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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有一道可怕的墙将人们分开！” 现在呢？ | © wiki.zum.de
西德人始终不明白一点：东德人是被剥夺了身份认同和过往的生活——柏林艺术节总监托马斯·奥伯兰德写在2017年德国统一日的几点思考。
柏林墙不是因年久失修而悄然坍塌的老建筑，它的消失并非政治命运使然，而是东欧一场众声喧哗、主张各异的抗议运动发展到白热化的产物。“墙倒”听上去似乎是被动的，像是一次崩塌，一场操作失误引起的事故，却最终导致了“重新统一”。但对于发生在东德的革命来说，两德统一在一开始是无足重轻的，因为这并不是它的既定目标。
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东德的民主转型最初始于反对派变革的呼声，他们主张进行一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变革，在当时被含糊地称作“第三条道路”。直到要求选举自由和出境自由的呼声愈演愈烈，及至1989年秋最终导致柏林墙倒塌，才由最初的觉醒变成谋求统一。不少东德人翻墙而过，希望自己也能拥抱新的幸福；然而边境开放后，东德的政治进程很快受制于西德执政党的行动日程。从此以后，东德的政治走向已不再由倡导转型的积极分子所主导，而是受制于另一些人，后者的宣传横幅上赫然写着——“拒绝实验！”
“墙倒”描述的是西德人的一种体会，如今已沦为陈词滥调，成为解读当年一连串历史事件的标准立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将1990年东德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称之为“补课式革命”。在他看来，这场革命并不会带来新的变革，而是“学习民主”的过程中所要历经的不同阶段，最终实现与西方现有制度的接轨。而东德、波兰、罗马尼亚或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的初衷却远不是“转岗再培训”这么简单。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 wikipedia.org
奥地利文化哲学家博里斯·布登（Boris Buden）曾在其探讨东欧剧变的《过渡地带》(Zonen des Übergangs)一文中指出，东欧民主革命的主体与那场导致德国重新统一的所谓“补课式革命”的主体并不一致。当初，反对派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东德街头和民众当中发起革命，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像对待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那样，为他们编织纪念花环了。统一后的德国设立了专门管理“史塔西”（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的政府部门，成立了负责反思和清理统一社会党独裁历史的基金会，却没有创办任何一个以“和平革命”为主题的档案馆，或是整理和研究转型思潮的文献机构。
1945-1989苏联占领及东德时期政治犯纪念碑，耶拿，2010。这座由艺术家西比勒·玛尼亚（Sibylle Mania）与马丁·诺伊伯特（Martin Neubert）合作设计的纪念碑，位于前东德国安局外事处办公楼前。碑体垂直部分由285个彩色的混凝土档案匣在一块钢板上堆叠而成，透过精密完善、无懈可击的行政管理手段，东德极权政府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历历在目。| © goethe.de
柏林霍恩施豪森纪念馆，柏林，1994。国安局中央看守所是前东德极权体制下最臭名昭著的机构之一，一向以对囚犯进行精神摧残的“白色刑讯”而著称。改为纪念馆后，为再现看守所内阴森沉闷和压抑的氛围，审讯室与囚室均保留了原貌。HG·莫尔茨（HG Merz）以建筑师独有的敏锐将建筑与展览设计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场所。| © goethe.de
不久前国际妇女节当天，我应邀参加了总理府举办的一个活动，活动旨在呼吁提高媒体和经济决策层女性成员比例。当时我不由回想起一点：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东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充分就业，完成了各种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幼儿园、幼托机构、职工子弟度假营、实行每月一天的全额带薪“家政工作日”。没有人会因此而希望回到东德时代，至少我不会——但也不妨在这一天回顾一下上述种种。后来在一次社民党的活动上，一位来自高层的政府要员对我说，很遗憾现在还不能对东德体制中的类似方面予以正面评价，原因是“在很多人看来，这就好比是因为纳粹修建了高速公路，就为其统治大唱赞歌”。这么说来，作为东德人的我是在一种类似“第三帝国”的环境下长大的？
德意志自由青年同盟（Freie Deutsche Jugend）：原东德的共青团组织。默克尔曾在该组织中担任地区领导人。 | © kultur212.wikispaces.com
