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

作者：余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全文刊载：《中国经济问题》2017年第4期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17.04.01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生存、发展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即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包括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严谨的逻辑辩证、批判与借鉴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分，同时还包括对其它经济学说的批判和借鉴。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2004）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斯大林（1979）因此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但是，马克思（2004）同时还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并不是生产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的。

　　事实上，马克思（2004）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一篇评论并称“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而这篇评论中有这样的话：“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马克思（2004）还提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所说的话，“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些话进一步强调了生产方式的重要性。马克思（2004）甚至以纸张的生产来说明“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揭示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说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的规律。与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生存、发展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即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

　　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以为科学只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于是他以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现象进行解释（余斌，2004）。但是，马克思（2009）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能只是在学理上解释这些年来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还要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理论指导。这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的成就，又要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意见。例如，改革开放之初，有人不顾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生产方式的差异，要强行把安徽省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模式一刀切地推行到全国所有农村。幸好有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在群众的支持下，不唯上只唯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原则，使得刘庄村、兴十四村等少数村庄得以继续实行与当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集体经济模式，取得了大大超出小岗村的发展成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被马克思科学化了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曾经提到，“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这里所提到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就是指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我们还看到，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广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外，还有无产阶级的看得见的勇敢的“手”。

　　与西方学者也不承认为科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习近平，2014），科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理论的源泉。习近平（2014）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正是我们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表现。而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充分展示这一理论源泉。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提出邓小平（1993）同志的突出贡献，他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开了大门，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自他以后，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理论家们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有教训，更有大量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及其理论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来源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但是，仅有这个来源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和较完整工业体系方面的积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事实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在对外开放和搞市场经济方面都比中国早，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榜样之后，除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外，也没有看到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向中国学习，并取得类似的经济发展。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与中国的国情有关，而这个国情又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因此，脱离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失去了实践的根基。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了中国自身的实践外，其他国家的实践，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也使得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实践来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理论渊源与实践来源相比，前者的地位更为重要。有些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由，认为书本尤其是以前的书本远没有今天的实践重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哲学家王守仁秉承格物致知，花了七天时间格竹子，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生了一场病。如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是这样的竹子，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是不可能直接格物致知，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熟知的一个词叫“摸着石头过河”，似乎理论不重要了。邓小平（1993）同志也在分析党的十三大报告的特点时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但他同时指出，党的十三大的一个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见，我们在实践中的摸索也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理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邓小平同志还提出过“不争论”，也被人理解为理论探索没什么意义。但是，邓小平（1993）同志是这样说的：“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里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不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实践中不搞强迫，不用等思想完全统一了再干。而在这段话之前，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1993）。也就是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前提是“看准了”。而“看准了”自然是指在理论上有把握了，尽管这个把握未必是百分之百，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会由于某些条件的变化和工作失误而出现一些变数，但它决不是盲目的，决不是把理论置于一边，以为实践才是高于一切的。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不认识世界，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就是盲目的，也就是说，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我们的实践就是瞎猫撞死耗子，也许在某个局部、某个瞬间会有好的结果，但总体上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不去改变世界，不按照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去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无用的，同时也不清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到底是否正确。

　　马克思（1972）曾经提到拉萨尔“他竟敢用几句如象‘抽象的统一物’等的抽象的话来评论那些还需要经过更长时期的研究才有权评论的经验的事物”。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长达约4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积累。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不可能的，从而那时只能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一些观点还有待实践检验，还只能构建经济转轨型政治经济学，那么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探讨相对成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一）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2009）在谈到黑格尔的一个命题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时指出，“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无庸讳言，今天的理论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存在三种倾向：一种是希望它能向着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发展，一种是指望它像前苏联那样倒向资本主义模式，还有一种是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承认现状并期望停留在现状上。但历史是向前辩证发展的，第三种倾向是不可能维持的，甚至长期维持也是不可能的，它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而前两种都有可能。恩格斯（1974）曾经指出，“不论在德国或法国，现在我们都还不能指导历史的发展。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因此就停滞不前。只不过是，它在德意志帝国目前是在后退，而在法国则是不断地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前进还是后退到资本主义那里去，在实践中取决于我们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在理论上则要分析研究各种现实性和合理性，坚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探求指引我们不断前进的方向。

