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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老友贝格曼

社科院经济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22-10-15

 老友贝格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朱 玲


作者说明

  

  贝格曼教授曾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霍恩海姆(Hohenheim)大学任教,是我在那里留学时结识的忘年交。他于2017年6月12日去世,生前一直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而努力。以下文章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53辑,2011年第3期。如今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众号发布,以表达怀念之情。



作者与贝格曼教授合影

  日前收到德国老友台奥多•贝格曼(Theodor Bergmann)教授的信,言及五月下旬他将组团来华参观,想跟我定个日子见面,并要我妹妹在西安给他的团预定旅馆。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他拜访原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同志时做翻译,知道杜老大约比他年长两三岁。如今,98岁高龄的杜老已经极少外出,他却一如既往作跨国游,着实让我感叹不已,忍不住就想写几句。为此,先查看了一下互联网,竟然找到不少有关贝格曼及其亲属的信息。此外,我又翻了翻上世纪80年代留学德国时的通讯录,自然勾起了种种有趣的回忆。


  记得是在1985年3月,我与霍恩海姆(Hohenheim)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的夫人同行,经曼谷到北京。在京期间,曾借了辆自行车陪她逛街。回斯图加特后,阿尔布莱希特夫妇在家请客并介绍访华见闻,我也受邀前往。在这次聚会上,我结识了已经退休的贝格曼夫妇。一见面,他就自称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德语:Kritischer Kommunist)。我好奇地问他这个称谓是什么意思,贝格曼语速飞快地扼要作答。简单地说,他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他认为,苏联和尚未改革的东欧国家都没有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原则,倒是中国的改革富有活力和希望。谈话间,贝格曼看到本人亦熟读马列经典且来自中国,就把我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热情地邀我下个周末去他家聊天。


  贝格曼的住处距离霍恩海姆大学只有两站地,一片林地中耸立着三座高楼,在旷野中十分显眼。贝格曼夫妇住在其中的一个三居室套房,宽敞舒适,功能齐全。头一次去他家,贝格曼就在展示房间的过程中告诉我,他们没有孩子。这是因为,战争期间对未来不报希望;战后,夫人为了资助他完成学业而忙于工作,错过了最佳生育期。不过,他们夫妇俩都来自多子女家庭。贝格曼1916年生于柏林,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第七,底下还有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是位拉比(“Rabbiner”,犹太人当中的宗教知识分子),十分重视教育。这一态度对子女影响深远,他们兄妹几个在艰难困苦中都完成了大学学业。1927年,他跟着哥哥们加入了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反对派(简称KP-O,即Kommunistische Partei-Opposition)。1933年,希特勒当政,他们全家不得不四散逃亡。当医生的哥哥阿尔弗雷德(Alfred Bergmann,生于1910年10月)在瑞典边境一带被出卖,引渡回国后于1940年被盖世太保杀害。贝格曼先逃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在一个基布兹劳动。1935 年,他重返欧洲,去捷克斯洛伐克学农学。三年后,他转到瑞典一个农场做农工。与此同时,还跟另一位同在瑞典的哥哥约瑟夫(Josef Bergmann,1913-2005)一起,重组共产党反对派,并且领导了德国工人联合会瑞典小组的活动。


  1946年,贝格曼回到德国。先后在波恩和柏林重拾农学专业,并于1955年在斯图加特霍恩海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到汉诺威做过成人教育工作,又到澳大利亚教过书。1973年,他获得了霍恩海姆大学国际农业政策比较专业的教席,正式成为大学教授。1981 年,贝格曼退休,可是没有停止过工作:既未中断对共产党反对派的历史和工运史的研究,又未放弃对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关注,而且还积极参加劳工政策小组(Gruppe Arbeiterpolitik)的活动,并担任该组织的杂志编辑。贝格曼说,一个德国教授的收入是丰厚的,他除了购置包括书籍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和花钱旅行以外,余下的钱都用在政治活动上去了。


  据我后来的观察,贝格曼夫妇生活简单而又规律,除了分期付款的房钱和旅行费用,日常生活花销不多。贝格曼每天早晨乘两站公交车去一个小镇买面包和报纸,老两口中午吃点儿热餐(土豆或土豆泥加一菜一汤和水果),晚餐只是面包、奶酪、香肠、未加烹饪的蔬菜、水果和茶水。更奇妙的是,他饭量不大,身材干瘦,却精力充沛,可以说是能源转换效率极高的人。我和他的落差并不只在年龄、阅历和生活习惯,兴趣和爱好也明显不同。我一门心思要早点儿完成学业,对德国及其它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只是好奇而已。贝格曼常说,他的爱好就是政治。每次请我吃饭都要讨论政治问题,而且只用自己的逻辑解释。即使是与其判断相反的事实,他也能想方设法,把事实装进自己的逻辑体系来辩解。对此,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以至于胃口全然关闭,每次“吃请”过后还得跑回宿舍吃泡面。

