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太多事，我们疲于应付，甚至有点麻木。恍惚中，懵懂着，21世纪已走过20年。

20年树木，几度桴游。20年树人，韶华青春。来到2021年，一个新世纪的21年，我们又能收获什么，将有何坏会有何成，还有怎样的期许、计划与提议？

泼先生持续邀约不同领域的人，在辛丑伊始，从自己的经历、感受和思考出发，分享并谈论一个关键短语或词词，一起发想或许已不再新鲜的21世纪的第21年。

《廿一谈词》每期21个人，整个系列将结集为一本年度词典。

[B] 蝙蝠飞舞的意象

孔德林

艺术家，生于福建宁化，现居厦门。参展：2013年“清明计划（第一回）”（宁化赖畲村5101兵工厂）；2014年“在语焉不详处·德林个展”（厦门无垠·喂空间，不愿去艺文空间）；2016年“佚名·当代艺术展” （北京今格艺术中心）；2016年“谷神变·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 （上海外滩和平饭店斯沃琪艺术中心）；2017年“巫高计划（第一回）孔德林、托恩·泽弗”（宁化县巫高村）

洞穴、通道、壁岩、粗粝感让我瞬间想到初探湖村老虎洞惊扰蝙蝠的场景……

掘洞、搭梯、门户、制井、塑景、玉驳简牍、葫芦、丹鹤、毛温暖，虚·八味逍遥……

盘、靈符，材料四方围绕，真仙微笑。电话来、上下连贯……

无名人物、事件、水陆，框架，基础，自言自语口音。

围绕“来路”？

这是一个骗自己的实验。

堆砌的物繁复成视觉，各有异质，深掘重要。

平面增加些许立体而已、只剩摆弄了。

偏偶避险倒是日子与之衔接是难上难。

常梦见你们，去哪了？

疫情乱象、限读慎言。

把它做为材料和符号在民事中消解被暗示的艺术性，直接进（介）入喜、哀生活场。那个早已存在却荒漠的平面或崩溃的景象令人神往、基于当下视角。

必须从源头逆流而行回到原点、逐线逐面展开精微的工作，用手语式的排列和图式辑录成文献，在平面和立体、物料、空间中注示成单一或集合汇总成多样形态的样貌。

建一个自己说了算的空间载体，组装这些结构。

[B] 不惑

张 渊

艺术从业者，曾任上海某美术馆表演项目策展人

疫情至今，我才失业，对于艺术从业者，也许已是幸运。去年是真的幸运，自己与身边的人都算安好，虽然工作上很多项目取消或延迟，整个人却不焦躁，得以在个别项目上投入不曾有过的时间与精力，相较于追求数量与kpi的指标, 发现自己做的仍然是艺术。四年的机构生活嘎然而止，竟然没有不舍，也没有“毕业”时该有的迷茫，踩空了几脚，而已。正如艺术机构不能没有艺术，当下的艺术更不能没有机构。也许迫于生计，即使收入微薄，你也需要重新打卡上班，也许不需要，重回你曾经十分熟悉的自由，时间如果多了，就晃几下膀子。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剧场，而古老的剧场成了废墟，大家在复原、重启、更替的焦虑中各自转向、连接。

[B] 巴拿赫喝不动函数

锤 子

有《昨日不辞而别：废都摇滚记忆1990-2014》《行乞家族》等书，纪录片《西摇记》

3年前，我的酒量达到了人生上限，再无突破的可能。印证了巴拿赫喝不动函数的绝对正确。

简单来说，这个函数是不断下降函数。酒量在曲线初期一直呈上升趋势，在达到顶点后会递减下降，期间通过已知变量和未知变量实现曲线波动，但再也无法回到顶点，且曲线是整体不断递减下降的。这个函数在1922年，被波兰数学家斯特凡·巴拿赫发现，为了纪念他，人们将其命名为“巴拿赫喝不动函数”。

我心情积郁。一位学道的朋友劝慰我，更多人的人生是正弦函数，任何事情都有最高点和最低点。当人生到达最高点时会向下移动，移动至最低点又会向高处移动。这就是道家常说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道注定公式，过去之路是已知项，未来之路是未知项，通过已知项求未知项，最常见的应用是算命。

