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敬飞|东汉郊祀新论

元鼎五年（前113）汉武帝立甘泉泰畤之祀，开汉代郊祀礼之先河。平帝元始年间历经数次兴废，王莽为汉家确立长安南北二郊。其制有天地合祭与分祭，即于孟春正月上辛日或上丁日“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据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26）光武帝“采元始中故事”在洛阳建南郊坛，此后北郊、五郊诸礼亦参照元始故事，东汉郊祀制度承袭王莽元始仪似成定论。 

然而有学者已发现东汉郊祀并非简单照搬元始仪，如张鹤泉指出东汉除正月祭天外并无元始仪规定的有司祭天之事，徐迎花亦认为东汉没有践行元始仪的二至日分祭天地之礼，但她似忽视了光武末年别祀二郊之事。东汉郊祀史料多集中在《续汉书》之《祭祀志》《礼仪志》，《后汉书》诸帝纪仅载光武帝郊祀及献帝东返郊天，并未正面提及其他郊祀活动。元人马端临发现《后汉书》诸帝纪及祭祀志“不载亲郊之岁月”，但他笃信东汉郊祀系用元始仪，故言：“天地之祭，每岁亲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岂岁以为常，故不复纪述乎？”以常事不书来解释诸史不注重记录东汉郊祀之事，其说难以服人。在挖掘、复原东汉郊祀礼方面，日本学者金子修一的贡献尤为突出，如他整理章、和、安、顺诸帝亲郊的相关记录，认为东汉一朝的郊祀均为皇帝亲郊。金子氏之说大体可从，但其对东汉郊祀故事的搜集还不够全面，有的解读亦有待修正。此外，关于东汉郊祀礼的展开，《续汉书·礼仪志》保存了一则重要史料，即“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由于现存史籍中类似记录极少，“五供”之制又出自正史礼志，大多数学者视其为东汉常制。本文拟扩大史料范围，发掘更多东汉郊祀案例，进而检验“五供”之制，形成对东汉一朝郊祀礼的宏观认识。 

建武二年正月光武帝定都洛阳后首次行南郊之礼，其礼乃仿元始仪合祭天地。此后光武帝对郊祀颇为重视，据《续汉书·祭祀志》，建武七年（31）亲郊并再次确立高帝的配享地位，平定陇、蜀后于亲郊时又“增广郊祀”。建武三十二年（中元元年，56），他着手建设北郊。其后“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这是光武帝最后一次亲郊，分别致祭南、北二郊。以上四次郊祀活动皆为皇帝亲郊，因见于正史志书而广为人知。金子修一仅据《后汉书·郭宪传》所言建武七年郭宪“从驾南郊”一事，判断光武帝只在此年有过亲郊之举，又忽视《祭祀志》所载建武三十三年（57）“别祀地祇”，认为光武帝未亲祭北郊。这些判断皆与光武帝重视郊祀的史实不符。史载建武三年（27）因洛阳大旱，光武帝还曾亲至南郊祈雨。自光武帝后《后汉书》不再正面提及皇帝的郊祀活动，故有必要广泛搜检史料，对东汉中前期的郊祀活动再做一番梳理。 

首先，据《后汉书· 明帝纪》，永平三年（60）正月癸巳（十七日）明帝下诏曰：“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顾涛据此认为是年正月明帝曾亲郊并登灵台。笔者对此说表示怀疑。其一，据元始仪及《白虎通》，皇帝亲郊当在辛日或丁日，此诏颁于癸日，故为亲郊诏书的可能性不大。其二，两汉时期“郊祀”概念较为宽泛，如班固所修《汉书·郊祀志》便总括天地山川诸神之祀，东汉亦将迎气之五郊称为郊祀。稍晚的《三国志》记魏文帝于黄初二年（221）“郊祀天地、明堂”，可见祭明堂亦可称作“郊祀”。据《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59）明帝初祭明堂并登灵台望气，他对此次明堂礼非常重视，其诏书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群僚藩辅，宗室子孙，众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此礼开启了东汉皇帝祭明堂、登灵台的新传统。按《后汉书》帝纪体例，皇帝祭明堂一般皆会被正面记录。故笔者更倾向认为永平三年诏书开篇所言“奉郊祀，登灵台”只是明帝对永平二年明堂大礼的回顾之言，从其主旨来看此诏更近似一篇春令。 

