题，不韪儿代父撰，宜萌再削之意”。“不韪儿”三字真不成话。[1]719

7.1925年“花朝日”条有“作《学圃嬉春图》二首”之内容，其下谓“此图曹、黄各绘之，缶翁所题出之何人，俟考”。曹、黄为谁，却语焉不详。[1]723“花朝”两字，缶翁常写作“華朝”，《长编》有作“华朝”，也似不妥。[1]306,338,427,621

8.1926年，九月“廿五日，王个簃三十初度，请王震写照（《缶翁侍坐图》）”，当为《缶庐侍坐图》。虽仅一字之差，其意却截然相反。[1]778

9.1926年“本年”条第八则，“华商书局出版发行《吴王谭三家墨妙》，即与王震、谭少云三人合某”。“合某”云云，使人莫名其妙。[1]786

误释之中，以各种书体字形相近而误者最多。标点看似细枝末节，但如断句不妥，或易生歧义，或不知所云。

1.1899年“三月”条第二则，“为吴其桢篆书挹爽亭三字额并题”。所录跋云：“亭前苍翠郁郁，每一望眺，爽气爪眉宇。”[1]165“爪”字甚奇，于其出处检得拍品，缶翁所书实为“爽气扑眉宇”，“望眺”则为“登眺”。拍场释文虽“望眺”亦误，但“扑”字不误。这一误，却引出一番“妙解”：《吴昌硕全集·文献卷》主编解小青即谓“‘爪’字用得生猛而醒脑”。[4]

2.1905年“处暑”条，谱文“《答卢大四句》”及引文中“《答卢大弟四句》”皆误。应点作：“答卢大弟。四句‘发’字误作‘客’。”释文第四句径作“愁与发为雠”，且此诗为五律，作者应知晓《答卢大弟》才是诗题。本条末一首《示聋婢》后有“夺‘婢’字”，“夺”误释“奇”。[1]217以上款“韵生”作程家柽亦误，详见下文。

3.1907年“八月”条，所引沈石友诗题“《后梁乾化时僧彦修草书知解，梁都李丕绪刻石拓本，赠昌硕，侑二绝句》”，[1]235“都”系“郡”之误。宜点作“《后梁乾化时僧彦修草书，知解梁郡李丕绪刻石，拓本赠昌硕，侑二绝句》”。若“知解梁郡李丕绪刻石”为小字注，宜作“《后梁乾化时僧彦修草书知解梁郡李丕绪刻石拓本赠昌硕，侑二绝句》”。[5]

4.1907年“十二月”条第二则，《亭联记》释文“复走书东瓯郡斋，索中丞纪其始末”，漏三字作“复走书东瓯郡斋纪其始末”；“今年吾湖朱竹石方伯属俊卿篆而镌之舍。奉佛戒杀”，当作“今平湖朱竹石方伯属俊卿篆而镌之。舍人奉佛戒杀”；“方伯风雅乐善”，“雅”，缶翁写作“善”；“岂特鳞介之族蒙福而已哉”，漏释末一字“哉”。[1]237

5.1908年“秋杪”第二则，“题天一阁阮元翻刻北宋石鼓文拓本”，系临石鼓文册页后之跋。释文中，“石鼓文”应作“石鼓”，“数十年”应作“数十载”，“鸣鉴”应作“鸣鋚”，“八鼓仅存一段字”及“漫夸明拓存段字”之“段”均应作“微”。[1]245

6.1915年“孟冬”条，释文云“日昨薄游虞山，于市肆见皋文张先生。临天一阁本猎碣”，难道是张惠言一百多年后死而复生？实应点作“日昨薄游虞山，于市肆见皋文张先生临天一阁本猎碣”。[1]411

7.1920年，正月有“行书《九成宫手》签”一则，系《九成宫醴泉铭》题签，“手”字似衍。[1]554

8.1921年“除夕”条释文，“雨止雪快晴海色，天磨平舞我不要。月影若青莲并风，虚蹑兮云疾从”，应作“雨止雪快晴，海色天磨平。舞我不要月，影若青莲并。风虚蹑兮云疾从”。又，“亚夫已矣吾独活”，“吾”误释“事”；“患初平”，“”误释“痛”。[1]619-620

9.1923年，“秋杪，为兰泉篆书拓跋厘三字额并题”，“厘”应作“廛”。兰泉为藏书家陶湘，此处以拓跋代指北魏墓志，“拓跋廛”即以陶氏“收得原石六十馀品”而得名。[1]679以“廛”名书室者，其前有黄丕烈之“百宋一廛”。

（三）姓名字号

普通字词之外，《长编》所涉人物之姓名、字号、斋馆等，也是错谬百出。详见表1。

表1  姓名、字号、斋馆勘误表

潘锺瑞之“双凤双虎专砚斋”，“专”同“砖”，误录之“研”同“砚”，通常可作“双凤双虎砖砚斋”。

“万剑”一例中，又将万钊之号“万蘋波”当作另外一人。

鲍德馨字芗谷，见1926年“大暑日”条第二则。[1]771此处是为了硬往上款“芗生老兄法家”上凑而误。

“张子洞”一例，还将郑孝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之“章京”误作“章条”，“卢汉铁路南段总办”误作“卢汉铁路南移总办”。如此粗疏，实属罕见。

