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 | 尼采与劳伦斯对宗教的批判

尼采与圣保罗，劳伦斯与拔摩岛的约翰

《批评与临床》第六章

不是同一个人，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某些人就是不是同一个约翰撰写了《福音书》和《启示录》进行了深奥的讨论，劳伦斯也介入其中。[1] 劳伦斯带着充满激情的论据参与讨论，这些论据由于包含着一种评价方法和一种类型学而显得更加强有力：能够写出《福音书》和关于末世论的著作的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这两部作品本身都很复杂或是由不同成分组成，并把许多相异的内容汇集在一起，这并不重要。不是两个个体、两个作者的问题，而是两种类型的人，或者灵魂的两种地域、两个完全不同的整体的问题。《福音书》是贵族、个人、温和、多情、颓废且相当有学问的。《启示录》是集体、民众、没有文化、憎恨又野蛮的。以上这些词必须逐一解释以避免曲解。但已经明确的是，福音主义者和启示录主义者不可能是同一种人。拔摩岛的约翰甚至没有戴上福音主义者的面具，也没有戴上基督的面具，他发明了另一个面具，制造了另一个面具，这个面具要么揭穿基督的面目，要么与基督的面具重叠，听凭我们的选择。拔摩岛的约翰的写作背景是宇宙的恐怖与死亡，而《福音书》和基督则致力于人类的精神之爱。基督创造了爱的宗教（一种实践、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种信仰），《启示录》带来权力的宗教——一种信仰，一种可怕的审判方式。不是基督的馈赠，而是无尽的债务。

不言而喻，最好在阅读或重读过《启示录》之后再来读劳伦斯的著作。这样人们才会理解《启示录》的现实意义，以及揭示它的劳伦斯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性不是由“尼禄=希特勒=反基督者”类型的历史对应构成，也不是伴随着原子、经济、生态的恐慌和科学幻想，对世界末日、时间终点的超历史情感构成。我们之所以沉浸在《启示录》里，这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它是生存方式、继续存在方式和审判方式的启迪。这是每一个自认为是幸存者的人的书。这是鬼魂的书。

劳伦斯与尼采非常接近。人们可以猜想，如果没有尼采的《反基督者》，劳伦斯本不会撰写他的著作。尼采本人并非第一个。甚至斯宾诺莎也不是。某些“有预见力的人”已把作为多情者的基督和作为死亡事业的基督教进行比较。他们并不是对基督怀有过多的好意，而是认为必须把基督与基督教区别开来。在尼采那里，是基督与圣保罗之间的强烈对立：基督是颓废者中最温和、最多情的，就好像把我们从教士的统治和一切关于过错、惩罚、补偿、审判、死亡及其后续之事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的菩萨——这个带来好消息的人被黑色圣保罗所欺骗，后者负责看管十字架上的基督，不停地把他带回那里，让他复活，把关于永恒生命的整个重点移走，创造出一种比以前的教士更加可怕的新型教士，“他司祭的残暴手段、他聚众的方法：对不朽的信仰，即审判的学说”。劳伦斯重新提到对立，但这次是基督与《启示录》作者——拔摩岛的红色约翰之间的对立。劳伦斯的书是致命的，书写成后不久劳伦斯就因咯血而遭遇了红色的死亡。《反基督者》也同样，书写成后不久尼采就崩溃了。死亡之前的最后一个“喜讯”，最后一个好消息。并非劳伦斯模仿了尼采，更确切地说，劳伦斯拾起一支箭，尼采的箭，并以不同的方式张弓把它射向别处，射向另一颗彗星、另一群人：“自然把哲学家像箭一般投向人类；它没有瞄准，却希望箭钉在某个地方。”[2]劳伦斯重新开始尼采的尝试，他设定的目标不再是圣保罗，而是拔摩岛的约翰。很多东西发生变化或互相补充，从一个尝试到另一个尝试，甚至共同的东西也变得更为强大，更为新颖。

