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临城镇化转型、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的多重压力下，各地政府竞相推出“退二进三”的产业发展战略，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大力发展服务业。然而在发展中却存在着缺乏科学统筹和全局观念、资源错配等问题，从而造成产业同构和效率损失。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如何以城市经济绩效提升为导向，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益的来源，为各级政府优化服务资源空间配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启示？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展开研究。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因为没有共识的综合分析框架支撑，已有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绩效的研究倾向于单独检验，本文构建了综合理论模型；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的构成比较复杂，行业特性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希望能进一步从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溢出效应来深入探讨集聚效益的来源，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布局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在此研究思路的指导下，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考虑到已有大部分研究倾向于从独立经济个体角度考察，忽略了城市间的空间互动，从而研究结论缺少了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采用了最新发展的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数据的选择上，考虑到服务业的集聚和外溢通常是以城市为载体，而不是尺度较大的省级单位，本文最终使用了市域层面277个地级市及以上13年的面板数据（删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如拉萨等）。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相比，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目前大部分城市规模小于以城市经济绩效提升为导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益的最优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城市的经济绩效受到城市规模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的制约；城市间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溢出效应在100公里左右最强并存在一定的边界。

　　文章研究结果的实践价值在于，各级政府要积极打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平台，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并实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一、二产业的加速融合发展，使企业产生新的“造血功能”；我们还要通过倾斜政策引导，鼓励非农产业和剩余农业人口向规模较小的城市集聚，促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发挥；此外各级政府要根据差异化的城市规模采取差异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战略，并加强大、中、小城市间的纵向合作；最后城市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弱和边界为都市圈的合理规划，服务资源的空间优化布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