  

  我那时的业余爱好之一是看电视,特别是看驻德美军转播的电视节目。留学期间,看了数百部好莱坞的原版电影以及德国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贝格曼则不然,客厅里摆了台大彩电,每日只用来看一次新闻。有一次,我和女友比阿特蕾丝•柯奈尔(Beatrice Knerr)博士一起,应邀去他家共进晚餐。餐后他正在热烈地评论时局,我却提出告辞。当贝格曼和比阿特蕾丝得知,本人只是想赶回去看美国电视连续剧,脸上都浮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就干脆坦率地说,早就知道德国知识层瞧不起电视迷,可本人是乡巴佬,实在喜欢看彩电,顺便还把德语英语都练了。他俩一听就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理解!理解!”


  其实,贝格曼并非除了政治就不关心其它。他正直友善,乐于助人。我用德语写的作业,他曾给批改;我的学位论文构思,他也曾给予评论和鼓励。那时候,每当我通过导师的阶段性评估,都要用旅游自我奖励一番。只要想去的地方有贝格曼的亲友,他都要为我打电话联络一番。这些亲友先后给了我温馨的接待,并拓展了我的视野。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比电视剧还丰富多彩,仅仅是与之聊天,就令人受益匪浅。例如,家住伦敦的沃尔夫•内尔基(Wolf Nelki)先生,曾和台奥多•贝格曼在同一所小学和中学读书。他告诉我,学校里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个贝格曼(兄弟),而且还个个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希特勒上台后,内尔基先生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了英军。在解放德国的一个集中营时,他冲进去就遇到了台奥多•贝格曼的一个哥哥!内尔基夫人名叫爱尔娜(Erna),美丽非凡,厨艺精湛,真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做的樱桃蛋糕,至今让我想起来还觉得齿颊留香。爱尔娜退休前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还把自传送了我一本。


  1987年2月,我从农村社会学教科书上,看到有关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公社基布兹(Kibbutz)的论述,很想知道那跟中国的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时候,中国和以色列还没有建交。贝格曼给以色列的亲友和以色列驻德大使馆多次打电话,帮我获得了特别签证。记得落地特拉维夫(Tel’aviv ) 机场已是深夜,走出边防大门,就有一对老人招呼我。他们是沙洛姆•乌尔曼先生(Sharom Ullmann)和夫人汉娜(Hanna)。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架飞机的乘客只有一个亚洲面孔,他们不用猜就知道客人是谁。乌尔曼先生与贝格曼同期逃亡到巴勒斯坦地区,也在基布兹生活过,后来当了公交车司机。汉娜原先也是德国人,共同的命运把她和乌尔曼连接在一起。她很喜欢跟我聊天,说起贝格曼就要发笑:“他成天提个大皮包,里面不过只有一张报纸!”乌尔曼先生的爱好很独特,那就是近乎痴迷地收听广播新闻。即使在汽车上,他也不断地听收音机,原因是担心战争随时可能会爆发。两位老人陪我参观了犹太人流亡展览馆和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还走访了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这个基布兹里有他们的亲戚,两位老人把我带去找亲友访谈,还在食堂吃了一顿免费午餐。一周后,他俩又轮流开车把我送到了耶路撒冷,介绍我跟他们的女儿一家相识。一路上,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故事。例如,贝格曼还有位兄长是位著名的化学家,名叫昂斯特 戴维(Ernst David Bergmann,1903-1975),曾为以色列首任能源委员会主席,被称为以色列原子弹计划之父。