基督的事业是个人的。个体本身并不与集体截然对立；是个体和集体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像灵魂的两个不同部分那样互相对抗。而基督很少关注我们身上集体的东西。他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在于使集体体系摆脱教士《旧约》，摆脱犹太教士和他的权力，但这仅仅是为了把个体灵魂从这个粗糙的外表中解放出来。至于恺撒，基督将把属于他的部分留给他。正因为如此，基督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他认为，一种个体灵魂的文化足以驱赶藏匿于集体灵魂中的魔鬼。政治谬误。他让我们自己解决问题，面对集体灵魂，面对恺撒，在我们之外或在我们身上，面对权力，在我们身上或在我们之外。这一点上，他总是令他的门徒和弟子失望。人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不愿意成为主人，也不愿意帮助他的门徒（只是爱他们，他说，可是这又隐藏着什么？）”。“他从未与他们真正地融合，甚至没有与他们共同工作和行动。他任何时候都是独自一人。他令他们极度惊讶，并且，对于其中某一部分人，他对他们放任自流。他拒绝成为他们强大的肉体领袖：犹大一类人内心深处表达敬意的需要感觉遭到了背叛，于是也轮到他背叛了。”[3]门徒和弟子让基督为此付出了代价：对《新约》的否认、背叛、弄虚作假与无耻舞弊。劳伦斯说，基督教的主要人物是犹大。[4]其次是拔摩岛的约翰，再其次是圣保罗。他们强调的是集体灵魂的抗议，是被基督忽视的部分。《启示录》强调的是“穷人”或“弱者”的要求，因为这些人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他们不是卑微的人或不幸的人，他们十分可怕，除了集体灵魂之外别无其他灵魂。在劳伦斯最美妙的篇章中，有关于羔羊的内容：拔摩岛的约翰通报犹大的狮子来了，来的却是羔羊，一只变得十分阴险，像狮子一般吼叫的有角羔羊，它不再是祭司或刽子手，它把自己装扮为牺牲品，却因此变得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比其他刽子手更坏的刽子手。“约翰坚持认为，一只羔羊，在那里，似乎被屠杀了，但人们从来没有见到它被屠杀，而是看见它屠杀了数百万人；甚至，当它最后穿着染血的胜利外衣突然出现时，血也不是它自己的血……”[5]基督教将真正成为反基督；它暗中行事，它把集体灵魂强加给基督，相反地，它赋予集体灵魂一种表面的个体形象——小羔羊。基督教，首先是拔摩岛的约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和一种类型的思想者，思想者今天仍然存在，并重新成为主宰：食肉的羔羊——羔羊一边撕咬，一边叫喊着“救命啊，我对你们做了什么？这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多么奇怪的形象，现代思考者的形象。这些装扮成狮子、长着巨大牙齿的羔羊甚至不再需要教士的外衣，或者，如劳伦斯所言，不再需要救世军的外衣：它们获得了很多的表达方式、很多的民众力量。

集体灵魂想要的东西，是权力。劳伦斯不说简单的事情，如果人们以为立刻就理解了他所说的话，那就错了。集体灵魂不愿意仅仅夺取权力或取代专制者。一方面，它想摧毁权力，它憎恨权力和统治，拔摩岛的约翰对恺撒或罗马帝国满怀仇恨。然而，另一方面，它也想钻入权力的每一个角落，把权力的中心推向远处，在整个世界繁殖权力：它渴望一种世界性的权力，但并不是像帝国的权力那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在每一个角角落落，在每一个阴暗的墙角，在集体灵魂的每一个隐秘处。[6]最后，集体灵魂尤其想要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无须恳求诸神，它就是上帝最终的权力，并且，它审判其他所有的权力。基督教不与罗马帝国串通，而是将它转化。这是基督教将借助《启示录》创造的一个全新的权力形象：审判体系。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劳伦斯与库尔贝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曾说过，有些人夜里醒来，叫喊着：“我要审判，我必须审判！”摧毁的愿望、进入每一个角落的愿望、永远取胜的愿望：这三重愿望只形成一个固执的意愿——圣父、圣子、圣灵。权力尤其改变着本质、外延、分布、强度、方法和目的。一种反权力，同时也是隐蔽在角落里的权力，最后幸存者的权力。权力仅作为集体灵魂漫长的复仇政治、漫长的自恋事业而存在。弱者的报复和自我歌颂，劳伦斯尼采说：甚至希腊的阿福花也会变成基督教的水仙花。[7]哪些细节在复仇与荣耀的清单中……只有一件事人们不能指责弱者，那就是，他们不够冷酷，没有被他们的荣耀和确信全部占据。

而对于集体灵魂的这项事业，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教士种族，一种新的类型，哪怕让他转而反对犹太教士。犹太教士既没有普遍性也没有至高无上性，他们过分局限于当地，并仍然等待着某种东西。基督教士必须接替犹太教士，哪怕两者都转而反对基督。人们将让基督遭受最恶劣的假器（prothèse）：人们让他成为集体灵魂的中心人物，让他把自己从来不愿意给予的东西交还给集体灵魂。或者，更确切地说，基督教将把他一直仇恨的东西——一个集体的自我、一种集体灵魂——交给他。《启示录》是被植入基督身体的极度可怕的自我。拔摩岛的约翰在其中竭尽全力：“永远只以权力的名义，从来没有爱的名义。基督永远是天下无敌的胜利者，手持利剑的摧毁者，他屠杀人类直至鲜血染红马的嚼子。基督从来不是拯救者，从来都不是。《启示录》的主宰者之子降临世间，带来一种新的、令人恐怖的权力，比任何庞培、亚历山大或居鲁士的权力都更强大。权力，可怕的打击权力……人们被吓得目瞪口呆……”[8]人们强迫基督为此而复活，给他打针。他不审判，也从不愿意审判，人们却要把他变成审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确切地说，当审判这一可憎的能力成为灵魂中的首要能力时，弱者的复仇或新的权力便产生。（关于基督教哲学中的次要问题：是的，有一种基督教哲学，它与信仰并无太大关系，然而，一旦审判被视为一种自主能力，它便以此为由而需要体系和上帝的保证。）《启示录》赢了，我们从未走出过审判体系。“我看见宝座，坐在宝座上的人被赋予了审判的权力。”