道机敏，佛超脱。我山中寻师，路上，树上的一片枯叶落进河中，任河水摆布，随动而动，随静而静，不知反抗，却不沉没。我想，生活在庙宇附近的树木，竟也沾染了智慧，且运用之熟练，在人之上，遂感万分羞愧。

这一年，我依旧没有进入智慧法门，徘徊在巴拿赫喝不动函数中止步不前。树叶不会再回到树上，下游是它的归宿，终将被泥沙接纳。

[C] 触

张希煜

数据叙事研究者、心理学学生、RPG游戏爱好者、田野撒欢人，疫情后和数据工程师、社会学家们一起创业中

疫情中断了我和很多场景很多人的链接。2021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重新伸出触角去联系其他人、熟悉新的事物、让自己回到更大的网络之内。

人很容易判断自己属于哪一个行业、哪一种阶层或是什么样的阵营，却不容易在找到自己内心之中与其他生活故事的回声。

触是一个动词——触及、触碰、触摸：带有谨慎而关注的心去伸出自己的感觉，产生对微小现象的体验。所以我希望走向田野——去内蒙古牧民养牛的牛棚里，去顺德宗祠外面埋葬死去流浪猫的人身边，去重庆兄弟伙路边吹垮垮的小摊前……这能够穿过大数据、算法、流量叙事完成的迷障找到真实的“手感”。而“手感”是田野调查非常重要的信息通道。

触同样也是一个名词——触角、突触：我们都需要一些精细而微小的感觉联络“器官”，获取和交流宏大世界里被淹没的小讯息。疫情以后的情感尘嚣直上，我们变得比以往更善于评论和标注别人，但感受力却在经常被“刺激”削弱。而伸出心中的小小触角能让我们重新交换本能的讯息，让自己的感性与理性，像突触一样朝着别人的方向生长直到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大的神经网络上的“复杂节点”，这让人成为生长的智慧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机器的智慧的原材料。

2021年以来让我记忆最深的一刻发生在我和一个小学女生的对谈，她休息时间在操场上跳自己编的舞——一种近似于章鱼散步的舞步。

我问她，这些动作表达了什么？

她忽然用手攥紧我的手腕说，你摸摸我就明白了，现在你感觉到了吗？

虽然我至今还没能参透她舞步的含义，但至少我记住了她触到我一瞬间的感受。

希望接下来的一年，我能有更敏锐的“触觉”吧。

[C] 出埃及记

王东东

1983年3月生于河南杞县，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出版有诗集《空椅子》、《云》、《忧郁共和国》、《世纪》，专著《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

我降下瘟疫

我用雷电说话

我杀死婴儿，我降下咒语

我看到我的种族分散在田野

仓皇奔跑

暴君的车辇在山间奔驰

我走过红海

人民的眼睛和暴君的眼睛

一起望着我

海浪淹没暴君的眼睛。

让海鸥降临

猛啄

红海在我体内上升

一望无际

就要淹没了暴君的喉咙

谁的歌唱

红海

一动不动悬停？

2021，4，7

[C] 刺激

李汭璇

无特定标签，大概是横跳专业户：以前整供应链，后来弄艺术展，近期在做游戏和探索ACG文化，并持续写作。现为UNArt 2020 线上杂志的编辑

若非疫情带来的已超一年的社交隔离，我也许不会这么彻底地感受人对刺激的需要：视觉的、听觉的、语言的、思想的、经济的、兴趣的、生物的、心灵的……

一向追求平静，惧怕充满刺激的生活。但自从所在的山中小镇实施居家令后，出门更碰不到几个影子，对邻居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自外来的刺激越发鲜有，生活里几乎只剩下内发的刺激了。

刚开始三个月过得很自在。为了更好地同时在家办公，我们把衣帽间收拾出来，改成了我个人的电脑间。手头有项目，闲时打游戏、看电影，并未有被囚禁感。但再往后，逐渐地出现了幻觉：每一天都像是在过同一天。