谢庸一例，谓其“别署临百二古铜”，以谢氏有《梅石临百二古铜印谱》而误。

李超琼字紫璈，“李琼璈”一例系各取姓名字号一字而相混，又将“大令”误作“太令”。

谓吴淦“又号印人”，只知其误，不知如何改正。

祁寯藻第一例，系袭《简编》之误；第二例与第一例为同一事，却将丙午（1906）误系于戊午（1918）。

“磊逖”一例，谓张祖翼“字逖先，后改磊逖，号磊盦，又号磊龛”，只知其误，亦不知如何纠正。

裴景福第一例之“闇”，旧时常作“庵”用。第二例系书名，《壮陶阁帖》误作《壮大陶阁字帖》。

何维朴一例，谓其为“湖州道州人”。

缪荃孙日记中，人名常有误记，“赵皖孙”即其中一例。

“子颁”一例，系袭《淞滨吟社集》所载刘炳照诗之误。刘诗中之双行小注“仓石年七十有一”本不误，却引作“仓石年七十有二（一）”。

李详一例，谓其“号寓斋”，系从《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而误。该书云，“号寓斋（有《寓斋杂诗》，载1915《国学杂志》）”[6]。《寓斋杂诗》即作于寓斋之杂诗，不知何由得出其“号寓斋”？又谓室名“学制斋生”，“生”字衍，其自称当作“学制斋主”。

“潘兰楣”一例系袭缪荃孙日记之误而不知，因谱文中以“潘兰楣”与“潘飞声”并列。又有“招饮”作“怡饮”之误。

“有吉铭”第一例，系从叶德辉诗而误，但其按语正作“有吉明”。第二例上款仅为“有吉先生”，谱文与按语不应再作“有吉铭”。

至于将吴让之错认作包世臣，则是不知缶翁之“吾家让翁”绝不会姓包。

“季渊史”一例，刻石者为孙伯渊、孙仲渊、孙季渊，后两人一漏一误。

“泊渊”一例中，所引诗题为“《答许伯渊（泊渊名源，德清人）》”。谱文云“王贤录近诗二十二首”，按语则谓“是手迹录诗廿一首”。细数所录诗题，确如按语所云。

“顾纯生”一例，引自《申报》所载《吴仓老昨日大殓》。赵叔孺后，漏录刘山农等十人。原误之陈其采改作“陈霭（蔼）士”，“诸闻歆”径改“诸闻韵”。而原正误并存之“大仓男爵”与“太仓男爵”，则一仍其旧。

从“天放翁”起为“主要参考书目”之误，该条与金蓉镜“彪湖遗老”出自书名，其他则为编著者。1906年“立冬前一日”条，谓“殿臣仁兄”为金氏，应另有其人。金氏之“军机章京”倒是不误，却将“郴州知府”误作“彬州知府”。[1]228范旭仑与牟晓朋系谭献《复堂日记》整理者，竟无一幸免。可叹的是，原书版权页牟氏作“牟小朋”，或即《长编》致误之因。

“荻”误作“获”，似因形近，地名“荻港”也有误作“获港”者。[1]33地名中尚有“金阊”误作“金闾”[1]14,31，盖亦形近之故。此两者，尚可猜得正确之名。若“奇觥庼”一例谓叶昌炽“后迁花挤巷”，一时之间是无法知道应作“花桥巷”的。

《长编》所持逻辑及其对材料的理解，时或出人意料。

1．1887年，“九月十五日，为杨岘请任颐作《竹林显亭图》，并邮寄庸斋”。据任氏“乞苦铁道人邮寄”及杨氏“请以此示伯年并代道谢”，谓“盖出缶翁经手，杨岘颂任颐谢诗二绝句，亦出之缶翁呈达”，[1]73略无不妥。至1913年“八月”条第六则“题任颐为杨岘所绘《竹林显亭图》”，其阅读理解、逻辑思维与语言风格尽显无遗。“任伯年《杨岘竹林显亭图》，故宫博物院所藏，伯年作在丁亥九月望日，参其款‘乞苦铁道人邮寄’云，盖出缶翁所索。后有陆恢十月题记，其邮寄苏州，谦辞也，当携归之，初留陆廉夫处题记，十月后始呈藐翁。本年秋仲，缶翁有题祭之”，其后为缶翁诗及跋。[1]322-323“祭之”云云，似无不可。由“乞苦铁道人邮寄”得出“缶翁所索”，亦似无不可。而以“邮寄苏州”为“谦辞”，则颇难理解。任氏1887年作画，陆氏题记于乙卯即1915年，何来“留陆廉夫处题记”？“携归之”者又为谁氏？[7]

2．1890年“八月”条第二则，“作《诵自》句布袜秦权七言联，蒲华行书赠之”。让人一头雾水，需看引文方能明白：“布袜芒鞋木居士，秦权汉甓金错刀。仓硕道兄为诵自句，即以书之。庚寅八月。”原来联句为缶翁自撰，蒲氏书之。[1]96

