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波——最后的卫士

最后的卫士

/樊尚·考夫曼/

文章选自《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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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居伊·德波一生都在刻意地避免传奇，避免把传奇与可视物、表象以及当前越来越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自传风潮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拒斥后来很快被称作景观的东西。他从来不遵守强加于生活的可视规则。他创立自己的规则，创作文本和影像，以避免受到完全世俗和总是如同侦探片般模糊的当代传记评判眼光的暴政。他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这种挑战被错误地解读为对影像的固有仇恨。但是，他竭尽全力拒斥一切试图认证、指定和适应的评判。为此，他进行了真正的战斗，这是他希望带给这个社会的深刻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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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尚·考夫曼，1955年生，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法律与社会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从事法国文学、文化、媒体、自传文学与以居伊·德波为主的先锋文学研究。

维利耶·德·利勒-亚当告诫我们：在扮演幽灵的时候很有可能与其合为一体。同样，情境主义在隐藏自己方面可能过于成功——肯定比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的第二次宣言》做得更好。由于当时在诗歌与革命之间缺乏一种衔接，情境主义的前景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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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

诗歌服务于革命或是革命服务于诗歌？怎样的诗歌？怎样的革命？这是情境主义国际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未被背弃过。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它会自己解决。事实上，并没有情境主义艺术。情景主义者试图恢复交往和社团。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因此他们宁愿消失。他们选择置身于社会之外，而不接受妥协和背叛。

经常有类似后情境主义国际和后《景观社会》德波的批评，归结到毫无价值的细枝末节或是简单的风格特色（无足轻重的一种形式）。虽然关于神秘的“理论家”德波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他终身对形式和交往的关切后，这种批评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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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居伊·德波 著，张新木 译

当然，德波在其最后几本书中已经不再革命，但是绝不能为此而指责他，因为这种观点的消失并非他的过错。

然而，他对真实交往的渴望导致对虚假交往表象的批评始终存在，尽管有时其形式与情境主义年代的看法相左。他不再提出颠覆社会的做法并不表示他与社会和解或变得更加宽容。譬如，德波在《景观社会评论》中，并没有忘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编写的情境主义字典地图。他仍然是词典编纂者，仍然坚持使用景观词汇来反对景观，揭示景观词汇在谎言，隐瞒和曲解方面发挥的作用，谴责景观词汇的可耻工作。然而，他最后的这些文本中唯一缺少的呼吁重新创造一种交往的整体形式。那段有可能使部落拥有清除掉谎言的语言的时光已经走远，如同“摧毁性”的情境主义文化革命，对旧时代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将完全消失。

德波在后来的作品中曾坚持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拒绝交往。他认为交往只能更糟，因为景观有足够的手段绝对地强加它的真理，并把其他一切包括科学真理在内推到一边。它拥有手段，是因为它摧毁了社团，并且严格来讲，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真正进行对话和辩论：

景观权力可以对任何事加以否认，并丢弃它正在谈论的对象，转而谈论其他内容，因为它深知，无论在它自己的还是其他的领地内，都不存在任何可能遭到强烈回击的危险。作为普通社交场合的集市已经不复存在，同时，社交聚会仅在中介组织或者独立的机构、沙龙或咖啡屋内，或者是同一公司的职员之间进行，因此，不再有什么场合可供人们谈论那些与他们自己切肤相关之事，因为媒体话语以及转述该话语的各种组织、机构无处不在，人们根本就无法彻底地摆脱其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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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伊·德波（1931-1994年）

当真理超越伦贝格和克拉科夫之上会有怎样的对话？它的相反面，幽灵，话语的虚假表象，避免--切挪用、异轨和接受报酬的乌合的交往专家的绝对片面的“交往”。同时，异轨的概念随着革命或交往观点的消失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丧失了作为交往的革命技巧的作用，现在则被当做-种回忆，一段历史，甚至是一种被保护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有因景观进步而被吞没或破坏的危险。当景观主义者非常活跃的时期，对过去和整个文化的革除是革命性的。而现在是权力要革除历史和过去：“任何绝对权力对历史的压制程度都取决于其谋取利益或承担责任的迫切程度，尤其取决于其达到目的的实际能力”，②德波在《景观社会评论》这段话的几页后写道：“所有的夺权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使我们忘记他们只是刚刚上台这一事实。”