这并不是中年危机（尽管听起来很像），而真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和伴侣除了zoom上的联系人外每天只与对方接触，各自埋头做事，到点烧菜、吃饭……慢慢地，只有日更的订阅视频、新闻推送、窗外叶色变化，和每晚新鲜的梦境才能让我感觉自己是真实活着的。

我开始理解人们对刺激的追求。原来平常说的矫情其实是错放的恻隐。

熟人在软件里问“今天过得怎样？”，我会和ta们说昨晚的梦。梦里有什么呢？我和家人全副武装地从旧金山湾区潜游到马里布，拂过珊瑚；我曾酸掉几颗牙齿、鼻里擤出藻类，被诊断为可乐摄入过量；我甚至还暴戾地与流露恶意的人厮打……这怪诞感让醒后的自己乍舌，但又充满灵感。

功利地审视、玩味、挪用这些素材，很无奈，但也很刺激。

你还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安利给我呗？

[G] 共同体

孙  冬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诗人，译者

2020年动摇了很多习惯和信条。其中，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受到最大的冲击。而共同体的概念重新进入理论的前景。何为共同体？简单说，它是建立在共同种族、风俗、文化和价值观的一种社会单位。

人在不同的共同体中转换着角色和身份。个人和共同体之间有碰撞、对抗、也有调试和融合。小而紧密的共同体给与温暖和认同。一个世界主义的共同体能给与自由和成长。一个僵化的共同体让人狭隘和裹足不前；一个有弹力的共同体可以让个人有足够的自信去独立思考，可以为个人提供持有异见和应对危机的“弹性”（resilience）空间，以及成员之间互补和相互成就的可能性。在特定情形下，共同体和其他概念可以互换。比如，集体、地方和社群等等。对于一个国家的热爱往往是对共同体的忠诚，对于一个地方的怀旧通常都是对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缅怀。当然，钱和资本也是一种共同体，可以泛滥成一种无边界，无边际的共同体。

写作和艺术看起来是一门孤绝的事业，但是奥登曾经说和别人没有交流兴趣的人不会成为艺术家，艺术家的一部分就是外出聚餐、在街角闲聊，在咖啡馆大放厥词。即使是以“自立”为根本法则的艾默生对于反复无常、离群索居的梭罗也表现出某种嗔怪和担心。

过去的一年，新冠疫情以加粗字体警示世人，尽管存在种族和文化差异，尽管国家和宗教之间存在仇恨和纷争，人类的基因的门户是敞开的，甚至人类和动物的基因门户也是敞开的。病毒利用的就是这种敞开性，而免疫和抗疫所依靠的也是这种敞开性。

当然还有动植物和其他自然之物。当我们的视域从人类扩展到有机共同体（organiccommunity）， 一种跨肉身性（trans-corporeality）就显现出来。毕竟，人类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为百分之五十。跨肉身性的提出不仅关乎环境，对人类来说也至关重要。因为缺乏了跨肉身体验，人对自己的认识就不完整、也不正当。当然还有机器。我们都是赛博格，奥利维尔·戴恩斯说。我们早在不知不觉中和机器绑定在一起了。今天，有谁说我不借助技术的义肢就能在大城市生存，我不相信。

[J] 基础工作

芬  雷

艺术与出版策划人

“基础工作”这一词汇显然正收获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行政工作中的基层管理，或公司活动中的普通劳动，一门技艺的基础经验，或知识层级的预备条件等。

基础工作不得不与细碎的他者事务打交道，人们已经受够了！它似乎总能通过实在的秩序或他者的指令，将个人的能动性牢牢地限制在匿名地带。这难道不是一个创造力受限的领域吗？

然而博伊斯很早就提醒我们，创造不能局囿于绘画、雕塑、音乐或小说，更应该延展到家庭主妇、社工、医生、外卖、程序员，或是法律和企业的工作领域，还有跨领域的基础工作中。在组织生活物料以及“万物议会”方面，基础工作的创造性或许一直被掩盖。

尤其于全球疫情大流行的余绪中，一种整体的幸存状态值得认真以待。在此过程中，未必可见的“承重结构”与“基址框架”可能无法被顺利捕捉。一系列前调、后勤以及话语行为在冲撞与滞留中等待着重启……现在比任何时候愈加需要生活物料的临时翻译、过渡协作与暂时安置。