（二）实事求是

　　毛泽东（1991）同志在谈到实事求是时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求是”的解释是正确的，对“实事”的解释不完全正确。“实事”与“求是”在语法结构上都是动宾结构，从而实事求是也可以看成实其事求其是。因此，在这里，“事”本身就是指的事实或客观实际，“实”就要弄清楚。很显然，如果不弄清楚事实，我们就无法以此出发去研究规律性。同时，如果我们不掌握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不明白一定的规律性，我们也看不清事实。例如，最早析出氧气的普利斯特列和舍勒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而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马克思，2004）。

　　马克思（2009）指出，“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事实上，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正是这样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的。例如，号称经受了无数的统计验证的由美国经济学家柯布与道格拉斯提出的生产函数，紧紧抓住表面上的数量关系，企图证明“资本本身是能生产的，而不是剥削的”。但这个生产函数只不过表明在固定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产出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比例关系，表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结论，“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c+v)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余斌，2014）。

　　恩格斯曾经提到，马克思（1964）“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现在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这其实告诉了我们，如何像马克思那样去做好实事求是中的“实事”二字。而马克思（2004）在谈到“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量成正比。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时，也告诉了我们如何去“求是”：“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我们决不能像“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庸俗经济学那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

　　在实践中，资本家们多少都存在一些贱买贵卖的相互欺骗的行为。但如果由此得出“实证”的结论，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他们之间的相互欺骗而不是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错误的。要“求是”即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马克思，2004）。“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马克思，2004）。也就是说，“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这个基准是例如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马克思，2004）。换句话说，实证研究存在科学与否的问题。如果实证研究受偶然情况的影响，那么其结论就不会是科学的；而如果实证研究在严谨的理论指导下，不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这种实证研究才谈得上实事求是。

（三）严谨的逻辑辩证

　　马克思（2009）指出，“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他还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2004）。正如高等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极限开始，再到微分和积分，但是完成了微积分体系研究的高等数学，在其教科书中的叙述却一定要从极限开始，而不能先从微分或积分开始才符合严密的逻辑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商品开始的（事实上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从工资开始的），但是他的叙述却一定要从商品开始。显然，不说明清楚劳动力商品及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的情况，是说不清楚工资的。

　　相比之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则延续和扩大了李嘉图的错误，其微观经济学的开篇是从需求和需求曲线开始，而要画出需求曲线必须事先知道什么是商品的价格以及什么是货币及其计量单位，但微观经济学直接漠视了这些问题，企图用未经说明的价格来创立效用价值论来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做法，不仅没能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而且破坏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少有的科学性。事实上，严谨的逻辑辩证在对真理的检验上其意义并不低于实践的作用。数学证明中使用的归谬法就是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大量理论都经不起严谨的逻辑辩证的分析和批判，没有半点科学性可言。（余斌，2014）。

　　恩格斯（2004）还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时也不能把事物及其互相关系看作固定的东西，相应的概念也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也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最后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决不排斥数学的运用，不排斥公式。但是，正如列宁（1984）所指出的，“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在运用数学公式之前，必须使过程的各个要素在理论上得到正确的说明。另外，恩格斯（1971）357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因此，决不能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更不能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表现方式。在这个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犯了大量的错误（余斌，2001），并把这些的错误标榜为“科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批判与借鉴

　　不批判，无学术。批判精神是学术研究的根基，也是辩证法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没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就不会有中国道路的出现，也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个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之前，他甚至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写过一本著作。但是现在很多学者已经不敢批判，不会批判了，不少学者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面前不仅唯唯诺诺，不敢批判，甚至反对别人进行批判，而且把从那里照搬一些概念或者一些模型，套用到中国国内的情况或数据上来，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甚至全部手段。这种研究不能算借鉴，只能算是一种抄袭。相反地，鲁迅先生提出的“拿来主义”就是批判与借鉴的正确体现，也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如果不进行批判，就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是不应当借鉴的，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借鉴，而辩证法中的批判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是扬弃，从而批判本身就含有借鉴的意思。

