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日子，生不如死”

在电影《推拿》里有这样一句台词：

他们把有眼睛的地方，叫做“主流社会”。

简简单单十几个字，就把盲人与正常人间的隐形鸿沟概括了出来。

我们或许太习惯了最正常的生活，而总把一切的正常都当作理所应当。

我们也太忙于为生存和利益奔波，所以哪会顾得上那些有着各种缺陷的非正常人。

可“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就像《推拿》里追求爱、追求尊严的盲人一样，在“主流社会”的无数个角落里，他们同样在活着，在按他们的方式生活。

10年前，王兵导演跑去云南昭通县，跟摄影师一起进入到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

从深冬到初春，他们的镜头对准了一群生活在封闭铁丝网里的男性精神病人。

最后，他将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剪成了一部将近4小时的纪录片：

《疯爱》。

现时，看这部纪录片会有一种恍惚的错觉。

镜头里明明拍的是一群脏兮兮、疯癫癫的精神病人，但却时时联想到自身......

2013年1月，刚刚完成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三姊妹》后，一直关注着精神病人群体的王兵导演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

一家位于云南昭通县的精神病医院允许他来拍摄住在这里的病人。

那是一座养老院改造而成的三层楼建筑。

一层是医生等工作人员，二三层被用铁门和铁丝网相隔，分别住着女精神病人和男精神病人。

在脏乱封闭的第三层，生活着将近百名因各种原因被送来治疗的男性精神病人。

两三人或三五人住一间，每个房间都被换成了铁门，屋内除一人一张铁床之外再没有任何摆设。

由于是医院，每人的床铺都是统一的“医院白”。

可这里的病人们又哪里顾得上卫生，所以油污黑渍与白床单形成鲜明对比。

房间之外，也就是被铁丝网封起来的回字形连廊，是上百号病人的狭窄活动空间。

要么坐在长凳上呆呆地看着窗外，要么像僵尸一样在连廊上走来走去。

被送来这里的人，短的待了几个月，久的已经住了十几年。

王兵导演选择了其中大约十个病人进行跟拍。

他们性格各异、举止各异，每次出场时，都会用字幕标注他们的名字和入院的时间。

白色寡淡的字体配合着完全不加修饰的画面，让镜头中的精神病人们，仿佛是一个个监狱服刑的犯人。

三个多月里，摄影机如实记录下了不为外界所关注的这群人的日常。

足够真实、不去回避的画面里，有观众可以预想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他们毫无顾忌地在镜头前讲粗话、随地大小便。

也有观众可能感到吃惊的画面，比如狭窄的单人床上，两个男人相拥而眠。

同样，也有许多令人动容的瞬间。

长年住院的中年男人在提到儿子时眼角泛泪。

入院多年的病人出院时，老友们的相送和祝福。

夜晚时，隔着一层楼的男病人与女病人互诉情话。

《疯爱》全片就是十几个人的故事依次穿插，不过受拍摄条件所限，有些人的故事贯穿全片、有的则中途中断。

但所有被记录下的，都值得仔细体味。

电影里介绍的第一个主人公，是少年马健。

他穿着红色羽绒服、个子高高，被送到这五个月了。

由于临近过年，他重复着说自己太想家，想回家。

他对着一楼喊：

医生，我肚子痛，我要下楼，医生，把我的围巾拿来，我要回家。

眼看没人回应，到处踱来踱去、自言自语的他突然说：我要跑操。

于是，在冬天的夜里，这个大个子男孩光着膀子围着回廊跑圈。

好像也只有在这样的体力消耗和体温升高中才得以释放压抑。

漆黑的走廊里，他会唠叨着：我没有病，你们把我关在这才会憋出病。

也会像个哲学家一样连续发问：

我到底有几条命？

一个人到底有几条路可走？

谁能在这个狗屎洞里生活？

在活动室里，他还会对病友们说：

我要读书，考公务员。

后来在导演王兵的映后谈中才得知，马健本来已经考上了大学，却在入学报到的途中因堵车而焦虑犯病。

也就是说在踏入大学的前一刻，这个年轻人被命运拦住了，只能办理一年休学后送进精神病院……

与马健年纪相近的，还有两个年轻人让人印象很深。

一个是穿着天蓝色衣服的寸头男孩，看样子只有十几岁。 

或许是因为发病后被家人疏忽，他的父母已经很长时间没来看他。

在病友的女儿来探望时，他凑上去很小心翼翼地说：姐姐，你能把手机借我打个电话吗？

于是我们听到了男孩可怜的哀求声：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看我？快过年了，你们上次就说两三天就来，这次又是两三天。

王兵导演说，这个让人心疼的男孩，后来自杀了......

