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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丨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探究

张泽 中国编辑 2023-08-28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2年第4期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传统出版业也亟待转型升级。文章分析了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面临的诸多困境,既有认识上的,也存在于内容创作、平台技术、体制机制等方面;指出教育出版通过技术赋能产品创新、内容生产、企业管理,通过技术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在转型路径中,教育出版应加强核心能力建设,着力提升数字化教学资源研发能力、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能力以及互联网运营服务能力,这也是出版社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与技术赋能下数字化转型升级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行业相比,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坚守传统业务的同时还处于不断探索推进之中。“数字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等词汇在出版界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探索也经历了很多年,但传统出版业的革命性变化似乎并没有发生,数字业务没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版社内从事数字化转型升级业务的人员也没有成为事业发展的中坚,有些甚至游离于核心业务的边缘。如何认识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路径是什么?怎样实现转型升级?本文在分析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面临困境的基础上,阐释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和自身能力建设问题。



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面临的困境



(一)认识上的困境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是数字出版,二是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在笔者看来,它们是有区别的。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类似于音像出版和电子出版。尽管电子出版曾经被称为“朝阳中的朝阳”产业,但目前这两种形态的出版物越来越式微了;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指在新一代数字科技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技术、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升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广,但是在出版社的实践中,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淆。出版社的管理者或者传统出版的编辑习惯将数字化转型升级看成是数字出版,有些出版社将数字出版业务作为独立的部门或实体存在的现实也促成这种认识的形成。正是这种概念的混淆,使得一些出版从业者将数字出版是否成为出版社新经济增长点,作为考量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准,显然有失公平。如果用上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定义来看当今的出版,应该说技术、数据赋能下的出版,变化还是不小的。

(二)内容创作的困境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出版社来说,内容就是最重要的数据,因此从拥有内容的数量,可以衡量一家出版社或出版企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优劣势。传统出版内容创作模式的优势是原创、精品,但相比互联网平台企业,内容整合模式的劣势是创作速度慢、内容数量少。出版社开展在线知识服务业务,内容数量不全、更新不快是最大的掣肘。

(三)平台技术的困境

 数字化转型升级是需要技术、数据赋能的,很多的创新也必须依赖技术的支撑,而新技术能力的缺乏是传统出版社遇到的另一个困境。自建一套技术体系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技术外包又很难持续发展。与技术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模式,实践证明由于企业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差异,难以形成合力,发展举步维艰。

(四)体制机制的困境

 创新能力不足、互联网思维不强、资源整合能力弱、复合型人才欠缺,这是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普遍遇到的困难,究其根源,还是出版社现有的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路径



 如何走出上述困境,每个出版人会有自己的破解之法,不同类型的出版社也会有不同的解决之道。在笔者看来,教育出版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一)技术赋能产品创新

 对出版社来说,内容生产是立身之本。技术赋能下的转型升级,首先应该从提高内容质量、创新内容呈现、丰富产品形态、整合优质资源入手,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色的数字内容产品体系,并逐步形成规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版社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切忌人云亦云,切忌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实施重大工程;应适应各领域的改革发展新趋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高教社)的新形态教材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案例。2003年,高教社第一本新形态教材问世,最初以“图书+学习卡”的方式为纸质教材配套相应的数字化资源,逐渐发展为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新形态教材。新形态教材是以纸介质教材为核心、数字化资源相配合的新型教材产品,通过纸介质教材和数字化资源的一体化设计,充分发挥纸介质教材体系完整、数字化资源呈现多样和服务个性化等特点,并通过二维码等网络技术、新颖的版式设计和内容编排,建立纸介质教材和数字化资源的有机联系,形成相互配合、支撑的知识体系,从而提高教材的适用性和服务课程教学的能力。目前,高教社已累计出版上万种新形态教材,汇聚各类数字内容资源100余万条,新形态教材网注册用户近千万人,资源学习访问超过2亿人次,形成资源、用户以及用户行为大数据,为深度开发数字内容产品奠定坚实基础。2021年,高教社新形态教材占年出版教材品种数40%以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数字教材是高教社适应教育教学改革新趋势重点研发的数字产品。高教社在总结国内外数字教材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给出数字教材如下定义:以课程教学知识内容为基础,利用多媒体技术呈现,依据教学活动整合各类学习交互、学习工具等要素,并按一定标准封装正式出版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用于课程教学的数字内容产品。目前高教社已经生产近百种数字教材,受到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高度认可。