3．1896年，“元宵，于役黄歇浦，见古爵，索直百金，后为沈秉成购去。五月，见拓片，跋之。同题人：杨岘、吴大澂”。沈秉成去岁已卒，此时如何能“购去”古爵？缶翁之跋开首即云“光绪己丑元宵”，是为1889年。而所谓“同题”，杨氏作于五月，吴大澂则未写时间。“索直百金”，在谱文中“直”宜作“值”。[1]137

4．1910年有“长夏节”条，长夏一般指阴历六月，“长夏节”则纯属臆造。源自第一则引文误点为“庚戌长夏节，临散鬲”，而第二则“庚戌长夏，节临散鬲”不误。[1]261所谓“节临”，是只临写部分铭文之意。

5．1912年“岁杪”条第二则，“为田口米舫篆书‘侯先生之室’五字墓碑铭”。缶翁款中“属为颜其居”五字赫然在目，怎就成了“墓碑铭”？[1]300

6．1916年“元宵”条第三则：“篆书题《散氏盘铭拓片放大本》耑首，并书李瑞清《叚读》。”其下引文两段，第二段为：“某盦《叚读》（略）。某闇先生《叚读》，属书，幸指讹。吴昌硕。”[1]424实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某盦《叚读》（略）”，而系节取缶翁考订《散氏盘》文字之跋。其前原有“丙辰元宵”四字，应点作：“丙辰元宵，某闇先生叚读属书，幸指讹。吴昌硕。”此处“某”同“梅”，“叚”同“假借”之“假”，“闇”亦作“庵”用。大意为从李氏处借观《散氏盘》拓片，并遵嘱写下这段跋。

7．1919年，“仲春，撰《二陆桥记》”，按语是曾为鲁迅著作设计封面的陶元庆之介绍。既名《二陆桥记》，又皆“苏之吴县人”，怎能以其中“璇卿”附会于绍兴人陶氏？[1]520

8．1919年“秋日”条第五则，“游沪上，接晤林廷勋，共鉴古玺。林氏赠上人石，为题《石庐玺印萃赏》耑并跋”。缶翁早已移居上海，所谓“游沪上”实指林氏。按语谓林氏“辑有《鈢印集林》”，缶翁题跋并载此书。有云：“己未秋，重游海上，知予有同耆焉，出其钤成者一册见示，并以田白寿山诸石饷予。”则不只“游沪”张冠李戴，“上人石”抑或为“田白寿山诸石”之误。[1]541

9．1921年“冬”第四则，“金天羽作《艺林九友歌》，叙吴中先贤，有称缶翁草书”[1]619。“先贤”云云，令人惊骇。“吴中”之说，亦以偏概全。该诗所咏者，毕节路金坡诗、（苏州）吴癯庵曲、（无锡）王莼农词、粤人苏曼殊画、天津李叔同篆刻、虞山萧蜕公（似为书法）、衡阳符铁年（似为书画）、江阴郑觐文琴瑟、（保定）马子贞剑，附以上海女弟子钱素君。以上十人，皆为金氏同时之人，何乃谓之“先贤”？或因诗中有“廉夫于今年物故”之注，以致误解。陆恢卒于去年九月十三[1]576，此或为金氏误记。

对于节令，除生造“长夏节”，对长至也偶有不一致者。长至可指夏至，也可指冬至。缶翁一般以之称冬至，《长编》亦然。[1]75,252,270,331,414,514但表1“天韵楼”所在一条则反之。1886年，“十二月十二日，徐维城卒于沪上，作诗哭奠之”条，谓“‘丙戌长至夕’即夏至，在六月廿二日前后，吴、徐纳交”，而六月廿二为大暑，夏至在五月廿日，冬至则在十一月廿七日。较之夏至，冬至与缶翁诗序中“旋于十二月十二日没沪上”更相合。[1]67

作品真赝之鉴别，向来较为敏感。本文不欲涉此，仅以个人之欣赏水平，略分甲乙而已。

1．1884年第一条，“正月十三日，与李梅生灯下唱和。己卯闰月上巳后三日，周作镕又和之”。所引缶翁一款，“光绪十年岁在甲申春王正月十有三日，灯下和梅生李居士原均于吴下寓楼”。[1]44据其出处，于拍场检得此作。右为“梅生育”款七律一首，中为缶翁隶书和诗，左为周作镕所和，款云：“己卯闰上巳后三日，和梅老原韵。秣瞿侍者周作镕题。”此作所疑有四：一是周氏和于己卯（1879），远早于缶翁之和，何谓“又和之”？二是梅生原作当先于周氏，又何来与缶翁甲申正月“灯下唱和”？三是李、周二人书迹甚为粗劣，疑系赝鼎。四是缶翁隶书，就算与前此所作隶书比，退步不可以道里计，像是刚入门之新手所为。

