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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

2016-12-28 社科院经济所 社科院经济所

著者说明

  《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2辑发表了我的《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一文以后,责任编辑詹小洪邀我以“父母住进养老院以后”为题写个续篇。此间,父母和我们姊妹仨面临的紧迫问题,主要是生活状态变化中的适应与应急。这就催生了现在这篇《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3辑,2016年第3期)。

  2016年3月,我在为老父母签约养护中心的那一刻就深切体会到,老龄化时代亟需匹配长期照料保险制度,以便分散单个家庭及个人承受的财务负担。以前做养老保险研究时就知晓,这一制度在德国被纳入社会保险,在美国则以商业保险的形式出现。2016年11月初我去纽约开会,恰好遇到一位从事高龄慢性病患老人护理的朋友,交谈中了解到有关美国低收入病患老人照料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出资,通过医疗援助项目(Medcaid),为低收入病患老人提供了可谓无微不至的照料。据此,我为《茶座》第74辑撰写了一个短篇案例报告。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组织青岛考察,我从一位副市长那里获知,青岛市已在人均两元的筹资水平上,建立了长期照料保险。可以设想,这一有益的尝试将会通过制度推广,惠及全国老龄人口。

  一个在财务上可持续的社会照料保险,只能给付“经济型”的照料费用。如果受照料者及其家庭选择“舒适型”甚至“豪华型”,那就需要购买附加照料保险;或是自掏腰包,直接支付超出基本水平的费用。目前,中国的长期照料保险制度虽然还谈不上建立,养老服务市场却已蓬勃发展,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市场细分,这就给了家庭和个人更多的选择余地。一位西大好友看了《合作与冲突》一文,专门找我来讨论“五零后”的养老问题。经历计划生育政策的“五零后”,不可能像自己的父母那般,进入高龄阶段会有多位子女照顾,因而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俩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第一,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免得人到高龄连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第二,好朋友结伴而去,方便社交。第三,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优质服务。第四,到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原因是,她的孩子在京工作,我的亲朋好友也多在北京。第五,现在就开始,为选择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

  走出大都市养老,对家庭和个人而言都堪称最经济的选择。然而在以往的三十多年里,机会和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大都市集中。老人为了追随子女,也不得不奔向大都市。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老人选择迁往都市边缘的养老机构。与异地养老相关的人口迁移,已成为常见现象。与此相伴的难题也随之而来,第一是医疗费用不便结报。例如,我母亲六月份的住院费用,是妹妹拿到咸阳办理报销手续的。报销比率大约相当于实际支出的1/3,所得报销款尚不及北京至西安的高铁往返票价。若非妹妹家居西安,我们注定会放弃报销的。第二,都市空巢老人的房产处置,与户籍捆绑的福利安排相冲突。在燕郊这家养护中心的京籍老人当中,有的由儿女代管原住房的出租事务;有的卖掉自己的住房,把户口迁到了亲戚家。倘若把户口迁入河北省地界的养护中心,他们就不能享受北京的老年优惠了。其实,无论他们怎样处置原住房,都既可充实自己的养老财务,又能为北京增加住房供给。市政府只消回应他们的需求,即可收获一石二鸟的成效,又何乐而不为呢?父母的一位邻居听说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声音马上高起来:“你们能影响国家决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户口这件事影响老年人的福利,给我们放在原来的社区派出所也行啊!”

  当然,机构养老并非高龄老人唯一的选择。何种选择最优,取决于老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自身的财务和健康条件以及居住偏好。我在《德国高龄老人怎样生活》一文中(《经济学家茶座》第64辑)提到的Bergmann教授,人到百岁仍生活自理。2015年,他依然独自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还单独去往以色列,接受亲朋好友为他举办的百岁庆典呢!

  朱玲:2016年12月11日


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

朱  玲


  父母入住河北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已有七个多月(参见《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2辑)。此间平静中又频发危机,我们整个扩展家庭不得不相机应对。决策的原则,是财务约束下的家庭福利最大化。


创造辅导期


  父母脱离家庭接受专业化照料,意味着与熟悉的生活方式告别。我们做子女的也随之做出调整,有意为他们创造了一段辅导期。首先,通过定期探望满足亲情需求。弟弟最初反对送父母去养护中心,但眼见短期内别无选择,还是主动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每周探望两次甚至三次。在父母把养护中心视为自己的家以后,改为周六下午带着妻女去一次。我则周三或周四前往,以保证父母每周至少有两次探望。弟弟送柑橘,我送衣物或其他生活用品,并分别陪同他们在院子里散步。妹妹回西安检查和调养身体月余,时不时给父母打电话问候。

