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调查研究情况综述

一、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三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前期庐山会议，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鼓干劲”，中断了纠“左”的努力，使高指标和“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规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要求年内在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加上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1960年出现比庐山会议前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城市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十分紧张。1960年五六月间，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粮食周转库存猛减，有的甚至只能销售一个星期。广大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和高估产、高征购，缺粮断粮问题更为严重，一些省份出现人口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毛泽东在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中写道：“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反映安徽饿死人和田地荒芜等问题的群众来信也摆在周恩来办公桌上。周恩来十分焦急，请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调查并注意此事，并指出：“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实际情况比毛泽东、周恩来看到的材料还要严重得多，而且情势越来越危急。汪东兴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中央警卫团思想情况时反映，有的战士说：“解放以后，我家分了土地生活好了，吃的是白面，最坏的也是玉米面。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每年卖两千多斤余粮，经常吃猪肉、羊肉，还盖了三间房子。公社后，我家每天吃十二两粮食，肉都买不到，劳动强度增加了，村干部打人、骂人。”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料想到的，说明原来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一致认识到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和调整国民经济的紧迫性。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下发各地，开始对农村政策进行重要调整。11月1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他还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

　　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惟有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最后的一天，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搞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1961年1月，毛泽东忽然见到他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该文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59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送到毛泽东手里。这篇文章反对从本本出发，强调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认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散失期间，毛泽东对它一直念念不忘。此时复得，毛泽东十分高兴，并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1月20日，毛泽东嘱咐田家英将《调查工作》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并要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份，讨论一下。

　　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说：《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它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3月23日，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1960年和1961年，中央领导同志全都亲自深入基层，花了很多时间到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因而也留下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二、1960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

　　1960年2月至3月，朱德先后到广东、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的一些地方调查研究，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难和“左”的做法的错误。他在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公社询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截了当地说：“还不是肚子吃不饱！”朱德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4月2日，朱德根据这次调查研究所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这些意见，实际上是朱德针对他所了解的工农业生产中脱离实际的做法提出来的。

　　△1960年3月12日，朱德在四川视察南充市在建炼油厂。

　　3月下旬至5月下旬，刘少奇先后到天津、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宝鸡、德阳、成都、自贡、重庆、武汉、杭州、上海等地，深入部分厂矿企业、农村和学校调查研究。在天津，刘少奇了解到部分农村干部过分强调人民公社公有制的优越性、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他明确指出：“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是不利的。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郑州，刘少奇了解到工业生产中有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指标的现象。他说：“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刘少奇在调查中初步看到了高指标、“共产风”等问题，表示了他的担忧和意见。

　　9月中旬至12月上旬，陈云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目的是考察农业和灾荒情况，摸清这些地方在什么条件下农业生产可以根本好转。为什么要选择冀、鲁、豫、苏北、皖北这个区域去调查研究？陈云认为，这个区域是一个类型的地区，灾多、收成低，但又地多、人多，只要这个地区的农业真正翻身，我国的农业就大有希望。中国地方大，各地情况不同，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不一样。首先在一些难度较大的地区，通过研究和实践，取得解决难点问题的经验和措施，再用以解决难度相对小一些地区的问题，就比较好办了。

　　陈云在考察中针对粮食紧张情况，集中思考了如何增产粮食的问题。他提出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增产化肥，解决肥料问题；二是提高排灌能力，解决农田缺水的问题。他认为增产化肥是增产粮食见效快的一个关键措施，并就如何加速发展化肥工业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他在天津和济南视察了年产800吨的合成氨厂，在安徽视察了江淮化肥厂、芜湖化肥厂，在上海视察了年产2000吨和800吨合成氨厂的生产。他从研究年产800吨的小型化肥厂，到研究年产1万吨至2.5万吨的大中型化肥厂；从了解化肥生产的现状到分析一些化肥厂生产不正常的原因；从研究新建化肥厂需要注意的问题，到研究如何解决化肥厂建设所需要的材料设备问题；从每斤化肥能增产多少粮食算起，算到全国几年内要实现粮食大幅度增长需要增产多少万吨化肥，等等。所有这些，都对后来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确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计算和安排好粮食的供销比例，是陈云在这次调查研究中提出的解决农业困难的另一条办法。他说：“每一个省，在现在的生产水平下，一年能够生产多少粮食，农村必须留多少（保证三留留够），能够调到城市的有多少。全国要算这个账，每一个省也要算这个账。城市人口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根据粮食的增长情况来定。如果城市人口发展得多了，势必要多供应城市粮食，而且向农民要的都是好粮食，坏粮食（大量的红薯、蔬菜）留在农村了。如果从农村拿得多了，农民就要闹事。”他提出：“计委今后要注意抓农业。农村粮食究竟有多少可以调到城市来，农村要保持多少劳动力才能增加生产，这个算盘要打进去，必须在我们的计划中反映出来，否则农业增产就没有保证。”