2．1897年，“八月下旬，与叶鸿业合作《梅菊双清图》”。缶翁款云“光绪丁酉五月”，叶氏款云“丁酉秋八月下浣，姚江寿生叶鸿业补菊”，则其补菊在后，所谓“与叶鸿业合作”云云，甚是牵强。[1]150于拍场检得另有两种：一种两人之款与此条所录相同而钤印均不同，另一种仅有缶翁一款。[8]

3．1903年，“本年，有为谭继谦篆书朱笔多驾写来六言联”。所引释文、落款为：“多驾鹿车游涂，写来鲤简识平。坤山先生属，集旧拓猎碣字。光绪癸卯，吴俊卿。”[1]204“涂”当作“汗”。缶翁之“多驾写来”篆书联偶有八言，大都为七言“多驾鹿车游汗漫，写来鲤简识平安”，所谓六言联根本读不通。款字则绝不类缶翁手笔。“旧拓”两字，《吴昌硕全集》误释为“金拓”。[9]或因照猫画虎，而将草书“舊”描成“金”字。缶翁此时石鼓文书风尚未臻成熟，而六言联之篆书风格，更像其他篆书“多驾写来”七言联成熟之作。

4．1905年“十月”条第三则，“为金清樵篆书《茅台秋望》诗扇面”[1]221。“茅台”为“芦台”之误。据其出处检得该作，感觉略显粗率，篆字线条不似缶翁，却像吴让之、赵之谦一路。

5．1906年“八月”条第二则，“为玉麟篆书处有行彼八言联”，出处为《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吴昌硕》。[1]227原亦拍场之物，后为上海书画出版社所藏，或因篆字太过粗疏，未收入该社出版之《吴昌硕全集》。

6．1913年，“本年，为华都篆书游鱼高花八言联”[1]333。据出处于拍场检得此联，真是粗陋不堪，见之令人作呕。

7．1915年，“惊蛰，为潘飞声行书《饮六三园》《饮秦录事家赠粟香得风字》《听东妓鼓琴》《长尾雨山东归赋此赠之》《离乱》五诗轴”。其第二则为：“又为潘飞声行书《长尾雨山东归赋此赠之》《离乱》《苏阁说剑图》《查氏铜鼓堂汉印残本》四诗轴。”[1]378两相对照，第一则作品之字甚劣，只能算是粗具外形而已。

8．1920年，“三月，为郑孝胥题《日本维新元勋遗芳册》扉页（二开）”[1]559。以“太夷仁兄”称郑氏，极不寻常，且款字肥软可憎。“维新元勋墨宝”六篆字则全取偏锋，其结字、运笔无一与缶翁合处。

9．1922年春，“题女弟子泰星《万山雄峻图》”。缶翁所题“大痴浅绛，石谷清光。兼而有之，气象低昂”，似通不通。[1]628款字更劣，显然全无控笔能力。

以上全为拍品，却照收不误。偶有严加把关之时，却是博物馆藏品。如1921年“十一月”条第五则，“为春蕃世讲绘《牡丹寿石》”，就在释文后标注“疑伪”两字，还不忘把“贵寿万年”误作“富贵万年”。[1]616实则此件远胜于上述几件，也看不出哪里有可疑之处。

《长编》在缶翁作品上款人考订上，尤显牵率。但凡字号相同甚至相似者便附会其人，全然不顾是否远早于缶翁之时代，相当或稍后之人则不问落款之年存殁与否，又有以年岁尚幼、大有疑问者作上款人。

（一）条目下标有生卒年份而误定上款人

此类详见表2。虽系小错，却不该有，因平常人亦能一望而知其非。《长编》毕竟不是习题册，怎能让读者来做题，何况还是些“送分”的判断题。为明显起见，下文两表中，仅标注生年的，是其时尚未出生或年纪尚幼又或年龄不符；而标注卒年的，则已不在人世。

第一例“子勤”系印文，边款中无上款。

李伯元一例，以李宝嘉例而疑。程家柽前四例，则由后两例而疑之。

张兆祥一例系于十月，而张氏卒于本年正月二十九日。[10]

胡洤误作胡淦，已见表1。此处不只因其年幼，而且是上款系佑卿，或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汪承启。

上款人之外标注生卒年份者，也有时间明显不合的。如表1之朱士林，见1923年“七月”条。所标生年之问号，可由其款中“时年六十又四”推知，而卒于1913年定误。[1]670

（二）条目下未标生卒年份而误定上款人

此类虽未于条目下注明生卒年份，但《长编》其他地方有载；或可以查得生卒年份、活动期间。详见表3。

王引孙第一例按语谓“父日昇，字云阶”，与末一例是父子相混。

施为第一例款云“丁酉七月二日”，为1897年，是误系年份。

严信厚第一例，虽严氏未卒，但“仁世兄”之称，必非其人。后两例，就算以《长编》所谓1907年卒[1]128，也是不可能了。

“子敬先生”一例，误认文定系“文彭曾孙”，应是五世玄孙。

所谓苏曼殊上款，缶翁均写作“子穀”；其第一例系冬日之事，而苏氏卒于本年5月2日。[11]其上款为谁，以及“华书女史”一例，均见下文。

“小溪仁兄”非项佩鱼，从其所客之主人江昉卒于1793年可知。[12]

