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百年回望】成龙|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创造哲学”的百年经验探析

“学哲学、用哲学、创造哲学”，其实质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经验，对于我们把握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规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领袖和学术专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主体。政治领袖更加强调哲学的阶级立场以及哲学与具体实践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目的性，追求解决问题的战略性与策略性，而学术专家则更加强调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及体系建构，追求学理的科学性与理想性。政治领袖与学术专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筑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形态。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带头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部署全党的学习和推进计划，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集中力量钻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李大钊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蔡和森于1921年出版《社会进化史》，陈独秀于1922年发表《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瞿秋白于1923年和1924年先后出版《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念》等。延安时期，毛泽东带头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留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同时亲自讲授唯物辩证法，亲自组织成立哲学研究会，亲自组织流动图书馆，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其他党的领导同志一起读书，并且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论著，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开辟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根据中国新暴露出来的问题，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和主要矛盾，写出一大批新的哲学论著。他深有感慨地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一定要注意培养自己的理论家，并且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认识国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带有中国特点的哲学判断。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世界观；二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三是“义”和“利”相统一的价值观；四是“东西对话”和“南南合作”相统一的和平发展时代观。邓小平理论使中国真正步入现代化腾飞之路。世纪之交，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江泽民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时代特点，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方面总结执政党建设规律，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历史的困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在新世纪的起点上，胡锦涛根据我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现代化的特殊实际出发，提出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的根本价值、根本要求、根本方法三个方面对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做了精辟论述，迎来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曾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又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马克思为人类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习近平关于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判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新概括，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体系，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又高度重视专家的学术引领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经专家之手被翻译出版介绍到中国。青年毛泽东正是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普卡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1921年1月21日，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谦虚地向哲学工作者请教。当时的艾思奇只有27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推动下，各大高校相继推出自己的哲学教科书，有人大本、北大本、上海本、吉林本、湖北本、广东本、中央党校本，等等。20世纪60年代则出版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统编教材。同时，受毛泽东委托，由李达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在中国拨乱反正的转折点上，邓小平积极支持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奠定了重要哲学基础。伴随思想解放的步伐，学术界掀起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人学、主体与客体关系、价值及价值哲学等方面的大讨论，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术研究专家。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坚持集体学习的制度，先后邀请近200位专家到中南海讲课，其中就包括孙正聿、郭湛、韩庆祥等多名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把领袖带头和专家学术引领的结合制度化了。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几乎所有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以政治领袖为代表的政治家和学术专家共同努力完成的。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合作、交流是十分坦诚密切的，效果是相当显著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争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最后却被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以致上纲上线，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的领袖带头作用与专家学术引领作用，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原则，营建良好的研究和讨论氛围。学术研究的确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问题相联系，但政治和学术之间并非没有差别，绝不能片面地在政治问题和学术研究之间画等号，拿政治标准考量一切学术问题，或者用政治领袖的指示代替学术研究，也不要因学术性而把政治问题排除在学术研究之外，而是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辩论，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本研读和实证考察是理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方面，文本研读是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为变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是文本研读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只有深入实际，反映实践的诉求，汲取实践的营养，才能不断总结经验，用新的思想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读。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就被翻译出版。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杜竹君翻译的《哲学的贫困》（1929），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1932），笛秋和朱铁笙合译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30），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1930），等等。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甚至在艰难跋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在重病在身的行军担架上，毛泽东仍然手不释卷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书籍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看到后如获至宝。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延安创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由总书记张闻天亲自挂帅，由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担任教学工作，目的是通过马列主义著作的学习和宣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培养更多理论研究人才，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反对哲学主观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为主旨的学习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深刻剖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及其认识论根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概括为“实事求是”。他一再告诫全党：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为指导全党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亲自参与、数次推出“干部必读书目”。1943年3月，毛泽东提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读马列著作40本。而在之后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要求干部要读5本马列主义的书。1949年2月，党中央重新编审的“干部必读”书目共计12本。1963年，党中央指示党内高级干部要进一步学习马列著作，中央宣传部拟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简称“三十本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8部，恩格斯著作3部，列宁著作11部，斯大林著作5部，普列汉诺夫著作3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号召全党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针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论，他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江泽民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多读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这几本书，但对经典著作的研读一定要与改革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他以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帝国主义论》为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学说，研读经典著作决不能将其当作刻板僵化的教条照搬照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全党同志一定要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更高要求：“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在继承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本本”，但同时坚持把研读“本本”与实证考察结合起来，根据中国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革命时期，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毛泽东花32天时间，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调查，行走700多公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明确提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56年3、4月间，毛泽东与国家34个部委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汇报，既总结成绩和经验，又了解问题和教训，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提供了理论支持。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活动，并对不作调查研究、闭门造车，遇事不与群众商量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发出警告。邓小平同样是一位终生躬行调查研究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和其他文件。70年代末，他到全国各地“点火”，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思想准备。1980 年6、7月间，邓小平专门到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等几个省了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现状，通过“一个省一个省算账”，认为八亿人口如果能达到“小康水平”，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992年春天，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南下，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途径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与广大干部、群众的交谈中，切身体会改革的成就和问题，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用具体事实回答了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江泽民著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一文，系统论述调查研究的作用。要求领导干部“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所谓深入基层，去农村要到村到户，去工厂要到车间到班组，亲自听取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2003年春天，面对非典疫情肆虐蔓延，胡锦涛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广东调研，听取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为战胜疫情作了重要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进山区、访农家，多次与企业家座谈，与党内外人士交流，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为分析我国新的时代特点，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制定新的发展战略，谋划新的发展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刷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面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在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思考。一种倾向专注于文本研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等同于简单的文本梳理、文献解读，鄙视实践，目不窥园，满足于寻章摘句，闭门造车，其结果严重脱离现实，与世界发展大势相去甚远，与党和国家的要求格格不入。另一种倾向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其主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失效了”，即使搞清了文本，也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极力主张从“现实”出发，反对进行“文本”研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既有“真经没念好”的问题，也有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问题。这两种倾向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相背离，推行到底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文本研读与实证考察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途径，二者相辅相成，难割难舍。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关键在于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将二者一分为二，各自为政，厚此薄彼。

