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1970年9月7日的《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是为居约塔的《伊甸，伊甸，伊甸》一书所作的评论。皮埃尔·居约塔（PierreGuyotat，1940-），法国作家，1960年应召入伍到阿尔及利亚服役，1962年被指控擅离职守和发表违禁材料，并在三个月的囚禁后被转移至惩戒中心。返回巴黎后从事记者工作。1967年发表小说《五十万士兵之墓》（Tombeau pour cinq cent mille soldats），该书是基于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参军经历写成，以大量的性描写和同性恋内容而著称，并引发争议。1970年出版另一部小说《伊甸，伊甸，伊甸》（Eden, Eden, Eden），由米歇尔·莱里斯、罗兰·巴特和菲利普·索莱尔斯作序。该书被禁止公开宣传或向未成年人出售，但包括帕索里尼、萨特、波伏娃、博伊斯、热内、布列兹、布朗肖、卡尔维诺、萨洛特在内的众多人士发起联名请愿要求撤消禁令，密特朗和蓬皮杜也做过尝试，但未成功。该书直到1981年12月30日才获解禁。

居约塔《伊甸，伊甸，伊甸》书影

作者：[法] 米歇尔·福柯

译者：白轻

（拜德雅·卡戎文丛主编）

这本书（《伊甸，伊甸，伊甸》），您很清楚，会比《五十万士兵之墓》更不容易被人接受。它缺乏您的第一部小说得以被人理解的那种战争的噪音。人们希望战争只是一段题外话，一个破碎的世界；在此情况下，人们容许所有的极端都在那儿相汇。我寻思《五十万士兵之墓》的通过是否受惠于一种歪曲的戏剧化；有人说：这是阿尔及利亚，是占领，而这是整个军队的踏步，以及奴役的无限喧哗。有人说：这是我们身负罪恶的时代，是我们承认自己，我们因此清白的时代，而赤裸之躯上的这些打击，这些伤口，远不是一幅道德的影像，它们适用于政治的纯粹符号。

在战争的巨大托辞的庇护下，您向我们讲述的东西变得像远方的歌声一样轻盈。您的三重《伊甸》采用了相同的话语，但也在调节的界限下面，拉开了可能最微小的距离。人们再也看不到、再也想象不到您在何处说话，而这些句子、这股鲜血又从哪里涌向我们：绝对切近的迷雾。

不管看似如何，《五十万士兵之墓》在编年史之外：当人们试图把一个日期刻入其中时，它已经遭到了误解。《伊甸，伊甸，伊甸》（按定义）在地点之外；但我想，虽然人们会试着还原它，从中找出一个产地：但这是身体（身体，在昨天的思想中，是用来拯救主体、自我、灵魂的“唯物主义”的华丽辞藻）。正是在身体这儿，您的文本靠近了我们：表面，炸裂，敞开——伤口，衣着，翻转的和颠倒的皮肤，白色的和红色的液体，“外部的永恒泉流”。

在我的印象里，您在书中再次回到了人们长久以来就知道的性态（sexualité）上，但对这样的性态，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以便更好地保护主体的至上地位，保持个体的统一和“性”的抽象：某种像“性”一样的东西并不在身体的界限上，它也不再是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交流手段，它甚至不是个体根本的或原始的欲望，而是在欲望之前早就有了的进程之结构；个体，不过是其不稳定的、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一个延伸；它，说到底，只是一个苍白的形式，在某些时刻，从一个顽固的、反复的巨大根基中涌现。

个体，就是性态匆忙收回的伪足。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就必须抛弃我们对我们的个体性、对我们的自我、对我们的主体地位的想象。在您的文本里，个体和性态之间的种种关系也许第一次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被颠覆了；不再是人物出于各种因素、结构、人称代词的缘故而遭到抹除，而是性态从个体的另一面经过并且不再“屈从”了。

从这一点看，您已被迫去除了那些让《五十万士兵之墓》显得易于接近的东西；您不得不让所有的形式和所有的身体爆炸，让性态的庞大机器加速运转，让它在时间的直线上反复不已。我相信（我会说：我希望，但涉及另一个东西时会过于轻易），您下定决心提出异议……会有丑闻，但那是另一回事。

《伊甸》一书开头用柏柏尔语写着：

“而现在我们不再是奴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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