“君实先生”一例，谓“五月几望，朱去世，有诗悼之，行书《悼朱诗》轴”，表中朱氏卒年据《四明书画家传》。[13]缶翁诗云“傥遇松禅论故旧”，“松禅”即表1误作“权禅”之翁同龢，君实为其甥俞锺颖，故有此语。而俞氏正卒于本年。[14]

（三）其他情形之上款人误定者

此中既有误释造成者，也有不谙旧时称谓而误者，又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总体来说，还是因为不熟悉缶翁交游所致。

1．1885年，“花朝后五日，为曹元忠题杨岘《临〈曹全碑〉》（册页）”。杨氏书上款谓“圮怀世先生”，“圮怀”系“屺怀”之误。缶翁书费念慈之字，也有作“圮怀”者；此处其跋云“丙戌花朝后五日，君直先生属题”，是为1886年。屺怀而君直，只有费念慈。[1]52

2．1893年，“十一月，为李超琼绘《伴灯夜读图》并题，以报其赠诗”。上款为“船西老友先生”，即表1中马瑞熙，而李氏似无“船西”字号。[1]119

3．1902年“六月”条第四则：“为以明表行书《淮上对酒》《答鹭汀》《画梅》三诗扇面。”释文为：“《淮上对酒》《答鹭汀》《画梅》（诗文略）。以明表贤伉俪两正之。壬寅六月，吴俊卿。”[1]189“《淮上对酒》”当作“《淮上对菊》”。上款本为“以明表贤阮”，“以明”系表1中莫永贞之字[15]，“表贤阮”则是表侄，而非有姓名“以明表”者。本年“五月”条有莫氏之介绍。[1]200

4．1914年，“元宵前三日，为田明德篆书师米斋三字额并题”。“师米斋”为常熟沈煦孙之斋号，缶翁跋云“他日重游虞山，当至此斋中”。而据按语，田氏为陕西人。[1]336田、沈二氏均有“成伯”之字，以此致误。1915年“五月”条下“为田明德绘《一苇渡江图》并题”当亦为沈氏。[1]394

5．1914年“四月”条第九则，“为丁葆元绘《竹梅图》并题”。其上款云“葆元仁兄”，断非丁氏。[1]345就算丁氏不曾保举缶翁安东令之任，缶翁也不会直呼其名。

6．1916年“二月”条，“为张熊篆书侣鹤草堂四字额”，已见表3。[1]427此“子祥先生”应是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6]

7．“子穀”上款，除表3所列，尚有1916年秋“为苏曼殊临《石鼓文》（四条屏）”一则[1]444，亦非苏氏无疑。其上款人可从表3其第二例得出：“为苏曼殊篆书读有用书斋五字额并题。”松江韩应陛有读有用书斋，其子韩德均，字子穀，曾受业于缶翁，应即此人。

8．1920年“人日”条第二则，“为费荣春女史书箫铭”，即表3“华书女史”一例。[1]553此铭录自《缶老人手迹》，费砚所作前言谓：“是册皆近年与老人论艺之余，书以见饷。”而上款“华书女史”应为李华书，系费砚之妻，李平书之妹。按语中“乌程籍”费荣春，系一男性，卒于1793年。[17]

9．1920年“夏”第五则，“为况周颐行书王诜、张克、朱希真、周邦彦四家《梅花词》（扇面）。负面，缪荃孙、庆宽《泛月图》”。“张克”系“张先”之误，已见表1。款作“庚申长夏”，循例应作六月。[1]569缪氏卒于上一年，焉能起于地下而作画？其“负面”确为《泛月图》，款云：“庚申五月望日，筱珊庆宽年七十有三。”“筱珊庆宽”实为同一人字与名连写，庆宽为辽宁铁岭人，曾供职清廷。

《长编》除于谱文下引用《简编》条目外，有些年份末也会附录部分。偶有原本不误而误录者，如表1“董重光”一例。对其错误，或直接改正，如1890年第四条“吴大徵”径改“吴大澂”[1]101；或做括注，如表1“冯小尹（应图）”，惜为误注；甚至加上按语，如1870年第一条“依仍在杭州求学，与同学陈桂舟交往频繁”，就有“陈桂舟即陈殿英”云云[1]15；但大多因袭而不纠正。谱中所引日记，则既有误解也有误释、误点，尤以缪荃孙、沙孟海两氏日记为多。对其他材料的运用也偶有疏误，一并列于本节。

（一）引《简编》条文

1．1881年后所附《简编》第一条，“题诗草暗壁”，系袭旧误。同表1“裴睫闇”，“暗”当作“闇”。[1]351891年第五条“立雪暗”则径作“立雪庵”。[1]106

2．1884年第三条“跋文氏四世书卷（同上）”，上一条括号内为“缶庐别存”，实际所同者系未录之“跋董其昌杂临各家书”的“据手稿”。[1]51

3．同年第五条亦袭旧误，将“《泰山二十九字》”作“《秦山二十九字》”[1]51。

4．1886年所录，全是1888年之内容。末一条云：“岁暮，口占八律一首（《缶庐诗》卷三）。”既谓“八律”，又只“一首”，且于《缶庐诗》卷三遍觅不得。此种毫无价值、不知所云者，引它作甚？[1]67-68