  其次,与护理人员建立联系,及时为父母排忧解难。养护中心为了规避风险,规定半自理区的老人必须由护理员陪伴才能离开住宿楼。父母所在的楼层护理员与老人的比例是1:5左右,最初规定每人每天外出半小时。这对习惯于户外散步的父母而言,不啻是失去自由。我立即给护理部打电话,一是强调: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户外活动过少会加剧情绪狂躁;二是表明,只要天气正常,就让父母户外活动一小时,我愿为护理员的额外工作负担支付附加费用。护理主管请示高管后答复,同意我的请求,护理部将改革原有制度,因而不会加收费用。此后,我与销售员、护理主管、护士站、营养师和父母的护理员都建立了电话及微信联系。没承想,这些联系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5月31日,母亲深夜头晕呕吐。父亲按响床头呼叫器,养护中心的医生和护士迅速到场。医生给母亲测了血压,低压100、高压170。鉴于她平日低血压,就给服用了降压药并辅助吸氧。次日清晨我和妹妹抵达,护士又来测血压,母亲的指标值降到90和130。根据医生建议,我们陪母亲去了200米开外的医院。见过心内科大夫,即送她住院检查。由于母亲几乎一分钟都离不开父亲,住院部同意让他陪住。妹妹带着母亲逐一完成检验项目,我则交费办手续,还与护理主管敲定了后续措施。午前,养护中心两位护理员把饭菜送到病房,并给带来卫生纸和餐巾纸。她俩十分亲切:“姐姐,还需要啥就告诉我们,下午送饭时给你们带过来!”

  弟弟接到我的电话于正午赶到,当日留住养护中心,很快为母亲聘用了一位病房护工。下午6点左右,父亲短信报告,母亲血压稳定在80和120。6月2日,我和妹妹再次驱车前往燕郊。弟弟告知,母亲这次血压突然升高是由颈椎病引起的,此外还有心动过速问题;一早见她无大碍,即通知住院部办理出院手续。回到父母的住宿楼层,大厅里聊天的护理员和老人都迎上来问长问短。母亲愣在电梯前什么也答不上来,父亲和我们姊妹仨就连连道谢。进入房间,母亲喜孜孜地东张西望:“可回到自己的地方了!”父亲则赶紧掏出手机上网:“看,看,积攒了多少信息!”我和妹妹到家即收到父亲的微信:“午睡起来后,刘大夫主动带护士来给我换了腿部的药。剧大夫送来你留下的药(住院部为母亲开具的补钾片),小樊(护理员)给你妈洗了澡,又把我们的薄被换成新的,把旧被拿去洗,我真有回到家的感觉。”至此,弟弟对父母的照料方式也就不再持反对意见。


关注隐患


  母亲出院后,体力逐渐恢复但智力继续下降。进餐时她从不专心,总是边吃边玩拖延吞咽。到护理员回收餐具时,她往往还吃不完。护理员若有空,就给她喂饭。否则,父亲只好快快吃完给她喂。不过,母亲肢体灵活,乐意社交。护理员每天都带她跳健身舞或听别人聊天,到饭点儿就送回来。父亲说,邻居送她回房也是常事,因为她不认门,看见楼道里谁家门开着就进去了。养护中心的医疗团队每天都给父亲换药,先后有四位医生不厌其烦地给他打绑腿。进入7月,他的腿部肿胀已消退,每日除了奋力健走,就是拿着手机或ipad玩儿得不亦乐乎。

  父母融入养老社区,我们姊妹仨的日子也重返正轨。妹妹帮我张罗装修了父母原住的套房,于端午节前回西安。暑假她与刚退休的丈夫一起旅游甘肃青海,8月底来京入住已充分通风的装修房。这样,我下楼便可改善伙食。弟弟照常上班,周末携妻女往返燕郊途中常到我们这里歇脚。妹妹的女儿女婿都在京工作,也来聚会并享用陕西面食。从端午节到中秋节,我率课题组完成了甘肃、内蒙和新疆农场调研,还参与了世界银行的全球贫困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活动。