其次，再看章帝的郊祀活动。金子修一注意到谢承《后汉书》所收洛阳令方储规劝南郊一事，其文曰：“章帝欲出南郊，储上言当有疾雨暴风，乘舆不可出。”东汉皇帝郊天用法驾，由“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方储理应参与郊祀，故得进言。此事当确系章帝亲郊之事。关于章帝郊祀有一条更直接的记录。《文馆词林》所录崔骃《北巡颂》之序道：“元和三年正月，上既毕郊祀之事，乃东巡狩。”该颂开篇部分有：“于是乎既稔昔岁，越暨兹年，烟燎嘉品，登中于天。禋洁享祈，歆尝百神。爰始赋政，授务于人。乃登灵观，察云物，律时月，历元日，命农正，度禺铁……帝勤神农，将省阳谷。相天功，巡东作。于是祖苍帝于春官兮，内大路于灵场。”关于元和三年（86）章帝北巡之事，《后汉书·章帝纪》并未提及出巡前所行之礼，《北巡颂》可补其阙。文中所言“既稔昔岁，越暨兹年，烟燎嘉品，登中于天”，指皇帝在辞旧迎新之际于南郊行燔柴祭天之礼。明堂常被视作天子“布政之宫”，所谓“爰始赋政，授务于人”应指明堂之礼，此后“乃登灵观”即指灵台望气之举。“祖苍帝于春官”，即出行前经东郊坛而告祭东方苍帝。由此可知，南郊、明堂、灵台与东郊之礼即崔骃所言“郊祀之事”。虽然正史不书，但东汉中前期皇帝（除光武帝外）确有亲祭南郊之举。 

最后，安帝朝的南郊记录有三条。第一则史料，即《初学记》所录邓耽《郊祀赋》云：“咨改元正，诞章厥新。丰恩羡溢，含唐孕殷。承皇极，稽天文。舒优游，展弘仁。扬明光，宥罪人。群公卿尹，侯伯武臣。文林华省，奉贽厥珍。夷髦卢巴，来贡来宾。玉璧既卒，于斯万年。穆穆皇王，克明厥德。应符蹈运，旋章厥福。昭假烈祖，以孝以仁。自天降康，保定我民。”邓耽乃安帝时人，《后汉书·刘毅传》载：“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永初四年（110）邓太后命以刘珍为首的“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校定东观图书，马融于是年“拜为校书郎中”，至元初二年（115）上《广成颂》。如此则邓耽、马融等人皆为东观文士。从邓耽《郊祀赋》所言“咨改元正”可知，此次郊祀伴有改元之事。安帝朝正月改元有两次，一次是即位后改元永初（107），一次是继永初七年（113）后改为元初元年（114）。结合邓耽身份及活动时间，可以判断其《郊祀赋》就是为元初元年正月南郊之祀而作。值得注意的是，唐人注《文选》时也提到邓耽《郊祀赋》中“伊皇母以延慈”一句，将此句与“丰恩羡溢，含唐孕殷”结合，可知邓耽是在称颂东汉当时的实际掌权人邓太后，将其比作上古传说中的尧母和殷契之母。这便要提及安帝时期的女主临朝。安帝刘祜13岁时由藩王被邓太后立为和帝之嗣，他在位期间邓氏称制终身，专权长达15年。史载永初七年正月邓太后“率大臣命妇谒宗庙”，其驾崩前还曾亲行上陵之礼，可以说邓氏不唯把持朝政，亦可染指国之大祀。由《郊祀赋》对邓太后的溢美之词可以想见，元初元年的郊祀坛场亦为女主专政的气氛所笼罩。 

