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朱熹审理伪钞案审出了什么？| 中国印刷史新论

会子是几乎伴随南宋始终的纸币，前后流通了一百多年，发行量可谓天文数字，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不仅未发现会子有实物流传，史书中也没有留下多少对其形制和印制的记载。有限的直接记录会子的史料，只能让我们知道它用铜版印刷，并钤盖由政府颁发的官印。

不过，宋代文献中还有一些间接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会子。比较重要的，有两起伪钞案审问记录，以及一项对北宋发行的纸币“小钞”的说明。钱币学界和印刷史界早就注意到这些资料，也做了很多解读，但现在看来，仍有信息被忽略，有语句被误读，没能充分揭示出会子的真面貌，因此有必要咬文嚼字一番，对这些史料进行仔细释读。

刻字匠蒋辉伪造会子案见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晦庵文集》。淳熙九年（1182），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指控他的多项不法行为，其中包括庇护因累次伪造会子而获罪的蒋辉，乃至指使蒋辉再次伪造会子。在奏状中朱熹详细列举了蒋辉两次印造伪钞的过程。

淳熙七年（1180），蒋辉“同黄念五在婺州苏溪楼大郎家开伪印六颗，并写官押，及开会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贯会子九百道”，事发断配台州。“开”即雕刻，“印”是朝廷颁发的钤盖在纸币上的印章，“官押”是负责官员的花押，“出相人物”是会子的票面图案。

值得注意的是蒋辉三项造伪行为的顺序。为什么不把“开”官印与“开”图案印版放在一起说明，而要把它们隔开？应是为了适用当时的法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前两项分别对应伪造官印、文书，而图案印版在二者之外，所以放到后面，同时也清楚地说明“官押”是用笔写上的，不是雕刻印章钤盖的。

第二年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又胁迫蒋辉为他伪造会子，共印制面额为“一贯文省”的假币近三千道。这次案件大概由朱熹亲自审问，所以案情记录特别详细。与会子形制、印制有关的内容也非常详尽：

从造伪过程可见，会子票面上有下列内容：带人物形象的图案；印章，最多六颗，至少有三颗是朱色的；笔写项目三处，面额、官员花押和编号；整个制作使用三种颜色：墨、朱、蓝，墨色应该是刷印的，朱色是作为印泥盖上去的，蓝色图案不知印法，也不知与墨色图案是否在同一面。过去人们在读“土朱靛蓝棕墨”时，多将句子断成“土朱、靛蓝、棕墨”，把“棕墨”当成一种颜料，其实是误读。清代以前的颜色系统中没有“棕色”，也没有所谓“棕墨”。宋代建筑学巨著《营造法式》讲到建筑彩画时罗列大量颜色，五花八门，但就是没有棕色。这里的“棕、墨”当指“棕”和“墨”，墨是主要颜料，棕则是制作印刷所用刷子的材料。

《李明仲营造法式》，中华书局2015年版

从印制次序来看，会子先用雕版印刷票面，然后添加手写内容，最后再盖上三枚印章。这种做法符合制度要求：盖章表示纸币质量合格，具有信用，准许发行，理应是最后一道程序；同时也符合技术要求：当黑红两色重叠时，朱色在上才能两不妨碍，否则墨色会掩盖朱色，使印文不完整，损害官印的凭信作用。

虽然详略不同，但两次案情记录都将“印”与“写”进行区别，“专典官”的花押属笔写内容，是可以确定的，会子钤盖的诸多印章中，并无所谓“专典官印”。这有助于解决一个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安徽东至发现了一套“关子”版，共有各类印版、印章八块，被认为是南宋末年贾似道发行的关子印版的仿制品，但又与当时记载的关子形制不符，特别是没有史书中所说的下方两枚“小黑印”，无法拼合成“贾”字。于是有多套拼合方案引用蒋辉伪造会子案的资料，认为关子版丢失了两枚“专典官印”，并在复原图中添上这两枚印。现在我们知道会子上并无此印，这类复原方案就失去依据，应该重新考虑。

淳熙八年伪造会子案说会子上的面额“一贯文省”系用笔书写，又与另一处记载形成互证。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中记北宋大观二年（1108）发行的小钞，“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倅姓押子”。他的描述也是将票面上的“印”和“写”部分明确分开，写的部分同是面额和官员花押。会子的样式与小钞类似，这样，在对会子有较详细描述的三条资料中，官员花押手写有三条旁证；纸币面额手写有两条旁证，应能反映出会子的面貌。实际上，最早的私交子“书填贯，不限多少”，后来收归官办，仍“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钱贯数都是写上去的，宋代纸币手工填写面额也是一项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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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俊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金融时报》编辑、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印刷史、货币金融史、文献学和近世人物掌故，著有《文中象外》（2012）、《且居且读》（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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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