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华，柳田田丨战争与记忆：村田喜代子《伊丽莎白的朋友》中的历史书写

村田喜代子

战争与记忆：村田喜代子

《伊丽莎白的朋友》中的历史书写

摘要：《伊丽莎白的朋友》是当代日本作家村田喜代子以日本侵华战争记忆为主题创作的小说。作品以亲历战争一代老人在罹患认知症后的现实与梦境时空转换方式，揭开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真相，以皇室的隐喻暗讽天皇从极权到象征的权力衰落，以年轻一代对战争历史的无知形象传达在当代日本右倾民族主义裹挟下，对战争教训如何传承的担忧。村田喜代子以小说的形式书写历史，是战后一代作家在文本与历史中探寻真相的尝试，也是其作为小说家的隐性政治介入、社会责任感及历史使命感的体现。

关键词：《伊丽莎白的朋友》；村田喜代子；历史书写；战争记忆

基金信息：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护理’及老年题材文学研究”（编号：20AWW003）、江苏高校哲社科研究重大项目“日本‘海洋文学’及海洋教育研究”（编号：2020SJZDA022）、“十四五”江苏省重点学科立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世华，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文论。柳田田，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0.引言

自1977年以《水中的声音》获得九州艺术祭文学奖最佳作品奖以来，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村田喜代子几乎包揽了芥川文学奖、川端康成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等日本文学界重量级文学奖项。村田喜代子也因其文学成就分别于2007年和2016年荣获日本政府的“紫绶褒章”和“旭日小绶章”。近年来，村田喜代子以老年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蕨野行》《屋顶修缮者》《至烧野》《八幡炎炎记》《火环》等引起读者广泛关注。

　　连载于《新潮》杂志，并于2018年出版单行本的长篇小说《伊丽莎白的朋友》，是村田喜代子老年题材文学作品中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代表作。作品以老年公寓“光之乡”为主舞台，以老年公寓中一群八九十岁、患有认知症的战争亲历者老人为主要人物，其中，曾经在天津日本租界过着自由而奢华生活的天野初音、将自己的亲兄弟和饲养的马匹送往战场的土仓牛枝、育有八子并在战时成为女邮递员的宇美乙女是故事的主人公。这些每天在现实与梦境中徘徊的认知症老人，以在现实世界中看似毫无逻辑的语言，勾勒出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心灵记录。在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战争亲历者被边缘化，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真相被刻意隐藏、歪曲，未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对侵略历史一无所知的现实背景下，村田喜代子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历史，在《伊丽莎白的朋友》中以边缘的小人物为聚焦点书写历史，“尝试探索父母一代的记忆世界之旅”（川野里子 2019），从而表征在日本右倾民族主义的裹挟下，对历史真相如何揭开、战争教训如何传承的深度思考。作为对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表达，《伊丽莎白的朋友》不但展现出作家强烈的历史意识，也警示了历史教训如何传承的意义。

1.历史与记忆中的战争真相拷问

作品中，罹患认知症的老人记忆衰退、精神恍惚，每日在现实世界、回忆空间和梦境中游往。现实世界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整体性看似被打破，但实际上历史以碎片化的形式在梦境与记忆的交织中被重新组织，形成一种更为深层的“整体性”，即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凝聚在了“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共同历史事件之中，复现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初音、牛枝和乙女作为战争亲历者，成为日本侵略历史中女性悲剧的缩影，作为边缘化人物，其故事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真实的历史。97岁的初音，在20岁结婚后陪同丈夫在天津租界度过了战败前的幸福时光。象征着繁荣自由的天津租界不仅让初音体验到与西洋贵族一般纸醉金迷生活的富足，也给予她进入上流阶层社交的体面，可以说，相比其他日本女性，初音在天津的那段岁月“是女性最自由、幸福的时代”（岸本佐知子 2019）。日本战败后，丈夫因工作关系杳无音讯，初音一边忧心着丈夫的安危，一边不得不带着在天津出生的女儿满州美挤上遣返船只回到日本，这段归国历程亦成为其一生的梦魇，并时时将罹患认知症的初音带回到恐怖的战争记忆中，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短暂“荣耀”和难以回首的苦难，成为其内心深处永久的伤疤。初音的经历影射了遭受“东亚共荣圈”“移民计划”欺骗的百万日本侨民和士兵在战败后被弃于海外的真实历史。