关于安帝亲郊的第二则史料来自《续汉书·祭祀志》。元初六年（119）“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阳西北戌亥之地，礼比太社也”。刘昭注引《李氏家书》云：“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见六宗祠，奏曰：‘案《尚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建武都雒阳，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食。今宜复旧制度。’制曰：‘下公卿议。’五官将行弘等三十一人议可祭，大鸿胪庞雄等二十四人议不当祭。上从郃议，由是遂祭六宗。”结合志文与注文可知，李郃侍祠南郊当在此年正月安帝亲郊之时。对于“六宗”之义，两汉儒者多有纷争，李郃持今文家之说，认为六宗是“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在李郃的建议下，安帝对恢复六宗之祀颇有兴趣，为此还发起群臣大议。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杂祀诸事，邓太后自临朝起便予以抵制，史称其 “雅性不好淫祀”。延平元年（106）她曾下令“诏罢祀官不在祀典者”。元初年间因邓太后久不归政，与皇帝的关系破裂。安帝君臣在元初六年亲郊之际大议复立六宗，这更像是皇权在女主长期临朝的形势下发起的一次委婉的抗争，是年冬邓太后一度萌生废安帝之谋，帝、后矛盾竟至剑拔弩张。 

两年后邓太后驾崩，安帝始得亲政。延光三年（124）二月他效仿祖父章帝巡狩泰山、致祭汶上明堂，压抑许久的皇权得以伸张。《后汉书·安帝纪》记录了安帝东巡之事，却未提及此前其他礼仪活动。《南齐书》保留了一则重要史料，即萧齐在讨论郊祀、明堂祭祀时间时，尚书陆澄提到“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延光三年陈忠任尚书令，其奏议应付诸实施，这就是关于安帝朝郊祀的第三条记录。在陈忠建议下，安帝分祭二郊、明堂及二庙。如此高频率的郊庙之祀当然有助于再现刘氏皇权之神圣性，但可能由于东观史臣以皇帝巡狩为要事，延光三年正月所行“五供”如同元和三年章帝北巡前的郊祀诸礼一样，被视为皇帝巡狩四方的序曲，故《安帝纪》与《祭祀志》皆未予记录。金子修一亦注意到延光三年安帝郊祀之事，又据谢承《后汉书》所载刘陵从驾南郊事判断和帝曾行亲郊之礼，还据《续汉书·天文志》所载宦官张逵等政变之事，判断顺帝于永和四年（139）正月亲郊。 

综上所述，光武帝在位期间重视郊祀建设并以高帝配天，这是他塑造自身天命正统的重要方式。自明帝起至桓灵之际，《后汉书》《东观汉记》等皆不再正面提及郊祀，并不表示一百多年中东汉不再有天地之祀，也不能如马端临以“常事不书”轻易释之。这种现象当与东汉中前期明堂礼的地位抬升有一定联系。永平二年明帝祭洛阳明堂后，明堂礼的祭天尊祖属性得以强调，颇类南郊之祀。时人亦将明堂礼视为本朝最具代表性的礼制故事，如东观史臣班固在《两都赋》中视明堂、灵台诸礼高于西汉甘泉泰畤之祀，《后汉书》诸帝纪及祭祀志也较为详细地记录明、章、和、安、顺诸帝的明堂祭祀活动。相比之下，东汉郊祀在百余年国史中几近“失语”。经金子修一研究，基本可以确定东汉中前期皇帝仍有亲郊之举，笔者则进一步发掘出章帝元和三年、安帝元初元年及元初六年南郊之事。梳理安帝朝三次郊祀的历史背景，从女主专政到帝、后博弈再到皇权终得伸张，这些诡谲微妙的宫廷政治都折射到祭天坛场上。关于东汉中前期郊祀的展开方式，与延光三年较为紧凑的五供之制相比，章帝元和三年先祭南郊、再祭明堂、登灵台的方式显得更为简洁。 

