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曾有一段卫体善、随岑庵、匡超人三人的对话，是这么写的：吃过，那卫先生、随先生闲坐着，谈起文来。卫先生道：“近来的选事益发坏了！”随先生道：“正是。前科我两人该选一部，振作一番。”卫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没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问道：“请教先生，前科墨卷，到处都有刻本的，怎的没有文章！”……卫先生道：“所以说没有文章者，是没有文章的法则。”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则了。难道中式之外，又另有个法则。”卫先生道：“长兄，你原来不知。文章是代圣贤立言，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随手乱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并看出国运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则，成、弘有成、弘的法则，都是一脉流传，有个元灯。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也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文了。若是这一科无可入选，只叫做没有文章！”随先生道：“长兄，所以我们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来，这三篇文章要见得人不丑；不然，只算作侥幸，一生抱愧。”又问卫先生道：“近来那马静选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见？”卫先生道：“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弟子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
这段对话，是卫体善同随岑庵二人就当时的时文选本作的一番批评。在这段话里头，后来专做选本且“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一万部”的匡超人是个前来请教的“学生”，尚摸不着选本的概念，经过卫体善、随岑庵二人的提点，方得知做“选”的“手段”，于是下文写到：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选本已成，书店里拿去看了，回来说道：“……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
明清两代，科举事关士人生计出处。而为了帮助士人写好时文，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类似于今天《高考满分作文》的书。这些书，便是《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所谓的“选事”、“选本”。不过，今天的主题，倒不是清代吴敬梓借卫、随两人之口讨论的时文选本，而是清代“桐城”派核心典籍之一的《古文辞类篹》。
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历史上是文化荟萃之地。特别是明清以来，桐城出现了方氏、刘氏、姚氏、吴氏、马氏等“文化世家”，对明清文学的构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文化世家”中，特别以姚氏名人——姚鼐最为重要。姚鼐，字姬传。少年时从同邑刘大櫆学，亦问业于伯父姚范。乾隆十五年（1750）时，中式举人。二十八年（1763），中式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之后，姚鼐在朝堂为官长达十二年。而后以病辞官，在江苏各地讲学，先后四十余年。其生平著作，最为后人推崇者，便是其任梅花书院主讲时编撰的《古文辞类篹》。《古文辞类篹》
《古文辞类篹》一书，通计七十六卷，分序目一卷，选文七十五卷。同前文援引《儒林外史》所言的“选事”类似，该书也是一本包含姚鼐评点的选本。所不同的是，姚鼐所选为周秦两汉以及唐宋之古文，偶有晋宋（此指刘宋）之辞赋与明清归有光、方苞、刘大櫆所撰散文，这与《儒林外史》中所记的“前科”时文大相径庭。在《古文辞类篹》书前序目中，姚鼐曾略为记叙是书成书经过：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矣。其后游宦……独以幼所闻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刘先生（指刘大櫆）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篹》。
从此可见，姚鼐编次《古文辞类篹》之动力，一则是师学渊源（少闻古文法、见则必论古文），一则是生平所好（独以幼所闻寘之胸臆），一则是讲授需要（少年或从问古文法）。而随着方苞四处讲学，《古文辞类篹》也逐渐为人所知，特别是经其弟子门人之发扬，该书俨然成为了远超《古文析义》、《古文观止》等当时俗本的“秘籍”。不过，相较于《儒林外史》中刊印迅速的时文选本，《古文辞类篹》的刊刻，却显得多少有点“寂寞”。《古文辞类篹》初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此时距姚鼐辞官已达四年。推言之，《古文辞类篹》一书初稿，当是在这四年内编成。然此稿虽有名声在外，但在乾隆、嘉庆年间，却大抵为传抄之本。一直到道光元年（1811），才有《古文辞类篹》的第一个刻本。而关于《古文辞类篹》刊刻，还有些波澜。这便是书名中的“篹”字。篹，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中言：《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篹焉。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
据唐代颜师古的注释，《汉书·艺文志》的“篹”同“撰”字。而今天所常用的“纂”字，《说文解字》中说：“纂，似组而赤。从糸，算聲。”组，绶带之意。可见“纂”字本义是一种红色的、类似于绶带的丝织物，今天以该字表撰集之义，是通假借之。故而今天用“纂”，其实是用其假借义。这对于当时尊古的士人来说，自然以“篹”字为上、为优、为确。何况姚鼐在编次古文时，注重按古文文体类次编卷，这与“篹”字所表述之意，正相符合。《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
但可惜的是，前述的第一个刻本虽为姚鼐弟子所刻，却误用《古文辞类纂》之名，遂使得原名“类篹”湮没不彰而误名“类纂”大行其道。这一问题，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承渊求要堂重新刊刻本书时，才予以改正。在开头引用《儒林外史》的那段文字中，卫体善、随岑庵评价时文，特别注重说“没有文章者，是没有文章的法则”，“洪、永有洪、永的法则，成、弘有成、弘的法则”，“文章的理法”。今天来看，这些话应该是就八股文的破、承、起、入等格式而发，多少有些迂阔。然而在写作中，文章的起转承合却不得不说是决定文章好坏的关键。前面也说，姚鼐编《古文辞类篹》，有一个动因是“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因此作为姚鼐主讲各书院时的重要讲义——《古文辞类篹》自然会对“文章的法则”有所注意。在《古文辞类篹》一书中，除开姚鼐分析文章结构、解释字词、考证制度的简要评注之外，还有大量的圈点痕迹。所谓“圈点”，即古时选家用朱笔或墨笔在文章中对相关句子加圈加点，用此来提示读者注意此处文句之妙之要。如韩愈《原道》一文，开篇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此句是《原道》一文的开端，也是《原道》一文的纲领。如分析《原道》的文章结构，此是开门见山式文章的核心；如分析《原道》一文的论述形式，此是全文论点的根本。由于从文章结构和文章内容上，这一句话都处于中心位置，故而选家们会在此用圈点形式标明，提醒读者抓住要领。姚鼐在《古文辞类篹》中，常常使用空心圈○或实心圈●来点出文章中的要紧之句，这对于当时有应试需求的姚鼐弟子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范本”“教材”。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回中，匡超人曾对牛布衣检点自己所撰的“选事”，除开与科举极为密切的《四书讲书》《五经讲书》之外，赫然列着《古文选本》一种。可见明清之际做古文选本之盛。然而，姚鼐的《古文辞类篹》一书，在千百种古文选本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诸多名家（如吕思勉、钱锺书等）推举提名的“奇书”，究其原因，除了姚鼐“桐城”派文章学理论受人注意之外，与是书评选之严，圈点之妙，能够帮助读者了解古文、学习古文这一点，也是无法分开的。
古文选本的范例和高峰
《古文辞类篹》
[清]姚鼐 编 黄鸣 标点
繁体竖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413-9
228.00元
【签名钤印】《古文辞类篹》（标点者黄鸣先生签名钤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