 高教社数字教材有如下特点:一是富媒体呈现。以传统图书图文混排为基础,结合网页设计、屏幕阅读的特点,将图片、视频、动画、虚拟仿真、交互式试题等各类数字化资源有机整合到产品设计排版之中,充分体现数字教材的时代感。二是智能化学习。提供多种交互学习功能,提高教学、互学、自学的学习体验。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功能,为学习者提供科学的学习过程评价与学习内容的智能推送,提升数字教材的个性化、智能化水平。三是个性化教学。提供标准接口,方便将数字教材整合到网络教学平台之中,作为混合式课程教学的教学内容,并可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功能进行内容的动态调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时间进度、笔记内容、学习重点、测评结果等关键数据可以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整体学习情况,使课程教学更加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二)技术赋能内容生产

 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引领产业升级,从历史角度看是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北宋庆历年间毕昇(约970—1051年)发明的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雕版印刷技术和活字印刷技术使得复制更加快速和便捷,从而出现了真正意义的书籍,出版物的生产和传播速度得以大幅度加快。144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推进印刷形成工业化。出版者开始从印刷商和发行商中剥离出来,使得出版走向正规化、专业化。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不仅使排版工效相比铅字排版至少提高5倍,更为重要的是标志着中文图书生产迈进了数字化时代。

 技术赋能内容生产不仅仅体现在印刷技术的变革,近些年对出版界影响比较大的是基于结构化内容的组织和生产方式,也就是复合出版。复合出版的目标是“一次内容生产,多渠道发布”,即内容一次生产(编辑加工、排版、校对)后,既可以以纸介质出版物形式发布,又可以以数据库或其他数字产品形式发布。高教社是国内最早开始复合出版系统开发与实践的出版社,2006年在调研施普林格、汤姆森等国外出版集团后,开始了复合出版的探索之路,成功研制国内第一套图书、期刊内容结构化标准,以此为基础,通过引进和开发相结合的方式,于2007年成功上线国内第一个复合出版系统,并在高教社学术期刊和部分图书生产中得到应用。此后不断优化出版流程,开发自动化编辑加工等工具,实现了学术期刊内容生产的全流程数字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复合出版特别适合期刊及字典等结构化要求明确的内容产品生产。

 技术赋能内容生产还可以提高编辑加工的效率和质量。例如,高教社在eXtyles软件的基础上按照结构化标准和编辑加工规范,订制了一套自动化编辑加工工具,可以做到自动化文档规范、格式清理、自动编辑/修正和参考文献的自动标注;又如,方正智能审校工具可以对书稿中的易错词、敏感词、重点词等进行智能审核,在提高编辑加工效率的同时,提升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

(三)技术赋能企业管理

 技术赋能企业管理,可提升企业的治理能力和水平。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有出版社以规范业务流程、精准查询统计、及时响应市场等为目标开发信息管理系统,使出版社的管理更科学、更规范、更高效。随着管理理念的提升和信息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近年来,技术赋能企业管理也从当初的企业信息管理,演变成为集先进信息技术与先进管理思想于一身,为企业生产经营及为决策层提供决策依据的管理平台;演变成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延伸服务内容的综合服务平台。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技术赋能企业管理正在向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当然,开发和运维信息系统是需要成本的,各出版社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路线,如选择价格合适的软件架构、购买第三方提供的云服务、分模块逐步建设等。

 经过多年的建设,高教社实现了全流程的信息管理,提高了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和数字化水平,使得获利能力分析、企业经营状态跟踪、销售与市场预测、采购计划控制与交货期控制能力明显提升。高教社企业信息化管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自主开发信息管理系统阶段。先后完成财务管理子系统、出版子系统、编务子系统和发行子系统的开发,但存在系统之间孤立、数据不联通等问题。二是全流程信息化管理阶段。2002年10月,高教社ERP项目全面启动,标志着高教社管理信息化开始从局部应用走向全面集成的新阶段,将选题研发、出版、发行、财务、人力资源的整个供应链和业务流程纳入系统管理中,实现系统运行集成、业务信息共享,业务流程优化、工作效率提高,内部控制加强、管理效益明显,经营意识提高、市场响应加快的目标。三是创新应用阶段。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通ERP系统与客户、供应商、作者、教师等合作者的流程和数据连接,实现经销商管理、作者自助服务、教师样书申请、数据分析等业务的技术应用创新。

(四)技术促进产业链的延伸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重塑教育形态,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教育信息化进程,教育信息化对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对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以促进教育公平、对创新能力培养等有着革命性影响。教育出版作为服务教育战线的重要力量,在为学校教学提供教材、教辅的同时,应该积极延伸产业链,更好地服务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方向。传统教育出版社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优质在线教育资源建设、提供在线教育服务平台和为课程数字化教学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等方面发力,建设新的竞争力并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高教社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近年来积极开展在线教育新业务,已经形成“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智慧职教”“实验空间”“iSmart” “数字课程云平台”等在线教育品牌系列,累计建设各类在线课程数万门,注册用户近亿人,在服务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信息化的同时逐步形成新的业务模式和竞争优势。新的业务模式包括:以海量优质教学资源为支撑,为高等学校、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提供课程定制服务;以信息化教学功能完备、运营稳定的网络教学平台为支撑,为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提供“资源+平台+运营”的全方位服务;以平台大数据为支撑,为课程教学提供科学的、客观的多维度教学评价服务等。



