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跨媒介传播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以传统媒体为研究基础的编辑出版学面临着媒介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产品管理以及受众信息获取方式等一系列研究内容的变化，中国出版业全面进入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过渡期。随着“互联网+”概念的兴起，国家建设新型媒体集团，打造现代化传播体系的战略方针，要求将传统出版的专业采编优势、内容资源优势延伸到新兴出版，通过打造“一次产出多次增值”的生产经营运行方式，激发出版融合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

互联网基因的注入及融合出版的产业发展态势，势必对我国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互联网+出版”时代下的编辑出版人才，在保持传统出版行业娴熟掌握内容生产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数字出版的实际需求，着重掌握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整合能力、互联网经济模式下的创新营销能力、知识分享时代下的通广学习能力。因此，在结合编辑素养培育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发展的切实需求制定编辑出版高级人才培养方案，是编辑出版学在最近五至十年发展的迫切需要。

通过对我国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开设高校及专业情况进行统计，列举目前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时代特征，对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是本文的研究路径。

一、 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自1983年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开办图书发行学专业以来，我国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已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进入新世纪，伴随出版硕士的专业学位设立以及数字出版专业的开设，我国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已初具规模，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等多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具体来说，目前我国编辑出版专业开设高校情况统计如下^［1］。

（一）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开设情况

截至2016年，通过专业工具搜索以及往年相关院校招生情况，统计得出我国在本科层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高校共有84所，按照地域划分见表1。

表1  我国高校开设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情况一览表

从表1可看出，编辑出版学专业开设高校较多集中在我国华北地区及华东地区，而单以省份论之，又以湖南省、湖北省、浙江省、山东省、北京市、广东省居多，表明编辑出版学专业开设高校多处于我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地区。在84所开设高校中，“985”“211”高校达到22所，占据总数超过1/4，加之近几年地方特色高校的专业开设以及民办高校的积极开拓，高校整体层次分布较为均衡。

2012年9月，根据专业实际发展情况，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等文件的通知》中，特设增加了“网络与新媒体”和“数字出版”两个专业。截至2016年，我国开设数字出版本科专业高校共计13所，开设情况见表2。

表2  我国高校开设数字出版本科专业情况一览表

相比传统编辑出版学专业，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的高校显然更看重本专业的技术属性，除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在传统编辑出版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历史外，数字出版专业开设高校多集中在师范类院校及科技类院校。如何将传统编辑出版技艺与数字技艺进行深度融合，平衡理论教学与技术实践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数字出版专业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出版硕士专业开设情况

教育部于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虽未设置编辑出版学学科条目，但由于未对各专业下属的研究方向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导致目前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学术型硕士多设立在诸如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文学等专业之下，以挂靠专业的研究方向形式来进行人才培养，“借鸡生蛋”现象普遍存在。

2010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印发金融硕士等19种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通知》，公布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标志着我国出版硕士的人才培养建设正式启动。截至2016年，我国出版硕士开设高校情况见表3。

表3  我国高校开设出版硕士专业情况一览表

随着教育部推进国家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各专业纷纷设立国家教学标准。2013年3月，《关于组建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根据委员会公布的职能定位及近几年所发布的学科指导意见、教学大纲、学位论文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学科评估等一系列活动，显示了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推进我国出版专业学位工作研究、出版专业学位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产生的重要作用，为推动我国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规范性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有益的探索。

（三） 编辑出版学研究方向博士点开设情况

在编辑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层面，以2016年各大院校博士招生简章为据，我国共有六所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见表4^［2］。

