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出版图书策划的六个关系

这里指的是题材与图书规模。做主题出版，从题材上可分为大小两个方面。大题材，往往内容宏大、系统广泛、面面俱到，图书规模多数也很大。小题材，内容往往仅限于一个或几个人与事件，图书规模也很小，多数是单本书。

策划主题出版图书，既需要题材宏大、具有一定规模的丛书、套书，也需要题材简约、字数适度的小书。题材大小各有长短，评判优良不宜简单以大小论，而应以传承价值、宣传效果等来判断。策划者或创作者首先要对作品进行清晰的定位，要因读者而定。比如说纪念建党类图书，可以策划大题材的选题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先驱领袖文库”等。也可以策划小的选题，如《党史细节》等。

策划大题材大套书，由于投入大、时间长等因素，所以一定要先认真研判相关选题是否具有较大价值、意义与特色，这也是人民社策划此类图书的前提。像“中共先驱领袖文库”，其源于《恽代英全集》，在讨论《恽代英全集》书稿时，人民社发现，除恽代英外，还有多位像他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义或逝世的我党早期领袖的著作没有出版或出全。这些人均为中共早期领袖，或为创党人，或为工农青妇等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共同形成了中共早期领袖群。新中国已成立60多年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出于敏锐的政治意识与责任感，人民社立即组织编辑进行排查，最后发现还有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张太雷、林育南、邓中夏、刘志丹、王若飞等三四十位领袖属此范围。于是策划了“中共先驱领袖文库”选题，以“先驱领袖”敬称这批著名革命家。该文库意义重大，它是新中国成立前辞世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首次全面集成，填补了中共党史领域中的诸多空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选题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高度重视，立即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文库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出版，刘云山、刘奇葆同志都做出重要批示，在国家首个“烈士纪念日”前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出版座谈会，很多先驱领袖的子女出席，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均有领导与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给予了广泛报道。

在题材与规模选择上，有的出版单位有种错觉，以为只有大题材大套书才有价值与意义，热衷于大题材、大部头的出版。但实际上如果工作不到位，此类书往往因为史料有限，创新不足，内容堆积、空泛或重复，而容易成为平庸之作。最后或只剩下仓库效益，或被束之高阁。

相对于大部头，小而精的图书一定程度上更受读者青睐。从追求阅读与传播效果角度看，主题出版图书要多从小的方面入手，在追求小而精上下功夫。这在当今阅读多元化、人均读书数量不乐观的背景下尤其重要。人民社每年都会推出大题材大部头作品，但也高度重视小而美的图书，《雷锋画传》《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史细节》《屠呦呦传》等都属于此类。为纪念为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老一辈，一些单位喜欢出版大型画册，这些厚重之书制作很精美，当然也有意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开本很大，定价高达数百至上千元，阅读与存放都不方便，购买者有限，传播范围与效果都较弱。鉴于此，人民社独辟蹊径，策划推出了“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选取了万里、习仲勋、谷牧等一些著名改革元勋，每人一本，大32开，以图文书的形式制作，每本字数为七八万字，以生动的故事串联，适当配以珍贵的图片。书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不仅发行了数万套，还授权出版了外文版。

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之所以每次都引起轰动，无论是介绍国策还是国情，都能产生极佳的效果，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善于讲故事，善于以小见大、循循善诱地说明问题。主题出版图书的策划也应是这个道理。

这里指的是作者的权威性与优秀度。主题出版图书特别是政策性、理论性较强的时政类图书，作者一定要力求权威与优质。作者的权威性、优秀度是此类图书成功的核心要素之一。近些年有广泛影响的此类图书，如《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皆如是。人民社把作者的权威性作为时政类图书策划的一个硬指标，达不到要求的一般不予考虑。比如2013年，为推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人民社在全国最早推出了相关学习辅导书籍，选定的作者是何毅亭。何毅亭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在政策理论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加之此书是第一本学习总书记讲话的图书，所以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广受读者好评，后来还出版了英文版。又比如解读“四个全面”，全国各书店里出现了约十个版本的图书，除了人民社的两本外，其余的那些书多数都署名“本书编写组”，即作者身份不清。这些身份模糊的作者，不排除有具有一定理论水准但碍于各种原因不便署名的专家，但多数则是水平一般甚至较差的作者或写手，由其编写且又是匆匆为之的书籍，其质量自然不能有保障，懂行的读者也不会购买。果然，书店反馈的信息证明了此点，销售最好的是人民社的两个版本：《“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与《“四个全面”：新布局、新境界》，发行量都在几十万册以上，远远高于其他版本。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的权威性。人民社这两本书的作者，一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一是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两本书一本是官方评论，一本是知名专家的解读，其权威性显而易见，社会影响力与读者接受度自然就大了。两书不仅发行量高，还被诸多省市及相关单位党委列为学习用书。