关于元和三年与延光三年郊祀次第之差异，须重新审视前引陆澄之言，即“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绍统”即司马彪，“绍统五供”即《续汉书·礼仪志》中自正月上丁起祠南北二郊、明堂、二祖庙之制；“仲远”乃应劭字，应劭曾作《汉官仪》，由陆澄之言可知《汉官仪》也记录了五供之制。陆氏将二者与陈忠之奏并列，以证五供之序乃东汉常制。论东汉郊庙之祀者，大多如陆氏一样对《礼仪志》中五供之制深信不疑。但元和三年章帝所行“郊祀之事”似无北郊，也未告祭二庙，与五供制度相左。或许东汉郊庙祭祀顺序并非“五供”之制所能概括，以下逐条辨析。 

首先看郊祀时间。《礼仪志》“五供”说只言“正月上丁”祭南郊，而代表东汉官方意识形态的《白虎通》则主张正月辛、丁日（以上辛、上丁为首选）皆可祭天。如建武三十二年光武帝封禅泰山时以辛卯日燎祭群神，次年正月初八辛未日亲郊，明帝永平二年正月祭明堂亦在次辛日，此知上丁祭南郊之说系以偏概全。其次，关于北郊之祀，除光武帝因立北郊兆而于建武三十三年别祀地祇外，东汉对北郊颇不重视。如《汉官仪》载：北郊“但有坛祠舍而已。其鼓吹乐及舞人御帐，皆徙南郊之具”。此见东汉北郊之简陋。又如《续汉书·礼仪志》“夕牲条”言：“正月，天郊，夕牲……明堂、五郊、宗庙、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该志“大丧条”有：“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五岳、四渎、群祀，并祷求福。”此两条皆未提及北郊地祇。究其原因，或与东汉对元始仪的选择性继承有关，即东汉并未接受二至日分祭二郊之说，如光武帝别祀北郊是在正月祭南郊之后而不是在夏至之日，此后东汉郊祀多以皇帝亲郊方式展开，地祇神位或长期置于南郊，故以上两条才不别言地祇。此外，结合元和三年章帝北巡前亦未告祭北郊可以判断，在东汉别祀北郊乃殊礼，“五供”中二郊分祭当非惯例常法。最后，汉代宗庙四时之祭由太常负责，东汉于洛阳分立高庙，光武帝曾特命该庙由西都京兆尹负责，皇帝一般会在殷祠（禘、袷）祖先时亲祭宗庙。又据《后汉书》诸帝纪，新帝即位多亲祭二庙，此为特祭，时间不定。要之，祭祀宗庙之时间自有其规律，不一定就与郊祀、明堂在同年正月且按固定顺序举行。 

上述对“五供”内容的礼学分析，足以质疑其非东汉常制。这里再从史源角度考察“五供”之说。《续汉书·礼仪志》前两卷的书写方式是按四时顺序排比各项礼仪内容，“五供”之制属于正月所行诸礼。同属正月诸礼，“立春”条记道：“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东观汉记》有：“章帝行幸，敕立春之日，京都百官皆衣青衣，令史皆服青帻。”《东观汉记》记录“立春”诸仪乃出自章帝敕令，而《续汉书·礼仪志》删除了其时间线索。《礼仪志》中其他春季礼亦有源起时间可寻，试举几例： 