表4  我国高校招收编辑出版学研究方向博士情况一览表

不论从招生院校数量上看，还是从博士生导师规模来看，2016年六所院校16位博导的招生规模都远低于其他相近学科。关注其开设所在院系不难发现，相比本科及研究生专业设置，将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方向放置在信息管理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下的特点更趋主流，凸显编辑出版学专业研究领域多集中在对其信息属性与媒介属性的探索上。通过博士阶段专业研究方向的分析，可以明显发现到达本学科研究的顶层科研教学阶段，注重出版产业研究的特点十分明显，以产业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模式必将成为探索我国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 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结合编辑出版学专业发展现状，相较于高校开设的其他学科，我国编辑出版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还不够高，高层次人才培养资源稀缺的问题尤为突出。不仅如此，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无论是2003年起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院校相继撤销编辑出版本科专业设置，还是南开大学2014—2016年连续三年的出版硕士停止招生，抑或是2016年北京大学主动放弃出版硕士学位授予点，实力强劲的科研名校纷纷抽离，无不给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带来沉重打击，致使其整体学科发展呈现出“逆向增长”趋势^［3］。虽然在2012年，教育部结合时代发展特设数字出版专业为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开拓新的疆土，但目前观之，开设该专业的高校依然不多，相比同年批准特设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高校开设的积极性并不高。上述种种情况无不暴露出我国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建设中存在着制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诸多问题，具体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编辑出版学科培养体系不够科学

在编辑出版学教育本科建设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归属院系纷繁多样。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学”“出版管理学”“图书发行学”等专业合并成为统一的“编辑出版学”，标志着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步入正轨，消除了编辑学与出版学二者的包含归属之争。按照教育部的学科设定，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被划归为文学类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并将其培养目标明确为“具有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及教学与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但按照目前情况来看，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设置在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信息管理学院的皆尽有之。各院系从自身的研究侧重出发，为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设置不同的培养方案，反映了各高校对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解定位存在争议，不利于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统一规划。

在编辑出版学硕士教育层面，学科挂靠现象普遍、出版硕士教育独木难支成为主要问题。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核授予学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划分的依据，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学科、专业目录”）虽然经历过1998年和2005年的两次修订，但编辑出版学这一学科始终未在学科、专业目录之列，因此，多数学校采用挂靠方式，将编辑出版学专业放在文学、新闻学、传播学、图书管理学、情报学等学科分类之下，以一种研究方向作为编辑出版学学术型硕士的招生培养方式。由于所挂靠的一级或二级学科不同，编辑出版学教育在此阶段的学科归属和专业归属上都相当繁乱，专业定位不清势必对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产生不利影响。虽然教育部于2011年将出版硕士列入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专业目录，但学位名称与学位类别的设定，时刻提醒着我们侧重于出版技能实务培养的出版硕士并不能包含编辑出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全部，相较于其他学科，编辑出版学学术学位设置的欠缺仍旧是学界难以祛除的心病。

及至博士培养层面，开设高校少、专业性不强问题明显。编辑出版专业在本科、硕士研究生层面所存在的问题延续到博士培养层面，导致编辑出版学博士教育相较于其他专业实属欠缺。开设高校数量少、专业名称和所授予的学位不统一、研究内容被其他专业融合过强的现状，势必会削弱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持续深入发展。

（二）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理念不一，人才流失严重

不同于大部分社会学科西学东渐的学术路径，编辑出版学科本土性特点明显，自发轫以来，由于不受外来强势话语的支配，本学科有着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百家争鸣的现象极为普遍。例如，虽然在教育部统一设置编辑出版学之后初步消弭了编辑学与出版学关于“大出版，小编辑”与“大编辑，小出版”的争论，但时至今日，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内涵外延之争依然存在，此种情况反映在高等教育过程当中，就突出体现为教学目标的不同：以人文主义视角进行编辑学、编辑文化与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范式与以技术视角进行出版物发行、营销和出版技术的研究范式，从各高校对于编辑出版专业所属院系及专业培养方向中便可窥见一二 ^［4］。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之技术手段的进步，编辑出版学关于在“学”与“术”之间的比例出现了明显的倾斜。研究方向与路径的分化，诸如学科研究对象、教育理念等基本问题的口径不一，从根本程度上制约着编辑出版学的发展，涉及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与人才培养模式问题自然也就无法根治。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首要资源和源动力量。观之目前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人才发展情况，人才流失、研究转型问题突出。受制于学科基础理论建设不够丰满，从事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的优秀学者继而转入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寻求更广层次的发展，加之专业博士开设点过少，不少编辑出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转入其他专业学习，长此以往，高端研究领域人才缺失，学科后继乏人的状况必然影响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