　　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调整农村政策，以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是陈云在调查研究中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他综合河北、山东、河南的情况，提出两三年内解决农业困难的四条办法：（一）贯彻好政策，毛主席讲的三级所有制，五年不变。现在看来，这条政策真正贯彻下去，并不怎么容易。这一条政策不确定下来，就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要固定下来，长期不变，不调出，能够回去的要回去。（三）工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支援农业。（四）大种瓜菜，要坚持粮菜混吃、“瓜菜代”的办法。陈云说：这四条办法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调动五亿农民积极性的问题，五亿农民都积极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如果五亿农民没有积极性，要想使粮食过关是不可能的。政策是第一，其他都是措施问题。现在可不可以立一个章程，公社搞什么、大队搞什么、小队搞什么、个人搞什么，多少年不变。”“比如，给社员自留地，屋前屋后种植的东西归个人所有，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房子、家具归个人所有，等等。房子不归个人所有，他是不会关心的，坏了他也不修理。”陈云还针对河南的情况，列了十个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题目：“（一）人拉犁的情况有没有？有多少？在哪里？（二）需要有多少粮食留在农村才是适当的，才能保持必需的生活水平？历年调入城市的粮食是多少？有什么变化？（三）上一个年度水利工程是不是上得多了？多了多少？（四）城市人口增加了多少？都是增加到哪些方面去了？（五）群众生活情况，把解放前后、合作化前后、公社化前后比较一下。河南群众吃什么饭？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六）一平二调的情况有没有？有多少？（七）城市五十万人下农村，能否持久？下去的都是哪些人？（八）工业能支援农业的有哪些方面？农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支援？（九）经济作物（棉花、烟叶等）总的趋势如何？吃粮标准降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是不是会下降？（十）分专区统计历年粮食调出调入情况和原因。”

　　△1960年10月4日，陈云关于外出考察农业等问题致信周恩来。

　　在调查研究中，陈云把看到的情况和他对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些看法，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作了汇报。10月22日，陈云收到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草稿，认为“目前发这样一封信很需要”，并提出当前必须把安排好农民吃饭问题作为工作的中心。

　　无论是调整农业政策，还是采取其他措施解决农业困难，都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陈云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一再谈到的一个问题。在河南，他说：周总理跟我讲，财贸书记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同志不愿意讲1958年和1959年的产量，不好提出来，怕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问题，这种思想状态是不正常的。他指出：下面不说真话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领导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甚至同它相反，这是十分危险的。在浙江，他说：“不说真话，很不好。河南信阳的毛病，就是吹了牛，不改口，搞得下面不敢说真话，情况反映不上来。一个领导机关听不到反面意见，很危险。提倡讲老实话，但是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我跑了几个省，一讲到一九五八年，就含含糊糊。过去领导工作，下去总要问一问干部情况，大家也是敢讲的。现在除了第一书记、组织部长还可以讲一点，其他人都不敢讲，这是党内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些话，是陈云对前一阶段决策上发生失误的重要原因的深刻分析。

　　刘少奇、朱德、陈云在1960年调查研究中初步形成的认识和提出的解决农业困难的若干办法，为中央下一步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1960年调查研究取得的这些成果，也为1961年春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初步的经验。

三、1961年随着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到第一线摸情况，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就组织调查组一事给田家英的信。

　　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这时，浙江调查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不好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调查组和浙江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随后，毛泽东到长沙，听取湖南调查组和湖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广东调查组向毛泽东报送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指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在广州召集三个调查组组长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他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信中，又特别强调地提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成为3月中下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内，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了更大规模、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指导他亲自组织的三个调查组的工作。3月26日至5月5日，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查。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调查。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四五月间，邓小平、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进行调查。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到上海、浙江、江苏调查。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草案的反应。他在广州等了几天，为的是听取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带回来的群众对“六十条”草案的意见。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听取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胡乔木刚从乡下调查带回来的群众意见。