在这一点上，《启示录》的方法是迷人的。犹太人创造了某种在时间次序中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被延期的命运。在其帝国野心中，上帝的选民遭到了失败，将自己置于等待中，他等待着，变成了“命运延期的人”[9]。在整个犹太预言主义中，这种处境是本质的，并且已经解释了预言者所说的某些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可怕元素。但是，《启示录》里崭新的东西在于，等待在其中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古怪规划的对象。《启示录》也许是第一部场面壮观的伟大的书计划。小死亡、大死亡、七个封印、七只喇叭、七只酒杯、第一次复活、千禧年、第二次复活、最后的审判，就是这些填满并占据着等待。一种带有天堂和地狱硫黄湖的牧羊女剧场（Folies Bergère）。湖中所有留给敌人的痛苦、创伤和灾难，天堂里所有上帝选民的荣耀，以及上帝的选民们依据他人的苦难来衡量自身荣耀的需要，这一切都将对弱者漫长的复仇做出精确安排。正是复仇精神把计划引入等待中（“复仇是一道……的菜”）。必须让等待的人有事可做。等待必须从头至尾安排妥当：演出开始前，遭受折磨的灵魂必须等待受折磨的人达到足够多的数量。[10]第七个封印开启前的半小时短暂等待，持续千年的长久等待……末日尤其必须好好计划。“他们需要像了解起源一样了解终结，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要了解世界末日……喷射出火焰的仇恨、对世界末日的卑鄙欲望”[11]……在这里，有一种元素不属于《旧约》，而属于基督教的集体灵魂，它把世界末日的幻景与预言对立起来，把世界末日的日程安排与预言者的计划对立起来。因为，如果说预言者等待着，已经满怀怨恨，那么在时间与生命里也同样如此，他等待一次降临。他像等待某种无法预见的新东西一样等待着降临，只知道在上帝的计划中存在或孕育着这个降临。而基督教只能等待一次回归，某种连最微小的细节都被计划好的东西的回归。事实上，如果基督死了，重心就转移了，不再处于生命中，而是进入生命背后，在一种后生命之中。对基督教而言，延期命运的意义改变了，因为它不再仅仅是被延期，而是被后置了，被置于死亡之后，基督的死亡和每个人的死亡之后。[12]于是，填满死亡与末日之间、死亡与永恒之间一段延伸的可怕时间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任务。人们只能用幻象去填满它：“我看了，这就是……”，“我看见……”。世界末日的幻象取代预言者的话语，规划取代方案和行动，一整出幻景剧继预言者的行动和基督的激情之后出现。幻觉，幻觉，复仇本能的表现，弱者复仇的武器。《启示录》与预言主义决裂，尤其与基督优雅的内在性决裂，对基督而言，永恒首先在生命中被体验，且只能在生命中被体验（“感觉自己在天上”）。

然而，任何时刻都不难展现《启示录》的犹太本质：不仅是被延期的命运，更是奖赏惩罚、原罪赎罪的整个体系，让敌人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长时间遭受痛苦的需要，总之，是道德的诞生，是作为道德表现和教化工具的寓言……但《启示录》中更加有意思的是一种间接的异教本质的存在与重新活跃。《启示录》是一部由不同成分组成的书，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在那个时代，如果某一部书不是如此，那倒应该令人奇怪了。但劳伦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由不同成分组成的书，或者更确切地说，区分了两个极端：在外延上，当书中包含其他几部不同作者、不同地点、不同传统等的书时；或者，在深度上，当书本身涉及好几个层级，穿越它们，在需要时将它们混合，同时令最新层中显露出一个基质、一种书探测，而不再是诸说混合时。异教层、犹太层、基督教层，这是标志着《启示录》中最主要的部分，即使一种异教沉积物滑入基督教层的裂缝中，填补某个基督教的空白（劳伦斯分析了著名的《启示录》第十二章的例子，在这一章中，关于神圣诞生的异教神话同星辰之母和大红龙一起填补了基督诞生的空白）。[13]这种异教的重新活跃在《圣经》里并不多见。人们可以认为，预言者、福音主义者和圣保罗本人对星球、星辰和异教祭礼了如指掌，但他们选择最大限度地删除、掩盖这一层。只有一种情况下犹太人绝对需要回到此层级，也就是当涉及看的时候，当他们需要去看时，当视觉相对话语而言重新找回某种自主时。“后大卫王时代的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眼睛，他们凝视耶和华直到因此变成盲人，然后，他们就用邻居的眼睛看世界；当预言者要展望未来时，他们的看法就必定成为迦勒底的或亚述的。他们借用其他诸神来观察他们自己的看不见的上帝。”[14]《新约圣经》的子民们需要古老的异教之眼。预言家所预言的一些悲惨可怕的元素已经成为现实。以西结需要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re）被穿破的车轮（“在以西结那里找到阿纳克西曼德的车轮是一种莫大的宽慰……”）。然而，是《启示录》这部幻象之书的作者，是拔摩岛的约翰最需要让异教本质重新活跃，并处于实现这一需要的最佳境况。约翰对耶稣和《福音书》知之甚少，“但他似乎清楚地知道象征的异教价值，知道它与犹太或基督教价值不同”[15]。