  9月9日,这般平静的日子再次被打破。父亲来电话说,护理员发现母亲起身和走路总往前栽,医护团队征得他同意,就送母亲去医院就诊。大夫要求做CT检查,母亲却挣扎不已,根本不予配合。为了检查脑部、腰椎和双胯,护理组长小王双手固定母亲的头部和腰胯,协助完成了CT扫描。不想母亲起身就咬了他的手,还手脚并用踢打,幸被小王闪过。我先让妹妹妹夫带了月饼去向小王致意,随后自己去找父母的责任医生交流。在向医护团队表示感谢的同时着重说明:第一,母亲于3月和6月做过两次CT扫描,9月是第三次,以后不再体检。原因在于,从她脑部检查出多少病灶都治不了,这是医学界的共识。她年龄过高容易骨折,腰腿查出毛病也不能治。加之她还有房颤(心率失常),挣扎中出了意外岂不更糟?第二,人到高龄,重要的是安养,大折腾相当于找罪受。如果患大病,不必再治,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如果得小病,最好也用安宁疗法,优先使用有助于减轻痛苦的药品。第三,父母在护士站留有预嘱,申明病重时不做破坏性抢救,去世后遗体捐献医学研究。还请医护团队在他俩遭遇不测之时,遵从老人以往的意愿。责任医生听得一脸惊愕,但也表示认可。

  那以后的两周里,母亲总在凌晨两三点钟起夜,父亲照顾她如厕后就再也难以入睡。我让父亲暂且用安眠药应对:第一,每晚8:30自己服用一片,争取9点入睡。照料母亲起夜后,再小憩一次。第二,每天中餐前给母亲服用一片,以便保证两人都能睡好午觉。国庆节前去探视,父亲还说这一招顶用。可是,节日下午我就接到叔叔转来父亲的微信,一颗心顿时坠入深渊:“老伴失智,是很折磨家人的,我已经86岁,希望得一个能够猝死的病。”赶紧抓起电话拨到父亲住处,得知母亲躁狂升级,闹得父亲昼夜难眠,熬不住了!我表示,马上联系养老中心销售部和护理部,为母亲购买“一对一”护理服务(简称专护)。父亲却不置可否:“等你来了再说!”

  放下电话我就给销售员发送微信,请求为母亲安排专护,争取节后办手续,还希望能把父母安排在紧邻的两个房间。对方即刻答应节后安排。接着我又给护理主管发了微信,麻烦她安排护理员关照母亲进餐、如厕和起居,尤其是回应父亲夜里的呼叫器求助。主管也迅速应承做重点护理,并留心换房事宜。我马上把信息传递给父亲,叮嘱他干不了的事情不要勉强,按呼叫器请护理员帮忙便是。他在电话那头为母亲的状态痛哭起来,既舍不得与她分开,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翻番。

  我细细地劝解:第一,您自己若累垮了,母亲这笔专护费用还得出。第二,您若先于母亲而去,她的状况将更糟。第三,两月前卖掉了您二位在咸阳学校的房子(无所有权),得款18万元,加上存款和退休金,差不多能支付3年,那以后我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此外,又给他讲了些案例,说明照料病人的底线,当为照料者不被病人拖垮。父亲听后终于平静下来,但还未接受专护服务方案,要求再观察一段。

  10月3日我去燕郊,护理员提到:“奶奶今早吃鸡蛋噎着了,其实鸡蛋清块儿不大,可她最近经常吃东西不嚼,我把大头菜丝儿都给她挑了出去。”我一听,立即给护理主管和营养师发微信,说明母亲咀嚼功能严重退化,需要跺碎的饭菜,麻烦她们尽快通知厨房。营养师随即回应,从次日起,给母亲的煮鸡蛋改为鸡蛋羹,其他食品全剁碎。于是我就安心地带父母下楼晒太阳,让他俩坐在长椅上,听听购买专护服务的理由。

  父亲不同意:“你妈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现在不能分开。”我解释道:“我妈的病情恶化速度和状况难以预料,趋势必然是每况愈下。您对自己能力的想象高达两米,可实际能力只有一米,以后照料她还需要您具备更高的能力,怎么办?这个缺口只能请专护员来弥补。”我站在他俩面前连说带比划,引来一位笑嘻嘻的胖大妈:“让我也听听行吗?”她听明白了就热心劝解:“先把房子登记上吧,真要是用不着就退了呗!”父亲有点儿不好意思,同意先预定两间房,当母亲不再认识他的时候就搬迁。


把握“局点”


