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女教师被投诉十几次！对老师不实的扩大化举报，走向了家校监督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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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不实扩大化举报”

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今年春季，李老师入职了一所公立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数学老师。粗略估算，春季学期被家长投诉十几次，到最后，她“听到那些举报的理由都想笑”。

李老师入职没多久，年级主任提醒她，不要开车上班了。她起先没有理会，因为车也没有停到学校里。隔了一段时间，主任又找她，告诉她有家长几次举报到教育局，说是一个刚毕业的老师开车上班太招摇。家长言下之意，老师开车上班对学生“影响不好”。李老师只能改骑电动车。

李老师还因为点外卖被家长举报，“身为老师，在小孩儿面前吃外卖，小孩儿回家缠着家长，也要点外卖”。

不过，最生气、最失望的那次，是一位妈妈举报她“穿的裙子不符合人民教师形象，妖里妖气，不像正经人”。可事实上，李老师的裙子是过膝的，符合规定。

媒体报道“对教师不实举报扩大化”后，新浪微博网友分享了一些老师被投诉举报的理由——

动辄举报老师，扩大化举报，甚至污名化老师成为一种现象。

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一所高中的副校长边亮（化名）说，过去处理投诉问题，一个副校长代管就行。去年，学校由他负责专门成立了家校沟通部门。他粗略计算，只去年一年，几乎每周都要处理一到两起举报，其中，扩大化举报能占到他处理举报事务的一半以上。

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一百多个学生打电话给12345，举报学校放学太晚。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他们周六周日放假，周五晚上还会上晚自习。而学生们觉得，学校应该中午就放假，不然当天回不了家。

为了应对这类举报，学校尝试过周五下午就放假，但是，家长的不满又立刻涌来。他们接连收到了来自12345、市长信箱的家长举报信息：学校下午没上课。

“压力非常大、特别大。”边亮说，学校常常处在两难之中，“既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不能忽视家长的诉求，一旦激化矛盾就可能酿成舆情”。

成都一位12345接线员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老师们的讲述。有些举报，在她看来很“离谱”。

一位家长因为不满老师把孩子的座位安排在教室后排，打来了投诉电话。家长承认，虽然老师明确说过，座位是按身高排，但他依然觉得不合理，因为坐在后面的都是差生，自己的孩子虽然个子高，但学习好，不应该这么安排。

还有一位家长认为“老师工作没有做到位”。这位家长得知成都正在举办一个作文比赛，但老师却没有在班上通知。接线员说，她在网上查了以后，把报名信息和地址告诉了家长，也和他解释，这是市级比赛，班主任没有义务通知。但在电话挂断前，家长还是叮嘱她，要把投诉记录下来。

家长们沉浸在对往事的美好回忆之中，动不动就说：过去的学校怎么样，过去的老师怎么样。其实，很多回忆都是美化了。譬如说，相当一部分家长不满老师每天给自己发微信，告知家长今天孩子存在什么问题。家长抱怨说，我们以前的老师遇到孩子的问题，都是自己解决，不会告诉家长。但是，问题是，他们这代人的父母，都有过被老师叫进去学校的经历，那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的记忆，有多少是真实的？再说，家庭教育不可或缺，老师告知家长孩子的表现，也不行？不及时通报，也有人投诉。

老师们无所适从，似乎做什么都是错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防备和敌意弥漫在学校和家庭之间。个别老师打小孩的恶性新闻又加剧了不信任。更有人会利用这种情绪，满足自己的诉求。

“广州体罚血衣事件”可能是在网络上流传最广的、关于老师的扩大化举报。2020年，一位妈妈发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帖文转发达到140万余次、阅读5.4亿次。

“广州体罚血衣事件”的微博帖子

这个故事具备很多可以调动情绪的要素：孩子被老师体罚至吐血，留下精神和生理的后遗症；自己在凌晨两点又被班主任威胁殴打；这位班主任还曾收了她六万元照顾费。警方调查发现，家长发布的孩子的“血衣”照片，是化妆水和眼影的痕迹，而送礼、被殴打也都是编造的。

事实的真相是，老师的确因为几个孩子违反班规，惩罚他们绕操场跑十圈。学校通报称，根据监控记录，几个孩子走走停停完成了九圈，后续上课以及放学，身体和精神均无异常。但罚跑圈并不符合规定，学校暂停了老师的班主任工作，并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位家长不仅故意编造谎言诬陷老师，还通过注册微博、微信账号的方式冒用其他家长身份恶意传播，同时雇人在网上炒作。最终，家长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广州体罚血衣事件”开庭