这就是劳伦斯在他对《启示录》的所有厌恶中，并通过这种厌恶，感受到的对这部书的一种隐晦的好感，甚至一种赞赏：恰恰因为这部书是沉积的、层叠的。尼采有时也感受到对他认为恐怖和令人厌恶的东西的这种特殊迷恋：“这是多么有趣啊。”他说。毫无疑问，劳伦斯对拔摩岛的约翰抱有好感，认为他很有趣，也许是最有趣的人，在他身上找到一种并非没有魅力的夸张和自负。因为这些“弱者”，这些心怀怨恨的人等待着复仇的时刻，享受着一种来自别处，被他们转而服务于自身利益和自身荣耀的冷酷。他们极度缺少文化，对他们而言只有唯一的一部书——大写的书、《圣经》，尤其是《启示录》，这使他们能够接受一个非常古老的层级，一个其他人不再愿意了解的秘密沉积物的推进。例如，圣保罗仍然是贵族，但与耶稣截然不同，是另一种类型的贵族，太开化了，不会不知道如何识别，进而去除或驱逐违背他的计划的沉积物。同样，圣保罗让异教本质遭受了何种贬责，让犹太本质经历了何种选择！他需要一种被检视和修正的、皈依的犹太本质，但对于异教本质，需要它一直隐藏。并且，他有足够的文化来完成这一点。拔摩岛的约翰却是一介平民，就好像没有文化的威尔士矿工。劳伦斯对《启示录》的评论从对这些他非常了解、令他惊叹的英国矿工的描绘开始：冷酷，非常冷酷，天生具有“对原始和野蛮权力的特殊意识”，复仇与自我歌颂中的典型教民，以《启示录》来威慑，组织原始循道宗教堂里阴暗的礼拜二之夜。[16]他们本来的首领既不是门徒约翰，也不是圣保罗，而是拔摩岛的约翰。他们是基督教的集体和民众灵魂，而圣保罗（列宁也同样，劳伦斯说）仍然是一个走向平民的贵族。矿工对地层十分了解。他们不需要阅读，因为异教本质正是在他们身上发出低沉的声音。更确切地说，他们开始接受一种异教地层，把它抽离出，令它向他们走来，而他们只是说：这是煤，这是基督。他们使得一种层级发生了最令人惊叹的转向，让它服务于基督教、机械世界和技术世界。《启示录》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装备、一种已经产业化的机构，大都会。依据他的实际经验，劳伦斯把拔摩岛的约翰视为一个英国矿工，把《启示录》视为矿工家中悬挂的一系列版画，一种民众的、冷酷的、无情的、虔诚的面容的反映。这是与圣保罗相同的目的、相同的事业，但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不是同一种方法，也不是同一种功能，圣保罗是最高领导，而拔摩岛的约翰是工人，最后时刻的可怕工人。企业领导必须禁止、指责、选择，而工人可以锻造、拉长、压紧、重新使用一种材料……因此，在尼采劳伦斯的联盟中，不应该认为目标——对于尼采来说是圣保罗，对于劳伦斯则是拔摩岛的约翰——的区别是轶事的、次要的。这个区别决定着两部书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劳伦斯紧紧抓住尼采之箭，但把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投掷出去，尽管他们两人都在同一个地狱中，精神错乱，咯血不止，而圣保罗和拔摩岛的约翰占据着整个天堂。

但劳伦斯重新找回了他对拔摩岛的约翰的所有轻蔑和厌恶。这种异教世界的重新活跃有什么用？它在《启示录》第一部分中有时甚至是感人而伟大的，可人们能用它来在第二部分中做些什么？人们不能说约翰仇恨异教：“他几乎像接受自己的希伯来文化一样自然地接受它，比接受对他而言陌生的新基督教精神更加自然得多。”他的敌人并非异教徒，而是罗马帝国。可异教徒根本不是罗马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伊特鲁里亚人；甚至不是希腊人，而是爱琴海的人，是爱琴海文化。但为了确保罗马帝国的衰落，必须聚集、召唤整个宇宙，令它复活，必须摧毁宇宙本身，让它卷走罗马帝国，把罗马帝国掩埋在它的瓦砾中。这个奇怪的迂回，这个间接打击敌人的奇怪角度就是如此：《启示录》需要摧毁世界来建立它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它的天堂，只有异教为它提供一个世界、一个宇宙。因此，它要唤回异教宇宙，以便为它制造一个终结，对它进行幻觉上的摧毁。劳伦斯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方式定义宇宙：重要的生命象征与有生命的连接所在的场所，超越个体的生命。犹太人将用上帝与其选民的联盟来取代宇宙的连接；基督教徒将用灵魂与基督之间微小的个人联系来取代高于人的或低于人的生命；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将用寓言取代象征。而这个无论如何都保持着生命力，并继续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强大地生存的异教世界，《启示录》迎合它，援引它，让它重新活跃，但这是为了惩治它，真正地谋杀它，甚至不是出于直接的仇恨，而是因为需要它作为一种手段。虽然宇宙已经遭受了很多次打击，但令它走上死亡之途的是《启示录》。