5．1906年第四条，袭旧误云：“读董北苑（其昌）画山松，题以跋语。”不知董北苑即董源而误作董其昌，真是无话可说。[1]230

6．1907年第一条与1903年第一条为相同之事，亦系袭旧误。[1]238，205

7．1912年第三条为：“属题，诗以应之（《缶庐集》卷二）。”不知所说为何，实则漏“日籍友人长尾甲以《长生未央砖》”等字。[1]302

8．1921年第十条，“日本大阪首次展出先生书画，轰动大阪艺坛，高岛屋据此刊作诗和日本友人田边秋谷（手稿）”。“作诗”起系另一条误入，漏录内容为“行《缶翁墨戏》问世”，恰好是换页处，也可知所录《简编》版本确为前文提及者。[1]620

9．1927年第十条，袭旧误把西泠印社观乐楼误作“欢乐楼”。[1]813

（二）引缪荃孙日记

1．1896年，“十一月廿六日，谒缪荃孙，偕之赴李超琼陪宴陆凤石，座中有费念慈、凌焯、李少梅”。其下引缪氏日记：“吴苍石来，李紫璈招饮陆凤石前辈，费屺怀、吴苍石、凌镜之、李少梅同席。”缪氏日记整理本“吴苍石来”后为句号[18]，原稿则有空格[19]910，系所记一事与另一事之分隔。“偕之”云云，纯属推测。“招饮”后宜加逗号，“前辈”后则改顿号。[1]142

2．1907年，十二月“廿三日，谒缪荃孙”，系据日记中“吴仓石来”。漏录“诣匋帅谈，晤仓石”，则缪氏此日两见缶翁：一为缶翁造访，一为缪氏于端方处见之。次日缪氏正式回访，谱文失记。[1]238

3．1908年，“二月廿九日，缪荃孙来访，代陶子麟求刻‘求古居’一印”。所引缪氏日记颇为零碎，其完整内容为：“老陶寄《随庵丛书》封面来。录清流金石。函托吴仓石刻‘求古居’一印。”句号处原稿照例是空格。[19]2049老陶指刻工陶子麟，应无问题；而“录清流金石”及“函托”刻印，主语均为缪氏；至于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求刻，实无确证。[1]240

4．1909年，“九月廿八日，又谒缪荃孙”。缪氏该日所记无此内容，次日有“吴昌硕来”之记。[1]251

5．1912年，所谓“十一月廿五日，消寒第二集”，不在本日，而在二十一日。缪氏本日记“作消寒第二集诗”，而二十一日未记，或以此致误。[1]295-296刘承幹二十一日记：“是日为消寒第二集，轮予司会，醉愚附焉。”缪氏未记之原因，乃“邀而未至”。[20]

6．1913年“消寒第九集，有诗”，所引缪氏日记“同人均集百镜作挂屏”，当作“同人均集，装百镜作挂屏”。本条谱文“同题人”中又有“吴俊卿”，与“有诗”重复。[1]307

7．1913年，“九月十八日（10月17日）展重阳，淞社第七集”[1]324。缪氏日记为“九月十九”，括注之公历不误。

8．1914年，“淞社第十九集，于果香园”，引缪氏日记“淞社集于果香园”，又谓“是集，盖在果香园”，“果香园”均为“菜香圃”之误。[1]363

9．1914年，“十一月十四日，赴缪艺风约醉沤斋消寒第二集，题汤熙画册”。所谓“首唱戴启文”，其诗题为“消寒第二集题艺风堂所藏汤贞愍夫妇子女合作画册”，则“汤熙”当是汤贻汾，画册亦非一人所作。刘炳照第三诗末注云：“册凡五叶，公画山水，夫人画蔬果，子绶名、禄名画花卉，女嘉名画美人。款署子固，不知何许人也。”各人所绘及上款，交代得清清楚楚。误以为“汤熙”，或与此诗中小注有关：“近世鉴藏家汤、戴并称，戴谓文节公熙也。”硬是将戴熙的名字按到了汤贻汾头上。[1]372

（三）引沙孟海日记

1．1872年第二条，“为徐恩绶刻名字斋室三印”。所引沙氏日记，“五十年前作也”，漏“前”字；“复盦”误作“复斋”；“观其少作”，误作“觏其少作”。[1]16

2．1924年，“十二月三日，因况周颐为沙孟海《印存》题词”。沙氏本日记：“况先生以余篆刻为不俗，曾语朱炎父，谓将持示缶老。昨日缶翁适来，因使题语册端。”则缶翁题词在十二月初二，“况周颐”后宜加“嘱”字。[1]715