　　初音的记忆展现了日本侵略“宏图”下，个人自由梦想破灭的悲剧，而牛枝与乙女则是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普通劳动女性苦难形象的代表。88岁的牛枝，出生时恰逢日本政府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战争进一步加剧之际，父亲赋予其名“牛枝”，意指“不能出征”。牛枝的三个哥哥与初恋对象重国伸晃皆被征往战场，连家中饲养的三匹马也难以幸免，最终全部战死异乡。而留守日本的牛枝的命运通过其女儿的话语可见一斑，“在这个主人和孩子们、马匹全被驱赶到战场的家里，劳动力只剩了女性，我母亲也像马匹一样每天帮着祖母劳动”（村田喜代子 2018：13；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这场侵略战争最终也让日本普通民众陷入丧兄、丧夫、丧马的痛苦，而留在日本的女性也为了支援侵略战争、维持生计而“像马匹一样”（同上）劳累奔波。如今罹患认知症的牛枝在梦境中与自己的初恋情人、三个哥哥和三头马见面成为她唯一的慰藉。对于牛枝来说，侵略战争带来的是自己年轻时的劳苦、家中血亲的无谓战亡，以及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创伤。

　　95岁的乙女，在丈夫1943年随日本侵略军出征后，为维持生计，也因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不得不干起了以前只有男性才从事的邮递员工作。日行二十公里配送邮件的辛苦自不待言，而每日配送日本男子前线战死讯息的精神折磨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乙女变得“言辞粗鲁，一动肝火就无法控制”（30）。造成其性情大变的另一原因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女性的生活重压，乙女一方面需承担邮递员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孩子嗷嗷待哺、老人需要关照时，丈夫被强征到战场，“乙女每早上睁开眼就面临奔波于田间和家庭中的另类战争”（114）。此外，乙女如今暴躁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受当下社会对过去战争真相的否认与歪曲的刺激。当处于认知症状态的乙女听到打算采访自己人生经历的电视台记者和自己儿子的对话中提到乙女当年给日本民众送达死亡通知书和“召集令状”的工作“可能有一种为国家工作的骄傲”时，乙女怒吼道“吵死了！都给我回去！滚出这个房间”（27），并向记者和儿子投掷丈夫的照片和相框驱赶他们。即使患有严重的认知症，记者和儿子的对话也依然能唤起侵略战争给乙女带来的战争记忆和创伤记忆，唤起其对国家战争欺骗性本质的反抗本能。牛枝与乙女的经历作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出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带给民众身心创伤的不争事实。

　　老年公寓中，男性老人的战争记忆揭示了男性所受的军国主义思想荼毒。认知症虽消损了伊藤教授的记忆，他甚至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却难以抹去对儿子“满州男”名字的记忆，甚至能够记住完整的法语版军歌《洋葱之歌》，可见日本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深入骨髓的军国主义思想仍侵占其大脑深处。九十多岁的山岸虽然已罹患严重的认知症，但当听到志愿者演奏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军歌《战友》时，“两手紧握拳头，直立不动，以以前军队的样子仰望天空，宛如那个时代的男人”（144）。当军歌奏起，无论是参战过的男性老人，还是未曾亲历战场的女性老人，皆身临其境般振臂齐唱，这虽是“音乐的强烈唤醒作用”（139）的表象，但实质上却折射出侵略战争在日本老人内心深处的残留荼毒。

　　现在入居老年公寓的老人们，在她们年轻时被日本政府欺骗和愚弄，成为历史长河中特殊的一代，构成了卷入日本侵略战争的一代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命运：