权力试图删除历史，试图通过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终结各种形式之下的真理，最终删除掉的不仅是历史，还有一切真正重要的文化，具体来讲，包括阅读的文化，甚至讲话的文化，交谈的艺术，德波自封为最后一个懂得交谈艺术的人：“因此，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全身心在投入到有关计算机科学全面知识的学习中，这没什么好让人吃惊的话。但是，他们却一直不会阅读，因为阅读要求对每一行文字都作出判断，而阅读是可以接近前景观人类体验之财富的唯一通道。对话几乎消亡了，那些知道如何言说的人也会很快地消失。”③

据说，在这个不断被洗脑并且是普遍做法的世界上，用克洛德·拉邦的话来形容，德波是“最后的卫士”。④从真正的对话出发，保护作为媒介的语言，从更广义上说，拯救被景观所破坏的文化，这成为德波的责任。⑤

注释

①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巴黎，热拉尔勒博维西出版社，1988年；伽利玛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②同上，第24页。

③同上，第37页。

④克洛德·拉邦：《最后的卫士），《字里行间）第31期，1997年5月。

⑤关于这个主题，参见塞西尔·吉尔贝的《支持居伊·德波》中关于“信息技术的绝对知识”中对景观批判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信息技术的问题不在于某天计算机将取代讲话，而是有越来越多给予他们这种力量的人，相信不仅翻译、讽刺，甚至通常敏锐的思维，都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软件市场。我们将会笑死还是无聊致死？

异轨不过是一个符号或是一个消失文化的残迹，只有德波对此深谙于心，因为他是生活在其中的典范（他的冒险生涯已经深入其中），因此他负有见证的责任。异轨变成了引语，放在引号中以便更好地辨认。在《颂词》中，德波以他惯有的高傲做出以下解释：

我不得不使用大量引语。然而我从不相信可以赋予某段话语权威，这只是要完整地展现这种冒险以及我的经历的深度。引语在无知和信仰蒙昧的时期是非常有用的。在中国古典诗歌，莎士比亚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中，不加引号的讽喻比比皆是且非常出名，然而，讽喻似乎应该保留给更有能力辨别本体和延伸体之间区别的时代。今天，讽喻并非总能得到正确解读，而是存在着被草率错误复制的风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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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海报，居伊·德波执导的法国纪录片电影，该片于1978年出品

注释

①居伊·德波：《颂词》第1卷，第17-18页。我们必须把德波重印一个“关键性”版本的《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的计划归于时代的改变，在重版中包含了所有被挪用的文章及其出处：一种从挪用到引用的转变，如同当前“无知的时期"所要求的。这一关键性版本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回应，对于那些从未理解异轨的原理的人，谴责德波窃取或肆意从事被剽窃的文化产品的人。无论如何，德波从未因智力上滞后的研究生而对文化游戏产生格外的兴趣。

德波变成一个无知和蒙昧主义文化的卫士，一个“风格”卫士，语言的正式格式使它得以存在。他在《颂词》中描绘的那些采用口语词汇风格的人，都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些人的读者亦是如此。对德波来说，善于写作和讲话是一种自然区别，因为他的生活与那些只说景观语言的同时代的人不同。“风格”即人，甚至是德波决定忽视的人：

与此相反，我要从自己的角度写作，不进行研究，不疲劳工作，如同这个世界上最自然和最容易的事情，用我学过的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口头语言。我没有改变的责任。吉卜赛人英明地判断，一个人不一定讲真话，除非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倘若使用的是敌人的语言，那么谎言则必然取胜。此外，翻看我出生之前五百年里出版过的许多法文经典文本，特别是近二百年以来的文本，我总是能很容易地翻译成恰当的：现代成语，即使法语已经死亡。①

