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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说方言的人,你的故乡在哪里?

张家明 社会学了没 202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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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家明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编辑:

知言


社长说

瘦小离家大了回,

乡音未改肉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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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说方言的人,你的故乡在哪里?

一位老师正在上语文课。


乡音留给我们的,除了乡情,还有许多复杂难言的文化沉淀。“乡音无改鬓毛衰”,如果遗忘了乡音,我们还记得自己从改哪里来吗?


若干年前,网上流传着一篇《爱广州的N个理由》,其中有个理由是“好听的粤语,好听的粤语歌”,足见广东人对粤语的自豪。


而广东话好听,主要是因为音调丰富。香港填词人黄伟文也说过,不懂广东话的人,不会懂得广东歌的特别,因为广东歌要根据粤语九音来填词,而其他方言歌曲都不会像广东歌这样,需要如此准确地“入榫”。


本地人视为经典的方言剧,外地人看了可能会“笑不出来”。/ 《外来媳妇本地郎》


但粤语遇到其他方言时,就会“鸡同鸭讲眼㖨㖨”,不好使了。语言学者李倩有一次到上海,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番(Pān)禺路”。


“哪里?”上海大叔仿佛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番(Pān)禺路,近虹桥路。”


司机这回听明白了,没忍住他作为“上海宁”的骄傲,当下就鄙视了一下这位“乡下人”:“那是番(Fān)禺路好不啦!”


对广东话稍有了解的人自然知道,“番禺”的“番”在广东话念成Pun1,换成普通话也念成Pān,是因为“古无轻唇音”。粤语里面保留了相当多的中古音。


小说《繁花》用上海话写作,造成巨大的反响,后改编为话剧,人物对话同样使用沪语。


在中国的方言谱系上,吴语原本比粤语更为古老。但由于上海急剧城市化,而上海话却得不到提倡,导致上海话被其他年轻方言同化,甚至还出现了俗气化的现象。


01.上海话为什么“不好使”了



上海读者读到这里先别着急说沪语变俗了,不是外地人说的,而是上海人自己的反省。


上海话乐队“顶楼的马戏团”的一首《海风》。


十多年前,沪上文人魏心宏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宏文叫《永别了,上海话》,里面便提到上海话的低俗化问题:“上海话在缺少社会引导的前提下,任由老百姓尤其是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阶层来创造,语言日益变得粗糙和粗俗起来,以至于越来越多的非常难听的口语开始在上海话中蔓延,例如帮帮忙、拐浪头、开大兴、拗身段之类。”


针对上海民间的沪语推广运动,来自上海的历史学家陆扬也曾指出:“上海话是一种比较俗气的方言,是一种还没有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方言,要推广首先要提倡更典雅的上海话,而不是一味乱推广。”


城市化无疑挤压着沪语的生存空间


但过去老上海人那一口典雅、悦耳的吴侬软语,现在已经很难听得见了,如何推广?比如新一代上海人的口头禅“我帮侬讲”或“我告侬讲”,在老上海人听来就有点粗鲁不文,恶声恶气。


今年上海市“两会”期间,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还对代表们吐槽过这种新沪语:“啥事体?讲话又不需要帮忙,告要到法院里去告。一定要说‘搭’‘忒’,‘我搭侬讲’或者‘我忒侬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发现上海年轻人不会讲上海话了,要讲也是夹杂着北方官话的语法和词汇,既不像沪语,也不像普通话。


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在稀释上海话群体。/Yiran Ding


不但如此,很多上海小孩也无法用沪语跟父母、祖父母交流。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特设专家组发布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按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将一门语言的濒危程度分成六级,沪语显然已经到了“肯定濒危型”,且在滑向“严重濒危型”。


肯定濒危型:该语言再也不作为孩子们在家庭里学习的母语。因此,最年轻的语言使用者就是父母辈。在这一个阶段,父母可能对孩子们讲本族语言,但他们的孩子们不用本族语言回应。