　　那是跟在虎视眈眈侵吞中国东北的帝国陆军的军靴后面，百万、两百万的日本民族大迁徙运动开始的时代。贫穷农村和渔村的村民、木工、瓦工、小工、土木工、煤矿工、电工、照相员、厨师、教师、医生、艺人、戏剧演员、马戏团，所有职业的人都跟在部队后面，拖家带口远渡中国东北大陆。

　　在那里，建立了以拥护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为皇帝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设立了首都新京、奉天等欧美风格的近代化都市。日本全国家家户户都人所敬服似的远渡大陆、远渡伪满的道路成为地狱。引渡到战败后的日本花费数年，未到归舰的出港码头就失去生命的日本人据说接近二十万。（19）

　　梦境与记忆的片段拼凑出的过去构建出一个悲痛的时代剪影。而初音与丈夫的老照片、旧衣物等证物的存在，建立起记忆与实体性存在的过去的联系，这使老人的梦境给予读者一种回顾性的意识而非幻想的感觉。在过去，他们具有共同的集体身份即“侵略者”，拥护共同的集体信仰，在今天，他们同样被赋予新的集体身份即“战争亲历者”，同样也是“战争受害者”，背负着共有的集体过去，构建起当下的集体记忆。

　　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在逃避侵华战争责任、矢口否认侵略事实、歪曲侵略历史等“清除记忆”（the blotting out of memory）的行为中，赫然暴露其走向右倾化、追求极权政治的决心。这种歪曲过去的“官方叙事”或“主导叙事”，本质上是权力主导下历史的异化，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若非默许，便只得以某种方式抵抗或疏离。虽然“过去的事件和情形在根本上是不可观测的，只能通过对它们的记忆来接近它们”（丘比特 2021：31），但在真相离我们远去，变得无从而知的事态下，唯有以记忆为线索，追寻与叩问战争真相，方能伸张正义的价值。作品中，初音等战争亲历者的回忆既没有否认历史，也没有回避历史，而是作为个体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里进行自我定位，以个体的创伤对抗日本政府的谎言，这些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超出“大写历史”的视野之外建构起了“小写历史”，从而在对战争真相的拷问中试图解构“大写历史”。

2.历史与现实中的皇室隐喻

天皇极权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重要一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昭和天皇的指挥和策划下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作品中并未直接言及发动战争的昭和天皇，而是巧妙地用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与皇后婉容、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以及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形象，隐喻了皇室命运，揭示出日本政府急剧右倾背景下皇室象征意义的动摇。

　　初音自1939年来到天津租界，直到日本战败，一直生活富足，与租界中的夫人们互相以英文名相称，度过了愉快而优雅的7年自由生活。而历史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与妻子婉容，在辛亥革命后逃出皇宫，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于1925年被天津租界内的日本公使馆收留，直到1932年出任伪满洲国政府傀儡皇帝，使用“亨利”英名的溥仪与使用“伊丽莎白”英名的婉容，在天津租界同样度过了7年养尊处优的“自由”生活。日本战败后，初音因被遣返回国而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更是在晚年罹患认知症被社会边缘化。伪满洲国皇后婉容也因日本战败而沦为战犯，在狱中不治身亡。日本的侵略战争和伪满洲国最终的结局，连在天津租界内生活的夫人们都心知肚明，“日本成立的满洲国，和日本同气连枝，今后会怎样尚未可知，但如果发生战争，日本会输，在天津的日本人无不那样认为”（69），即便如此，日本昭和天皇仍发动了侵略战争，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作品中，初音和婉容的故事从时间上看似并无交集，但两人却巧合般地在天津同样度过7年的生活，又打破时空限制，在初音的梦境中相遇，甚至，初音回到现实中自称“伊丽莎白”，这样的情节安排一方面展现出两人相近的悲剧命运——无论是初音还是婉容，都因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从莞尔优雅的女性沦为社会弱者和牺牲品，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所谓皇室带来的“体面”“自由”的虚幻性——无论是昭和天皇设下的“东亚共荣圈”还是伪满洲国皇位被日本赋予的“崇高”地位皆是欺骗性本质的幻象。