德波的作品是永恒的，超越了全球化下标准法语的死亡和英语的强势，计算机技术，这些或多或少实际上是同样的东西。德波是一个死亡或几近死亡的语言的卫士，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对这种语言越来越忽视甚至充满仇恨，也因此成了敌人的语言，所以德波打算保留这种语言。这显然是他对此显示出极大兴趣的原因。古典法语在景观社会中几乎成了一种秘密语言，如同俚语、吉卜赛语、或维永及其同伴的语言一样的不再为社会所通晓的语言，这也是德波在《颂词》中故意复制的样本。②

注释

①同上，第19-20页。

②“我将谈到我们当时在维永的同谋者的行话里所指的，这当然不再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秘密语言。相反地，对于消息灵通人士它通常是可理解的。但是我将因此在一种可靠的语言学距离中提出不可避免的犯罪学的特点。”（《颂词》第1卷，第37-38页）关于吉普赛人，很难了解德波真实的关注程度。相反，爱丽丝·贝克-胡对吉普赛人的关注则不容置疑，她于1990年和1994年出版了两份意欲证明15世纪来到欧洲的吉普赛人的语言在创造那个时代和以后“危险阶层”方面的重要性的研究报告。正是通过吉普赛人，危险阶层的秘密语言被确立，一种同不久成为景观权威语言的古典法语一样对于敌人和当时政府来说难以理解的语言。见爱丽丝·贝克-胡的《行话之王》（巴黎，热拉尔·勒博维西出版社，1990年；再版，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平装/论文》丛书，1993年）；《行话的本质》，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吉普赛人是忠实于部落文字的最后象征，文字被掠夺去完成被景观强加给他们的强迫劳动。

由于没有情境主义部落，也没有群众支持，只能靠德波诉诸他已自然融入的古典风格。风格可以克服几近死亡的语言的瑕疵，见证语言和文化的破坏。德波作品的文学地位与其整体风格是不可分割的。真实交往的情境主义乌托邦已经远去，现在则在于写作的独特性，以对社团的致哀方式，如诗歌于马拉美即是不可能完美的语言的暂时替代品（以及不可能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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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芳·马拉美(1842-1898年）

德波的风格是得以延续的文学手段中的一种交往策略，或是回到他的诗歌起源——先锋派，包括情境主义在内，永远不会被全然抛弃。

这是否意味着德波最终（重新）成为他一直以来的或是想要成为的作家，甚至应该被视作--位伟大的作家？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清楚伟大的作家应该是怎样的。但至少可以说的是，对这个问题上始终有不同意见，直到《七星丛书》重新出版了德波的作品之后仍然如此。舆论继续对他褒贬不一，但是这完全不会令他感到不高兴。菲利普·索莱尔斯赞扬他的“伟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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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

有人与此恰恰相反，认为他的复活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具体来说就是索莱尔斯和那些坚持德波属于政治而不属于文学的人。有人认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写过任何作品，也从来没有犯过布朗肖所说的写作“重大不当行为”。①

注释

①这个立场在回顾《字里行间》第31期中（1997），特别是在米歇尔·苏利耶和弗朗西斯·马尔芒德的文章中已经被捍卫。

我希望自己已经表明，这种辩论是没有任何实质意图的。即使在他最激进的年代，在艺术问题似乎被完全遗弃的年代，情境主义的“全部”交往计划，继续保持着对诗歌的渴望，它即便不是整个历史上最古老的，至少也是先锋派中历史最悠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德波未必是一个作家，但是他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却不可否认的始终存在。诗歌与政治，他从来没有做出选择。然而，他选择将二者相结合，从不为了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坚持探寻连接二者之间的通道，终极的先锋派的《西北通道》。无论是情境主义时期还是字母主义时期都是如此。同样，在德波生命的最后几年的作品也是如此。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