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莱里斯：要焚毁卡夫卡吗？

中译：白轻

泼先生执行主编、拜德雅·卡戎文丛主编

本文译自1946年第93期《行动：法兰西独立周刊》（Action: Hebdomadaire de l’independence français）。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1901-1990），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自传作家。作为一战后巴黎艺术大爆炸黄金时代的一员，他见证了几乎20世纪法国所有的运动与思潮：从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到共产主义、存在主义，从反纳粹的抵抗运动到反殖民、反种族主义运动；作为一名民族学家，他参与了30年代初那次著名的穿越非洲的人类学考察，写就了那本被称为“反人类学”的人类学名作《非洲幽灵》；作为一位以探究、剥晰、袒露自我而试图触摸到一种绝对真实的作家，他重新定义了现代文学中的自传写作，并凭借着他的《成人时代》和四卷本的《游戏规则》而被赞誉为20世纪的蒙田、卢梭，然而比起他们的作品，莱里斯显得“更古怪，更严厉” ；作为大画商康维莱尔（Daniel-Henry Kahnweiler）的女婿，他与现代画家中最重要的几位（马松、毕加索、米罗、贾科梅蒂、培根）交往颇深，为20世纪先锋艺术最早的鉴赏者、批评者与收藏者之一。 封面图片为莱里斯照片，拍摄于1984年。

除非是纯粹的倾诉，是一个人所感受之物的分享，或者是创造新结合的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不然，所有的文学（在我们已经抵达的历史之点上）对我而言似乎是无用的，如果它不尽力丰富人们潜在的自我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本真的作家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写作的时候，他最为清楚地知道他自己，而当他在出版的书籍中出现的时候，他便教导其他人通过他向他们传达的特殊经验，关于作品已经允许他——首先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强化或阐明的特殊经验，从而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

所以，这一类作家，就像一位纯粹的抒情诗人或发明家，绝无可能屈服于社会或政治的命令，不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理。由于书写的行动对他而言是一种突然醒悟的手段，他必须（在道德的还有审美的层面上）拒斥一切类型的先验性，以便，可以说，在一块干净的石板上，工作。很显然，他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服从的命令，无论如何可以在他的书写中被人找到。但如果他不想歪曲任何东西，他就必须努力地，尽其可能地忽视它们，或者把它们当作既定的事实，就像他本人的特征一样，连同其内在体验赋予他的其他的任何元素，一起开动起来。

弗朗西斯·培根《莱里斯的肖像》，1976年

当我构想作家之使命的这一观点时，我自然地感到，自己与装腔作势的乐观或深思熟虑的忧郁，格格不入。我的经验就是它所是的样子；令人鼓舞或令人压抑，我把它首先归于自己，以让它对我还有别的人，显得更为清晰，更易于觉察。

至于焚毁卡夫卡，我至今看不到任何人会梦想着做它，除非是希勒特的跟随者。在我所说的意义上，一切本真的书写都不会产生任何的东西，除了人的解放，因为让我们时刻麻痹的东西乃是我们面对自身之境况的无能——不论是因为智性的缺乏还是因为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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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先生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青年学术团体，致力于歧异情境之中的写作实践、学术思考和艺术行动。2010年设立泼先生奖，专注文本写作。2011年涉足独立出版，倡导预订模式；2012年发起泼先生互助计划，挖掘艺术行动在当下的意义。2013年推出泼先生诗歌对照计划，促进以诗歌为载体的语种间对话。2014年启动“影像新写作”工作坊，探究影像写作于中国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