　　村田在塑造乙女形象时，特意将其姓氏设计为“宇美”，“所谓宇美，与福冈县宇美町的宇美八幡相通，是祭祀着孕育了应神天皇的神功皇后的神社”（村田喜代子，原武史 2019：214），传说中的神功皇后，在身怀六甲之时，随夫仲哀天皇征伐各地、英勇善战，在民间“不仅被奉为女性军神，还被奉为圣母和安产之神”（104）。多产的乙女在年轻时信奉安产之神，又在罹患认知症后在梦中将自己化身为怀孕后披盔带甲出战征伐的神功皇后，以祈愿自己在战时和战后的安产。对于这种情节安排，村田认为，“古代，世界每个地方的女性都带有圣性而强大。随着文明的进步，女性的圣性开始衰弱，男性热衷战争而变得凶残化”（村田喜代子，原武史 2019：216）。村田所指的“文明的进步”，明显指涉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所谓进步，在这种“进步”思想下，明治政府祭出王政复古、神武创业等旗号，强化天皇地位，并最终步入了“万世一系”全民崇拜天皇时代背景下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品中，神功皇后所象征的女性的圣性，在战时为了蛊惑女性生育和劳动被天皇利用，而这“圣性”的背后却是女性被物化为生育工具的悲剧本质。

　　无论是婉容还是神功皇后，皆为皇室的代表，而关于“伊丽莎白”的形象，在整部作品中更凸显其典型性，村田认为：

　　“说起伊丽莎白这个名字，立即浮现出来的是英国最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个人物还雄辩地代表着女性特点，毕竟是开山之王。另一个浮上脑海的伊丽莎白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妻子婉容。……也就是说，既有强势的伊丽莎白，也有柔弱的伊丽莎白。（同上：219-220）

换言之，在世界上既有欧洲的“伊丽莎白”，也有亚洲的“伊丽莎白”；既有繁荣皇室的“伊丽莎白”，也有落魄皇室的“伊丽莎白”；既有模仿英文名字自命名的贵族“伊丽莎白”，也有模仿英文名字自命名的平民“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历经历史长河的淘洗，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已然成为“世界女性名字的代表例子”（同上：219）。同时，无论是英国皇室、日本皇室、清朝皇室还是伪满洲国皇室，曾经罪行累累的皇室和腐败无能的皇室，在当代社会都已经成为历史，曾经强大而具有侵略性的英国皇室和日本皇室，在当代亦仅是一种象征性存在。但即便如此，日本政府近年急剧右倾，再次利用皇室鼓吹国家主义的风向有所抬头，而这与二战时期日本在天皇的号召下走向军国主义的历史如出一辙。作者通过皇室的隐喻隐晦地表达出自身同其他同时代作家一样“预感日本社会国家主义思潮回流，对日本政府重启右倾政策提出了警示”（陈世华，柳田田 2021：51）。日本右倾民族主义的回流，让对战争还有些许记忆的日本民众不得不担心，如果重蹈历史覆辙，将会对周边国家以及日本民众再次造成深重灾难。

　　作者利用认知症的混沌能量，设计出“有成为无，无成为有”（村田喜代子 2019：68）的超越时空的情境，让人物命运与皇室命运交错。作者使初音“成为婉容，或者成为‘出处不详’的伊丽莎白这种思考的回路对读者来说也难以追寻。这种绝妙的视点移动，对描写初音和牛枝她们从一个坚定的‘自己’的统御中脱离出来，竭尽全力展现作为个体的‘我’的最后的活着的力量是成功的”（江南亜美子 2018：351），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奇妙内容和时空交错，却通过认知症老人的奇妙视点，讽刺了曾经“叱咤风云”并将其他国家和自己国家的民众带入战争深渊和困苦生活的日本皇室乃至英国皇室的衰落。小人物与皇室之间跨越时空的互动，一方面暗含了历史对现实的影射，另一方面也彰显出超越文本、关照历史的视野。