这里指选题策划与成书的速度。主题出版图书特别是时政类图书，时效性特别强，这是编辑必须考虑的因素。许多主题出版图书只有在相关时期内，才会产生较大需求与影响。在这段时间里，既有一般读者需求，又有团体购买，媒体也会主动关注。一旦过了这个时段，读者需求量大减，主要市场没了，图书的影响力也无从谈起。所以，策划主题出版图书，必须考虑出版时间问题，要体现“快”字。这一点在人民社显得尤为突出。《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丛书”、《屠呦呦传》等就是这类书的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三农，2013年4月深入海南做相关考察，消息一发布，人民社第一时间就策划了《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邀请中农办相关学者编写，不仅受到读者喜爱，央视《新闻联播》还做了专题新闻报道。2012年底，李克强总理在相关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改革红利说”，人民社立即策划并邀请了成思危、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周小川等十几位中国著名学者撰写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该书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改革红利的著作，发行超过十万册，获得“CCTV年度中国好书”，还输出了日、韩等版权及中文繁体字版版权。

当然，要达到“快”的效果，又要确保质量，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首先是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敏感度，其次是好的策划方案，再次是拥有权威又恰当的作者。人民社正是由于长期的积累而具备了这些条件，并逐步探索形成了一套主题出版快速反应机制，才有了前述成果的。所以，要达到“快”，就必须先在这些方面狠下功夫。

这里是指图书内容的编写制作。许多人对主题出版图书有误解，认为这类书多属于“快餐”，不必精雕细琢，匆匆赶出即可。其实多数主题出版图书是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创作编辑的，关键是出版单位要有“提前量意识”。如能做到提早部署、提早策划，就可以有精雕细琢的时间。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年之所以提前部署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主题出版工作，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督促与强化出版单位的“提前量意识”，提高主题出版图书的质量。当然，也有少量时政类主题出版图书存在赶时间问题，但这只与个别出版单位有关，绝大多数出版单位基本不存在这一问题。因此，绝不能说主题出版图书不需要精雕细琢。恰恰相反，为了达到吸引读者、广泛传播的效果，一本好的主题出版图书一定要提前谋划、仔细打磨、注重细节、精益求精，唯此才能真正发挥主题出版应有的功效。

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后，当年全国出版了140余种雷锋题材的图书，但多数发行量平平，只有两种超过了20万册，其中人民社的《雷锋画传》是其一。该书不仅广受读者欢迎，得到中央领导表扬，还入选了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相关重点推荐书目、农家书屋等，并被推荐翻译出版了藏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版本和繁体字版。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书从策划到编写制作都认真下了功夫。雷锋主题图书本就很多，用什么形式、如何呈现才能吸引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去阅读？为了确定编写方式，人民社专程到抚顺雷锋纪念馆调研，听取相关意见，并翻阅了40多种已出版的图书，在此基础上，决定以当下意义的图文书形式编写一本雷锋画传，邀请辽宁省相关部门、抚顺雷锋纪念馆，特别是长期报道、非常熟悉雷锋事迹的抚顺日报社相关记者进行撰写。该书约3万字，读者在一个小时左右即可阅读完。为确保照片生动、吸引人，编辑从雷锋纪念馆的全部雷锋照片资料中逐一挑选。书稿确定后，又从版式设计到照片说明逐一进行打磨。比如有一张经典的女少先队员和雷锋一起看画报的照片，过去几十年出版的各种图书中的说明都是“雷锋和少先队员一起看画报”，缺乏足够的信息量。笔者发现后请责任编辑给抚顺方面打电话，了解照片中这个女孩的姓名、背景及是否还有其他相关故事。结果是：女孩叫陈雅娟，毕业后也仿效雷锋参了军（推荐人是多次给雷锋拍照的军区摄影记者），参加过珍宝岛战役，退伍后回抚顺工作，曾担任抚顺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她始终以雷锋为榜样，曾获得抚顺城市雷锋等称号……于是，照片的说明就有了新写法（见图1）。之后人民社在抚顺雷锋纪念馆召开该书首发式，并请到了陈雅娟参加。在现场，陈雅娟流着泪说，毛主席题词49年过去了，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照片说明里。我都退休了，不需要宣传自己。但我感到了人民社对我的尊重、肯定与鼓励，所以格外激动。从今天起，我要更努力地学雷锋，做更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图 1 《雷锋画传》插图及图说

