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的挽歌｜评《窃听风暴》（连载1）
（STASI监控东德公民的秘密档案。图片来源：腾迅网。）
东德的权贵们没有任何自信和互信，把每个公民视为潜在的敌人，更不相信他们的忠诚，制造恐惧者也处于恐惧之中。
端午小长假闲暇，看了《窃听风暴》。很惭愧，2006年公映，我这土人现在才看；很幸运，佳片没有错过，感谢推荐此片同学的热心和品位。
极权的挽歌：“我们无处不在”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4年，片头解说字幕第一个单词、第一个正式镜头的字幕都注明。这是借用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49年出版的长篇政治小说《1984》，揭示电影的主题。东德的极权和《1984》小说描述的大洋国极权难道有实质区别吗？故事的地点是东柏林。讲述STASI一位秘密警察在监控一位著名作家时，和作家夫妇三个人的各自反转。
STASI是德语“国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音译斯塔西，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8日，凌驾于东德所有其他政府机构之上，座右铭是“党的剑与盾”，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至1989年崩溃，东德人口约1800万，STASI拥有91000名秘密警察和189000名告密者（其中1万名未成年人），为600万人建立秘密档案，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罪”入狱。
也就是说，在东德，大约每198人中就有一个全职的秘密警察，每95人中就有一个被STASI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的线民，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遭受秘密监控。监控和告密像瘟疫一样，经常发生在夫妇、朋友、情侣、同事、师生、同学之间，吞噬真、善、美。知识分子是被监控的重灾区，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然有12位是STASI的线人。
据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官网的统计数据，收存的STASI纸质文献有111公里长、约8.87亿页，转换成胶片的文献相当于47公里长，照片、底片、幻灯片有170万张，电影、视频、录音带有3.01万个，被STASI销毁的材料碎片超过1.55万袋。
1991年12月29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STASI档案法》，自1992年1月起，德国公民可以向BStU申请查询本人档案。该法至今已修订7次。截至2016年，申请查询档案记录711万次，其中一位是在影片中饰演STASI秘密警察维斯勒的乌尔里希·穆埃。他发现妻子珍妮向STASI报告他的言行举止，时间长达6年，文献长达254页，但妻子否认这一指责。
STASI刻意制造的病态恐惧确实“无所不在”，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既成不了“剑”，也成不了“盾”，挽救不了东德崩溃，自身也被人民唾弃。彼时东德没有任何生机和活力，处处都是监控者，处处都是告密者。权贵们没有任何自信和互信，把每个公民视为潜在的敌人，更不相信他们的忠诚，制造恐惧者也处于恐惧之中。因为他们对自己宣扬的信仰和体制就不忠诚，不得不借助恐惧维系合法性，借助告密衡量忠诚度。
导演兼编剧是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先后在牛津大学、慕尼黑电视电影学院学习。拍《窃听风暴》时年仅33岁，功底老到，是个鬼才。从构思剧本到完成拍摄，整整9年，慢工出细活。
影片成本仅180万欧元，没有人计较报酬，饰演德莱曼的塞巴斯蒂安·科赫说：“是出于信念参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电影。”2006年，获得第56届德国电影奖的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等7项大奖。2007年，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影片风格凝练，情节厚重，情感内敛，反省本民族的苦难和挣扎，既不借助暴力血腥夺眼球，也不借助高大上控诉煽眼泪。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行，轻吟极权的挽歌，引导观众尤其是德国同胞自我沉思、自我救赎。龙应台在《你是有选择的》文章中评论此片，“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故事中三个主要人物都有良知，都不苟且。三个人物的反转，或者说“三个间离”，导演起承转合，表演行云流水，脉络清晰。
德莱曼的反转：沉默中爆发
