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唐正东 ，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对于唯物史观的推进与深化这一解读视角来说，重要的不仅是马克思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是他怎样进行了这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达到了最高水平，这应该不会有人质疑。但《资本论》是如何以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全面铺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现实生产过程的批判的，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话题。我以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有三个“不仅仅”：不仅仅是对交换价值及交换关系的批判，而且是对包含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内的商品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统一性的批判，而且是对剩余价值及剥削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作为结果的剩余价值的批判，而且是对产生这种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与此相对应的是，不能把资本关系及作为其最基本形式的商品关系仅仅作为经验事实来看待，而是应当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不能仅仅把它当作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来看待，而是应当把它当作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基于内在发生学过程的历史事实来看待；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般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基于客观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的历史事实来看待。透过上述三重逻辑层次的解读，我们不仅可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深层内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对马克思在这种批判中所完成的唯物史观的深化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对于我们在当下实践语境中推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商品是资本主义财富的一般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从商品关系的视角来展开经济学分析的原因。但这里也存在着很大的理论风险。如果只是从经济事实的层面来界定这种商品关系，那实际上是无法准确地展示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一般形式的商品之丰富内涵的，因为这种商品也许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个偶然发生的集市上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下它只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而决不是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基本形式的商品。这样一来，关于商品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切中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核心内容。应该说，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天然的、当然的生产关系，因此，没有赋予商品关系以历史性的内容，这就难怪他们无法看到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的丰富内涵。而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对这一点是有明确的认识的，他眼中的商品是已经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商品。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指出： “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出现的商品，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研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产品才普遍作为商品来生产，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才表现为一切产品的一般的、必然的形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只有在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考察就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因为我们在以前分析商品时所研究的只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关于每一个产品必须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表现为商品的问题。”① 马克思此处所强调的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考察，已经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什么才是马克思商品批判理论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

我承认，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思想的确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在一段时期内，他实际上没有完全把握住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准确内容，尤其是其中的内在矛盾的内容，而只是从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建构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这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看出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和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一般形式的商品之间的不同。当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豪地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② 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关注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这一事实性前提，但没有关注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赋予了商品形式何种特定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关注到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历史性前提。于是，当从交换价值、货币制度等概念入手，而不是从商品概念入手来谈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谈论的是一般私有制条件下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

经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的思想过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成功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建构。他的确已经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角度来解读私有制的历史过程。但是，对这一点的承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上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他此时尽管看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都变成了货币关系，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还没有把握住作为资本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货币与一般交换关系中的货币之间的不同。由此，他还无法超出对货币本身分析的范围来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关系，譬如，他还无法把握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关系必然发展到基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劳资交换关系这一新阶段。停留在一般货币关系层面来谈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给马克思推进在这一问题上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譬如，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在谈到上述这种矛盾时，马克思的确说过“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③ 但这是否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最准确表述？ 考虑到《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我们显然不能对此作肯定的回答。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哲学的贫困》中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当马克思说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并且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是对经济事实的准确描述的时候，他实际上说得是不深刻的，因为资本把人变成了可变资本而不仅仅是作为物的帽子。马克思正是因为仅仅从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入手才会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

下面，我们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的推进。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商品而不是交换价值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概念。在此手稿最后补加进去的第一章即“价值”章中，他一开始就指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商品本身表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④ 应该说，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性角度入手，就有可能打开一条基于矛盾分析的客观性批判路径，而不是像他早期仅从交换价值入手时那样，只能展开一条对由交换价值所凸显的抽象性进行外在批判的理论思路。当然，同时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的这种思想在此手稿中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彻底成型。这具体表现在：他虽然看到了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前提，但只把它看作对整个社会来说的前提，而不是商品的内在要素之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前提，但不是对商品所有者来说是这样，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这样。”⑤ 其实，对于卖者来说，商品是因交换价值而被卖的，但对于买者来说，它恰恰是因为其使用价值而被买的。马克思此时还没彻底搞清楚其中的辩证关系，这导致他在此手稿的“货币”章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交换价值所凸显的抽象性或拜物教特性的批判性，而不是去面对资本主义交换过程中真实存在的商品与货币相交换过程中所形成的矛盾关系。这是我们在解读“货币”章时要充分注意到的。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马克思不仅明确地强调在研究商品时必须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统一起来，“到此为止，商品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方面来考察的，每次考察一面。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⑥ 而且，他还从相互矛盾的角度对上述两要素的统一性进行了阐释， “因此，同一关系既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相同而只在量上不同的量和量之间的关系，是它们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而相等的关系，同时又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不同的物、作为满足特殊需要的各种特殊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作为各种实际使用价值而相异的关系。”⑦ 必须看到，在商品问题上的这种内在矛盾的解读线索，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即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理论平台。他不再满足于对由交换价值所凸显出的物化性或对笼统的人类发展来说的破坏性的批判，而是专注于对已经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商品之内在矛盾性的揭示。因为只有从这种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最基本形式的商品之内在矛盾性入手，才可能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的前提下，把货币关系、资本关系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从而在科学逻辑上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这种新思路在唯物史观维度上的意义是深化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内在矛盾之具体内涵的理解。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的角度，进而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的话，那么，由上述对商品两要素之内在矛盾的理解所引发的新思想，无疑为进一步深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涉及商品和货币这两部分内容，因此，马克思在商品要素之内在矛盾性上的很多思想还没来得及展示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马克思既然跃出了单一的交换价值的层面，进入到商品之内在矛盾的层面来解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说明了他已经把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的商品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商品，即作为资本的基本存在形式的商品，由此反映出他已经把商品这一经济事实提升到了历史性事实的层面来看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决不仅仅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统一体的商品之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商品，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然而，这还不能使生产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只要求产品即使用价值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转让和出售。”⑧ 应该说，任何不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来展开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显然是无法真正把握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要义的。