严重濒危型:该语言只有祖父母辈和老一代人才会讲了。父母辈一代人可能还会讲该语言,但是他们不再对孩子们讲该种语言。


虽然上海话已经不是昨日的上海话,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上海人的方言自豪感。


在《永别了,上海话》的网友评论中,有一位嘉定人谈到他初到上海读大学的感受:“市区人民的口音日渐变得奇怪甚至完全失去沪语的感觉,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我是上海人,不管我说的口音如何我说的就是上海话,其他人说的统统都是乡下话。


经典沪语喜剧《老娘舅》是一代人的记忆


实际上,上海话恰恰起源于今天大上海的郊区。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复旦大学中文系吴语研究室主任游汝杰合作撰写的著作《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话较早的源头并不是苏州话、宁波话,而是宋元时代华亭县的“土话”,而华亭县土话跟嘉兴话的关系比较近。


华亭县后来改称松江县,从里面分出了上海县。论资历,上海话要喊松江话一声“爸爸”,喊嘉兴话一句“爷爷”。


02.粤语:曾经也是民间土话


粤语的产生年代晚于吴语,使用人口也不及后者,但粤语的保育情况却好得多。


八十年代开始,随着香港电影和香港流行曲风靡全国,粤语更成为了中国最时髦的方言。在内地某个十八线小县城,一个完全不讲粤语的地方,年轻人唱粤语歌,看港片,一口港式粤语学得有模有样。这种流行程度,是上海话乃至于吴语都无法想象的。


因为很早开放贸易,今天的粤语之中,保留了很多外语词汇。


粤语在粤语区的流行文化中,并非一直都这么强势。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香港本地语言的鄙视链是“英语>国语>粤语>潮州话、客家话等其他方言”,能够看英语“生肉”电影的人最有文化,看国语片的人次之,粤语及其他方言只是在底层小百姓中流行的土话。


1980年代之前,香港影坛长期都是国粤语电影双雄竞争,且国语片占据上风。邵氏电影大部分名作,如《独臂刀》《刺马》《倾国倾城》等,都是国语片。粤语长片和粤剧电影虽然也很流行,但题材重复,演员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个,且越来越粗制滥造,难登电影节的大雅之堂。


与此同时,乐坛上流行的也是英文歌与国语歌,粤语歌曲长期由粤曲统治,坊间的粤语流行曲还没走出“咸水歌”的阶段。在周星驰电影《逃学威龙》(1991)里,张敏饰演的女教师向学生提议一起表演话剧《雪姑七友》,男同学们马上耍流氓唱起了尹光的歌曲《雪姑七友七个小矮人》。


这是六七十年代流行于民间的一首粤语歌。当时的粤语歌,多的是“荷里活有间大酒店,三个肥婆学踢波”之类的歌词,内容过于俚俗,只能流传于庙街这样的市井地区。


许冠杰还饰演过《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


1972年,TVB喜剧 《双星报喜》第二季开播,罕有地播出了一首非英文歌——许冠杰的首支粤语歌《铁塔凌云》。两年后,许冠杰把这首歌收入他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开始着力对粤语流行歌进行改造升级。


一方面,许冠杰彻底抛弃了低俗化的内容,打工、打牌、打机、消夜、拍拖等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被写入歌中,最出名的便是《半斤八两》;另一方面,粤剧唱词的优美典雅也保留了下来,《梨涡浅笑》《沉默是金》《知音梦里寻》等作品都是意蕴悠长的咏叹曲;再加上英文流行乐的编曲,粤语歌从此脱胎换骨,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香港电影的繁荣也在促成粤语的繁荣。/ 《英雄本色》


粤语电影与粤语流行歌在1970年代的复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1960年代后期,港府检讨本港的语文政策,决定支持本地文化,将广东话作为官方中文语言。


从此之后,香港电台的潮州话、客家话节目取消了,所有中文媒体一律采用粤语播音。学校里的非英文课程,也以标准中文为书面语、以广东话为口语进行教授。1980年代以后,政府工作语言也慢慢变成广东话,议员们开始在立法会议事堂使用广东话发言,广东话终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都取得了统治地位。


相比于“野生状态”下的沪语,广东话从“香港方言之一”成为“香港官方中文语言”的过程,一直都有政府与社会的引导,使广东话兼有中文书面语的典雅和地方方言的地气不信的话,去听一听楚原导演在201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