　　“十二条”的下达是调整农村政策的开端。但是，“十二条”仍然要求“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六十条”草案加大了对农村政策调整的力度，开始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但在公共食堂问题上仍维持“十二条”的提法。中央领导同志带着“六十条”草案下去调查研究后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是不坚持办公共食堂。

　　胡乔木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最关心的超产奖励、分配制度、公共食堂三个问题，特别突出的是公共食堂问题。４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4月15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4月26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胡乔木继续在韶山等地调查研究。5月8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报告最近调查情况，第一项内容仍是公共食堂问题。信中说：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第二天，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4月1日，刘少奇来到长沙，开始湖南农村调查。刘少奇对下去调查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离广州前，他曾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过：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湖南之行的第一站，选择了离他家乡炭子冲只有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从4月2日到8日，刘少奇在这个生产队的所谓“万头猪场”住了6天。4月12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王家塘生产队的简陋办公室住下后，开始第二站的调查。刘少奇在这里整整住了18天，采取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解决问题的办法。5月3日至9日，刘少奇又到他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进行了6天调查研究。刘少奇通过走家串户到农民家直接察看、交谈，到简易浮肿病医院了解情况，对农村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了深切的感知和认识。他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政策错误。刘少奇在这些地方调查了公共食堂问题、粮食问题、社员住房问题、山林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等。公共食堂问题成为社员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大家纷纷诉说入公共食堂后生活上的不便和对生产的影响。刘少奇调查后说：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4月11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初步调查的情况，两人还就农村工作交换了意见。5月11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详细报告了在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农村调查的情况。

　　△刘少奇在湖南宁乡调查。

　　周恩来在邯郸听取河北省负责人汇报后，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视察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价格。调查中，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张二廷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实地告诉周恩来。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他发现“十二条”和“六十条”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7日，周恩来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的情况。他汇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共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此外，他还汇报了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以及邯郸地区的灾情。毛泽东连夜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在河北邯郸调查。

　　朱德带着“六十条”草案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调查，感到调整农村政策效果明显：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他回京后于5月9日向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对公共食堂问题，朱德写道：“四川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详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一些干部群众曾对一平二调问题提出过批评，但在反右倾斗争中，却被当作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受到批判，吞吞吐吐不敢直言。对此，邓小平说：一平二调搞得大家都没劲头了，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关于公共食堂问题，邓小平分别召开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座谈会和公社书记座谈会，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他在牛栏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伙，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的，觉得问题严重。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说：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5月13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

　　△邓小平在北京郊区调查。

　　陈云在调查研究化肥工业发展问题时，也密切关注着解决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4月上旬，他在建设大型氮肥厂杭州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广东1957年产208亿斤粮、1960年降为204亿斤为例，指出：“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主张不办公共食堂，粮食到户，给农民一定的自主权。他说：“不一定都吃食堂，没有食堂难道社会主义就会垮台吗？粮食不到户，农民不敢讲话，否则他怕扣粮票。还有自留地一定要坚持，农民说得好：‘我磨豆腐，由你点石膏不行，要我们自己来点。’”

　　中央领导同志带着“六十条”草案下农村调查研究，对如何调整农村政策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5月21日至6月12日，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能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另一项重要议题，是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这是与调整农村政策密切相连的一项措施。“大跃进”把工业规模搞大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如果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人口，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农民的负担不减轻，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在会上，陈云作报告，讲了为什么要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他指出，目前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他认为，以上四条，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非采取不可的，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带领一个调查组先到上海青浦农村调查，后又到浙江嘉兴、嘉善、萧山，江苏吴江、昆山、吴县、无锡调查，为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

　　母猪私养是一个放宽农村政策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能不能保证人民有肉吃，这不是一件小事。私养猪曾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和庐山会议以后两次归公，是造成猪的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十二条”和“六十条”决定把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但大部分母猪仍然由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母猪是否应该下放给社员私养，许多公社仍在犹豫不决，等待观望。青浦小蒸公社也是这样。陈云带领的调查组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当地15个养猪场他自己去看了10个，感到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的成活率高。相反，公养母猪空怀多，流产多，苗猪死亡多。由此得出结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所反映的是干部作风问题，即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还是主观蛮干搞瞎指挥。小蒸这地方过去不种双季稻，小麦也种得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改变了这种习惯，主观地改成种双季稻和多种小麦。农民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陈云通过比较和算账，证明青浦小蒸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多种小麦不如多种蚕豆。他肯定了农民的意见。自留地问题是当时放宽农村政策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陈云带领的调查组与社队干部讨论时，大家提出，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以下好处：可以补充口粮，便于养猪积肥，可以种些蔬菜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也可以养鸡、养鸭、卖蛋换钱，等等。陈云赞成大家的意见，主张增加自留地。回北京后，陈云写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份调查报告，送中共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将这三个调查报告印发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