当异教徒谈论世界时，令他们感兴趣的总是起源，以及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跳跃；但现在，只剩下一条平淡无奇的长线之后的一个终结，而患恋尸癖的我们仅仅对这终结抱有兴趣，只要它是最终的末日。当异教徒和前苏格拉底派谈论毁灭时，他们总是在其中看到由于一种元素超出另一种元素而产生的不公平，而不公平，首先是摧毁者。但现在，人们把毁灭称为公平，恰恰是摧毁的愿望拥有公平和神圣之名。这是《启示录》所带来的东西：人们甚至不指责古罗马人是摧毁者，出于这个可能很不错的理由，人们也并不怨恨他们，人们指责罗马巴比伦造反，叛乱，庇护反抗者——无论小人物还是大人物，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摧毁，摧毁一个不知名的、可相互替换的敌人，一个任意的敌人，这已经成为新公平的最基本的行为。指定任意敌人，就像指定一个不符合上帝旨意的人。这很是奇怪，就像在《启示录》中，所有人都必须被印上标记，必须在额头或手上带有一个标记，牲畜或基督的标记；羊羔成为144000个人的标记，而牲畜……每当人们规划一座光辉灿烂的城市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摧毁世界，令世界“无法居住”并开始驱逐任意敌人的方式。[17]希特勒与反基督者之间也许没有很多相似之处，相反，新耶路撒冷和人们向我们许诺的未来之间却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不仅在科幻小说中，更在对绝对世界之国的军事工业计划上。《启示录》不是集中营（反基督），而是新国家（天上的耶路撒冷）重大的军事、治安和民事保障。《启示录》的现代性并非在宣告的灾难中，而是在规划好的自我歌颂中，在新耶路撒冷的荣光的建立中，在对一种最终的司法和道德权力的荒唐创建中。新耶路撒冷的建筑极为恐怖，它的城墙和玻璃大街，“一座既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来照亮的城市……，并且，任何污染物都无法进入，只有在羊羔的生命册上登记的那些人方可入内”。无意地，《启示录》至少令我们相信，最可怕的并非反基督，而是这座从天而降的新城，这座“像为丈夫而打扮的妻子一样准备好的”圣城。任何一个智力基本健全的《启示录》的读者都已经感觉到身处硫黄湖中。

因此，在劳伦斯最美的章节中，有涉及异教世界重新活跃的内容，但条件是生命象征全面衰落，它们一切有生命的连接都被中断。“文学最大的弄虚作假。”尼采说。劳伦斯有力地分析了《启示录》中关于这种衰落和弄虚作假的确切主题（我们仅指出其中的某几点）。

1. 地狱的转变。确切地说，对异教徒而言，地狱并不是分离的，它取决于一个周期中各元素的转化：当火对温和的水而言变得过于猛烈时，它将水燃烧，而水产生盐，就像令水变质、把水变苦的不公平的产物。地狱是地下水恶毒的一面。它之所以把不公平聚集起来，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基本的不公平的产物，就是各种元素的灾难。然而，地狱本身是分离的，它为自身而存在，它是最后审判的两种表达之一，这些想法必须等待基督教才能得以实现：“甚至阴间和火谷的古老犹太地狱都曾经是相对温和的地方、不舒适的冥府，但它们同新耶路撒冷一起消失了”，为了“历来炽热的硫黄池”，那里，灵魂永远在燃烧。[18]甚至大海，为了更保险起见，也将被注入硫黄池中：于是，不再存在任何连接。

   
   

2.  骑士的转变。试图重新发现什么是一匹真正异教的马，它在颜色、体质、星球本质和灵魂中作为骑士的部分之间建立哪些连接：不应仅限于视觉，而要遵循人马实际的紧密结合。例如，白色，也就是血，表现为纯粹的白光，而红色只是由胆汁提供的鲜血的外衣。线条、平面与联系之间广泛的交织。[19]但对基督教而言，马不过是供人召唤的运输者，并且带有抽象概念。

   
   

3. 色彩与龙的转变。劳伦斯为色彩展开了一种十分美好的生成。因为，最古老的龙是红色的，金红色的，螺旋形地伸展在宇宙中或盘绕在人的脊柱上。可是，当它模棱两可的时刻到来时（它是好？是坏？），对人类来说，它仍旧是红色的，而宇宙中的好龙已经变成星辰中半透明的绿色，仿佛春天的微风。红色对人类而言已经变得危险（别忘记劳伦斯是一边咯血一边写作的）。但最终，龙转为白色，一种没有色彩的白，我们逻各斯的肮脏的白，仿佛灰色的肥虫。金子何时变成钱币？正是当它不再是第一条龙身上的金红色时，当龙披上这种苍白欧洲的被撕裂的纸的颜色时。[20]

   
   

4. 女人的转变。《启示录》仍然向被太阳笼罩而月亮在其脚下的伟大的宇宙之母表达了短暂敬意。但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处于一切联系之外。她的孩子被夺走，“送往上帝那儿”；她被遣送至沙漠，永远无法离开。她只有乔装成巴比伦荡妇返回：依旧光彩夺目，骑在她的红龙身上，预示着摧毁。似乎女人只能有这个选择：要么成为红龙身上的荡妇，要么成为“所有现代苦难和耻辱的灰色小蛇”的猎物（正如劳伦斯所言，现在的女人被召唤来把她们的人生变为“某种值得的东西”，来从最坏的东西中分离出最好的，却不去想这更加糟糕；这就是女人具有一种奇怪的警察形象的原因，现代的“女人警察”）。[21]然而，《启示录》已经把天使般的强权者转变为怪诞的警察。

   
   