今天，在东德革命发生三十年后，关于统一的话题或许渐渐已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在1989年完成重新统一的远不止是我们德国人自己。我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纠结于希特勒和犹太大屠杀，但同时也没有将二者遗忘。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成立是对昔日“第三帝国”所做的两种回应，作为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权，同时也作为与另一半国家相区别的制度模式。随着边界的消失，统一后的德国开始以欧洲作为参照系，重新放眼欧洲，开始认真反思历史上的殖民霸权，并将当代德国视为一个文化和宗教多元化的移民国家。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再去谈论东德剧变？还有什么必要再去不断提醒人们，柏林墙的倒塌并不像雪片飘落一样自然，而东德转型与重新统一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1989年12月，柏林市民在拆除柏林墙 | © wikipedia.org
在我看来，除了所有业已取得的统一成就，德国内部的融合同时也滋长一种“怨愤文化”的产生——正如政治学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所定义的那样，这种文化同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以及对陌生事物和灾难性的民粹主义的恐惧紧密相关。昔日那些站在柏林墙上手舞足蹈、欢庆统一的人们，那些占领了情报中心办公大楼，在圆桌会议上，在新的报纸上和党派间提出全新社会构想的人，何以成了“牢骚满腹的东德佬”？那些在今天感到被时代和社会抛弃，感到自己的过往生活被全部否定的人，正是当初处在剧变中的社会的一份子。如今再也没有人会说“我们是人民”。
1989年11月10日：欢庆的人群占领了勃兰登堡门。| © wikipedia.org
欢迎来到天堂
有一种所谓“自由殖民主义”，迄今为止在德国历史上从未得到过正视。今天我们谈论德国统一，但事实上，或许没有什么比柏林墙的开放在德国人中间制造了更深的隔阂。毕竟“东德佬”和“西德佬”这对反义词是在1989年之后才出现的。曾一度被西德政治家挂在嘴边的“东部的兄弟姐妹”，这一听上去颇有家长制意味的措辞也改头换面，一时间成了对所谓“儿女们”的欢迎，这些东部儿女终于得以坐下来享用丰盛的家宴了。新公民得到了“问候金”、转轨培训和新的领导者。前东德人得到的待遇和罗马尼亚或沃尔加德意志人并无差别——“欢迎来到天堂”。但我们不是已经在1989年推翻了独裁统治吗?“事实上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博里斯·布登认为，“那些民主革命人士手中的胜利果实被窃取，他们成了两手空空的失败者，甚至还被剥夺了行为能力，被强令盲目效仿他们的西德监护人，因为依照后者一厢情愿的荒谬想法，认为这样才能让东德人学会自治。”在博里斯·布登（Boris Buden）看来，这种被迫的“低幼化”，正是刚刚摆脱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型社会的主要政治特征，社会又将重回旧路。
1989年11月中，Oppelner大街排队领取“问候金”的东德群众。| © wikipedia.org
如今，在大选结束后，选民数量增长最多的恰恰是主张“重回旧路”的党派，但多数这些选民并非拥护右翼选择党（AfD）的施政纲领，而是想要表达对“订立规则的人”的报复。统计显示，他们当中大多数并非矢志不渝的右翼分子，因此各民主政党的契机和职责即在于重新赢得上述选民的支持，构筑一种以更成熟、审慎的方式来看待失败经验的政治光谱。2017年大选并不是通过探讨正义而获胜的，而是通过探讨我们文化和身份问题。
AfD政党在2017年大选中 | © goethe.de
剧变发生三十年后，德国建起了洪堡论坛，用洪堡式的科学探索精神反观德国殖民史。而与此同时，前东德人民议会旧址，共和国宫（Palast der Republik，座落于柏林施普雷河河畔宫廷广场与露斯特花园中间）竟被拆除一空，原址上的一切旧时记忆也荡然无存。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发生在德国人内部的殖民主义？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头脑发热”，对东德历史的全盘抹杀，难道不是在柏林墙死难者和“史塔西”之外最值得反思的现象吗？前东德唯一留存下来的，是对受害者和行凶者的记忆，对社会不公和失败的记忆，以及误以为这就是全部真相的幻觉。
共和国宫遭到拆除 | 摄影: Sven Werk, CC BY-NC-ND 2.0, via flickr
东德的解体，使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更加不可思议：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在德国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国家存在了四十余年，这个国家在1949年后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改造，建立起一套由所谓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人造货币和社会主义国家教义构筑的制度。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至少我不愿意，但它却在历史上开辟出另一种形态的思维模式和生产方式，创造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意识形态上既有集体主义的盲从，同时也以古典教育和美学实验著称。必须允许人们回望过去，这就好比一个人可以回想自己的童年时光，而无需担心动辄被贴上“退化守旧”的标签。