3．1925年，“三月二十日，沙孟海侍师冯幵及况周颐、朱祖谋来访，谈及篆刻。赠诸人《缶庐诗》（四卷本），朱氏为之题春帖子”。沙氏本日所记无此内容。事见三十日：“夜侍师及况蕙风、朱彊邨两先生过访吴缶翁。”“翁又以其诗集分赠师及余各一部，集凡四卷，吴兴刘承幹所为刻也”，则仅赠予冯、沙师生二人。“朱彊翁为吴缶老题春帖子云：‘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声。’缶老病重听也。”时已三月，题春帖子未必在是日。[1]725

4．1925年，四月十日，“夜，沙孟海侍师冯幵及况周颐来访”，与沙氏所记亦有出入：“夜，侍师过吴缶翁，蕙风先生亦在。”则况氏已先在。[1]729

5．1925年，“七月一日，陈巨来、沙孟海来谒，因伤足不延”。据所引日记：“先生月初车行倾跌，受伤之后，臂部尚未痊愈，故未见客。”如曾伤足，或已痊愈。[1]741

6．1926年，七月“十七日，况周颐卒于沪上”，应以所引冯幵撰况氏墓志铭“七月十八日病殁于上海寓次”之说为是。沙氏记作“十七夕二时属纩”，已是十八日。又谓沙氏十八日“闻况蕙丈于十七夕病卒”，应为十九日。谱文又云，“廿四日出殡。翌月廿四日吊丧”，出殡后再吊丧，颇不寻常。[1]774

7．1926年，十月“廿四日，沙孟海侍师冯幵来”。沙氏本日无此记载，或与下月廿四日相混。[1]781

8．1926年，十月“三十日，遣王贤送手札赴修能书社，邀冯幵来谈”。引沙氏日记：“十时启之来，余即起。缶丈有长函与师，属为转递小谈。”[1]781既为长函，所写定非仅“邀冯幵来谈”一事。当于“转递”处点断，而以“小谈”下读，与其后相连，为“小谈，启之去，余往应家授课”。札中所书何事实不得而知，“邀冯幵来谈”云云或子虚乌有。

9．1927年，二月十七日条引日记有“东迈大恐”，“恐”为“惧”之误，沙氏手稿作“愳”。[1]791

（四）其他

1．1881年倒数第二条，“为郑文焯题顾沄《石芝西梦图》”，《石芝西梦图》当作《石芝诗梦图》。其下有关郑氏按语，末句谓“吴昌硕云其与谱主交至密”。此一“其”字，不知是指缶翁还是郑氏，谱主则更不知为谁，也不知此句从何处抄来。[1]35

2．1883年，“三月初八日，访叶昌炽于常熟客舍”，其下引叶氏日记：“吴俊卿来，持到醉丈书，聘金二十两，述郑庵尚书意延课其介弟。”[1]40乃潘祖荫延其为潘祖同师之事。而“吴俊卿”系“吴培卿”之误，尹洁《叶昌炽年谱》引此径作吴培卿[21]，即吴大澂之兄吴大根。其后十一日、十四日及五月初一日，叶氏所记与此有关者，均作培卿，可知确系笔误。[22]其间又记紫阳书院、正谊书院课业之事，两院均在苏州，也可佐证。叶、吴之初识，或在1889年。该年“十一月十五日晚”条下又言及：“叶氏，缶翁初识于癸未季春常熟旅次，为其旧雨。”[1]89所引叶氏日记称缶翁作“吴仓石俊卿”可证为初识。表1将刘炳照误作叶昌炽，是因“语石”。刘氏号语石，而《语石》为叶氏撰作，非其字号。

3．二手资料有疑问时，不去核对出处，却以己意臆改。1888年，“三月几望（4月24日），应邀入玉兰吟社第二集”。所引出处为：“《润例》附录四《清末画苑纪事补白》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条下：‘三月几望，玉兰吟社第二集……’”[1]80《润例》即《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其公历与此相同，阴历却是“三月既望”，对应公历应为4月26日。《润例》未注出自何处，于《长编》常引之《申报》检得，该年4月28日“吟社重兴”题下，有“月之既望为玉兰吟社第二集”云云。[23]可知《润例》所录阴历无误，公历有误；而《长编》则认定错误的公历，将阴历擅改为与之对应的“几望”。

4．1906年，“十二月二十日（1907年2月2日），本师俞樾卒于苏州”。其下引徐澂《俞曲园先生年谱》谓卒于二十三日，引《苦铁之诗》“光绪卅三年丙午十二月廿日曲园先生亡”，但仅考证俞氏卒年为光绪三十二年，说“《年谱》是，今从之”。又谓郑逸梅《艺林散叶》所持俞氏卒于二十三日之说，“盖从《年谱》误”。[1]229却舍年谱而信其他，岂非缘木求鱼！年谱之外，尚有墓志、行状等可证。缪荃孙所撰俞氏行状亦载：“先生以光绪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苏州寓庐。”[24]若还是只信所谓《苦铁之诗》，我其奈之何？

5．1913年“春日”条第二则，“在杭晤会冒广生，为之刻‘鹤翁长寿’一印”[1]312。所据为《冒鹤亭先生年谱》，印文乃其误记，应为“鹤公长寿”。[25]表1误作“周季贻”一例，谓冒广生历任“弄部、农工商部郎中，在陵工程处监修官”，“弄部”当作“刑部”，“在陵”当作“东陵”。[1]142粗疏如此，夫复何言！

