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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此书书名足够吸引人，“性”这个话题一直以来是一个神秘，敏感，特殊的存在。这样的感觉必然与中国对“性”的传统思想与认识有关，也与中国对“性知识”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相关。

该书主要讲述作者龙迪深入到中国北方一个乡村——柴胡营（化名），对6个曾遭受过老师长达两年性侵犯的女孩家庭进行跟踪研究，探索受害女孩及其家庭的创伤经验。作者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家庭为研究单位，以系统—个人—文化（性别）—抗逆力等多重视角为概念框架，通过民族志、家庭访谈、夫妻访谈、个人访谈、参与型及非参与型观察等方法，分别在个人层面和关系层面收集资料，在6个月内比较全面、深入地追踪探索6个中国北方农村家庭披露自家女孩遭受家外性侵犯后13个月的家庭整体经验。

另外本书是龙迪博士论文的改版，所以对于学术论文来说，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实质性参考价值的书。这样的实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作为质性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即使质性研究在定量研究面前一直显得不够专业性，其研究过程的效度与信度也不像定量研究那么直白鲜明，其科学性也饱受质疑。这种地位处境恰好像人文社科在自然科学面前的地位，人文社科曾被或许现在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类“剩余学科”，其主观能动性的主动让它表现得不那么直接与精确，但这也正是它独具特有的魅力。

人文学科的这一特点又恰恰反映在质性研究上，虽然它没有定量研究有那么系统完善的检测工具，能够批量地研究大数据，并能将结果清晰直观地展现给世人，这种震撼是质性研究很难企及的，但是它的细腻与深刻，尤其在与人接触的整个过程，而和人打交道这本来就是一辈子值得探讨的事情，这个过程带来的深远意义是定量研究无法体会的。

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做调查的初衷是什么，是去了解现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带来可能的改变，以为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所以质性研究当然不可或缺，人文社科也是如此，这样看来质性研究恰恰成了人文社科“门当户对”的一种研究方法。虽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也会因为个人因素或者一些不可控因素为研究带来不良影响，但是这必将质性研究不断完善与继续摸索的漫长路程。

在研究主题上，基于作者那个年代，“性”的封锁性显然较之现在是过犹而不及，更何况“儿童性侵犯”这个话题。这不仅涉及“性”这个概念，还涉及“处女膜”这个话题，可谓是双重禁忌。因此作者确立研究主题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次勇敢的进步与创新，具有拓荒者的勇气，这也正是质性研究可贵的科学素养。

所以关于研究敏感性主题这块内容，必须要注重保护质性研究中研究工具即研究者本身这个角色，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以及研究者要处理好个人因素，尽量使个人因素不影响研究过程。同时应该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更加彻底清晰地进行探讨与研究，而不是建立在较为笼统地生态系统论中，无法鲜明与有力地说服大众，达到研究目的。

以上算是一种基于理性角度的一些解读，然而选择这本书对笔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挑战，龙迪考虑涉及的面之广，让笔者无法立即聚焦于哪一点来谈论自己的观点。在这笔者也只能站在小我的立场上探讨自己感兴趣的点。开头说到个人对于“性”话题较为感兴趣，所以有些个人感性的解读也想抒发。

质性研究有其科学性更有其感性细腻的特质。因此笔者更希望谈一谈关于“性”和“处女膜”两个话题。关于“性”，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谈性色变”这样一种可笑的怪现象：“性是可耻的”。“性”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却被置于这样一种神秘不可接触的阴暗角落难道不可笑吗？怎么不把吃和睡等本能压抑起来呢？而“处女膜”则是一种典型的男权思想统治下的产物，女性就该恪守贞洁，在婚前保留处女膜，其道理和依据呢？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说不上来，但却都把这个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包括很多我们女性本身。

之前看《金赛性学报告》，了解到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在童年时期曾遭受过成年男子的性侵犯。然而那项研究发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而龙迪博士的这项研究开始于2001年底，可见遭受这一现象毒害的女童有多少，能被报道的已算是幸运了，而那些不为人知的受害者，此类事件可能将永远成为他们无法治愈的伤痛，甚至有的因此而正在遭受延展性的家庭或者社会的伤害。

值得一提地是，在披露过程中，男女家长做出的反应有着本质区别，男性家长通常是指向家外的愤怒，而女性家长的情绪反应则主要是羞愤，这种羞愤主要指向受害女孩，其次才是指向侵犯者。这足以看出，“贞洁至上”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植入于人心，尤其表现在同样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家长。同时家长如何看待贞洁及其连带后果，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策略与行动。

那么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呢？怕舆论？因为舆论构建名声吗？而名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后果呢？他们都认为，未婚女子一旦没了贞洁，那就没脸见人了，要遭受别人的指指点点，找不着对象，就算找着了，迟早也要分或离，也影响家庭脸面。同时这种贞洁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给予孩子的情感支持。

从中国传统文化父权制衍生出来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中，女人从地位到身体与男人都不能平等，这一切在儒、道、佛等各家的观念论点中都有所体现，女人对男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工具，甚至是一种祸源。这样偏激的言论，也难怪如今女权主义的激进。

贞操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女人必须守贞洁，这不是出于保护女人自身的目的，而是用来保存家族的面子及利益，以维护父权社会秩序。虽然贞操观念是农业社会财产式婚姻的产物，但进入21世纪，这种观念并未销声匿迹，“处女情结”仍能在现代人身上体现。

因此可想而知，当那六个中国农村家庭得知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之后的应激反应以及连锁反应。尽管西方研究显示，儿童性侵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且家庭支持是创伤康复最有力的源泉，但是同时也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措手不及的重创，会放大原有的家庭问题，大大削弱家庭的支持功能。

遭受性侵就意味着失去贞洁，这是一种羞耻。中国人的“耻”建构于他人口中的“名声”和“脸面”，形成所谓的“贞洁耻感”。而这种耻感都是出自本体对他人评价的预期和感受到的他人反应。这种感受也许之后改变环境，远离熟人社会才会得以消失，然而这对于渺小的个体或家庭而言显然不现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性侵事件的揭露中，“性之耻”掩盖了“伤之痛”。

舆论容易记住的是受害者的“耻”，却忘记她们的“痛”。其中也包括受害者本身及其所处的家庭系统。然而这种“耻”，却至始至终都是舆论的建构，受害者及其家庭系统也在无形中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奴役于“舆论”。同时这种舆论导向，往往受到国家权威（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甚至媒体等）的直接影响，这也意味着观念的改变必须依赖权威的重视与文件。

再看十多年后的今天，不得不说我们整个社会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法律等方面都在不断地进步与完善，但是关于儿童性侵事件我们仍然在倡导相关法律的完善，还有性知识的教育与普及。可见，“性”在中国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地提高。

关于伤痛，我们不能局限于个人，而是应将以家庭整个系统作为中心。同时创伤复原这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显然，这种技术在中国内地还相当缺乏。这也就涉及到中国内陆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发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行业发展。

对于社会工作教育，该研究提示我们，中国社工教育需要训练学生拓展。专业人员可以利用专业权威，帮助创伤家庭的亲属、邻居等非正式支持网络扩展儿童性侵犯现象，鼓励他们给予家庭理解和支持。

最后，关于性话题，可以通过解构“耻感”，营造理解和关怀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不是仅仅依靠一项权威政策就能改变的事实，而是需要我们舆论制造者自身的思考与责任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