如今，通过向柏林墙死难者敬献花圈的方式来纪念德国统一俨然已成为一种政治仪式，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同时纪念那些为“墙倒”做过贡献的人们？事实是没有一条街道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东德在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完成了战后重建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如今它又不得不绝境求生，完成同样艰难的去工业化——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中获得勇气？
“和解小堂”成为了柏林墙纪念碑群的纪念建筑之一 | © wikipedia.org
我们的“全国性的头脑发热”根源或在于：仅仅将发生在东德的革命当做一场补课式运动来看待，没有把它看作可资借鉴的另类经验的宝库，即便西德左翼乌托邦发展史也未能正视这段历史，这是多么荒诞。东德记忆中值得称道的这方面被有意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所谓“胜利者”的历史书写。今天，东部的“医师之家”仍让人回想起昔日的“联合诊所”，但在反思医疗改革的时候，我们却对此置若罔闻，仿佛这种东西从未存在。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是我们过往历史的一部分，一个能够带来启发的部分。如果一提到东德的充分就业、废旧物品利用或者中学毕业统考，就被认为是为柏林墙死难者的不幸和统一社会党独裁专政辩护，那也就意味着，这种声音的缺席造成我们的政治制度内部正在产生政治学家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所谓的“代议缺口”，且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
圆桌会议留下了什么？
如果说，西德人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和对东德人过往生活的全盘否定从一开始就让东德人饱尝辛酸，则上述“代议危机”为左翼党的诞生提供了土壤，使其在政治光谱中艰难地博得了一席之地。伴随着德国统一的进程，遍及世界的自由主义更是制造出了一种充满怨恨的文化氛围，且这种情绪在整个德国弥散开来，现代化进程中所有自感被抛弃、被忽视的失败者联合起来，结成了一个联盟。比利时政治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将这样的社会形容为“三分之二民主”，其失败者阵营更多地是由文化上而非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所构成。
被现代化进程淘汰出局的失败者在当前政治体系中找不到发声渠道，于是新右翼自告奋勇，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而值得玩味的是，新右翼并不热衷于讨论机会均等化和贸易壁垒，相反他们更关心身份认同、家乡等议题——即广义上的“文化”。这些为新右翼代言的“小人物”中间也不乏大学教授。在我看来，在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的民主制度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便在于，不要一谈到价值观就被扣上“保守”的帽子，也不要一讨论价值观就和“文化”牵扯到一起。价值观不同于主导性文化，是与实践紧密相连的，它不同于身份认同的问题，而是对合理游戏规则和伦理标准的关注。
尽管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部分东德人还是滋生出一种失落情绪，感到自己的过往生活被否定。他们甚至已不再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是像酒店服务生那样被无视。相反，难民近年来却得到了来自政界和社会上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对难民群体的妒忌情绪导致了PEDIGA“反伊斯兰移民”的抗议运动，选择党在这次大选中厚颜无耻地异军突起。2015年秋天，又有一批穷孩子投入了默克尔“妈妈”的怀抱，而我们自己家中另一些被忽视的孩子长久以来却受尽冷落。他们中并没有谁因为新难民的到来而被夺走了什么，但还是难免因妒生恨——“凭什么他们得到了钱和房子，我们没有？”他们厉声责问。事实上，那些在默克尔面前怒骂的人在乎的并不是物质，而是被剥夺了其他东西：他们的骄傲和过往。
电影《再见列宁》剧照，两德统一后，列宁铜像被拆除。 | © lacolumna.cat
两百二十万公民中的许多人也同样感到在当前的政治体系中无从发声，这些人早已不再是外籍劳工，而是不同民族、肤色和宗教背景的德国人。他们中间也同样滋生出一种怨愤文化。在丁斯拉肯（Dinslaken），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为伊斯兰国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这同样是1989政治事件遗留下来的久远回声。那些倡导世界主义的西德人无视他们大批同胞的基本感受，而这些同胞所需承受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后果与西德人截然不同。
在东德剧变后与所谓“历史的终结”同时形成的怨愤文化，其深层影响从“墙倒”时就已埋下伏笔。剧变之后，西德中学生的毕业成绩在统计时一律被乘以1.2——正如九十年代初我所经历的那样，理由据说是东德学生的成绩普遍较低——那是什么意思？这当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时隔多年后可以一笑置之，但我却始终无法忘怀。
法兰西斯·福山，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因其在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而闻名于世。| © wikipedia.org