楚原在金像奖上的发言。


03.方言是我们人生唯一的行李


晚年“管它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的楚原导演,原名张宝坚,跟张国荣一样,祖籍都是客家之乡广东梅县。但楚原出生于广州,父亲张活游是著名粤剧小生、粤语长片演员,因此楚原的母语是粤语。


楚原父子的一生,都对粤语电影念念不忘。1952年,有感于粤语电影长期被粤剧片、歌舞片溶质,张活游与吴楚帆、白燕等艺人成立中联影业公司,专事拍摄高水准的粤语故事片,其开山之作就是巴金小说《家》同名电影。


《七十二家房客》成为影史经典,其中还有年轻的郑少秋。


二十多年后,香港影坛依然是国语片一家独大。在楚原的坚持之下,邵氏推出了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这部电影意外地成为了1973年的票房冠军,超过李小龙的《猛龙过江》。经此一役,香港的电影创作逐渐回归粤语片,“粤语片”终于成为了“香港电影”的代名词。


因此,楚原在粤语片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1997年,在王晶导演的电影《精装难兄难弟》中,楚原客串 “电影之神”,将推崇欧洲片、看不起粤语片的王晶卫(讽刺王家卫)大骂一通:“粤语片好失礼你咩?你哋嗰代人冚唪唥都係食粵語片嘅奶大嘅喔。”(粤语片让你很丢脸吗?你们那代人全部都是吃粤语片的奶长大的。)


有一位诗人说过,“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更准确地讲,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一样的方言,就是不一样的行李。讲同一种方言的两个人,即使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半个老乡。


方言剧曾经存在于各地人的记忆当中,构成了他们对于故乡的认同,但今天,这种剧集几乎已经消失了。/ 曾经风靡川渝的《山城棒棒军》


1945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历史学家余英时遇到经济学家邢慕寰,一见如故。原因除了学术上彼此欣赏,还有一层原因:余英时是安徽潜山人,邢慕寰来自湖北黄梅,余英时童年在乡间最爱听的黄梅戏,便是从邢慕寰老家传到安徽的。因此,余英时的家乡话跟邢慕寰的家乡话,语音有颇多相似之处。


今天听黄梅戏的人不多了,黄梅戏中的湖北口音,也已经很罕见了。很多方言就像黄梅戏一样,在这颗星球上漂泊,幸运的会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成为一个小小的“方言岛”,但更多的会在迁徙与流变中与其他方言融合,甚至被强势方言同化。


广西的平话来源于山东,北宋大将狄青率领“平南军”南下广西平定侬智高起义时,将一些山东籍军人留在广西驻守,在当地留下了一个地名(平南县)和一门方言(平话)。一直到1940年代,当地说平话的村庄,每隔几年还会派人回山东祭扫祖坟。如今,莫说回乡祭祖,广西平话已经变得跟北方话大不相同了,桂南平话甚至被划入了粤语方言区。


同样是从北方一路南下迁徙的族群,桂南与粤西的客家人,跟粤东梅州、福建、江西等地的客家人,依然说着差不多的客家话。在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客家话形成了很多很多方言岛,有的相隔甚远,数百年来完全没有文化交流,但各个方言岛的客家人基本都能互相交谈。譬如四川客家人是清代前中期“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粤东迁入的,至今乡音没有大的变动。


客家人之所以为客家人,就在于他们始终遵循祖训“能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客家人在哪里,客家话就在哪里。


2015年2月21日,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大东镇,人们在花萼楼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祈福民俗活动。


讲粤语和客家话的人是幸福的,不过并非一点危机都没有,沪语在亲代间的失传问题,在这些方言中也同样存在,只是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


近年来,由于粤语歌与粤语片的辉煌不复当年,也不断有人提起:粤语歌会不会消失?就像粤曲一样,成为文化遗产


也许会。但粤语歌填词人黄伟文很乐观,毕竟粤曲并没有死,现在每年都会有新作品发表。他相信,只要有人无论如何山长水远都要跑去红馆听广东歌,广东歌就不会死。


“最坏最坏的情况,无非就是每年盂兰节我们搭一个棚,一起听广东歌。”



参考文献: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李倩《回锅肉和香菇菜心的语言登记》

杨聪荣《香港的语言问题与语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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