这一工作不是只有那些在所谓天赋领域有或习得或沉浸经验的人才能去做，任何人乃至万物都有份。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以及如何将其纳入我们的生活与行动之中？

（答打边炉）

[J] 沮丧

孙智正

浙江嵊州人，写有《青少年》《句群》《一万句》等，曾获第二届橡皮文学奖

我想到第一个词很有可能（我也不能确定）是沮丧。我感到这两年越来越沮丧了，以前当我平静时，情绪是倾向于快乐的，现在平静时情绪倾向于不高兴，而且越来越频繁地不高兴，不高兴的时间持续得越来越长，但幸好我应该还没有抑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是我越来越老了身体不太好了，比如我想活动一下就去练拳击但最近跳猛了膝盖就受损了休息了两个礼拜还没有好转的迹象，这样我就憋着我不能把作为一个生物体的活力完全释放出来，这就有点压抑。还有是我越来越感到周边的世界是多么糟糕还有我们遗传的文化，也压抑着我作为一个生物体把活力释放出来，我们活得多么压抑啊，当我看到我们的电影里试图表现一个人活得很张扬时我就觉得虚假、可笑、怜悯、同病相怜、愤怒和慈悲吧。我甚至都怀疑我们人类还要不要延长生命和永生啊，因为极权者也会跟着不死。当然，极权者死光了我们也不会死！不然我们早就死光了。还有因为我不解天分不错的旧日同学和好友们怎么甘之如饴地当社畜而想去给他们更多信息时，我们最终都会因为三观的根本不同逐渐影响感情和分道扬镳，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我的不对，但又不是我的错！

2021.4.13

[K] 慷慨

叶梓涛

游戏设计师，在做跨界游戏媒体实验室「落日间」，播客《落日间》主播，知乎游戏、游戏设计优秀回答者，现就职于腾讯 NExT Studios

重看游戏设计师Jonathan Blow 名为《Truth in Game Design》的演讲视频。他说，

「过去我未曾留意，我始终受惠于这个世界的慷慨。」（I have been the unwitting beneficiary of this generosity of the universe）

这句话串联起了整个分享，让我如同着了魔。

我们创作时其实并不「无中生有」，而是「发现」，根据手中有的，过去和当下遭遇的事物而发展它们。以著名的细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on）康威的生命游戏为例，设定了细胞之间生灭的规则后，这样规则下所产生的混沌复杂的可能性空间并不是他所「创造」的，而这只能是他不断调整并发现的。过去的艺术家是不署名的，并他们创作的荣光归于缪斯，是缪斯、是神在他们身上附体使得他们创造了事物，而非他们自己。

当我观察游戏引擎和机器学习的底层时，我发现这一切都建基在离散且数字化（Digital）的零和一之上，它们倾其全力做的，是对我们这个连续且身体性（Analog）的世界的近似、化约与抽象，但这构造出来的工具的丰富性已经完全足够我们去修改、强调、隐去、构造与抽象出不同的现实了。

越探索越是讶异于世界的复杂，多样与丰富的可能，伟大与终极藏于我们的世界之中，让自己成为一个通道，而不是源头，而游戏设计师的职责就在于观察世界并交流：

宇宙有自在的非常惊人的内在的慷慨(unlimited surprise generosity build-in)，我们需要的是让这些真理变得可被人们的感知所识别。

斯宾诺莎说：“越是更多地理解个别事物，就越是更多地理解上帝”

“别忘了生活”，阿多说。

[L] 裂

田  萌

麓山美术馆艺术总监

在过去的一年多，全球因为新冠疫情而被置于一个共同的情境。不过，人们并未因为这一共同的情境而产生共同的认识。在国内，最初对“造谣者”的训诫，注定病毒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个关涉多层面的社会问题。真相不可见。有些人恐惧与悲愤交加；也有些人，感动与癫狂共生。一时间，朋友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撕裂。

在疫情之下，对死亡的不确定的恐惧与普遍存在的撕裂，让很多人坚信疫情将会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相信一个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撕裂，在后来非紧迫的情况下也依然发生着，而且从疫情延展到国内外一些其他的问题。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在认知上的鸿沟一直存在，只是在遭遇普遍的生存危机时，这种鸿沟才被更为激烈地显现出来，甚至一时打破既有的社会关系，让人产生了一种不适感。