　　这时，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留下什么问题呢？还留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受到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束缚。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要调动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农产品，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要以生产队为基础，“非走此路不可”。9月26日，毛泽东从武汉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并同他们讨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过了三天，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有关各同志，明确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他建议中央发出指示，请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做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毛泽东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10月4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

　　为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是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的关键所在。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再次派田家英率调查组赴山西长治地区做农村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以队为基础的意见是正确的。11月23日，毛泽东又将邓子恢在福建龙岩调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并且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委托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它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解决农业困难，需要工业支援农业。减少城市人口，与工业调整也密切相关。工业本身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某些部门发展速度过快，由此引起的严重不平衡，也迫切需要调整。

　　工业怎样支援农业？加速发展化肥工业是重要任务之一。三四月间，陈云又就如何发展化肥工业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3月4日至8日，他连续四次听取化学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分析了大、中、小型三种规模的合成氨厂的状况，初步提出了发展大型氮肥厂的意见。4月4日至10日，他在杭州召集国家计委、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上海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如何解决化肥工业发展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杭州座谈会后，陈云到达南京，于4月16日至20日听取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实地考察了解大型氮肥厂的生产情况。回到北京，陈云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建设大型氮肥厂杭州座谈会纪要》，并为中央化肥小组亲自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提出了经过调查研究和详细比较以后得出的建设年产2.5万吨或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的意见，以及建设大型氮肥厂需要采取的几条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是：第一，进口重要材料；第二，定点制造设备；第三，成套供应氮肥设备；第四，保证国内材料的供应；第五，消除配套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第六，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

　　在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于8月到庐山去开，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在农业情况初步摸清，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对策，农村困难状况开始好转之后，1961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

　　为调查研究石油工业的发展情况，6月21日，周恩来到大庆考察。当时大庆正在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也很赞扬。他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

　　为调查研究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考察了近一个月。“大跃进”给森林资源和林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出现过量采伐、只伐不育、管理不善、浪费严重等问题。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就十分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到林区，他白天考察林场的树木园和人工更新林，观看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召集林业局、林场的工人代表座谈，探讨解决林业发展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措施。经过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要搞好林业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森林资源的培育、更新和综合利用这两个基本环节，不能只顾砍树，以便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保护森林资源和持续提供木材的需要。从海拉尔到哈尔滨的路上，刘少奇还视察了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和大庆油田。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手工业受“穷过渡”之风的破坏很大。为掌握手工业发展情况，朱德通过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的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手工业问题，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会后，7月29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指出：“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11月21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又指出：“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社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朱德在手工业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意见，对推动和促进手工业的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第一机械工业部等组织调查组，到北京、天津、沈阳、太原、济南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7月14日至23日，邓小平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7月15日，他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辽宁工业问题时说：企业问题的解决要从几定着手。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7月16日在谈到企业干部时指出：前一段是一长制，后一段是书记一长制，归根到底是一定要集体领导，这是根本原则。集体领导才有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企业调整必须解决骨干问题，必须有两个德才都比较好的班干部作核心。在邓小平主持下，形成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是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这时，毛泽东也派陈伯达、田家英组织调查组赴天津调查工业问题。毛泽东将他们的调查报告，批印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庐山会议主席台上。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会议讨论了“工业七十条”。为了阐明“工业七十条”的主要内容和意义，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简称“工业八条”）。“工业八条”指出：“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确切意义上的工业调整，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会后，“工业七十条”下发试行，对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煤炭产量和钢铁产量都出现急剧下降的情况。煤炭产量1960年为3.97亿吨，1961年下降为2.78亿吨，平均日产量从1960年10月起不断下降，到1961年冬下降为44万吨。钢产量也存在三年“大跃进”中迅速上升和以后大幅度下降的问题。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跌到870万吨，不到上年的一半。情况令人震惊，但原因却一时弄不清楚。周恩来提议由陈云专门召开座谈会，把情况摸清楚，以便研究对策。