3.  战争教训传承的历史危机

作品以三代人的故事形成明暗线交替的艺术效果，首先是以战争亲历者的子女一代及年轻一代对认知症老人的护理生活为明线，塑造出“创伤后记忆”一代和“空洞记忆”（empty memory）一代的形象，而亲历战争的认知症老人的内心世界则构成一条暗线，塑造出“创伤记忆”一代的形象。“记忆给予了个体一种身份意识”，而“历史有助于培养一种跨代际的归属意识”（丘比特 2021：44），但从“创伤记忆”到“创伤后记忆”再到“空洞记忆”正是战争真相被遮蔽、历史被歪曲造成的后果，如何正确看待历史与记忆、如何将战争教训传承，成为作品的深层主题。

　　作品中对这些老人及其子女的描写，并未显得阴郁、灰暗，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子女对老人的温情及老人顽强的生活态度，但在老人内心，过去的战争记忆和战争创伤却挥之不去。“幸存本身可能构成一种危机”（Caruth 1995: 9），虽然这种战争体验和战争记忆依靠身体得以留存，但“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病却是一种带来‘我’的丧失和崩坏的灾厄”（江南亜美子 2018：348），作者将战争的记忆群体设定为认知症患者，是作者对经历过战争的群体因年事已高，或是因患认知症等疾病而使战争记忆和战争教训无法传递的担忧。当电视台记者采访乙女的战时经历时，95岁高龄且患认知症的乙女已难以对着麦克风说出自己的故事。此时的千里感慨，“已经晚了。我们只顾着自己忙于生计，已经忽视了再次回顾父母的时代这件事。几乎所有的战时女邮寄员已经成为了故人”（26）。当战争亲历者的子女一代忽略了对历史的回顾与对战争教训的反思，蓦然回首时，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已几乎全部离世，战争教训的传承是否在第二代就被隔断成为一个疑问。

　　在老年公寓用于探望老人的登记簿上，有男性的“满州男”“满州雄”，女性的“满州枝”这样带有时代色彩的名字。“满州两字是何其沉重。战败后，现在这两个字就像被埋进路过的墓场一样的字。”（54）这种伴随一生的名字既是历史的符号，又是特殊时代被日本政府翻弄的百姓的创伤，“但现在几乎没人知道满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个濒临灭绝的名字”（98），也暗示了战争记忆及战争教训濒临危机的现实。作品中，关于满州的历史真相在探望者满州枝与满州美的闲聊中不经意地被揭开——满州枝的父亲在战败的前一年收到召集令被迫参军，战后却被迫滞留西伯利亚。日本政府在战时大肆宣扬的“满蒙开拓”成为日本民众的黄粱一梦，而在战后，真相却只能在战争亲历者后代之间三言两语的交流中被轻轻触碰，令人唏嘘。

　　战时出生的满州美还能凭借旧物依稀记得在天津租界生活和被遣返回国的情景，但战后出生的妹妹千里却对战争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全然不知“被遣返回国者会”这样的名词。牛枝的女儿同样不了解母亲过去的经历，“到了现在，我们也真的对那个时代的事情全然不知”（32）。千里看到初音收藏的旧物，感慨“过去被埋葬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被上年纪后不健康的大脑重新唤起”（80）。如果说千里对经历过战争的父母的过往虽然知之甚少，但至少还保持着好奇心和想要了解的欲望的话，那从年龄上来说已经是战后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年轻护理员，则对过去的历史一概不知，甚至是怀疑。当乞求原谅，不断伏地谢罪的老人山田吉次，在不断忏悔“请原谅，都是我不好。我是满洲关东军步兵连二等兵山田吉次，我诚恳道歉，请原谅”（177）时，年轻的护理员为避免山田因过分激动引起心脏麻痹而跑来揉搓其后背，山田用意想不到的力量推开其揉背的手，倒在床上扭动着身躯不断哭泣，“像在老人身体中压抑七十多年的事情，突然以后悔和惭愧之思破裂一样”（178）。但对于山田因侵略战争和曾经的罪过而感到的痛苦，年轻的护理员却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怀疑日本曾经建立的伪满洲国的存在，“满洲到底是哪里？以前是指什么时候？到底在那里发生了什么？”（180）。由于历史的真相被人为地遮蔽隐藏，战争亲历者一代的战争记忆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或被质疑，甚至被否定，因此记忆变得更难维持，不仅如此，从已迈入老年的满州美，到中年的千里、牛枝女儿，再到青年的护理员，一代比一代更无知的现状让后记忆的延续也开始面临岌岌可危的困境，从而衍生出战争历史与战争教训无法传承的历史危机。