在一个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我们本不需要某种统御所有人的最高价值观。但是，在不同的，撕裂的关系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由撕裂而带来的多元价值观。确切地说，撕裂的根本并不是建立在多元价值的碰撞前提下的，而是建立在对当代文明基础价值观的认知鸿沟基础上的。甚至，我们想象的认知共同体的分化，也是在这一基础问题上的撕裂。

[M] 面罩前面

Fiamma Montezemolo

艺术家、人类学家，出生于罗马，生活、工作于旧金山。她是边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现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电影与数字媒体系的教授

“面罩后面是什么呢？”我们在生活中都至少在某刻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某种“生态哲学”观点让我们或多或少地相信，放在（面孔的）所谓自然性之上的（面罩的）所谓人造性必定会隐藏我们内心的真正本质。这触及到一种不能与确定性物质混淆的现象学。因此，某些东西必定在面罩的另一面隐藏、存在着；这就是为何它“看起来具有欺骗性”。但相反地，假如我们问自己，面罩揭示了何物呢？它的外观有何特殊？它前面而非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在1994年去墨西哥恰帕斯州做实地考察，并为玛雅-墨西哥土著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撰写民族志时，我就开始这么问自己了。

当不断遇上戴着滑雪面罩的男男女女时，起初我无法避免地问自己，他们的“真实”面孔是什么样子。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们首次以真容出现——而当时前来与他们谈判和平条款的政府代表们却戴着面罩。令我非常沮丧的是，我意识到我的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墨西哥政府，一个多年来一直无所作为、却践踏国家土著民以挪用他们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身份的政府。我正是在那一刻试图反转那个问题的：“面罩前面是什么呢？它意图使什么显形，而不是为了遮掩？”

在今天，这个问题又来了，在21世纪的第21年， 现在这个世界如此突然地进入了面罩时期，现在面罩已成了我们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遮蔽物和祷文护符。

——所以，我再问一遍，在1994年和2021年，那时和现在的面具前面究竟都是什么呢？

是对生命的表态：为我们也为他人。

（李汭璇 译）

[S] 失禁

潘  赫

自由译者

几天前，在大连，为我们朋友的新片录音时，我们乐队有了一只新分支乐队的想法。新的乐队的风格是“失禁碾”，第一首歌会是《随地大小便》，第二首歌《地球是个铜球》，第三首…ta们谈论时，我想到一些发言人，一些微博言论，想到失禁绝非自由，与审查与禁绝是一体两面。因为每个人都失禁在逻辑上不可能（谁来收拾？），一些人可以失禁的前提，是对另一些人的审查与禁绝。然而，失禁大概是有快感的，会上瘾吧！为了与谁至少在某方面民主，那我们在音乐上不妨失禁一会儿，不能多，你觉得呢？新乐队的名字叫“马上疯”。

[S] 设计收费标准

王大鹏

建筑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现供职于杭州筑境设计有限公司，工作之余发表文章若干

2021年的两会让建筑设计行业感受到了久违的春风，先有人大代表提案“适度提高设计行业收费标准”，后有政协委员建议“尽快制定和出台新版建筑工程设计收费标准”，一时引得“007”工作状态的“画图狗”（设计师的自嘲）竞相奔走。

这个所谓的“设计收费标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2000年后，设计院先后改制，2002年国家价格部门颁布了《工程设计收费标准》，尽管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取消了这个标准，把设计收费标准交由市场调节，但是至今这个标准仍被作为大多数工程设计收费的参考依据，尤其是国有投资项目唯一经得起审计的依据，这造成设计费率近20年来基本没有增长。不少设计同行感慨：就不要奢望提高收费了，只要能按02标准切实执行就算烧高香，因为现实执行中甲方按收费标准就高不就低，加之同行之间恶性竞争，费用无底限打折。