5. 孪生子的转变。异教世界不仅仅由充满生命力的连接所构成，它还包含边界、门槛和门、分离，以便某个东西从两个东西之间经过，以便某种物质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或与另一种物质交替存在，避免危险的混合。孪生子恰恰扮演着这种阻断器的角色：风和雨的主人，因为他们打开天空之门；雷电之子，因为他们劈开云层；性的守卫者，因为他们维持着生命诞生之处的间距的开放，并通过躲避一切将毫无节制地在那里相互混杂的致命点，令水与血交替出现。因此，孪生子是潮涌及其经过、交替和分离的主人。[22]正因为如此，《启示录》需要让人将他们杀死，让他们升天，这不是为了异教世界了解自身阶段性的过分，而是为了令分寸像死亡的宣判一般从别处向它袭来。

   
   

6. 象征向隐喻和寓言的转变。象征是具体的宇宙力量。即使在《启示录》里，民众意识在崇拜原始权力的同时仍保留着某种象征意义。但宇宙力量与最终权力这一观念之间有什么区别？劳伦斯依次简要地阐述了象征的某些特征。这是感性意识扩大、深入、延伸的动态过程，是一种越来越有意识的生成，与静止于固定的寓言观念的道德意识相反。这是强烈的情感方法，是不断累积的强度，它仅仅标志着一种感觉的开始和一种意识状态的苏醒：与寓言的智力意识相反，象征什么也不想说，它既不需要被说明，也不需要被阐释。这是一种旋转的思想，在那里，一组影像围绕着一个神秘点越来越快地旋转，与寓言的线性链相反。让我们想一想斯芬克斯的问题：“什么东西先用四条腿，接着用两条腿，最后用三条腿走路？”如果人们在其中看到三个连贯部分并得出最终的答案“人”，那么，这个问题是相当愚蠢的。相反，如果人们感觉到三组影像正围绕着人的最神秘的点旋转——孩童动物的影像，接着，猴、鸟、青蛙等两脚生物的影像，然后，比大海与沙漠更遥不可及的三只脚的未知动物的影像，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充满生气。而这正是旋转的象征：它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不将我们带向任何地方，也不抵达任何地方，它尤其没有句点，甚至也不分阶段。它总是在中间，在事物中间，在事物之间。它只有中间，一些越来越深入的中间。象征是一个大旋涡，让我们不停地旋转，直至出现这种强烈的状态，答案与决定由此产生。象征是一个行动与抉择的过程；就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提供旋转图像的神谕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正是如此才做出真正的决定：当我们在自身并围绕自身越转越快，“直至一个中心形成，直至我们知道该如何行事”时。这与我们的寓言观念相反：寓言观念不再是一种积极的思想，而是一种不断延搁、不断推迟的思想。它用审判的权力取代抉择的力量。同样，它要用句点作为最后的审判。并且，它在句子之间、阶段之间、部分之间放置临时标点，形成通往终点之路上的一段又一段历程。也许，是视觉、书和阅读赋予我们对标点、线段、开始、结束和阶段的喜好。眼睛是将我们分离的感官，寓言是视觉的，象征却召唤并汇集其他所有的感官。当书仍然是卷状物时，它或许保留着一种象征力量。七个封印的书被认为是卷状物，但只要《启示录》需要随处安放句点，设置部分，封印便逐步、分阶段地被拆开，这件怪事又如何解释？象征由物理的连接和分离构成，甚至，当我们面对分离时，某种东西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间隔中经过，物质或潮涌。因为，象征是潮涌的思想，与寓言思想的线性智力过程截然不同：“现代精神理解部分、片段和碎片，并在每一句子之后放置句点。感性意识却理解作为河流或潮涌的整体。”《启示录》揭示出它本身的目的：将我们与世界、与我们自身分离。[23]

异教世界退场。《启示录》让异教世界最后一次重新登场，以便彻底地摧毁它。我们应回到另一条轴线：不再是《启示录》与异教世界之间的对立，而是《启示录》与作为个人的基督之间的对立，两者完全不同。基督创造了一种爱的宗教，也就是说，灵魂的个体部分的一种贵族文化；《启示录》正在创造一种权力的宗教，也就是说，灵魂的集体部分的一种可怕的民众崇拜。《启示录》在基督身上制造一个集体的自我，赋予他一种集体灵魂，于是，一切都发生改变。爱的冲动蜕变为复仇事业，《福音》的基督蜕变为《启示录》的基督（牙齿咬着剑的人）。劳伦斯的提醒由此显示出重要性：写《福音书》的与写《启示录》的不是同一个约翰。但是，他们或许比是同一个人更加统一。那两个基督也比是同一个人更加统一：“一块纪念章的两面”[24]。