另一个是一位性格安静的回族小伙子。

与身边大部分或脏或粗鲁的病友不同，这个回族男孩穿戴整齐，独来独往。

晚上睡前，他会到水龙头旁洗脸洗脚，慢慢整理好床铺、轻轻推上铁门，然后站在床上念经文。

原来，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并立志成为阿訇（伊斯兰教主持教务、讲授经典的人）。

但因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的信仰问题，不到二十岁的他渐渐生出了很多精神痛苦，继而有点行为异常，被家长送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回族少年并非什么精神病人，他只是产生了对现实的困惑，因为不合群，所以被当作了不正常的人。

不过庆幸的是，这个少年后来被他的哥哥接回了家，或许他是被跟拍的对象里最圆满的一个。

相比这些发病不久的年轻人，《疯爱》里更多的，是住在这里多年的中年人。

他们大部分已经有疯疯癫癫的言行，除了随地大小便外，有人专捡别人剩下的烟头，然后躲进被子里一边抽一边笑。

吃饭时，有人一边捧着碗扒饭，一边从盛残羹剩饭的桶里夹吃的。

还有的，在冬天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边跑边唱《刀剑如梦》，然后接满一盆凉水泼在自己头上。

但并不是所有病人都是外界认为的那种刻板模样。

有个男人已经住在这里十二年，但还是每天穿西装皮鞋，尽管已经很破旧。

晚上睡觉前，还会把皮鞋规整地摆到床头，就像一个珍视的宝贝。

有人与室友聊天，忆起当年在昆明大学时与女友一起在校园里骑自行车，说那记忆永远难忘。

喜欢挤到别人床上一起睡的男病人，会在看到男伴跟别人同眠时而生气，他故意不停地在旁打蚊子，以此表示反对。

与楼下女病人谈恋爱的男人，会在放烟花的夜晚隔着铁窗与对方说情话，而女方也大胆表达着性接触的渴望。

还有个男人看起来也没有异常，他的妻子和孩子常来探望他。

可父子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与妻子也是各种吵嘴，他一直在抱怨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影片没有交代原因，但我们推测应该是男人发病时对家人不好，所以即使家境普通也要让他留在这里。

而片中记录下的唯一一个出院回到家的男人，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与父母亲密无间地相处，最终他离家出走。

通过对这些精神病人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的捕捉和再现，王兵导演像是在用这样一部长达四小时的直接影像告诉我们：

精神病人的种种脏乱或错乱的生活，那也是生活。

人本来就是一种动物，他们就算是随地大小便，也不过是更贴近动物本能而已，没有好坏之分。

人应该要尊重所有的人。

就像片子里说的那样：

如果哪天你病（患精神病）了，不要以为你就比他们强。我告诉你，一模一样。

全片也没有特意去揭开每个被拍摄对象的过去，更没有去记录他们发病时的不堪画面。

导演想要的，是让观众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在无数个日常细节里，自己去做再多一层的思考。

比如精神病院的管理方式、精神病人和医生的关系。

铁栅栏、铁门，空间逼仄、环境污浊，病人们像被当作动物圈养起来一样。

病人们每天要排队领药丸，被医生监督着喝水服下。

违反医院规定在晚上打电话的病人，被戴上手铐，他成了院子里的“犯人”。

事后他只好一遍遍哀求医生解开手铐，而医生懒散散地坐在沙发上不理睬。

这将近4小时的《疯爱》是精神病人的群像、是一个封闭空间的怪象。

可细想，被压抑的七情六欲、被统一被严管的生活节奏和活动空间，是他们，何尝不是我们？

其实呢，除了稍稍体面干净一点外，又有何本质的不同。

前面提到的那个渴望自由、却只能在走廊里疯狂奔跑的男孩，他曾说：

这种日子，生不如死。

他也说：谁能在这个狗屎洞里生活？最好现在就把我宰了，像宰一头牛、一只鸡。

“疯子”尚能发出最刺耳的呐喊、宣泄最真实的情绪。

而正常人，却只能选择沉默，只能忍，只能熬。

谁是精神病，谁是正常人，什么是麻醉、什么是清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问问一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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