近20年来，建筑设计内容不断增多，要求也不断提高，诸如BIM、装配式、海绵城市、绿建等新增内容及抗震超限和消防等各类专项设计都找不到收费依据，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设计院招聘难，大量技术骨干转行，设计质量一路下滑。国家大力倡导创新，创新也是设计行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再宏大的理想也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尽管谈钱会伤感情。

[S] 苏醒的女神

张文心

创作者，喜欢研究古代的事情

在疫情到来之前，我正好在阅读与古希腊厄琉息斯秘仪相关的内容。这一扑朔迷离又影响深远的秘教在近年来重新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学术和艺术界上一次对它的大规模讨论发生在60-70年代，那时的反主流文化代表迷幻一代将由麦角生物碱提炼而成的晶体LSD-25奉为精神食粮，而麦角菌正是厄琉息斯秘仪中使用的神圣饮料Kykeon的重要配料。70年代后期，在经历了各类伦理、法律与政治危机后，迷幻一代的乌托邦构想宣告破产，对各种精神活性剂的临床调研在欧美亦纷纷被禁。直到21世纪初，随着神经科学和表观遗传学的发展，对神经活性剂的研究在欧美重新获得了科研层面的合法性，只是这次的倡导者们更加理性，他们将工作重心放在宗教致幻剂（etheogen）中的活性植物可被科学验证的药理层面。现今，在大众文化领域，与迷幻一代同源的赛博朋克美学大行其道；在经济领域，深受神经活性剂影响的硅谷科技公司们引领着科技消费的方向；在当代艺术领域，对人类学、原生文化、自然生态等方面的关注使艺术的巫术/魔法属性长出了新的枝条；在性别研究领域，对女神信仰的研究也在撬动着千百年来在全球占有统治地位的父权叙事。

以女神、自然神崇拜为中心的古老信仰在这个充斥着科技决定论的时代，正以新的方式复魅。而这场全球大疫也在渐渐唤醒人们心灵深处对当下人类发展方向的质疑，并重新开始渴望与自然进行身心沟通的能力。

[S] 书与鬼

赵子龙

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在读，参与编辑七星文库版谢阁兰作品集

常言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当然不是中国传统的全部精髓，我也不是传统的代言者。但与中国智慧相纠缠的人，都可以想一想这句话里的威力。靠了这个否定，我们得益甚多。我们灵活变通，绕过原则，跨越式发展；不仅如此，在欧洲等地的政经俱乐部里，在各种接替书的下一代亲民媒体上，我们的力量在渗透、在扩散。总之，我们将成为主宰，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主宰。西方研究了几十年“主体化”：开什么玩笑？我们自然地就是主体，我们不信也不怀疑。甚至，因为如此自然，我们也是“大主体”，是效率最高的一种集体。我们开足马力，极限加班，末位淘汰，在这样的努力下，我们的汗水和钱包还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

前方是美好的，但前方不是一切，团结不是一切。世界还有黑夜、幽灵、跳动的烛光。这不是为了影射什么，这一小团烛光，也不是为了照穿黑暗，它在夜里，也曾经是中国心灵的挚友：烛光影动，那手捧典籍的读书人失了神，就有了鬼。重要的是，鬼在造成恐怖之前，先是浪漫的。浪漫的书生，编写故事，想与黑夜谈恋爱！在透明的晨曦中，在甲子的循环里，他的恋爱终是失败的，鬼的破绽就是他的不信，就是他破灭的希望。但对于书，它只需要结局，不管是好是坏，是梦是真。终结，就是书的底气，因此书总是问：你怕什么，再浪漫一些？白天的人尽可不信，但黑夜里不妨有书。

[X] 现地旅行

龙奕瑭

策展人，写作者。1992年生于韶山，201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现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策展研究专业。2015年参与创立轴艺术项目AXIS Art Project，第一回展览“一座岛屿的可能性”；第二回展“厦门肉食公司”入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青年策展人计划。2016年创立独立空间404 Not Found Lab，在厦门后田开展社区的艺术实践