  在耶路撒冷,我住在贝格曼的外甥女拉赫尔•维尔堪茨基家(Rachel Wilkansky)。她是位城市规划专家,丈夫名叫谢克(Shaik Wilkansky),来自一个波兰流亡家庭,曾经在基布兹生活。谢克陪我走遍了耶路撒冷老城,还访问了死海边上的基布兹。拉赫尔则带我拜访了农业管理和科教机构,以及私人农场和以村为单位的合作组织。1988年,我将半个来月的以色列见闻写成出访报告,在《经济学动态》上连载了两期,这自是后话。维尔堪茨基夫妇情趣高雅,连同两个儿子都有集邮和摄影爱好。我用来装文件的几个信封上都贴着盖过邮戳的普通长城邮票,全被他们用以色列信封给换了去。拉赫尔为我的到访还举办了家庭聚会,她的母亲也应邀而来。老太太正是贝格曼那个唯一的妹妹。她双眸蔚蓝,清爽利落,独自住在养老院。拉赫尔事先提醒我,别在她母亲跟前提说贝格曼教授,因为不知何故,母亲已经多年不理睬他。我返回斯图加特后,就到贝格曼那里去致谢,顺便询问妹妹为何不跟他说话。贝格曼一听就捂着脸笑得浑身颤抖,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说: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时候,妹妹曾带着女儿拉赫尔逃亡法国,在一户人家的卫生间躲藏多日,后来辗转流亡到巴勒斯坦。为此她一直愤恨德国,从未返回家乡。而贝格曼竟然在逃离之后又回去做德国人,这就使她气恼不已,竟至断交。我禁不住追问贝格曼,决定重返德国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回答道,想要改造德国,继续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看来,贝格曼兄妹处事都够激进的。他的工会老友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的夫人也这么认为。她名叫卡琳(Karin),提起贝格曼,就说他是个激进的人,跟他聊天一点儿也不轻松。里希特夫妇住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1988年7月,我周游北欧时曾在哥本哈根逗留两天,经贝格曼介绍客居他们家。这对老人年轻时从德国北部逃亡至此,定居后偏爱登山。每次登山归来,都把照片和食宿购物发票整理出来,按照时间顺序逐一粘贴在影集上,并加上几句说明。翻看他们的影集,如同回顾历史的画卷。有天晚上我们聊得高兴,汉斯拨动琴弦,卡琳歌喉婉转,两人一同唱起年轻时的歌曲,真真羡煞人!


  从哥本哈根乘火车到瑞典的林雪平市(Linkoeping),我又结识了艾尔文·格拉夫(Erwin Graeff)先生和他的夫人格雷塔(Greta)。二战期间,格拉夫先生和贝格曼是同一个工会小组的工友。我认识格拉夫夫妇时,他们已年近80。老两口拥有一栋童话般的木头房子,安安静静地居家养老。每天上午他们都要去老年中心活动,中心还为周围的老人提供免费午餐。格拉夫夫妇除了陪我看风景,还在午餐时间带我去老年中心参观了一次。糟糕的是,管理人员不收我的饭钱,说是无处下账。起初,餐桌旁的老人们诧异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待听说本人来自中国,便热情地打招呼,邀我一同进餐。旅行结束后,我跟贝格曼讲了这番经历。他听得高兴,对瑞典的福利制度大加称赞,顺便又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福利改革抨击了一通。


  不过,贝格曼并非仅仅坐而论道,而是按照自己的信仰不断采取行动。那时候,他与布哈林夫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给布哈拉伸冤而奔走联络、写作演说,一直奋斗到苏共中央为布哈林平反为止。中国“文革”期间,他还关注过刘少奇冤案,细心地收集了多种文字的“文革”图片和文献。“文革”结束后,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刘少奇的专著,来华访问时送给了王光美同志。对于战争期间援助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贝格曼都引以为豪。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陪他在延庆走访农户,回京时天色已晚,可他还要坚持去友谊宾馆,拜访住在那里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到了那里我们才发现,他俩先前并不认识。爱泼斯坦略显迟疑,贝格曼则神态自若,一落座就连珠炮般地发问,顺利地避免了冷场。这个情景也让我弄明白了,正是这样的主动性,才使他在退休多年后仍能深入参加社会活动;正是对理想的坚守,才使他在夫人和同时代的老朋友谢世之后,仍能开朗地结交年轻的新朋友。那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词,用在他身上刚合适。


  柏林墙倒塌后,贝格曼参与组建了一个名叫“左翼”(Die Linke)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在进入联邦德国议会的5个政党中,其政治立场处在最左翼。从那时起,贝格曼的声音可以通过左翼党的议席,更加迅捷地传送到联邦决策层。2011年3月7日,是他的95岁生日。德国的《青年世界网》上传了贝格曼的简历(www.jungewelt.de/2011/03-07/006.php),还介绍了他此前出版的自传。 《斯图加特新闻》电子版报导了他即将前往柏林,到“克拉拉•蔡特金之家”(Clara-Zetkin-Haus)参加其传记性纪录片首映礼并做专题讲座的消息(http://content.stuttgarter-nachrichten.de/stn/page/2866496_0_2453_-film-ueber-theodor-bergmann-aus-dem-leben-eines-kommunisten.html)。


  迄今,贝格曼已经出版了50多本书。回想20多年前,德国正在推广个人电脑,贝格曼却不学。我曾问他为什么,并多次劝他用计算机替换打字机(他只用左右两根食指敏捷地敲打键盘)。他总说太老了,耗费那么多时间学习新技术划不来。到现在,他写信还是自己打字,由年轻朋友扫描后发电子邮件给我;写文章,则动手起草,雇人打字或录入计算机。两年前贝格曼来京时,我重提此事,他也忍不住笑了,说没想到能活这么长久。虽然他根本不信上帝,我还是借宋美龄的话来说,上帝把他给忘了!


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53辑,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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