2021年，《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开始实施，舆论曾经很高兴：老师可以拿起“戒尺”了。但是，事实上，老师们头疼的是，对学生的惩戒，尺度难拿捏，例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规定，对学生罚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节课，而且只能在教室内部进行。

但是，在实际中，有的老师可能在学生站了一节课之后，没有及时让他回座位，又或者学生被要求在班主任办公室写保证书。家长就会因此举报，“老师剥夺了孩子上课的权利”。如果完全按照规定，家长讲的是对的。学校老师说，不同的孩子差别巨大，管教上也会有差别。

一所学校校长边亮（化名）向北京青年报表示：很多老师在经历过这种举报后，也会向他发出“灵魂拷问”：对这些学生还能不能教育？

扩大化举报越来越打击教师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仅如此，孩子们也变得越来越任性和脆弱，甚至普遍存在一种心理：“如果不遂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怎么怎么样……”有的孩子甚至采取极端做法，为的是“惩罚”老师和家长。

很多老师甚至都不敢履行正常的批评，很简单，如果一句批评引发其他极端事件，他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有人认为，这或许也是现在老师越来越佛系的直接原因。

在厦门，曾经有一所小学要重新组合班级——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少学校因为转学生增加等原因，都会重新分班。要和熟悉的同学分开，孩子难免会伤心，家长完全可以引导，毕竟分离是人生常见的，这才是开始。但是，相当一部分家长选择投诉：“我的孩子因为分班，都不吃饭了，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说句土话，孩子不吃饭，受伤的还是孩子，真的没有必要养成这种威胁的习惯。

对于厦门学校来说，学生家长投诉也不陌生。有时候，学校被投诉得不知所措，似乎做什么，都不对。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夏天18:00结束，有人投诉，说家长也18:00下班，来不及接孩子，有的学校赶紧改为18:30结束，投诉仍然继续：有的投诉说，“18:30还太早，我19:00才能赶到”，有的说，“那么晚结束，天都黑了，不安全”。当然，有的学校采用弹性化放学，但是，老师也紧张——弹性化放学给管理带来很多压力。

家长们觉得学校匪夷所思，为什么不“这样”？其实，学校不是只有一位学生，很多决策都必须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有些家长也变得越来越“任性”，只要自己孩子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就认为全厦门甚至中国教育就有问题。我们曾经在一个家长群里看到家长对学校午餐抱怨，形容为“垃圾”，不料，同一个群里同一所学校的家长很疑惑：孩子在学校吃得比家里多。

学校最头疼的是，投诉基本上是无成本的，教育部门每天都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应付回复，深感做教育的无力。

最近是投诉研学，有家长旗帜鲜明反对学生外出研学：“孩子就应该在学校读书，为什么要到校外研学”，并质问研学机构的资质。

教育部门在回复中，节选了教育部有关研学的文件，也附上研学机构的资质证明。不过，家长表示不满意，因为教育部门没有把教育部的文件完整地复制给他。

学校说，只要举报人不满意，学校就得继续回复。有学校说，现在接到投诉，是接到“心塞”，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不讲理的人？

曾经有所学校的老师被投诉用伞打人。查看监控，剧情反转，是孩子打老师，结果投诉又来了，说伞坏了，要老师赔。

有人认为，这种扩大化举报，2020年大概是个节点。在厦门，也是。当时，为了要不要停课、要不要考试，教育部门每天都要处理一堆投诉。每一次投诉后的让步，都有人在社交媒体庆祝“胜利”。

甚至媒体也充分感受到压力，曾经有媒体接到家长投诉，说媒体写复课时，用了“神兽”回笼，是违反家庭教育法。

应该说，家长监督投诉教师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通过举报来遏制老师违规收礼、虐待学生、性侵等行为，原本是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把举报扩大化，动辄对老师“挑三拣四”，甚至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这显然是走向了监督的反面。

此间的评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举报扩大化现象，导致老师们困于自证，选择躺平，陷入“不敢管、不愿管”的困境，扭曲的家校关系，最终可能会让所有人都成为输家。

评论还认为，社会力量和家长不宜越界干预学校。管理班级、布置作业、批评惩诫等均属于正常教育教学范畴，社会力量和家长不宜越界干预，要信任教师的专业性。同时，教师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属于个人隐私，只要不违背教师职业要求，社会力量也无权干涉。

评论还认为，对于扩大化举报，整个社会应该拿出更加鲜明的态度，不要让其呈加剧之势。从学校到相关部门，都应给师生和社会传递更为积极的信号：监督是正常的，但不当的恶意中伤、告密举报之风当警惕。无论如何，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都不应该是大家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