在疫情结束后的一年，我的第二段学业也即将告一段落，工作且还未定，疫情的偶尔反复又让人不断推迟制定计划和打消远行的欲望，于是，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处在某种思考之忙与实践之闲的界限，或许是一个意外，在客厅原本摆放电视的位置上挂起了一张浙江地图。我似乎从中又找到了某种在“公路电影”里的乐趣，闲隙会不时学小时候的方法，用手指在地图表面一寸一寸地移动，山川、地名、河流，每一次都是从杭州重新发往外地，但绝不是那些彼此堆叠着、1天发4趟车的物流快件。在这个过程里，一些记忆里模糊的文本、习语和故事偶尔经由地图文字的信息被提示，跳闪出来然后分环勾连。在家中想象的“旅途”实际距离通常都不会太远，过多细碎的文字信息在持续的集中追踪后就马上使人陷入困乏，我想，图上几寸也不过现实中的几百里，于是最后的半年，便从地图上寻一些不知名地方，专挑出蜿蜒线路，无需坐高铁，浙江的公共交通路网十分完善，北部平原布满了依着运河设立的小镇，到了现场，才知道河上的货船有时候会多到在转弯处堵住就像8点的中河高架，而水乡也早已取消了客运码头，它们被繁忙的公交车往来所取代，镇与镇之间大多相距10余公里，2元的车票电子支付，一路行驶在有非机动车道和跑步道的乡间公路上，穿过樱花、银杏景观带才看得到田野、桑树和鱼塘；这些空荡疾驰的车会随时在路边的站点停下,招手上来的大抵都是老人与中学生，老人们戴着口罩，但也不妨碍彼此用方言不厌其烦地交流，而小孩各有各的想法，只身玩着手机在下拉屏里冲浪。我在途中有时候也在想，或许需要新的农村考察报告了。

[X] 行动，再行动

李  耀

常驻深圳的艺术策划人、写作者与机构实践者

21世纪行进至今，我感觉生活的世界被推到了另一个临界点。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与逆全球化的情势交织下，历史彷佛要重演昔日的对峙。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迎来的2021年，随着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的迭代，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新媒介与新景观裹挟，无人能置身于信息的洪流、生命的限度、自由的想象和规训管控的悖论与张力之外。

此时此地，我能做的只是努力让生活与工作继续，重新思考和理解日常生活的内涵与潜能。回看过去，我在机构实践和个人行动中收获了很多的激励、挫败与重生，真实的社会经验让我对个人智性、能量和价值有了具身的体验，也让我对于人与社会的局限和复杂性有了更多的理解，所以既学着在潮流中保持自觉与自决，也学会了与差异性并存。

对于未来，我希望在具体的人的常识重建和专业的创造性转化上着力。面对自我和他者、人与自然的异化和共生，找寻、想象或发明可能的进路。尽管汉娜·阿伦特所批判的“平庸的恶”仍然普遍存在，开放的社会遭遇撕裂与停摆的危险，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揭示的“人的行动可能在没有条件的条件下出现”的预言依旧鼓舞人心。

在历史决定论已然破产的年代，我无法确信或预演任何的未来形态，只能回到历史的源流与生命政治的谱系里，从过往的经验推导自身的实践，行动再行动。

[X] 悬浮式自洽

周  一

1989年生人，曾经的“乡建青年”，30好几的中年学生，暂不知如何步入老年

2020年我大概就干了两件事，在家里宅掉3/4年，考了个博士。

这之前我终于下定决心，从一份既给了我“乡建青年”这个光荣称号，又使我失去青年人自信的工作中脱身。说起来使人羞惭，但彼时的我确曾打算将其作为终身事业，只是很快就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洽的痛苦。所谓“自洽”，就是我想要明白我为什么会做这些，而我得到的结果也能回应这个目的。然而在那几年里，我失败了。

我像陷入了沼泽地，不得不停滞下来。2020，我时常躺在沙发上，回顾短暂人生的每一次选择，分析经历过的那些人事……我觉得必须把自己拨回到一个自洽的圆环上才能再出发。期间我跑去观摩台湾的社区营造，创业做过乡村文化游学，还成为了一个草根组织“看见社区”的初始成员……

还是想不通，于是我决定，考个博吧。这样就能继续靠在木桶上晒太阳，把事儿理顺了，合上了，自洽了。好笑的是，新的失洽火速到来：为了能“空想”而读博，读博后却疲于应对生活，“空想”的时间都没了。而且在重回“学术世界”不久后，我就不得不承认，论文的逻辑可不一定是真逻辑。有些作者为了写完文章，没什么是他编不圆的！对照我经历过的现实就会发现，那些都不过是悬浮于事件之上的伪自洽。