大众化研究与专业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两种重要形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通过大众化研究，才可能让哲学走出哲学家的课堂，变成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目的；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专业化、深度化研究，才可能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思想内涵。 

大众化研究比专业化研究难度更大。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曾经感慨：写通俗文章不仅需要有材料、有内容，而且要讲究写作技术，文字要具体轻松、通俗流畅，“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也就是说，大众化研究是比专业化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工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都是大众哲学家。他们以通俗的作品、利用各种机会向知识分子和群众讲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哲学基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适应时代的要求，仰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以通俗的形式和生活的事例，通过解答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心灵深处的困惑和疑问，激起无数人心灵的共鸣，引导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此外，还有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世界观》，沈志远的《新人生观讲话》《社会科学基础讲座》《通俗哲学讲话》，以及胡绳的《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怎样接通思想方法》，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都是通俗读物。它们以通俗化的语言、生动的事例，为广大干部讲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解答人生困惑，回应理论和现实问题，展望中国未来，为提高广大干部的思维修养，形成中国共产党哲学大众化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不仅希望通过教材编写提升高校哲学课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而且希望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走向普通大众，变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武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大众化并不等于简单化、庸俗化，把毛泽东思想说成“老三篇”，鼓吹“顶峰论”，就是庸俗化、教条化的表现。他强调，给群众读的东西要简短一些，“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深入推进大众化研究在时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在一些地方，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有的理论工作者依然用“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讲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呆板单调，感染力不强，回应能力不足，时效性、针对性、可读性不强，必须下功夫改进。 

大众化研究是以专业化研究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专业化研究，大众化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相继成立了多种专门的翻译、研究、出版机构，相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工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和其他书籍9种。1942年9月，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宣部部长凯丰，特别强调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希望整风结束后，中央成立一个专门的编译部，有二三十人从事编译工作，大批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及英法德古典书籍，认为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工作。1945年4月25日，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的第三部分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很多同志都是“土包子”，不懂外语，不能直接阅读马列经典著作，这就需要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下功夫。马列经典著作、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以及具有进步意义的民主主义者的东西都要翻译。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1月，经认真研究和周密考虑，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编译局，作为专门的编译中心，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列经典著作。“文革”结束后，《哲学研究》等一批停办的学术刊物重新复刊，《中国社会科学》等一批新的学术期刊被创办起来。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的全局”“综合国力”相联系，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明确提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此后，各高校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宣部、教育部提出并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国马克思哲学界先后对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与主体性原则、实践唯物主义、价值问题、哲学创新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涌现出一大批创新型成果，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认识视野，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多方面的思想启迪。但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新时代又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主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论述，为哲学社会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专业化研究与大众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种创新方式和书写方式。大众化研究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专业化研究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度，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要看到专业化研究的基础性、根本性、深刻性，又要看到大众化研究的目的性、前沿性、广泛性。只有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为世人所瞩目。 