（三）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教学与实践脱节

相对于编辑出版专业培养出的学生，出版业界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毕业生，此种现象已存在许久。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虽然具有熟悉出版流程的优势而上手较快，但在其他专业学生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后，他们在相关学科的工作效率便会大幅赶超科班出身的毕业生。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后劲不足的缺点，一直未能克服，这其中所暴露的是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教学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

鉴于编辑出版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近年来高校在编辑出版学的课程设置方面纷纷改革，以出版市场为风向标，从出版活动的流程出发，注重培养本行业具体环节的专业化人才。诸如编辑技术、出版产业管理、版权保护等课程纷纷设立，通过有意识地增加新课程，加大选修课比重以及实践培养学时，以此来提高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竞争能力。此种做法从提升学生技能的角度出发，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投身于不同学科领域编辑出版工作的问题，窄而精的专业技能培养模式注定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与各学科专业教育相脱节现象的出现，也是造成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

三、 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发展对策

（一）理顺学科定位，完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体系

纵观编辑出版专业整体建设情况，最直观明显的印象就是在涉及本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层次的学科设置上没有统一明晰的定位。在本科层面，依托于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专业目录设定，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定位还能有所正名，但在研究生层面，除出版硕士外的编辑出版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却至今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梳理。学科专业的发展与普及，虽说不能一蹴而就，但关于本科、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科设置以及培养定位，学科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却需要业内人员不断地进行探讨完善。因此，只有在目前业内较为统一的“大出版”“宽口径”“专业数字化”的培养理念基础上，探讨形成较为一致的编辑出版学学科定位，明确本专业的学科培养目标，才能为推动国家对本学科的顶层设计提供较为有利的参考。

（二）加强理论研究，拓宽编辑出版学科理论研究视野

编辑出版学科的产业支撑特性，决定了编辑出版学科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从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相较于对媒介环境、出版技术手段、出版产业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等涉及编辑出版活动外部因素的研究，关于编辑出版活动内部规律及基础理论的研究明显不足。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编辑出版技能的提升固然势在必行，但任何技术上的手段实现都需建立在扎实的学科素养之上，与学科的历史演变、基础理论密不可分。作为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编辑出版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决定着其发展的兴衰，是决定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成败的关键，加强编辑出版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刻不容缓。

在今后的理论研究进程中，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要加强对于编辑出版史的研究。编辑出版活动伴随着文字诞生而产生，长久的编辑出版活动虽未能较早形成固定的学科研究体系，但在其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例、丰富的经验及其规律，为编辑出版学科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作为学科体系建立的基础，加强编辑出版学的史学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更是研究编辑出版规律走向深化、推动编辑出版实践发展的需要。二是要顺应编辑出版活动新的发展趋势，扩展编辑出版学科的外延。“互联网+”时代下的编辑出版学科发展，需要在保留传统学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传播媒介及传播途径的转变及时更新学科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注重对于新媒体编辑规律的研究与互联网出版产业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在遵循出版产业导向的基础上完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只有在扎实的学科理论建设基础之上，对学科基本研究问题达成共识，完善学科理论的外延与内涵，才能尽快解决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研究内容问题，为我国编辑出版的高级人才培养指明方向。

（三）结合时代背景，明确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目标

进入“互联网+”时代，全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在掌握传统编辑知识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专业素质与技能水平，以达到适应数字化传播和产业互联网化发展的要求。在“互联网+出版”的产业发展大背景下，高校制定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目标，必须在兼顾传统出版产业所需的良好编辑素质的同时，着重培养数字出版所必需的互联网创新思维能力。