在我们谈论去殖民化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谈一谈东西德的融合？圆桌会议带来了什么后果？基本法不是在德国统一后应当通过宪法予以取代的临时举措吗？柏林墙并没有“倒掉”——这只是西德人自己的感受。是时候倾听一下另一些人的历史了，一部从迟到者、失败者、失势者的视角出发讲述的德国历史——但聆听不是为了居高临下，悲天悯人，而是这会让我们从中获益。
柏林墙真的倒塌了吗？ | © german212-winter12.wikispaces
原标题：《德国统一：柏林墙没有倒》
作者：托马斯·奥伯兰德（Thomas Oberender），1966年生于耶拿，柏林艺术节总监。
翻译： 史竞舟
版权： 本文首发于《时代》2017年第40期，经作者本人授权在此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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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Die Mauer ist nicht gefallen
„Hier hat EINST eine schreckliche Mauer, die Menschen getrennt!“ | © wiki.zum.de
Was der Westen einfach nicht versteht: Den Ostdeutschen wurden ihre Identität und ihre Lebensgeschichte geraubt. Ein paar Nachfragen zum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Die Mauer war kein altersschwaches Bauwerk, das lautlos zu Boden sank. Es war kein politisches Schicksal, dass sie verschwunden ist, sondern die Kulmination einer an Ideen und Initiativen überbordenden Protestbewegung in Osteuropa. „Fall der Mauer“ klingt passiv, nach einem Kollaps, einem Betriebsunfall, der schließlich zur „Wiedervereinigung“ geführt hat. Aber für die Revolution im Osten spielte die deutsche Wiedervereinigung zunächst gar keine Rolle – sie war nicht ihr Ziel.
Die demokratische Wende begann in der DDR wie auch in den anderen Ländern des Ostblocks als Forderung der Oppositionellen nach etwas Neuem, etwas zwischen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das damals vage der „dritte Weg“ genannt wurde. Erst als die damit verbundenen Forderungen nach freien Wahlen und Reisefreiheit im Herbst 1989 zur Öffnung der Mauer führten, wurde aus dem Aufbruch ein Anschluss; nach einem Besuch der anderen Seite wollten viele Ostdeutsche das neue Glück jetzt, und die politischen Prozesse in der nun offenen DDR wurden schnell auch von der Agenda der westdeutschen Regierungsparteien bestimmt. Von nun an wurde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nicht mehr von den Wendeaktivisten geprägt, sondern von jenen, auf deren Plakaten stand: „Keine Experimente!“
Dass „die Mauer gefallen“ ist, beschreibt eine Wahrnehmung aus westdeutscher Sicht, die zur Floskel und bis heute zur Normalperspektive auf die damaligen Ereignisse wurde. Jürgen Habermas nannte die historischen Veränderungen im Osten 1990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Dieser Lesart nach bringt sie keine Erneuerungen hervor, sondern mündet, über verschiedene Etappen des „Demokratielernens", schließlich im Status quo des im Westen schon Bestehenden. Angetreten sind die Oppositionellen in der DDR, in Polen, Rumänien oder der Tschechoslowakei allerdings nicht mit der Idee, einfach nur in die Umschulung zu gehen.