为了解释这一互补性，是否只要说基督“本人”忽略了集体灵魂并对它听之任之就够了？或者，是否另有一个更深入、更可恶的原因？劳伦斯投身于一件复杂的事情：在他看来，转变、歪曲的原因并不取决于简单的忽视，它应该在基督的爱和他曾经的爱的方式中被找寻。而且，他认为这一点已经令人感到恐怖，基督曾经的爱的方式。正是这一点将使得权力的宗教取代爱的宗教。在基督的爱之中有一种抽象的认同，或者，更糟糕的，有一种给予而不获取的热情。基督不愿意迎合弟子们的期待，但他也不愿意保留任何东西，甚至他自身不可侵犯的部分。他有某种自杀性的东西。在写关于《启示录》的作品前不久，劳伦斯写了一部小说，题为《死去的人》（L'homme qui était mort）：他想象已经复活（他们太快拔下了我身上的钉子了）却依然显得沮丧的基督自言自语地说“永远不再如此”。想把一切都给予他的玛德莱娜找到他之后，他在女人的眼中瞥见一缕胜利的光芒，在她的嗓音中听出一种胜利的语调，从这光芒和语调中他辨认出自己。而这是那些只获取不给予的人身上同样存在的光芒和语调。在基督的热情和基督教的贪婪中，在爱的宗教和权力的宗教中，有着同样的必然命运：“我付出的比我得到的多，而这也是苦难与自负。这仍然只是另一种死亡……他现在知道，身体复活是为了给予和获取，为了获取和给予，没有丝毫贪婪。”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劳伦斯都力求完成这一任务：判断并四处追捕那恶毒的微光，在那些只获取不给予的人身上，或者，在那些只给予不获取的人身上——拔摩岛的约翰和基督。[25]在基督、圣保罗与拔摩岛的约翰之间链条再次被闭合：基督，他是贵族、个体灵魂的艺术家，并愿意付出这个灵魂；拔摩岛的约翰，他是工人、矿工，要求拥有集体灵魂并想得到一切；而圣保罗，为了关闭链接，他类似走向人民的贵族，类似将一种组织赋予集体灵魂的列宁，他将制造“一个殉道者的势力集团”，他把目标赋予基督，把方法赋予《启示录》。难道不需要这一切来建立审判体系吗？个体自杀与群体自杀，伴随着全方位的自我歌颂。死亡，死亡，这就是唯一的判决。

于是，个体灵魂与集体灵魂都需要被拯救，如何拯救？尼采用他著名的反基督教法则来结束《反基督者》。劳伦斯用一种宣言来结束他对《启示录》的评论，他在别处将这一宣言称为“一系列劝导”[26]：停止爱。用“一个爱永远无法战胜的决定”来对抗爱的审判。抵达人们再也不能给予、不能获取的那个点，人们知道无法再“给予”任何东西的那个点，亚伦或《死去的人》的点，因为问题已经指向别处；构建堤岸，在那里，潮涌可以流淌、分离或融合。[27]不再爱，不再付出自我，不再获取。如此拯救自我的个体部分。因为，爱不是个体部分，也不是个体灵魂：更确切地说，它是把个体灵魂变为一种自我的那个东西。而自我，是某种要给予、要获取的东西，它想爱或被爱，它是寓言、影像和主体，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自我不是一种关系，它是一种反射，是形成主体的微光，是一只眼睛里闪烁的胜利微光（“肮脏的小秘密”，劳伦斯有时说）。劳伦斯是太阳的崇拜者，可他说太阳照在草地上的光芒不足以构成某种关系。他从中得出关于绘画和音乐的一种观念。个体的东西，是关系，是灵魂，而不是自我。自我倾向于与世界同化，可这已经是死亡，而灵魂呈现出其充满生命力的“好感”与“厌恶”[28]。停止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自我，去感受自己是一股潮涌，一个潮涌的整体，处于与同其他潮涌的关系中，在自身之外，也在自身之中。甚至，稀有物也是一种潮涌，甚至，枯竭和死亡也能生成潮涌。性的与象征的实际上是一回事，除了力量或潮涌的生命之外从不想诉说他物。[29]在自我中有一种自我消失的倾向，这个倾向在基督那里经历滑坡，在佛教那里走向终点：劳伦斯（或尼采）对东方的怀疑正来源于此。作为潮涌的生命，灵魂是活着的愿望，是斗争与战斗。这不仅仅是分离，而是潮涌的融合，这融合是斗争与战斗，是纠缠。任何协调都是不和谐的。战争的反面：战争是要求自我参与的总体毁灭，而战斗排斥战争，它是对灵魂的征服。灵魂反抗想要战争的人，因为他们把战争与斗争混淆起来，但灵魂也反抗放弃斗争的人，因为他们把斗争与战争混淆起来：富于战斗性的基督教与和平主义的基督。灵魂不可剥夺的部分在于当人们停止成为一个自我时：必须征服这个极其流动、颤抖并极具斗争性的部分。

于是，集体的问题在于建立、找到或找回最多的连接。因为，连接（和分离）正是关系的物理，是宇宙。甚至，分离也是物理的，它在那里，只是作为两个堤岸，以便潮涌得以经过或交替。而我们，我们最多生活在一种关系的“逻辑”里（劳伦斯与罗素根本不互相喜爱）。我们把分离变为一种“要么……要么”，把连接变为一种从原因到结果，或从本原到后果的关系。从潮涌的物理世界中，我们使一种反射，使一种由主语、宾语、谓语和逻辑关系构成的了无生气的复制品抽象化。我们就这样提取出审判体系。问题不是把社会与自然对立，把人工的与天然的对立。各种人为的方法并不重要。然而，每当一种物理关系被表现为逻辑关系，象征被表现为影像，潮涌被表现为部分，每当交流被分割成相互依存的主体与客体，人们就要说世界死了，说轮到集体灵魂被封闭在自我之中，无论是民众的自我还是专制者的自我。这是“错误的连接”，劳伦斯把它与自然本性（Physis）对立。根据劳伦斯所进行的批评，如同爱一样，金钱应当被指责的地方不在于它是一种流通，而在于它是一种以主体和客体牟利的错误连接：当金子变成钱币……[30]没有向自然的回归，只有集体灵魂的政治问题，一个社会有能力完成的连接，以及社会支撑、创造、放任和推动的潮涌。纯粹而简单的性，是的，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关系的个体物理与社会物理，与无性的逻辑截然相反。像一切有才华的人那样，劳伦斯死前把他的带子精心地折叠，精心地放好（他猜想基督也是这样做的），并围绕这个观点，在这个观点中左思右想……