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建设



 上述教育出版转型升级的四条路径中,无论要走哪条路径,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建设是关键,这些能力不能简单地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获得,核心能力必须掌控在自己手里,这是出版社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一)数字化教学资源研发能力建设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开展信息化教学的基础,因此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也应该是教育出版必须拥有的能力。教育出版不能仅仅满足生产以图文表达为主的内容,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生产多媒体表达的内容。

 首先,强化学科编辑与数字编辑的协同、融合。强化协同的前提保障是教育出版社必须要有一支熟悉自身出版业务、出版文化的多媒体设计、制作技术团队。数字化教学资源策划、设计、制作,既要满足学科教学要求,又要适应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既要考虑学术严谨性,又要有时代感、亲和力,还需要了解有哪些新技术能给教与学带来新体验、新突破。因此,研发高质量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要比研发传统出版物更复杂,需要学科编辑与数字编辑的高度协同和融合。只有找到协同和融合之道,数字编辑才能走进出版社业务核心。

 其次,强化数字化教学资源统一有效管理。数字经济时代,要树立资源、数据本身就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意识,充分发挥资源、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出版社应制定数字化教学资源相关标准或规范、相关管理流程和制度,让分散在出版社各处的资源得到统一归口管理,并在此过程中明晰权利归属。有条件的出版社应建立统一的资源管理系统,对归口管理的资源进行标注、存储。通过统一资源管理系统可以建立资源之间的关联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应用,也可以通过接口为各类互联网应用提供统一的内容资源服务。

 最后,形成拥有各自特色的数字化产品体系。面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数字化产品类型很多,包括新形态教材配套资源、电子图书、数字教材、数字课程、试题库、有声书、专题资源库、教学视频、教学课件(如PPT)、学科工具等。每个出版社应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资源积累、学科特色等,有选择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数字化产品体系,不可求大求全。

(二)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如上所述,传统出版转型升级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技术(这里指的是编程技术)困境,转型升级如要持续推进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境。高教社以构建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体系为目标,经过多年的探索,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一些经验。

 首先,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架构。随着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进程的加快,基于互联网的需求越来越丰富多样,目前开发这类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基本上是出版社提需求,然后找外包公司进行技术实现。因此,每个产品和服务用到的技术都是不统一的,且很多功能也是低水平重复建设,这就带来了迭代升级、运行维护、网络安全、成本费用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架构对互联网应用较多的出版社来说特别重要。高教社从2020年开始,以“数据中台+业务中台”的双中台架构为基础建设统一资源中心,目标是实现统一数据标准、统一标识与实体、统一接口和流程规范,构建资产中心、数据中心、能力共享中心和资源分发中心。基于智能技术的教育资源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

 其次,建设核心技术团队,确保技术安全、可控。很多出版社的管理者和员工存在“技术不是问题,技术是可以买来的”的观念,所以不重视出版社自身技术团队的建设。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不妥,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升级一定是内容和技术的有机融合、深度融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一支对出版社战略、业务、文化充分了解的核心技术团队,买来的技术做不到这一点。另外,从网络安全的角度考虑,出版社拥有核心技术团队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这里指的是核心技术团队,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开发团队,大量的技术开发还是需要与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开展。出版社自身的核心技术团队的作用,是从技术的角度细化业务需求、核心模块的开发,确保外包技术开发符合本单位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架构,符合生产系统的部署和运维等。

(三)互联网运营服务能力建设

 教育出版社构建互联网运营服务能力不仅仅是构建利用互联网开展产品的宣传和推广能力,还包含更多的内容。

 一是构建集成服务能力。信息技术和课程教学的整合是当前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在线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及自主学习模式等新型教学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教学模式确实有其优于传统教学模式的一面,但也给教师带来很多的困惑。这些教学模式的运用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教师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技能。因此,新的教学模式要普及,必须要建立支撑这些教学模式改革的生态圈。这也给教学出版产业链延伸、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集成多种资源为课程提供整体教学解决方案是教育出版社在新时代应该具备的能力。

 二是构建大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能力。收集、整理、整合各类产品数据、产品销售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建设出版社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分析和挖掘数据中心的海量数据,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

 三是构建新媒体运营能力。建立新媒体矩阵开展产品的宣传、推广和销售,已经成为各出版社改革营销手段、拓展营销渠道的常规做法,并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构建新媒体运营能力已经成为出版界的共识。



作者:张泽,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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