这里指创新与媒体融合。现在主题出版图书种类与数量都大幅增加，选题内容与形式重复现象较严重。如果不努力创新，不设法增强图书的可读性，就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即使找到权威作者，如果写法与表述不被读者接受，也很难奏效。专家虽然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但在著述时有时并不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即使考虑到了，多数作者也不知如何操作。这就要求出版单位不仅要能提出选题，还要能拿出像样的编写提纲，提出好的写作方案。这样可读性才可能有保障。人民社的许多图书就是既提出选题，又事先拟出提纲，经与作者讨论确定后，再请作者着手撰写。像《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十几位作者全部为名家，我们提出了一个较详细的提纲，谁写金融谁写财政都非常明确，字数与表述方式要求也都很清晰。这样既保证了系统与条理清晰，又避免了内容重复，也为快速出版创造了条件。

创新也包括对媒体融合方式的利用。人民社最先尝试通过媒体融合做主题出版图书，于2015年在全国率先创新推出了第一部时政视频书——《政府工作报告》视频图文版。通过二维码将视频植入书中，通过影音来诠释与深化文字内容。《政府工作报告》视频图文版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达10万册。该书也被视为中国时政视频书的正式开端。《政府工作报告》视频图文版的出版获得了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中国出版协会领导的高度肯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将其作为重点项目拨专款给予支持。目前，人民社已出版了《马克思画传》《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我的美丽乡愁》等十余种视频书。

这里指宣传与不宣传。主题出版图书多数面向大众，其本身承载的功能也是大众传播，所以一定要宣传，甚至要比其他图书更用力地宣传。许多出版单位对此不重视甚至根本就不宣传，原因有二：一种认为主题出版图书，到时候自然会有人买，不必去宣传。另一种则是为完成任务而出版，所以根本没有宣传的意愿。主题出版图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同类题材种类多，面市又比较集中。有的书店如北京图书大厦，还特别开辟专柜展销。同类题材图书动辄几十种、上百种摆在一起，读者往往不知如何选择。如果没有特点、再不宣传，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便宣传了，如果不讲求方法与效果，简单发个书讯搞个首发式，也不一定会有多大作用。

前面讲到的《雷锋画传》之所以受欢迎，有一个原因就是宣传。这里只说其中的图书推荐人的选择与邀请。为提高宣传效果，我们经反复商议最后确定拟邀请四位推荐人。第一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与玉荣（实际是两个人了），她们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学雷锋人物，四五十岁以上的读者大都知道；第二位是乔安山——雷锋战友，当年倒车撞到晾衣杆砸倒雷锋的战士，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的主人公；第三位是不久前刚被中央命名为“当代雷锋”郭明义；最后一位则是当下对青年人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之一 ——姚明。名单确定，还要在两天内联系上并征得这些远在内蒙古、辽宁与上海的名人同意，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计划按期完成，他们均欣然答应作为该书的义务推荐人。最后找到的是姚明，当时已是晚上8点58分，他刚游完泳，听说是推荐《雷锋画传》，一口应允。两分钟后，新华社正式发出了相关消息。在当时出版的上百种图书中，想到请名人推荐的很少，有如此豪华阵容的则仅有《雷锋画传》一本。

人民社的另一本廉洁主题图书《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发行百万册，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得益于好的宣传。先是请著名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生动的短评，之后通过新华社、凤凰网等发布消息，最后上了央视《新闻联播》。可见，寄希望于主题出版的图书发声，就必须先为它发声。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