融合传统文化与借鉴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营养之源。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吸取了古希腊哲学、欧洲中世纪哲学、近代英法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精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开放的体系，本质上要求我们面向世界，不断吸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化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机体和血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踏上中国土地，就要接触中国本土文化，用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在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中向前推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文明而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毛泽东一生留下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论述。他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好好总结。我们的方法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不仅懂得希腊，还要懂得中国；不仅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同样，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强调既要继承其中的“好东西”，又要变革其迂腐观念。比如，在义利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纠正了传统“重义轻利”的观念，强调社会主义不仅讲“义”，也要讲“利”。“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邓小平纠正了传统的“重整体、轻个体”的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统一的，但决不能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取代个人利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经济活动中的重农抑商、平均主义、小富即安、因循守旧观念，社会关系中的封建宗法、等级观念，文化生活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以及轻视科学的思想观念，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思想等，都必须彻底加以肃清。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现代性难题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作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论述。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时代意义的价值，包括“民为邦本”的人本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君子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体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以德治国、以文化人”的治理观，“君子义以为质”的义利观，“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观，“仁者爱人”的人我观，“扶贫济困”的共富观，“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政党。20世纪20、30年代，李大钊就曾辩证分析东西文明的不同特点，认为东西文明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互补，共同塑造了世界文明。但现在东西文明患上了沉重的弊病，要挽救人类文明，必须采取“东西互补、动静双修”的综合创新之道，创造“第三文明”——社会主义新型文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表达了学习和借鉴现代文明成果的思想。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其中专门有一节论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他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都要学，但要有批判地学，决不能机械照搬照抄，要打倒思想上的“奴隶主义”，独立自主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吸收外国的好东西，掺杂一些民族的形式，大胆创新，搞出一些“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来，两个半瓶醋可以合成一瓶醋。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巧妙运用“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大门，争取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国和世界的正常交流奠定坚实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曾派出两个考察团，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出访50多个国家，深入西欧和东亚一带，了解世界现代化发展步伐。邓小平亲自出访日本、新加坡等8个国家。为中央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邓小平一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离开其他国家而单独发展都不可能。人类文明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突破姓“社”姓“资”的僵化框架，大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创造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辩证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设，国外广泛采用的干部退休制度、公务员制度、反腐倡廉制度都先后被我们所采纳；同时，突破苏联僵化模式的教条，实现了公有制和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结合，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调节作用的结合，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国家承认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论述了如何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问题。一方面，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另一方面，针对西方一些国家所谓“中国威胁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不可能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现在世界上共有2500多个民族，要求世界每个民族都只穿一种服饰，听一种音乐，这是不可能的。各种文明之间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这些论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决心。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世界先进文明结合的规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思想和认识的偏差，对传统文化和现代世界文明也曾不加分析加以拒斥，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巨大损失。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教训，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不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文明的融合，使之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元素和营养，并使二者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有中国国内研究，还存在着国外研究。就国内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其研究的侧重点在于通过多种途径，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及其在中国创新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国外研究侧重点则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及特点，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和特点。 

国外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思想群体十分庞杂，他们的研究，或者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钦慕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心，或者为本国利益和战略服务，或者借鉴中国经验，为本国改革提供参考，或者受学科研究转向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主题，总是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迄今为止，研究主题经历了一个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过程。绝大多数国外学者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指出：“毛泽东是一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苏联学者赞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盲目排斥西方现代化的人。“许多事情说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自己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尼克·奈特指出，毛泽东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措施，其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迈斯纳认为，与传统社会主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相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是“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季塔连柯认为，在《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马克思曾对三种社会主义观展开批判，相比之下，邓小平理论的构想是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第4节”。邓小平的改革没有既定的模式，一切都取决于实践效果的检验，“所谓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就是反复试验，在其奏效之前，要想在制度上给予承认是很不容易的”。在这里，所谓“实用主义”实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对邓小平的赞扬。正如张大卫指出的，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讲求实效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种观点把一切意识形态都置于受其实践效果所检验的地位”。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明确提出“习近平时代”的概念，赞扬习近平从毛泽东、邓小平手中接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棒，在前人的基础上奋力推进。“中国前所未有的接近了实现国家伟大复兴的梦想。”特里尔（Ross Terrill）认为，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国外研究中，也有人出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实质、价值取向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甚至错误的观点。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异端论”。这种观点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出发，教条化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这不但偏离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它所遵循的只是中国的革命的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实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二是“民粹主义论”。这种观点不懂得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僵化地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农民身上存在着‘共产主义天性’”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保证，从根本上陷入乌托邦式的幻想，与马克思以现代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三是“唯意志论”。中国革命的早期条件极其艰苦，毛泽东一再号召共产党人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国外一些学者由此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将毛泽东划归到“唯意志论者”的行列，认为“在极端唯意志论为特征的毛主义世界观中，在创造历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只是那些富于固有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观念的人”。四是“实用主义论”。这种观点将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实事求是论”“实践标准论”“猫论”和“‘三个有利于’论”与英美国家盛行的实用主义相比较，认为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本质上就是从一切为我所用出发，过多强调了真理的主观性，与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五是“变相资本主义论”。这种观点从僵化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出发，认为中国改革后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举措，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模式”正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范例，中国改革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六是“民族主义论”。这种观点看不到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来带有民族主义特色，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民族主义变得更加赤裸裸，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七是“新权威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新权威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既不能称为民主主义，也不能称为严格的权威主义，而是一种转型期的“新权威主义”。有“柔性权威主义”“分散化权威主义”“民粹权威主义”“竞争权威主义”“协商权威主义”等不同说法。八是“儒家社会主义论”。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划上鸿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普通群众和领导者的价值信念、治理方式、政策选择等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影响，儒家文化已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这种传统思想还是了解中国人、中国家庭传统、政府角色、教育体制以及秩序和稳定重要性的根本要素——虽然现在这种儒家思想已经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 

国外学者以旁观者的身份看问题，他们的研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参照。他们提出的挑战性问题，能启发我们去思考，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正确看待国外学者的研究，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而且有助于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但国外研究范围广，语言种类繁杂，而且往往受到研究立场、观点、方法的限制。这需要我们下功夫进行分析和评判，既吸取其有益成果，又保持头脑清醒。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