Jürgen Habermas | © wikipedia.org
Der österreichische Kulturphilosoph Boris Buden wies in seinem Wende-Essay Zonen des Übergangs darauf hin, dass das Subjekt der 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 der Wende und das Subjekt der nachholenden Revolution der Wiedervereinigung nicht dasselbe sind. Tatsächlich flicht man jenen Oppositionellen, die unter hoher Gefahr 1989 die Revolution im Osten auf die Straße und unters Volk gebracht haben, im Unterschied zu Helmut Kohl keine Kränze mehr. Es gibt eine Stasi-Unterlagen-Behörde und eine 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aber kein Archiv der friedlichen Revolution, keine Bibliothek der 89er-Ideen.
Zum Gedenken an die politisch Verfolgten i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zone (SBZ) und in der DDR zwischen 1945 und 1989, Jena 2010. Das Denkmal fand vor der ehemaligen Außenstelle Jena des DDR-Ministeriums für Staatssicherheit seinen Platz. Nach einem Entwurf der Künstler Sibylle Mania und Martin Neubert wurden auf einer Stahlplatte 285 Aktenbehälter aus gefärbtem Beton gestapelt, die auf die seelenlose verwaltungstechnische Perfektion der Verfolgung von Regimegegnern verweisen. |
© goethe.de
Gedenkstätte Berlin Hohenschönhausen, Berlin 1994, 2013. Das zentrale Untersuchungsgefängnis der Staatssicherheit war der berüchtigtste Ort des DDR-Unrechtsstaats. Die Vernehmungsräume und Zellen, in denen die Gefangenen durch spurenlose „weiße Folter“ psychisch gebrochen wurden, sind in ihrer ganzen beklemmenden Banalität und Freudlosigkeit erhalten. Der Architekt HG Merz hat die Baulichkeiten und die Ausstellung sensibel zu einem eindrücklichen Gedenkort gestaltet. | © goethe.de
Als ich unlängst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im Kanzleramt eingeladen war, die am Weltfrauentag für die Erhöhung der Frauenquote in den Führungsgremien der Medien und der Wirtschaft warb, erinnerte ich mich, dass es jahrzehntelang in der DDR eine faktische Vollbeschäftigung der Frau gab, mit all den damit verbundenen Infrastrukturen – Kindergarten, Hortbetreuung, Betriebsferienlager und dem monatlich freien „Haushaltstag“ bei vollem Lohn. Niemand wünscht sich deshalb die DDR zurück, zumindest ich nicht, aber sich an diesem Tag im Kanzleramt wenigstens daran zu erinnern läge nahe. Bei einer SPD-Veranstaltung sagte mir später eine führende Politikerin, dass man solche Aspekte der DDR leider immer noch nicht loben könne, weil „einfach viele Leute denken, das sei ungefähr so, als ob man Nazi-Deutschland wegen der Autobahnen lobe“. Bin ich in der DDR also in so etwas wie dem „Dritten Reich“ aufgewachsen?
Die Freie Deutsche Jugend (FDJ) ist ein kommunistischer Jugendverband. In der DDR war sie die einzige staatlich anerkannte und geförderte Jugendorganisation. Angela Merkel war auch eine Mitgliederin von FDJ. | © kultur212.wikispaces.com
Fast dreißig Jahre nach der Revolution im Osten könnte einem das Thema der Wiedervereinigung langsam etwas egal sein. Wir Deutschen sind 1989 mit so viel mehr wiedervereinigt worden als nur mit uns selbst. Wir haben unsere Fixierung auf Hitler und den Holocaust verloren, ohne beides zu vergessen. Die DDR und die Bundesrepublik waren Antworten auf das „Dritte Reich“ und definierten sich durch diesen Gegensinn zu Hitler, aber auch als die Alternative des einen Halbstaats zum anderen. Mit dem Verschwinden der Grenze bezog sich das wiedervereinte Deutschland plötzlich auf Europa. Deutschland hat sich Europa zurückgeschenkt und begann seither seine Geschichte als Kolonialmacht ernst zu nehmen und unsere Gegenwart als die eines kulturell und religiös diversen Einwandererlandes zu betrachten. Warum also noch über 89 reden? Warum daran erinnern, dass die Mauer nicht gefallen ist, wie Schnee fällt, und die Wende im Osten auch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der Wiedervereinigung war?