然而“悬浮式自洽”其实无处不在，前阵子马金瑜的事件提醒了我。我觉得她并不是在刻意编造故事，而是太想要寻找自洽，但那是一种理想中的自洽，故事里的自洽，文本中的自洽。像烟圈一样，被真实击散。

最近我开始反思自己对自洽的执着。过去我不屑于父辈对稳定的追求，不想做内卷的小镇做题家。但本质上，我如此害怕不确定，如此渴望有回报，如此地想要早点拿到生活的答案。世界复杂，旁逸斜出，不是用一个圆就可以圈起的。而我每一次的向前，都不是因为形成了圆，而是因为打破了圆。

没有一劳永逸的自洽，唯有面对真实的当下。

[X] 先发制人

段子迎

美国加州橘郡美术馆助理策展人

先发制人通常讲的是战斗中的双方，先发动者占上风。但这个词用在个体（而不是对立的两方）身上，倒也合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将之称为“先发制己”？在过去的一年，甚至现在，我觉得许多看似是两个主体间的纠葛还是要回归于自我，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也在于让自己打败自己。无论是自我和环境的对抗，或是自我跟他人的对抗，都需要先解决自己内部的分裂，而不是将矛头一昧地指向外在的他者。尽管往往这个时候，都会涉及自我牺牲，因为我们需要在让自己难堪的同时，积极地再谋他路，这是很难的。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和解之道是，不因没有最好的选择而不做选择，更加勇敢地面对任何可能性。

[Y] 游戏规则

杨  静

游戏设计师、策展人、作者，2020年和游戏设计师关子维创立艺术游戏工作室“有时修道院”，刚刚和法国dslcollection合作，完成艺术破坏游戏《遗忘工程师》

常年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工作的我，这一年和创意伙伴关子维做了一款在Steam发行，面向所有人的游戏《遗忘工程师》。除了从零到有，一虚拟砖一3D瓦搭建这个并不存在的科幻游戏世界，对我们来说一样充满挑战的，是从艺术场域的体制跑出去，完全面向美术馆以外的世界。

电子游戏中我最喜欢的那部分杰作，总是让我想起激浪派的恶作剧趣味和层出不穷的脑洞。选择用入世的方法展现我们的游戏，某程度上也是延续曾经先锋艺术对系统规则的批判，力求抹去艺术和生活的边界。但游戏产业并不是无忧无虑的乌托邦，经历了快半个世纪的高低起伏，游戏世界本身也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权力，为它自己的规则束缚。如果说人类游戏的本能还像《蚱蜢》作者舒兹所说的那么纯洁美好，那么游戏场域则似《元游戏》作者派翠克和史蒂芙妮指出的，早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里吞吐自然的一环。

如何在两个游戏和艺术系统里穿梭，在两个系统里创作，遵守或打破它们的规则，这是近一年来我们的功课。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将两个系统彼此做为参照系，体验和反思创作这件事情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我们想被看到吗？我们想被谁看到？我们接受市场的意志吗？我们接受权威的意志吗？我们坚持自己的意志吗？什么是创作的民主性？谁是创作的主体？创作中的自由如何坚持？创作中的不自由也是自由的一种吗？艺术是什么？游戏又是什么？它们真的不同吗？这个不同是谁塑造的？

这些元问题我们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回答，还在回答。这一年的挫折和坚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小小一个游戏，前前后后大概有一百多个朋友、测试者参与、帮手。这周末上线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卷入这场游戏之中。同时，亦有不少艺术空间邀请我们展出游戏，看到一款模拟艺术的游戏又被艺术模拟，更加感到我们被嵌入这两个其实非常相同的系统里，参与也改写着，游戏规则。

PULSASIR泼先生

廿一谈词·第一期（☜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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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谈词·第二期（☜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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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

2010年发起泼先生奖，奖金一万元，每两年一届。

2019年推出试读手册，关注个人写作以及激发个人之间的协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