影片中，东德著名作家乔治·德莱曼是个老好人，高智商、高情商，乐于与体制合作，创作的剧本常常获得高层和观众赞赏。在高层中有人脉，意味着有保护伞，在西德也有读者，在夹缝中左右逢源。但他安全吗？快乐吗？
他并不被体制完全信任。秘密警察维斯勒主动请缨全天候监控他，而且与上司古比兹中校、文化部长汉普的想法不谋而合。汉普批准监控德莱曼，代号为“勇者行动”，监控据点设在德莱曼家楼上，任务结束后形成两摞近40本厚厚的秘密档案。
当然，合谋监控的三人动机不一。维斯勒是基于对体制的忠诚，清除任何危险分子、危险隐患；中校是立功心切，讨好文化部长，尽快往上爬；文化部长是企图从中抓到德莱曼的把柄，既可占有他妻子克莉丝塔，又可打击政敌也就是扶持德莱曼的高层。越往上的动机，越功利，越肮脏。
影片有一个黑色幽默。秘密警察第一次闯入德莱曼家中，翻箱倒柜搜查“反动证据”，沙发就被割开，结果一无所获，临走时故作姿态开了张单子，声明“若有任何损失，可申请赔偿。”德莱曼身处满屋狼籍，却马上回答：“我确认东西都是完整有序。”意思是没有损失，无需申请，无需赔偿。在STASI的魔爪笼罩下，人民避之惟恐不及，不敢怒、不敢言。
十年前，德莱曼的精神导师雅斯卡在请愿信上签名，成为被体制排斥的“不同政见者”，列入存在但不公开承认的封杀“黑名单”，从此无所事事，比德莱曼更早受到STASI的监控。一个杰出的戏剧导演大师，因为政治因素在艺术上被判“无期徒刑”，剥夺工作的权利，不能奉献自己的才华，不能服务挚爱的祖国和人民，自嘲为“废物”，这是莫大的痛苦和折磨。
这也是东德暴力机器的阴险之处。无论你有多杰出，不听话不合作就断绝你与外界的经济线、事业线、情感线，天天困在“无形监狱”、“心灵桎梏”中，或者从物质上毁灭你（不能正常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存成问题等），或者从精神上毁灭你（不能正常社交，对社会没有价值，以亲人的安全和利益威胁等）。要想不被毁灭？OK，乖乖地从狗洞爬进来，喂你一口狗粮，以观后效。
德莱曼不是“犬儒”。在新剧首演后的庆祝会上，他有主见，抵制文化部长推荐的御用导演执导他的作品；他有良知，为受封杀的雅斯卡求情，希望雅斯卡执导他的作品；他有勇气，当面批评文化部长对雅斯卡“太苛刻”。他几十年没有领带、不用领带、不会打领带，这有双关含义，就是不愿脖子受束缚，渴望自由。这些都为他此后的反转埋下伏笔。当然，他说的一切对牛弹琴，文化部长毫不动摇，继续封杀雅斯卡。
雅斯卡对权贵和体制彻底看透、彻底失望，生无可恋。在德莱曼的生日聚会上，他孤独地坐在角落看书，平淡回应德莱曼的安慰，送给德莱曼生日礼物《好人奏鸣曲》，这是本片的关键伏笔。不久，雅斯卡就以上吊自杀抗议。德莱曼悲愤之余，用钢琴弹奏《好人奏鸣曲》，哀悼精神导师。
这首乐曲改编自贝多芬的名作《热情奏鸣曲》，主题是追求光明、坚韧反抗。据高尔基《忆列宁》文章，列宁非常喜欢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称赞“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然而，这种偏爱没有干扰革命导师的豪情和斗志，他更担忧“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所以“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相反“你得重击人家的头”。由此揣测，如果有必要，贝多芬的头会被喜欢他的列宁“重击”。
雅斯卡的自杀，对德莱曼是巨大的精神打击，动摇了他的信仰。他弹完《好人奏鸣曲》后质疑：“那些听过的人，我是指那些真正聆听的人，难道会是坏人吗？”这个温和的反问，其实隐藏着犀利的逻辑：听得懂这首乐曲的人，难道都是坏人吗？不愿跟随革命的人，难道都是坏人吗？革命需要隔离甚至扼杀美、艺术和人性吗？
德莱曼因此从体制的合作者转型为反抗者。跨出反抗强权的第一步，就是不再对妻子与文化部长幽会保持沉默，而是明确劝阻。妻子足够优秀，不需要献身文化部长，文化部长也不配。但他还是有些天真，对文化部长兽欲未满足后的卑鄙恶毒报复估计不足，这不能怪他。
反抗强权的第二步更激烈，以“你不知道的东德自杀统计”为题，匿名发表在西德《明镜》周刊上，揭露东德信念丧失、外强中干的家丑，“没有热血，没有激情，只剩死寂，万念俱灰”。这篇以笔为剑的力作发表后，没有悬念地引来STASI的严厉追查。
某种意义而言，思想罪不是“罪”，政治犯不是“犯”。后辈没有资格勉强前辈在高压恐怖下都作出反抗献身的抉择，没有资格要求前辈永远正确从不犯错，否则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献辞）对那些选择反抗的前辈，无论时间先后，无论方式程度，无论汗水鲜血，无论成功失败，我们都无比钦佩和怀念，他们是不朽的英雄。我们活在他们的事业中，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2017年6月4日03:34，【山水微言·137】。影评第三节《克莉丝塔的反转：沉默中灭亡》、第四节《维斯勒的反转：沿着马斯洛需求路径的人性复苏》、第五节《“间离”的思考：神兽二重性》待续。）
版权声明：“山水微言”评论（微信号：SSWYPL）均为一人原创，欢迎长按二维码图片关注切磋。个人转载请保留“山水微言”署名，机构转载需先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