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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群书治要》32 管理的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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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理的三境界

《余莉开讲》第三十二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管理的三境界》,早在《史记》中就记载着,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他把法律监督机制设计得很严密,很合理。结果呢,老百姓想欺骗他都做不到。他达到的是“不能欺”的境界。


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他把这个法律设计得非常的严苛,只要老百姓一犯法,就给以严惩。结果怎么样呢?老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有人敢欺骗他。他达到的是“不敢欺”的境界。


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去治理单父的时候,他做单父的地方官,他秉持了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的理念,严于利己,重用贤人。并把仁义忠恕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最后他达到的是什么境界呢?他达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


那就是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那么子贱他治理单父,到底有多好呢?他有一个同学叫巫马期,他就想去了解一下。于是,他就趁着夜色,到单父去微服私访。结果来到单父,一看有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但是很奇怪的事是,这个人捕上了很多鱼,看了一看,又把鱼给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觉得奇怪,他就上去询问,他说我看您捕鱼,但是为什么捕上了很多鱼,又看了一看,把它放回到河里去了呢?结果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呢?这个人说: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所捕上来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又把它给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听了之后,非常地感叹,他回来向孔子禀告:说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即使没有人监管,也没有严刑峻法。你看在夜色下捕鱼,没有人看到,但是就像有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不知道他是靠什么样的方法,达到这个效果的。孔老夫子说:我听子贱说过,一个人对身边的人事物,有至诚恭敬之心,有精诚之心,这种影响自自然然地会波及到远方。我想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单父的。


我们看这个捕鱼的人,可能并没有见过他们的长官子贱,但是子贱那种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心,能够为他所了解,所体会。因为他信任子贱,他相信子贱所制定的每一个制度、政策,都是有利于整个百姓的利益的。为了整个地方的长远发展,所以他所制定的每一个制度、政策,老百姓都愿意去遵守,愿意去执行,愿意去配合。所以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特别地重要,他说“信”这个字至关重要,“民无信不立”,必须让人民信任政府,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你做的事情,颁布的制度政策,他都怀疑。你是不是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愿意去配合。这个时候国家就很难治理好了。


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取信于民。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了“君仁臣忠”的管理理念,告诉我们领导者仁慈,关爱下属,属下就会竭尽全力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是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一体的关系。


所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互相感恩,互相合作,团结互助。而我们把这种一体的理念,运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个问题冲突矛盾,都会化解在无形之中。所以它不是靠那种对立的思维,来解决问题的。


你看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辉煌灿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先进的理念。已经把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已经把人们的权利维护得很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个理解呢,也是从考察一些企业中得到的。比如说北京有一家企业,在学习《弟子规》之前,这个企业的人际关系不是很融洽,经常抱怨。结果养花都养不活,这个办公室的磁场、气场、氛围,都不是很好,后来他们集体学习了《弟子规》,力行传统文化,结果几年之后,这个企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一年在发年终奖的时候,有一位中层管理人员,看了看老板给他的奖金,他就不满意了,他为什么不满意呢?他找到了老板这样说:老板,你今年给我的年终奖,实在是太多了,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的意料。我能不能把更多的钱省出来,用于弘扬传统文化,用于企业的进一步再生产呢?所以你看,学习传统文化的企业遇到的问题,和没有学习传统文化遇到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学了传统文化,他有一种知恩报恩的心。他拿到这么多奖金,先扪心自问,我自己的工作,对公司的付出,配不配我领到的薪水和奖金。我们从中也看到这个领导者,对属下也是一种仁慈关爱之心。他做了“仁”,所以属下才做到了“忠”。而且这个老板,不仅仅关心属下的经济收入,还关心他们的家庭幸福,儿女教育,甚至是养老。那么这些员工呢,对老板的态度,就是感恩戴德都来不及,那么对待这个企业,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


所以什么叫家族文化呢,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奠定在家族血缘的基础上,现在呢,这种大家族不存在了,所以传统文化,也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其实呢,中国传统的家族之所以能治理好,七代同堂上百口人,长幼有序。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靠血缘维持的,而是因为有良好的家教。是靠道义来维持的。


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即使是兄弟姐妹,也会吵上法庭,如果有了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即使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也可以是其乐融融。


所以什么是企业家呢,就是把企业视为一个大家族,像照我们自己的亲人,家人一样,去照顾来自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员工。这个就叫企业家。


所以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它依然有适宜生长的土壤。如果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态度,是功利的,利害的,甚至是剥削的态度。那怎么能够把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呢。怎么可能有和睦出现呢?