　　要做好批判，首先要严谨。对此，一是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如，不能一方面放纵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另一方面不允许社会主义经济遇到半点困难，否则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体制不如资本主义体制，存在体制问题。二是要全面，既不能片面地看问题，又不能以把握全局为由听任局部问题的存在。局部的不严谨往往会导致整体理论体系的失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三是要彻底，不能欲批还休，企图中庸投机。既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也不能抽象否定，具体肯定。例如，既不能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能一方面否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它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比是错误的理论，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和具体政策的制订上，又处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套用其模型。最后，严谨还是创新的前提，有了严谨也容易创新。因为严谨往往能找到别人错误之处，从而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所突破和创新。

　　要做好批判，其次要掌握科学。用嘲笑和攻击来进行批判是很容易的，但要科学地批判并不容易。恩格斯（1985）曾经指出：“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象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今天，还有一些人搞“逆批判”，即拿相对落后的东西批判相对先进的东西，拿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中的一些不能成立的理论观点和自己一知半解的东西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还有人提出，要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运用数学模型的方法，但是，如果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不正确，其对数学的运用也不会是科学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如果要运用的模型推演和数量分析，就应当好好学一下数学，直接从应用数学那里借鉴如何构建模型和进行数量分析，而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以应用的名义糟蹋数学，用错误的数学模型和数量分析自欺欺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一）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分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作数学中的公理和定理，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数学中的（中国）推论和（中国）习题。有人说，要用今天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但是，新的实践并不一定需要新的原理。这就好比在数学的考试卷上出现书本上所没有的新的习题，并不需要学生们研究出新的原理来进行解答，而只需要运用书本上原有的定理进行新的运算来解答。

　　列宁去世后，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问斯大林，“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斯大林（1979）的回答是：“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类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新帝国主义时代，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国情，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宝库加进某些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这种新贡献决不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时代体现。

　　胡锦涛（2007）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确，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谈不上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完全划等号，也就是说，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剽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它并不包括什么是商品、什么是货币和什么是资本等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也不包括《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的扩展，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如果把它作为当代中国一个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它将是不完整的。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外，我们还要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因。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在于，它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其基础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并由马克思使其科学化了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同时它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为指南，深化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分在于，它旨在阐述如何在中国的国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它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论述，而是重点论述那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更为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政治经济政策，它也不包括当前中国进行的一些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例如，对《资本论》中价值转形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即新帝国主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属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即世界资本主义部分的新特点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有重大参考价值，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从事的研究，是中国学者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智慧的一种体现，但它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对其它经济学说的批判和借鉴

　　马克思（1973）曾经提到，“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这不仅说明实事求是中的“实事”需要通过从矛盾的陈述中把历史事实清理出来进行，“求是”需要通过论战来确立真理，也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要有论战。如果说，在实践中，为了抢时间，看准了就要闯，不争论；那么，在理论研究上就必须有争论，有论战，有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是在温室里进行的，马克思（2004）也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各种各样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学说，包括那些会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之路的错误学说企图引导或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妄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例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的解读上就存在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因此，只有对那些错误解释中国道路的理论进行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够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被采纳或作为原理，其内容也才能丰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才有生命力。而且一个理论体系也只有在论战中而不是自说自话中才能成长和成熟起来，也才能在比较和鉴别中被人民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也应当是这样。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杨文革，2004）。这说明，以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还不够全面，从而给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散布错误学说的可乘之机。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涵盖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角度和层次，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以消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干扰，同时，这些错误的理论虽然大部分脱离世界各国的实践，但它们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也多多少少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可以反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得更好，中国道路走得更稳。

　　恩格斯提到，由于马克思的原因，政治经济学曾经在英国处于可怜的状况。当时连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由贸易的最庸俗的传播者，也受到占据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台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视。这是因为，马克思（1971）使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们看到了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危险的结论，迫使他们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并迫使他们宣称一般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是毫无价值的，专门经济学或实践经济学是最有力量的，迫使他们把研究范围只限于所谓描述事情。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应当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性，揭露它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辩护和应对市场经济问题时的软弱无力，使它失去存在的任何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3、4、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20、28、29、36、37、45卷，人民出版社1964、1971、1973、1972、1974、1971、1985年版。

[3]《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斯大林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美]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杨文革：《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考》，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10]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

[11]余斌：《经济学的童话》，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12]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修订版），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