其一，《礼仪志》载：“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立春之日，下宽大书”这一表述看似是常制，但所附诏书内容明确，主旨是为不妨农事而将春季非死刑案件推迟至夏季麦秋时节审理，其源头应出自某一特定诏书。蔡邕修《东观汉记》诸志时曾见此诏，且认为该诏符合《月令》所言“命相布德和令”。《后汉书》与《后汉纪》皆保留了与此诏相关的事迹。如《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五年（103）“初令郡国以日北至案薄刑”；《后汉书·鲁恭传》言，“和帝末，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更为重要的是，永初元年五月朝廷再次下诏于麦秋“案验薄罪”，司徒鲁恭提出异议，此制得以修正。《礼仪志》所录诏书当为和帝永元十五年诏，严格来讲其有效时间非常短，不过五年而已。其二，《礼仪志》“冠礼”条言：“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东汉首位行冠礼的皇帝是和帝，史载：“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和帝冠礼乃用曹褒新礼，其后诸帝加冠也确实多在甲子或丙子日。其三，正月“夕牲”条言及“六宗夕牲”，前文提及东汉长期无六宗之祀，至安帝元初六年才复立六宗，故《礼仪志》“夕牲”条乃元初六年后之制度。其四，《礼仪志》有天子籍田之仪：“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是月令曰：‘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检诸帝纪，明帝三次亲耕皆在二月，章帝曾于元和三年正月亲耕于怀县，随后下诏鼓励垦荒，此事乃章帝重农之标志。元和元年章帝曾拟定籍田歌辞，班固奏用《周颂·载芟》以祠先农。《通典》记录东汉亲耕礼言道：“明帝永平中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于怀县。其籍田仪：正月始耕，常以乙日。”宋代类书《记纂渊海》言：“章帝籍田仪，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祀先农。”综上，《礼仪志》正月籍田礼当始自章帝朝。此外，关于正月上陵仪，《礼仪志》虽未言起始时间，但世人皆知此仪乃明帝创作。至此可知，《续汉书·礼仪志》正月部分的书写方式就是将东汉重要的正月礼仪故事汇总成书，并刻意忽略其时间线索。这种无时间标记的故事集合，更容易使人相信其就是东汉王朝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制度。 

根据东汉郊庙诸祀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续汉书·礼仪志》正月诸礼的书写特点，基本可判定“五供”之说并非东汉常制。关于其产生时间，据陆澄提及陈忠之奏，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其后逐日祭北郊、明堂、二宗庙，十三日恰为次丁日，与《礼仪志》“五供”上丁始祭南郊大体契合。但陈忠之奏不应被简单视作五供之制的佐证。众所周知，《续汉书·礼仪志》主要源于《东观汉记·礼仪志》。《东观汉记·礼仪志》的成书过程是：“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谯周后改定以为《礼仪志》。”胡广在安帝时为尚书郎，后历任尚书仆射、三公达四十余年。延光三年胡广已升为尚书仆射，为尚书令陈忠之副官，故此年陈忠所奏五供之事极可能被胡广编入《汉制度》。其后蔡邕据《汉制度》等为《东观汉记》修志（名曰《十意》），“五供”可能又被《东观汉记·礼仪志》收录，并呈现在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中。与《续汉书·礼仪志》其他条目类似，“五供”条亦被删除时间信息。汉献帝时应劭曾汇总东汉故事而成《汉官仪》，也可能收录了陈忠的“五供”之奏，惜今不得见。总而言之，《续汉书·礼仪志》中的五供之制可能是安帝亲政后，朝廷在急欲彰显皇权的氛围下实施的一次非常规的郊庙之祀。

关于东汉后期之郊祀，《后汉书·献帝纪》载：“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这是自光武帝郊祀活动之后，《后汉书》再次正面记录皇帝亲郊。189年董卓拥立献帝，翌年即初平元年（190）二月献帝被董卓挟至长安，至兴平二年（195）七月才逃离长安，是年底渡河抵达安邑，终于摆脱西军追击。遂在次年即建安元年（196）正月行郊祀，半年后返回洛阳再次祭天。献帝这两次郊祀，旨在重新昭示皇权、凝聚人心，但洛阳残破，献帝只得随曹操迁都许昌。需要指出的是，汉献帝所行亲郊远不止建安元年这两次。首先，据《后汉书·蔡邕传》，初平二年（191）六月地震，蔡邕谓董卓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后汉书·献帝纪》又载，初平二年“正月辛丑，大赦天下”。此月辛丑初六为上辛日，符合元始仪上辛日祭天之规则，故可以确定初平二年正月献帝曾亲郊并行大赦。金子修一认为“前春”乃初平元年，失之迂远。其次，《南齐书》载：“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金子修一据此推断初平四年（193）正月献帝曾亲郊。关于此次郊祀之议，《通典》的记录更为详细：“献帝初平四年正月，当祠南郊，尚书八座议，欲却郊日，又定冠礼而月朔日蚀。士孙瑞议：‘按八座书，以为正月之日，太阳亏曜，谪见于天。’”又据《后汉书·献帝纪》，初平四年正月丁卯日献帝曾“大赦天下”。丁卯乃十四日，为仲丁日，此日应即尚书八座推迟郊日而定，献帝于初平四年正月亲郊殆无疑义。 