有一个代表团,它到一个企业去参观,他们是中午来的,结果到了企业呢,就先去考察食堂,考察之后,他们就很不满意。他说:给员工这样的饭吃,员工都不应该给老板工作。那么下午考察完之后,又来考察车间,结果考察完车间,他们的火气就更大了,更不满意了。他们说员工用这样的态度给老板工作,老板都不应该给他们饭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做领导的没有想到,我们的企业之所以有利润的增长,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都是一线员工辛苦地付出。所以我们起码要把食堂办得好一点。把饭菜搞好,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负责任。那么员工呢,感受不到领导的体贴关心,那么去工作的时候就是混时间,只要把钱拿到手就够了。有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呢?也不会尽心尽力地把这个工作做好。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和这个企业,或者是和领导是一体的关系。这都是不能够换位思考所导致的。


那我们看一看在《群书治要》中,这些领导者是怎么样来对待人民百姓的。在《群书治要·六韬》中就记载记载着:周文王来向姜太公请教,说我怎么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姜太公就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人民,就像父母慈爱儿女,就像兄长慈爱弟弟。那我们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父母怎么样慈爱儿女呢?如果我们家比较贫寒,吃不饱穿不暖,这个父母,宁愿自己挨冻,自己挨饿,也要让儿女吃饱穿暖。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对属下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态度,是“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看到老百姓饥寒交迫,就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觉到哀伤。看到百姓劳苦奔波,也要想方设法地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给他们提供帮助。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视民如伤”。怎么理解呢?有人说,就是把人民视为伤病一样,加以体恤,加以关爱。实际上这个程度还不够。有人说呢,是把老百姓视为自己的伤病,加以体恤,加以关爱。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是想方设法四处求医,要把自己的病治好。那么你对待百姓的疾苦呢?就应该像救治自己的疾病那样心急如焚。一个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是这样的态度,那么被领导者回报的自然是感恩戴德。


在《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也总结了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这样写到:“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忘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说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就是因为把人民,视为自己的伤病。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而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践踏。这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产生灾祸,甚至被灭亡的原因所在。


那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他都是从小熟读圣贤书,所以这些君主帝王呢,对这些道理了如指掌,并且运用在他们的管理之中。


在《群书治要·鬻子》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你颁布这个政令,施行这个制度措施,目的是为了给老百姓带来利益,这个就叫“道”。那么这个“道”呢,就是他颁布的政令,要为天下人带来福利,而没有偏私。他的起心动念,念念在为天下人能够福利,这就被称为道义。那么道义之君,必然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就像邹穆公一样,为天下人所爱戴。他是怎么样发布政令的呢?邹穆公有一个命令,说你喂养野鸭大雁,一定要用秕谷,而不能用粟米。这个粟米就是脱了壳的小米。脱了壳就是小米。那么等到粮仓里的秕谷,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间,用小米去换那个秕谷。结果怎么样呢?两石的小米才能换一石的秕谷。官吏们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太浪费了,得不偿失。就向他请示说:那还不如我们直接用小米去喂养它们。这不是更好,更划算吗?邹穆公说:你们说的不对,你知道吗?百姓是光着脊背辛苦地耕作,不敢懈堕,才种植出这些粟米。种植这些粟米,难道是为了喂养这些鸟兽吗?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怎么能用来养鸟呢?你只知道算小账,却不知道算大帐。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粮仓里的小米,转移到百姓的家里,难道就不是国家的小米了吗?让鸟吃这些秕谷,目的就是为了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小米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是在人民那里,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人们听了他的这个话就知道了,他们所私积的粮食,和公家的粮食是一体的。这才是真正的富国之道。


正是因为邹穆公发政施令,都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出于自私自利,是一位有道之君。所以邹穆公,他受到了国人的爱戴。那么他过世的时候,即使是邻国的人,都朝着邹国的方向礼敬。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发布政令,制定国策,制定制度,都是要想到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仅仅想到自己的乌纱帽,这个才叫道义。


下面一句,“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人民没有提出要求,做领导的,做君主的,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需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仁爱之心。他的心念,念念都在关心着人民的福祉,念念都想把百姓给带好。所以这个叫做“信”。