Mauerspechte an der Mauer im Dezember 1989 | © wikipedia.org
Heute denke ich, dass unser innerdeutsches Zusammenwachsen neben all dem Gelungenen auch zum Entstehen einer Kultur des Ressentiments geführt hat, die eng verbunden ist mit einem neuen Nationalismus, Angst vor dem Fremden und einem dystopischen Populismus, wie ihn die Politologin Wendy Brown definiert hat. Wie konnten aus Menschen, die auf der Mauer tanzten, die ihre Geheimdienstzentralen besetzten und an Runden Tischen, in neuen Zeitungen und Parteien die Idee einer anderen Gesellschaft artikulierten, die „Jammerossis“ werden? Auch jene Menschen, die sich jetzt abgehängt und in ihrer Lebensgeschichte entwertet fühlen, waren damals Teil jener Gesellschaft im Umbruch. Heute sagt niemand mehr: Wir sind ein Volk.
10. November 1989: Von der Nacht des 9. bis zum Morgen des 11. Novembers hielt eine feiernde Menschenmenge die Mauer am Brandenburger Tor besetzt | © wikipedia.org
Willkommen im Paradies
Es gibt einen Kolonialismus des Liberalen, der in der innerdeutschen Geschichte als solcher bislang nicht wahrgenommen wird. Wir sprechen heute von der Wiedervereinigung, aber vielleicht wurden die Deutschen durch nichts mehr getrennt als durch die Öffnung der Mauer. Das Gegensatzpaar „Ossi“ und „Wessi“ entstand jedenfalls erst nach 1989. Die westdeutsche Politikerformel von den „Brüdern und Schwestern im Osten", die seit jeher paternalistisch wirkte, verwandelte sich dann in die Begrüßung jener „Söhne und Töchter", die endlich am reich gedeckten Familientisch Platz nehmen durften. Für die Neubürger gab es Begrüßungsgeld, Umschulungskurse und neue Vorgesetzte. Die Ex-DDRler wurden nicht anders aufgenommen als die Rumänien- oder Wolgadeutschen. Willkommen im Paradies. Aber hatten wir 1989 im Osten nicht gerade eine Diktatur gestürzt? „Schlimmer geht es eigentlich nicht", schreibt Boris Buden. „Nicht nur sind die Akteure der 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en ihres Sieges beraubt und zu Verlierern gemacht worden. Man hat sie zugleich entmündigt und zum blinden Nachahmen ihres Vormunds verdammt im lächerlichen Glauben, sie auf diese Weise zur Autonomie zu erziehen.“ Diese repressive Infantilisierung der sich vom Sozialismus befreienden Gesellschaften ist für Boris Buden das politische Hauptmerkmal ein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 die ins Alte führt.
Oppelner
Straße Mitte November 1989: DDR-Bürger beim Schlangestehen für das
Begrüßungsgeld | © wikipedia.org
Nun,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ist die Partei mit dem größten Wählerzuwachs genau jene, die wiederum ins Alte führt, aber ihre Stimmen überwiegend jenen verdankt, die nicht das Programm der AfD unterstützen, sondern der Rache an den „Etablierten“ Ausdruck verleihen. Sie sind der Statistik nach mehrheitlich nicht überzeugt rechtsnational, somit ist es die Chance und Aufgabe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diese Wähler zurückzugewinnen für ein politisches Spektrum, das Verlusterfahrungen auf eine reifere Weise ernst nimmt. Der Wahlkampf wurde 2017 nicht durch Debatten über Gerechtigkeit gewonnen, sondern über Fragen nach unserer Kultur und Identität.