献帝朝多因郊祀而行大赦（这也是后世郊祀礼的传统），且郊日一般多按元始仪及《白虎通》选在辛、丁二日。再据《后汉书·献帝纪》，初平元年正月辛亥“大赦天下”，此月辛亥为初十上辛日，故献帝即位后首次亲郊当在此日；初平三年正月丁丑“大赦天下”，此月无丁丑日，初八为丁酉日，乃上丁日，丁酉或误书为丁丑；兴平元年正月辛酉“大赦天下”并改元，此月辛酉为十三日乃次辛日。以上三次大赦应该就是因亲郊而行。兴平二年正月癸丑（十一日），献帝亦“大赦天下”，行赦日虽非辛、丁二日，但因郊而赦的可能性也较大。若如此，则汉献帝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曾连续7年行亲郊之礼，这在汉唐礼制史上是较为少见的。即便将兴平二年排除在外，献帝也是7年内7次亲祭天。这7年恰恰是东汉末年的至暗时刻，皇帝先后为董卓、李傕、郭汜等西北将领挟持，不遑宁处，关东诸州陷入军阀混战。初平元年辽东公孙康甚至郊祀天地、裂地而王；初平二年韩馥、袁绍等试图拥立刘虞为帝以对抗董卓，东汉已名存实亡；得知献帝东归受挫，淮南袁术便称天子且郊天祀地。在此期间献帝年年力行亲郊,显然是在不断向天下宣示正统地位，支持他亲郊的既有像王允、蔡邕一样汉室的忠实拥护者，又有董卓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事当权派。初平二年当蔡邕指出董卓的郊祀车服有僭越之嫌时，董卓“于是改乘盖车”，两派之共谋隐约可见。 

由于东汉郊祀史料极为有限，正面考察东汉一朝的南郊实践几无可能。但从献帝亲郊并行大赦的习惯得到启发，即献帝郊祀基本遵守辛、丁二日规则，且祭天地多伴有大赦，那么或许通过对东汉正月大赦日的识别便可一窥其郊祀全貌。试以正月辛、丁二日为标准通检《后汉书》诸帝纪之大赦记录，确实有所发现。其一，灵帝之前于正月辛、丁日行大赦只有两次。一次是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祭明堂，一次是和帝永元二年“正月丁丑，大赦天下”。永元二年正月丁丑已为二十六日，乃下丁日，故是日郊祀的可能性不大。同一时段内诸帝曾多次因明堂、冠礼、朝会仪、辟雍射礼等大赦天下。虽然前文已钩稽出东汉中前期偶有皇帝亲郊，但可能由于朝廷不够重视，并未因郊行赦，这或许也间接导致这些郊祀失载。其二，汉灵帝在位期间有四次正月辛、丁日大赦，分别是建宁二年（169）正月丁丑、熹平六年（177）正月辛丑、光和五年（182）正月辛未、中平五年（188）正月丁酉。建宁二年正月似无丁丑日，其余皆为次辛、次丁日。灵帝时期郊庙祭祀情况，在熹平六年大儒蔡邕所上封事中有所反映：“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屡生忌故。窃见南郊斋戒，未尝有废，至于它祀，辄兴异议。”蔡邕提到“窃见南郊斋戒，未尝有废”，将此语与熹平六年正月辛丑日大赦联系，当是灵帝因亲郊而行赦，其余三次大赦亦当如是。再结合献帝连年亲郊，南郊之祀在东汉后期才逐步凸显出来。与此相对，《后汉书》诸帝纪自桓帝起便再无明堂礼的记录。蔡邕所言“清庙祭祀”即明堂之祀，它与灵台、辟雍合称三雍，又与五郊迎气之祀同为明帝所创汉家新礼。东汉中前期对三雍五郊之礼颇为重视。如明帝亲行五郊迎气之礼，顺帝曾因两次祭明堂而改元大赦。但到桓灵之际，皇帝似乎对三雍五郊之礼失去兴趣。如桓帝偏好佛、道神仙之事，甚至于宫中“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以祭浮屠、老子。灵帝也仅是重视南郊祭天而已。或许随着朝廷对以明堂礼为首的东都新礼的懈怠，东汉后期南郊之祀才逐渐摆脱了“失语”状态。同时在频行大赦的风气下，皇帝亲祭南郊的频率也逐渐提高，至献帝西迁，群臣为申述天命竟拥簇着年幼的皇帝连年行亲郊之礼。