　　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强调抓工业调整要做好调查研究。不弄清问题出在哪里，是无法动手解决的。他说：“要从两个方面做调查研究工作。一个是像现在派工作组下去那样进行独立调查研究，这是急需要的。另一个是以部为单位，先开小型座谈会，比如召集五六个单位或工厂的人员，请有关各部也参加，听汇报发言。”会后，陈云于10月至12月先后进行了煤炭工业调查和冶金工业调查。

　　九十月间，陈云曾九次出席在西颐宾馆召开的煤炭工作会议，研究煤炭指标、煤炭企业管理和煤矿职工生活等问题。10月14日至11月3日，陈云又在北京香山主持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外，还有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国家经委副主任宋养初和阳泉、开滦、平顶山、阜新、鸡西、淄博六个矿务局的负责人等。座谈会的第一个阶段，由六个矿务局的党委书记和张霖之作汇报。陈云听了汇报，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18个专题请大家讨论。座谈会的第二个阶段是讨论这些专题。这次座谈会是对煤炭工业问题所做的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主要收获是认识了“煤炭生产的客观规律”；认识了“今后建设的重点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哪些踏步，哪些前进”；认识了“今后建立工业基地，不但要注意电、路、煤，还要注意人、粮、菜”。

　　煤炭工业调查之后，陈云又于11月24日至12月17日12次主持钢铁工业座谈会，调查研究钢铁工业问题。参加座谈会的，除薄一波、薛暮桥外，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高扬文、徐驰、刘彬，以及鞍钢、武钢、太钢、上钢、湘钢、包钢六大钢铁厂的厂长或经理等。座谈会的开法，先报告，后讨论；讨论以综合性问题为主。重点研究钢、铁、特殊钢的生产及技术已达到什么水平，存在哪些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展望今、明、后年和五年、七年的发展前景及问题怎样解决。通过12次座谈，大家畅所欲言，弄清了钢产量在“大跃进”中的迅速上升是“以钢为纲”和拼设备、拼消耗的结果。这种竭泽而渔和不按比例发展的做法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陈云在会上反复阐明的工业规模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以及要加强矿山、轧钢等薄弱环节的建设，着重抓好钢材品种质量等观点，加深了冶金部负责人对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认识。

四、结语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摸清情况、做出正确决策，以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问题，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最突出地表现在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上。中央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解决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问题而提出的对策，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贯彻下去、深入下去的。

　　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解决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问题的根本之策。因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的任何重要措施都要通过农民来发挥作用。从“十二条”到“六十条”草案，再到“六十条”修正草案，再到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是调整农村政策一步一步深入的过程，也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农村调查研究一步一步深入的过程。没有前一个过程就不会有后一个过程。同样，如果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不能导致制定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政策，调查研究便不能收到它应有的效果。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这是解决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问题非采取不可的措施，否则就没有出路。这条对策也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纷纷下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下定决心，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进口粮食，这是解决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问题的应急之策。这是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在对农业困难和粮食紧张情况充分掌握之后提出来，并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采纳的。它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大城市缺粮的燃眉之急。

　　工业支援农业，特别是加速发展氮肥工业，这条对策虽然不像进口粮食、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那样立即起到化解燃眉之急的作用，但是后来它对发展农业、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工业调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又一个重要方面。1961年八九月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下决心进行工业调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对一些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工业七十条”也是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以后形成的，对整个工业调整产生着重要影响。工业调整，首先必须解决煤炭和钢铁问题。把这两大问题的情况弄清楚，使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其他事情就好办了。陈云主持的煤炭工业调查和冶金工业调查，找出这两个工业部门当时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使这两个行业的调整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开端。

　　1961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先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工业七十条”，还先后制定了“商业四十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形成了一整套具体的政策性条例。这些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具体条例，使大家有了明确的遵循，因而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得到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60年代初，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键所在。它使广大干部明了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了实际情况，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也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任何工作要懂得它，必须调查研究。毛泽东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称赞陈云懂经济，并说“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这也是指出了“懂”与调查研究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使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贴近实际，而且对推动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这次集中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是留给我们党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当然，也应看到当时的调查研究，是在党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框框内进行的，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不少问题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才得到根本的解决。

　　（注释略）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调查研究情况综述

●毛泽东等六位领袖如何作调查研究？

●习近平是怎么做调查研究的？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