AfD im Wahlkampf 2017 | © goethe.de
Dreißig Jahre nach der Wende baut Deutschland ein Humboldt Forum, um die humboldtsche Vermessung der Welt mit der deutschen Kolonialgeschichte zusammenzudenken. Dafür wurde der Palast der Republik abgerissen, und am gleichen Ort erinnert nun nichts an ihn. Wie reflektiert man diesen innerdeutschen Kolonialismus? Diesen nationalen Dachschaden, dass es bezüglich der Geschichte der DDR nichts mehr gebe, worüber man sich Gedanken machen müsse, außer die Mauertoten und die Stasi? Was von der DDR bleibt, ist eine Erinnerung an Opfer und Täter, an Unrecht und Scheitern und der Irrglaube, dies sei die ganze Wahrheit.
Palast der Republik | Foto: Sven Werk, CC BY-NC-ND 2.0, via flickr
Angesichts der friedlichen Selbstauflösung der DDR erscheint es heute geradezu unwirklich, dass in der Mitte Europas, auf deutschem Boden, mehr als vierzig Jahre lang ein Land existierte, das nach 1949 die Industrien verstaatlicht und die Landwirtschaft kollektiviert hat; es entstand ein System des sogenannten Volkseigentums, der politisch gelenkten Wirtschaft, einer künstlichen Währung und sozialistischen Staatsdoktrin. Niemand will dieses System zurück, jedenfalls ich nicht, aber seine Geschichte ist reich an alternativen Denkmustern und Produktionsformen, es schuf eine andere Form der Kultur, die durch Züge des ideologischen Konformismus genauso geprägt war wie durch klassische Bildung und ästhetische Experimente. Sich daran zu erinnern muss erlaubt sein – genauso wie man sich auch an seine Kindheit erinnert, ohne befürchten zu müssen, reflexartig für regressiv gehalten zu werden.
Wenn es zu einem politischen Ritual geworden ist,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Wiedervereinigung durch Kranzniederlegungen an die Mauertoten zu erinnern, warum nicht auch an jene, die zum Sturz der Mauer beigetragen haben? Nach ihnen werden keine Straßen benannt. Warum nicht Kraft daraus schöpfen, dass der Osten Deutschlands sich nach dem Krieg ohne Marshallplan wieder aufgebaut und so erfolgreich industrialisiert hat, wie er nun über weite Teile und unter großen Schmerzen wieder deindustrialisiert wird?
Ein Teil der Gedenkstätte Berliner Mauer ist die Kapelle der Versöhnung | © wikipedia.org
Vielleicht wurzelt unser „nationaler Dachschaden“ darin, dass die Revolution im Osten nur als nachholende Bewegung gesehen wird statt als ein Schatz an Differenz. Wie seltsam ist dies auch angesichts einer westdeutschen Geschichte linker Utopien. Wo die Erinnerungen an die DDR um diese wertschätzenden Aspekte gebracht werden, entsteht eine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Siegern“.
Man erinnert sich in den ostdeutschen „Ärztehäusern“ noch an die ehemaligen „Polikliniken", aber im Nachdenken über die Reform unseres Gesundheitssystems ist es, als hätte es sie nie gegeben. Nicht dass sie die Lösung wären, aber sie sind ein anregender Teil unserer Geschichte. Wenn die Erinnerung an die Vollbeschäftigung, die Altstoffverwertung oder das Zentralabitur der DDR gleich in die Nähe der Rechtfertigung der Mauertoten und der SED-Diktatur führt, entsteht, wie es d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 Wolfgang Merkel nennt, eine „Repräsentationslücke“ innerhalb unseres politischen Systems, die weiter wächst.
Was ist aus den Runden Tischen geworden?
Wenn es am Anfang eine Art von ostdeutscher Bitternis gab, die mit dieser partiellen Geschichtsblindheit im Westen und der Entwertung kompletter Lebenswelten im Osten zu tun hat, so führte diese Krise der Repräsentation nicht nur zum Entstehen der Partei Die Linke und zu ihrer mühsam errungenen Akzeptanz im politischen Spektrum. Vielmehr erzeugte der kosmopolitische Liberalismus im Zuge der Wiedervereinigung auch ein Klima des Ressentiments, das zunehmend ein gesamtdeutsches wurde, eine Allianz der Modernisierungsverlierer, die sich abgehängt und ausgeblendet fühlen. Die belgische Politikwissenschaftlerin Chantal Mouffe nannte die so entstehende Gesellschaft eine Zwei-Drittel-Demokratie, zu deren Verlustmasse weniger die ökonomischen Verlierer zählen als die kulturellen.