　　当下的日本，在右倾政府的指引下，曾经为发起侵略战争而毒化小学生的“小学校唱歌”再次进入课堂。唤醒老人们记忆的“小学校唱歌”，“虽然是小学校唱歌，却什么都没有，只是激励战斗的句子”（村田喜代子 2019：81），但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毒瘤重进小学课堂的现状，不能不让所有有良知的作家颤栗。作者村田在演讲会上对普通听众直言，“你们住在一个梦幻的国家，但这种梦幻也终究要消失。聚集在这里的老年人的儿女们知道这些”（同上），曾经的帝国梦幻不但带来了彼时全人类的灾难，遗留的领土问题也是日本政府咎由自取的结果，但遗憾的是，“日本并没有将苦难的昭和战争史传给孩子们”（村田喜代子，原武史 2019：224）。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奄奄一息的记忆该如何变形，如何传承给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在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的现代背景下，“‘如何记忆发生了什么’，是当代文化领域内一个根本性和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也是当代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核心的认识论问题”（格里 2018：131），而村田喜代子则通过《伊丽莎白的朋友》，以小说的形式尝试进行隐性政治介入，展现出其对历史、记忆与战争的独特观照，从女性视角表达出对战争教训如何传承的社会责任感与危机意识，我们不仅从中窥见其对当代文化、社会与历史的深刻思考，也获得审视历史，反思当下与警示未来的灵感。

4.  结语

自1977年以《水中的声音》获得九州艺术祭文学奖最佳作品奖以来，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村田喜代子几乎包揽了芥川文学奖、川端康成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等日本文学界重量级文学奖项。村田喜代子也因其文学成就分别于2007年和2016年荣获日本政府的“紫绶褒章”和“旭日小绶章”。近年来，村田喜代子以老年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蕨野行》《屋顶修缮者》《至烧野》《八幡炎炎记》《火环》等引起读者广泛关注。

　　连载于《新潮》杂志，并于2018年出版单行本的长篇小说《伊丽莎白的朋友》，是村田喜代子老年题材文学作品中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代表作。作品以老年公寓“光之乡”为主舞台，以老年公寓中一群八九十岁、患有认知症的战争亲历者老人为主要人物，其中，曾经在天津日本租界过着自由而奢华生活的天野初音、将自己的亲兄弟和饲养的马匹送往战场的土仓牛枝、育有八子并在战时成为女邮递员的宇美乙女是故事的主人公。这些每天在现实与梦境中徘徊的认知症老人，以在现实世界中看似毫无逻辑的语言，勾勒出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心灵记录。在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战争亲历者被边缘化，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真相被刻意隐藏、歪曲，未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对侵略历史一无所知的现实背景下，村田喜代子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历史，在《伊丽莎白的朋友》中以边缘的小人物为聚焦点书写历史，“尝试探索父母一代的记忆世界之旅”（川野里子 2019），从而表征在日本右倾民族主义的裹挟下，对历史真相如何揭开、战争教训如何传承的深度思考。作为对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表达，《伊丽莎白的朋友》不但展现出作家强烈的历史意识，也警示了历史教训如何传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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