《后汉书·祭祀志》在述及东汉南北二郊时多言“采元始中故事”，后世在论及郊祀时往往重西汉而轻东汉。如南齐王俭回顾两汉郊祀制度时详细历数自汉高帝祠雍地五畤至王莽立元始仪的演变历程，而谈到东汉仅用一句“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来概括。其实东汉郊祀礼的具体实践情况非常复杂，受史料所限研究者几乎难以认清全貌。本文搜集了更多的皇帝亲郊个案，据此推断，东汉郊祀礼对元始仪是选择性继承，即东汉更重视正月南郊合祭天地之礼，而忽视二郊别祀，东汉皇帝很少亲祭北郊。汉、魏禅代，曹魏前期亦取法东汉只重视合祭天地的南郊之祀。 

关于东汉郊祀制度，有一个错误常识，即主张分祭二郊的五供之说。此说之所以被后人视作东汉郊祀的基本规则，与东观史臣的修史理念有很大关系。东汉前期曹褒曾尝试编《汉礼》以为汉家定制，但很快被群臣否定，时人似乎更习惯参考前代故事为当下制礼。于是有条件汇总各类故事的东观史臣便产生以修史志为汉家立制的抱负，如《后汉书·张衡传》载：“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东汉后期蔡邕继承其师胡广遗志，呕心沥血修成《东观汉记》“十意”（即“十志”）。逐次致祭二郊、明堂与二祖庙本是延光三年一时之权制，但蔡邕可能把它作为一种理想的郊庙祀典写入《东观汉记》，最终成为《续汉志》正月诸礼中的一条。其实它应该与《续汉志》所录麦秋“案验薄罪”令一样，对后来的礼仪实践影响不大。 

除了史料缺乏这一客观因素有碍学者辨识东汉郊祀礼，东汉所创的东都礼制体系也间接影响了南北二郊的实际地位，尤其是随着明堂礼祭天属性的确立以及东汉中前期对明堂礼的重视，这些当然会对郊祀礼产生冲击。如《后汉书》帝纪部分明显更注重记录明堂之祀，而忽视了历朝之郊祀活动，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应源自《东观汉记》，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二礼的此消彼长。到东汉后期，东都礼制传统不再被强调，皇帝极少亲祭明堂，相反却频频致祭南郊。 

关于汉代郊祀之时间规律，《汉书·郊祀志下》记载宣帝以后多是两年一郊。南朝王俭谈到魏晋郊祀时提及“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他认为东汉如西汉一样，亦是间年一郊。可 《白虎通》提到，“祭天岁一何？言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渎，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也”，表明东汉前期朝廷希望每岁正月皆行郊祀。据本文梳理可知，无论是间年一郊还是每岁祭天，皆不能概括东汉郊祀之实践。 

总的来说，东汉的郊祀并非简单因袭王莽的元始仪，它选择以皇帝亲郊及合祭天地为郊祀的主要方式，后世多遵用之。但其郊祀频率并无固定规则，直到东汉后期国之大祀——南郊才逐渐摆脱新制明堂礼的干扰，末代之献帝才实现“岁一祭天”。至于如何设计郊祀频率以及如何处理南北二郊与明堂礼之关系，这些皆有待后续研究解决。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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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