如果一个君主,能够主动地看到百姓的需要,在百姓还没有提出需要的时候,就已经满足了他潜在的内心的需求,那民众肯定是对他感恩戴德。


比如我们看到北京的禹杰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的企业文化,提出了六项要求,第一呢,就是要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事情。第二呢,每天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努力改正。第三条,以利他之心多行善事。第四条,全力以赴地把工作做好。第五条,每天都要感恩身边的一切。第六条,一定要谦虚,唯谦受福。当然,我们相信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员工也会有不理解,甚至有抱怨。但是怎么样呢?但是看到老板的真诚之心,他自己身体力行,把这六条原则都一一做到。确实感到,领导者提出这些原则,是为了每一个员工自身的幸福着想,确实做到了“民不求而得所欲”。员工没有对老板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老板已经为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全了。那就可想而知,他们工作起来,责任感恭敬心自然与众不同。他对领导的回报,也自然是竭尽全力,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这都是以心换心的结果。


下面还说“除天下之害,谓之仁”。能够除天下之害,这个叫做“仁”。那么“天下之害”是什么呢?《大学》上也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所以做人民的父母,做人民的领导,应该是知道人们喜好什么,自己也喜好。人民厌恶什么,自己也厌恶。那么人民喜好什么呢?人人都喜欢人际关系和谐,人伦关系稳定。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安乐的人生。不要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那我们领导者知道了,人们的这样的需要。就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们不喜欢颠沛流离,不喜欢战争。做领导的也要解民之忧,济民之困。不要动不动就挑起战争。


所以你看在历史上呢,这些武王伐纣,汤王伐夏桀,都是解民于倒悬,他发起战争,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称霸,而是要为天下人除害,这才被称为“仁君”。当然呢,这个“天下之害”,不一定是在外面,可能就是君主本身。为什么说是君主本身呢?假设这个君主本人,利欲熏心,骄奢淫逸,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那就会去盘剥残害百姓,伤害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本身就成了天下之害。所以要除天下之害呢,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不合适的欲望给去除。


那么最后还说呢,“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这个仁爱和诚信,和睦与道义,都是帝王治国的法宝。所以为什么能够达到不忍欺呢。就是因为这些古圣先贤,把这些法宝运用得很好。


所以我们看古书,看经典,这些理论,它都不是纯粹的理论,都能够在实践中被运用,能够做出效果,所以才让人生起信心。比如说讲到这个“信”字,在历史上,有一个郭伋候亭的故事,他就把这个“信”字,做得淋漓尽致。郭伋这个人,在王莽时,是做并州牧,到了东汉建武九年,他拜为颍川太守,到了十一年,他又重新回到并州任刺史,因为郭伋以前在并州的时候,平日的所作所为,对百姓都有恩义,所以后来,他再到并州境内的时候,路过的县邑,都是什么样的情景呢?这个老幼,扶老携幼,都来在道上迎接。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他都要询问民间的疾苦。而且要去聘求德高望众的老人,设几杖之礼。从早到晚地向他们请教,商议政事。那么郭伋开始巡行的时候,就路过了西河美稷这个地方,恰好看到有一些小孩,几百人,干什么呢,正骑着竹马在道路上迎拜,郭伋就问:说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这么远跑过来,这些孩子就回答说:听说您要来,我们都很高兴,所以特地来欢迎您。郭伋就向孩子们道谢,等他把事情全办完,这些孩子们,又把他送到城外。而且还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郭伋算了一下日程,就把归期告诉这些孩子,说我哪号哪号回来。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却早一天到了,早到了一天。那么郭伋怎么做的呢?他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了下来,等到说定的时间到了,才又进入美稷。所以你看呢,这个郭伋做官呢,即使是对孩童的承诺,他都能够信守。确实做到了一诺千金,非常地诚信。


所以在《体论》上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管理,它怎么说的呢,“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那么在远古时期,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他们都能够正己化人,重视道德。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转向善良。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都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这是最高层次的。


第二就是用礼法来治理,人们即使身处劳苦,也没有怨言,而且还能够做到相互礼让,这是次一等的治理。最下一等的呢,就是用法律来端正。让人们因为喜欢赏赐,获得利益,而欢喜去做善事。因为畏惧刑罚,而不敢去做违法乱纪的事。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所以你看我们古圣先贤,所追求的是什么政治呢?叫“圣贤政治”。它通过正己化人,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最后达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


而我们现在呢,是放弃了这样好的管理形式,管理方式,而要去追求那些低层次的治理,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


所以很多人,做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他根本就没有长期统一的历史,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他们是一个移民国家,就像一些“小摊贩”一样。那怎么把这个移民国家治理好呢?他们想到了民主选举,通过民主推选一个候选人,这个制度适合于美国,而不适合中国。


中国自古以来,已经形成了长期统一的历史,就像一个超级市场一样,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做的事是什么呢?我们放弃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去学习小摊贩的管理方式。还认为这是很高明的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培养人们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这确实是非常及时而必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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