互联网思维作为“互联网+”时代下最主要的思考方式，有必要将之应用于编辑出版理念的研究中去。在编辑基础素养的培育过程中，针对互联网思维中最为明显的用户思维、开放思维、数据思维，编辑出版教育要结合自身的操作实践予以具体的指导。用户思维主张体验至上，这要求编辑出版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依然要注重编辑基本能力的培育，在保证“内容为王”的定律得以贯彻的前提下，侧重培养学生从读者的体验角度出发，对出版内容进行整合传播的能力；开放思维是互联网精神的显著特征，将此思维应用至编辑出版教育之中，就是要强调编辑人员在编辑出版各个阶段对于相关资源的统筹运用能力，强调出版业运营管理中的业界内部资源整合能力和打破外部边界，实行跨行业跨渠道的创新发展能力；数据思维以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作为技术依托，通过对全方位数据的广泛收集和精准统计，在出版物的选题策划、渠道选择与营销策略制定等阶段应用广泛，可对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建议。

（四）结合实际情况，完善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建设

在结合时代发展背景、调整人才培养方向的前提之下，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模式的设置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具体的课程设置方面，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研究方向侧重的不同，努力探寻围绕优势领域的编辑出版学课程设置结构：偏重于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高校，应注重与史学、文学等相关交叉领域课程的开设；偏重于出版发行研究的高校，应注重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研究内容的传授；偏重于数字出版信息研究的高校，应注重与情报学、数字信息技术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由于时代背景、技术手段等因素导致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有所改变，但编辑出版学相关课程设置在凸显各院校专业培养方向的同时，必须在确保增设的课程有效整合进学生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让学生接受充分的编辑出版基础理论与实务培养，诸如扎实的文字功底、细致严谨的作风和身为“把关人”的责任担当等编辑基本素养绝不能丢。在市场日益分化和对全能型人才需求的前提下，片面追求大而全的通才型人才培养或基于“市场本位”出发的专才型人才培养，都是对“大编辑”“大出版”培养观念的误读。编辑出版教育须在“学”和“术”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此，如何平衡理论与实务的课程设置比重，让编辑出版人才既能保持自身的专业素质，又能适应社会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应成为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讨过程中继续深究的问题。

根据各高校专业的实际开设情况，鉴于目前编辑出版学科建设体系还不够成熟，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的灵活运用以促进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工作。以河南大学为例，自2014年起，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科开始实行“本科导师制”，大一新生在入学后便指定相应导师，对学生四年的编辑出版学术发展制定规划并提供指导，以促进编辑出版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此外，对于出版硕士的双导师制以及校内理论学习和校外实务实习的产学研有机组合模式的探析，也能为编辑出版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五）强化队伍保障，组建复合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若要确保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最基本的教学保证。“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和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结合，导致整体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即便是往常具有深厚编辑出版学理论功底的高级职称人员，面对复合型数字技术的冲击也可能显得手足无措。国家新开设数字出版专业固然是适应时代变革的必然之举，但谁能够胜任数字出版专业的教学任务，来为本学科新的研究领域的建设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确实是摆在教学队伍建设环节中的突出问题。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伴随高校人才引进门槛的不断提高，大多数高校对于招聘人员的学历限定为博士层次，而目前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博士培养情况，显然远远不能满足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科发展趋势。因此，组建既懂编辑理论，又精通数字技术的复合型高水平教师队伍应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讲，高校应当通过灵活的招聘条件设置，从以下三种渠道进行人才扩充：一是积极吸引行业内高水平人才，利用其较高的实践技能，通过聘任、讲座、实习培训等方式来指导编辑出版学科的人才培养建设；二是招收诸如软件设计、数字管理、数据分析等能够为编辑出版学数字转型提供技术支撑的相关学科优秀人员，通过学前培训、支持深造等方式，为编辑出版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三是针对目前在岗教学人员，所在高校应积极鼓励他们通过进入出版产业进修、挂职培训等方式，拓宽其视野，促进其数字实践应用能力。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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