[1] 关于《启示录》（Apocalypse）的文章和评论，参见夏尔·布吕奇，《〈启示录〉的光明》，日内瓦［（Charles Brütsh,La clarté de l'Apocalypse,Genève）关于作者或作者们的问题，参见第397—405页］。把两个作者进行比较的那些博学的理由似乎十分牵强。——在本章以下注释中，作为参考文献的《启示录》均指劳伦斯的评论［巴兰出版社（Balland）］，除了第82页注释①。

[2] 尼采，《教育家叔本华》，第七节（Schopenhauer éducateur,§7）。

[3] 《启示录》，第三章，第60页。

[4] 劳伦斯，《亚伦的藜杖》（La verge d'Aaron），伽利玛出版社：“您没有发现您喜爱的事实上是犹大的原则吗？犹大是真正的主角，没有犹大，一切悲剧都将错过……当人们提起基督时，他们想说的是犹大。他们在他身上找到一种美妙的滋味，而他的教父正是耶稣……”（第94页）

[5] 《启示录》，第九章，第116页。

[6] 尼采，《反基督》，§17：上帝“在任何地方都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伟大的世界主义者……但他一直是犹太人，是墙角之神、所有阴暗的角落之神……以后与以前一样，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王国是世界之下的王国，是收容所，是地下王国……”

[7] 劳伦斯，《伊特鲁里亚游记》（Promenades étrusques），伽利玛出版社，第23—24页。

[8] 《启示录》，第六章，第83页。

[9] 《启示录》，第六章，第80页。

[10] 《启示录》的第六章：“主人，你要拖到什么时候才给予地球上的居民应有的惩罚，才为了我们的鲜血向他们复仇呢？……他们被告知要继续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直到即将像他们一样被处死的同伴和兄弟的人数凑齐。”

[11] 《启示录》，第六章，第81—82页。

[12] 尼采，《反基督》，§42：“圣保罗只是把整个这一存在的重心转移至这一存在之后——在复活的基督的谎言中。实际上，赎罪者的生命对他而言毫无用处，他需要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其他东西……”

[13] 《启示录》，第十五章，第155页。

[14] 《启示录》，第六章，第85页。

[15] 《启示录》，第六章，第88页。

[16] 《启示录》，第二章，第49页。

[17] 今天的某些思想者描绘出一幅纯粹“启示录的”图景，其中显示出三个特征：（1） 一个绝对世界国家的萌芽；（2） 摧毁“可居住的”世界，以构建一个贫瘠、致命的环境和地域；（3） 驱逐“任意的”敌人，例如，保罗·维利里奥，《领土的不安全》（Paul Virilio,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斯托克出版社。

[18] 《启示录》，第十三章，第141—142页。

[19] 《启示录》，第十章，第121页。［马作为生命力和实际的象征出现在劳伦斯的小说《女人与牲畜》（La femme et la bête）里，世纪出版社（Ed.du Siècle）］

[20] 《启示录》，第十六章，第169—173页。

[21] 《启示录》，第十五、十六章，第155、161页。

[22] 《启示录》，第十四章，第151页。

[23] 劳伦斯在对《启示录》的评论中分析了象征思想的这些不同方面。关于平面、中心或家园、环境、灵魂的部分等内容更加全面的阐述，可参阅《无意识的突发奇想》（Fantaisie de l'inconscient），斯托克出版社。

[24]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202页。

[25] 劳伦斯，《死去的人》，伽利玛出版社，第72—80页：基督与玛德莱娜的重要场景（“在他心里，他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去她家里住。因为，一种胜利的光芒曾在她的眼中闪烁，付出的热情……对他曾经历过的整个生命的恐怖重新出现”）。类似的场景参见《亚伦的藜杖》，伽利玛出版社，第十二章，亚伦去与妻子重逢，却被她眼中的光芒惊呆而再次逃走。

[26] 《无意识的突发奇想》，斯托克出版社，第178—182页。

[27] 独自存在并达到对给予的拒绝的必要性，关于劳伦斯著作的这一常见主题，参见《亚伦的藜杖》，第189—201页（“他内在的、中心的孤独是他存在的中心本身，如果他打破这种中心的孤独，一切都将被打破。让步，是巨大的诱惑，也是最终的亵渎行为……”），以及第154页（“首先必须绝对孤独，这是通向最终的、生命必需的和谐的唯一道路，在完美的、彻底的孤独中独自一人……”）。

[28] 劳伦斯，《美国经典文学研究》（Etudes sur la littérature classique américaine），瑟伊出版社，第216—218页。

[29] 关于潮涌的观念以及由之而来的性的观念，参见劳伦斯最后的文章之一：《我们互相需要》［（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1930年］，载《情欲与狗》，布尔古瓦出版社（Eros et les chiens，Ed.Bourgois）。

[30] 《启示录》，第二十三章，第210页。正是错误与正确连接的问题推动了劳伦斯的政治思想，尤其在《情欲与狗》和《社会团体》（Corps social）中，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