6．1915年，正月“初八日，郑孝胥来访”，本条按语之末云：“偕汪洵、吕景端、恽毓龄、恽毓珂为主人。”与此毫无瓜葛，细看却是下一条“消寒第七集”谱文所遗漏者。[1]377

7．表1“郭兰详”“郭兰芝”之误，袭自所引《沈曾植集校注》。1922年“六月十一日”条，谓为沈氏“绘《海日楼重谐花烛图》者，缶庐外，又有汪洛年、郭似壎、郭兰详、郭兰芝诸家”[1]636。郭氏父子三人，二子之名皆误而不察。明年谱中有郭兰枝：“小寒节，为朱祖谋作《十二洞天梅花册页》十二开，王震绘朱彊邨像，郭兰枝题记，并十四开。”所谓郭氏“题记”，其款云：“缶庐老人为作梅花册十二叶，兰枝复泚笔补图俾志，东京梦华者有考焉。”[1]686-687则系自题其所绘之图，而非专为册页题记，“俾志”两字也应下读。

8．1926年，八月第二则：“二十三日，为袁克文作牙箑诗画二股交刘青代贻之。”所据为“《寒云日记·丙寅日记》”，而此日并无此事，系明年同日之事。所引有袁氏“八十又四之高年”“丁卯秋，吴昌硕丈为予书画象箑”之语，缶翁款中亦有“年八十有四”“丁卯秋”等语，无奈朱氏视若无睹。[1]775

9．1926年“本年”条第十一则，“又偕康天游等人为陈日初定启润例”，系照录《润例》。虽然读者不至于不知、更不至于认为编者不知康氏为谁，但总以康有为之名示人为好。[1]787本年“十月十四日”条引《润例》之“康更生”，谱文即作康有为。[1]781

《长编》的粗疏，在其开篇就显露无遗。全书第一条下所引吴瑶华重印《缶庐集》跋，原文括注之“公元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改为“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又说“安吉吴氏始于北宋吴瑾，建炎元年（1127）为避寇自淮安迁居于孝丰鄣吴村”，北宋与建炎，未免自相矛盾。缶翁生母一条，将万氏卒年由1862年误作1861年。各人年龄，均以虚岁计，而独谓“大缶翁九岁”的继母杨氏“是年九岁”。而在“是年，书画家友朋年岁”中，沈秉成有二，一是二十五岁，一是二十三岁。何维朴亦有二，一为三岁，一为一岁。[1]1,2,4,6

书末的“主要参考书目”之误，除表1所列之外，尚有：《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一书，漏“家”字；收录《清道人遗集》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前，误加“清代诗文集汇编”；《完巢剩稿》误作《完巢胜稿》；钱国珍《峰青馆诗钞》等著作后，只列“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字；《翁同龢集》后，则仅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谦慎书道会误作廉慎书道会；《吴昌硕篆刻砚铭精粹》，“篆刻”误作“第刻”；《与古为徒——吴昌硕逝世八十周年书画篆刻特集》，“特”误作“物”；《艺术大师之路丛书·诸闻韵》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应系衍文；倒数第二种，日本所出《缶庐诗籍》，疑为《缶庐诗集》之误。但也有广为搜罗的优点，如叶铭的《广印人传》及补遗，就将庚戌、辛亥两种版本分列于两页。[1]815-821

综观《长编》以上种种，不说它粗制滥造，但亦绝非精心之作。常说编校错误，实属难免。见得多了，大都也是一笑了之。但一册之中见得多了，着实恼人。表1中误作“范旭仓”的范旭仑，去年11月发表《文学研究所在跟钱锺书开玩笑》一文，辨出朱曦林《钱锺书先生书札辑考》中伪札多通及误释、讹夺之处，痛下重语：“连祖师的寻常尺牍也不解识，何目无珠、胸无墨乃尔！”[26]去年年末，更有久负盛名的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也难免质疑：“这个系列里，近十年内出版的、由今人注释的，基本都质量堪忧，或者注水严重,或者错漏多多。”对其中《梁佩兰集校注》一书，匡谬者甚至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书”为题深表不满。[27]虽都言辞激切，窃所不取，其心情却是可以理解的。

朱氏曾亲炙于缶翁弟子沙孟海先生，“潜心唐代书法史四十年，是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王家葵、薛龙春两氏在《朱曼倬先生的颜学研究》一文中，誉之为“颜真卿之学在新时期以来的集大成者”，称其于“史传诀微”而撰之《颜真卿年谱》“最能体现‘良史之才’”。不承想却把师祖的年谱长编，做得如此草草。人谓缶翁绘画有“粗服乱头”“粗枝大叶”之特色，然而，艺术创作可以追求粗服乱头，学术研究容不得半点粗枝大叶。衷心冀望“书法科班出身，又得老辈亲授，于书法研究最是当行”的朱老先生，不忘初心，坚持“他所秉承的学术传统”，真正“为年轻一辈学者做出极好的示范”。[28]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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