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做准备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由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转向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这就为他提供了足够的理论空间来展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整思想。在这里，作为资本的基本存在形式，商品不再被视为某种现存的东西，即使是这种现存的东西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那也不行，因为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解读视域中，一切东西都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那儿的现存之物。由此，马克思在商品问题上的内在矛盾的思想被置放在了历史发生学的思路中，并生发出了更具冲击力的思想成果。从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对剩余价值的解读，便是这种思想成果的代表。也就是说，剩余价值不再仅仅从劳资之间不平等交换的角度来加以解读，而是更具历史感地从商品内在矛盾之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加以剖析。他的这部分思想在此手稿中已经得以论述，但比较系统的阐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三

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的直接交换层面，商品两要素之间的内在矛盾是通过两个商品之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对立而表现出来的，但这只是最为简单的表现形式。在基于货币的商品流通层面上，商品是跟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发生关系而不是直接跟另一个商品发生交换关系，并且谁也不会因为你卖了某种商品而强迫你必须同时买入其他商品。“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⑨ 再进一步，当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时候，原先在货币关系层面上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又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外部表现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层面上，普遍化的或最彻底化的买卖关系才可能出现，因为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包括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劳动能力在内的所有与资本关系有关的一切要素都成为商品的现象。当马克思说“对资本的进一步的考察将表明，事实上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表面上，商品才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 ⑩ 时，他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他很快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从流通领域中产生的，但另一方面，它好像也无法从流通以外的领域中产生，因为在流通领域以外，商品占有者只是同自己所买到的商品发生关系了。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把马克思引向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上。他清楚地看到，“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⑪ 由此，在资本关系的层面上，商品的内在矛盾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内在矛盾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从这种矛盾形式入手，我们看到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展开而出现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升、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性，而不再仅仅是由交换价值所表现出的物化性和抽象性。

解读思路推进到此，有人也许会认为这应该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理论层面了。其实不然。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地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要求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得到增殖，通过追加劳动（产业消费无非是追加新的劳动）获得新价值，而且也要求投入产业消费的价值……作为价值增殖本身，靠它们本来是价值而生产新的价值。”⑫ 我们知道，剩余价值当然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但马克思这里要讲的不是剩余价值的本质而是其实现机制问题，事实上，作为本质的剩余价值必须通过这些实现机制来表现出来。而对这些实现机制的揭示当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首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劳动力的卖者恰恰是作为资本的劳动力而与作为买者的资本家相对立的，因为它只有归资本家所支配才可能真正把其劳动力实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经济过程层面，劳动力商品是以可变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整个劳动过程也属于资本家，就好像他是用自己的材料和自己的劳动资料亲自进行劳动一样。”⑬ 这是价值依靠其自身而生产新价值的第一层含义。其次，除了剩余价值之外，资本自身的生产过程还得到了另一个结果即劳动能力本身。“对资本家来说，工人消费工资是生产的消费，这不仅是因为资本家由此会重新得到劳动，比工资所代表的更大的劳动量，而且还因为工资会给资本家再生产出［资本继续存在的］条件，劳动能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不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是这种关系本身的再生产”。⑭ 我以为，只有到达这一理论层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内涵才可能被真正揭示出来。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马克思想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既是基于剩余价值的经济剥削，又是基于资本关系再生产的权力建构。我们不能把这一过程仅仅理解为工人投入了新劳动从而实现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通过劳动形式的改变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实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当马克思说“资本关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劳动向资本的这种转化” ⑮ 时，他想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

通过厘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上述逻辑层次，我们在理解唯物史观时就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支撑马克思进行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以为，既然在它的指导下马克思能以如此严谨的方式沿着客观内在矛盾运动的线索建构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构架，那它本身就一定不仅仅是基于主体性或主体际性的物化批判理论，也一定不仅仅是沿着笼统的人的发展的线索而展开的实践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而必然是沿着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式而展开的客观内在矛盾运动理论。这一层面的唯物史观当然是一种实践理论，但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时说要超出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一样，我们在分析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理论时，也要超出对实践本身分析的范围，从客观内在矛盾运动的层面来解读真实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一层面的唯物史观当然也是一种物化批判理论，但它是在越出对物化本身的分析的基础上，从现实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展开的对物化的界定及其批判思路。它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是由于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与特定生产力相对应的生产关系的狭隘性，才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物化现象。站在这一层面上来推进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解读。它启发我们，除了努力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需要认真研究具体社会形态的特定发展规律，就像我们在当下的实践语境中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一样。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２—４３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６６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９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９３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第２９４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第４３４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第４３７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７５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５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７６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７５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１０４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１２８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１８１页。

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