  观赏奥运赛事的时候听到“局点”一词,觉得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把握关键时机的重要性。父母事故频发的时候,即预示照料方式转变的“局点”来临。自10月4日始,母亲每天都出事。先是腰椎间盘膨出以至寸步难移,接着是餐后喷吐,最终还滑倒在卫生间。父亲屡屡按响呼叫器,医护团队每次都到场查看并立即清理房间。这一下,不用我再费口舌,父亲就同意购买专护服务了。医生怀疑母亲脑溢血或脑梗,几次建议做“脑CT”检查,父亲坚定地谢绝:“我女儿不让做”。此间我打电话请教西大好友,因为她亲见自己父母的脑溢血症状。讨论之后,我再次给父亲打电话强调,以后遇到任何情况都按以下原则办事:睡不着就吃安眠药,疼痛则服止疼片,不检查不治疗,争取维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4号午后大雨倾盆,弟弟和妹妹两家搭乘的飞机刚落地首都机场(他们去福州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我就打电话让弟弟去养护中心。妹夫到家换上厚衣服,就与弟弟一起驱车前往,给了父亲莫大的精神支持,还扶着母亲在楼道走了几圈。直到假日结束,他们两家天天有人去燕郊。我再次联系销售部和护理部,说明尽快购买专护服务的决定。10月6日,护士站来电话告知,自当天起为母亲配备专护服务。6~7日两晚,暂且在父母房间为专护员添加一张折叠床。7号早上的电话里父亲报来好消息:第一,头天晚上母亲起夜,护理员给照顾如厕,事后母亲睡得很好。父亲虽然听见但未起身,所以也休息充分。第二,雨天降温,他们都加了衣服。我把信息发到家庭聊天群,妹妹回应道:专护员入住后父亲心情大好,一大早打电话要她代买彩票。我的课题组伙伴得知消息打趣道:“守望彩票,乐在其中”!这下子,我们全家都轻松起来。

  10月8号是节后第一个上班日,养护中心销售员午后发来短信:七层有两个相连的房间。我马上回电话表示,立即去给父母搬家。当我和妹妹妹夫抵达时,三层的几位护理员已把所有的零碎物品整理妥当。人多力量大,一会儿就把父母原住的房间清空了。趁着妹妹妹夫安置新房间的当口,我跟闻讯赶来的销售员一起去补交差价。房间调整后,父亲仍为半自理,单住一间房,每月费用5800元。母亲和专护员同住的房间带阳台(两间房经阳台相通),按一对一护理和套间计算,每月费用15700元。打九五折后,两人每月住宿加护理的费用为20425元。与原先的费用(10260元/月)相比,增加了99.1%。

  父母搬到七层后,三层的老邻居们让护理员陪同,先后上楼看望。这份友情让父母深受感动,也使他俩更加喜爱养护中心的环境。母亲很快适应了一对一照料模式,父亲也从中享受到“福利溢出”。专护员小马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矿区,笃信基督。她认为,自己虽因煤矿效益不好到养护中心打工,也是“主”让她来做善事,所以一定要全心全意把老人护理好。小马把我母亲的房间和衣柜整理得井井有条,无论是给老人洗澡、穿衣和喂饭,还是梳头洗脸剪指甲,都是边做边抚慰。晚上照顾母亲起夜如厕,白天陪她参加健身活动或是到户外散步晒太阳。午休时分母亲常常亢奋,有时安眠药也失效,小马便耐心地陪伴。她在照顾母亲进餐或外出时,还顺便关照了父亲。给母亲换洗衣服时,把父亲的也带上。10月下旬,母亲的健康状态明显好转,看到小马就笑逐颜开,一见家人来探望还高兴地拍手。父亲觉得,小马一心向善,承接了他所有的负担,命我给护理部写了一封感谢信。

  父母入住养护中心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第一,规范的专业化照料服务无疑有益于高龄老人安养;第二,高龄老人需要家庭和社会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全面支持;第三,作为高龄老人的家属,我们也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支持。养护中心和医院员工的热心服务给了我父母足够的安全感,也温暖了我们的心。在当今中国,我家的案例已非个别,比我家收入低的群体又当如何?高龄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我曾与一位德国同行聊起这一现象,称赞那里的长期照料保险。他说,我们这一代对人口老龄化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德国也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的照护难题。当然,这也是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因为研究领域必将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扩展。

(2016年10月29日,北京)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3辑,2016年第3期

撰稿:朱玲;审校: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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