Die neue Rechte, die sich zum Sprachrohr dieser sich im politischen System nicht mehr repräsentiert fühlenden Verlierer der Modernisierung macht, führt interessanterweise gerade keine Debatte um die Verteilung von Lebenschancen und die Einhegung der Märkte, sondern um Themen wie Identität, Heimat, im weitesten Sinne also um – Kultur. Die „kleinen Leute", die sie vertritt, können durchaus auch Professoren sein. Di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unseres demokratischen Systems scheint mir angesichts dieser populistischen Bedrohung darin zu liegen, die Debatte um Werte von der reflexartigen Koppelung an den Vorwurf des Konservativen zu lösen, genauso aber auch vom „Kulturellen“. Werte sind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einer Leitkultur, sondern operative Werte, frei vom Thema des Identitären sind sie Ausdruck einer Sorge um rechtliche Spielregeln und ethische Standards.
Auch wenn der materielle Wohlstand zunahm, entstand bei Teilen der sich abgehängt fühlenden Ostdeutschen ein Gefühl von Verlust und Entwertung de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Sie sind nicht einmal mehr ein Problem, man übersieht sie wie das Personal im Hotel. Anwesend und sichtbar wurd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hingegen die Flüchtlinge, und der Neid auf die vo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Gesehenen führte zum Aufstand der Pegida und zum beschämenden Wahlerfolg der AfD. „Mutti“ Kanzlerin Merkel hat im Herbst 2015 neue bedürftige Kinder aufgenommen und übersah jene, die sich schon lange in ihrem Haushalt vernachlässigt fühlten. Keinem von ihnen wurde etwas weggenommen, weil neue Flüchtlinge gekommen sind. Dennoch entstand ein Neidkampf, der von Menschen geführt wird, die fragen: „Warum bekommen die Geld und Wohnungen und wir nicht?“ Dabei geht es im Grunde nicht um das Materielle, sondern denen, die vor Merkel brüllen, hat man meiner Ansicht nach etwas anderes weggenommen: Stolz und Biografie.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wurde Lenins Statue abgerissen. | © lacolumna.cat
Nicht anwesend und repräsentiert im politischen Gefüge fühlen sich aber auch viele der 22 Millionen Mitbürger, die längst nicht mehr Gastarbeiter sind, sondern Deutsche anderer Herkunft, Hautfarbe und Religion. Auch hier entstand mitten unter uns eine Kultur des Ressentiments, die in Dinslaken dem IS regen Zulauf bescherte. Auch das ist die Fernwirkung des politischen Erbes von 1989. Auch hier überging der alte, kosmopolitische Westen die Basiserfahrungen eines Großteils seiner Mitbürger, der ganz andere Konsequenzen der Liberalisierung und Globalisierung bewältigen musste.
Die Tiefenwirkungen der nach 1989, zeitgleich mit dem scheinbaren „Ende der Geschichte", entstandenen Kultur des Ressentiments haben mit „dem Fall der Mauer“ begonnen. Was hätte es wohl bedeutet, wenn man nach der Wende die Abiturnoten der Westdeutschen mit dem Faktor 1,2 multipliziert und damit abgewertet hätte, wie mir das Anfang der Neunziger passiert ist, weil im Osten das Leistungsniveau angeblich niedriger war? Dies ist eine Kleinigkeit, das Leben ging lächelnd darüber hinweg, aber ich kann es nicht vergessen.
Warum sprechen wir, wenn wir über Dekolonialisierung sprechen, nicht auch über das Zusammenkommen der zwei deutschen Staaten? Was ist aus den Runden Tischen geworden? War das Grundgesetz nicht ein Provisorium, das durch eine Verfassung ersetzt werden sollte, sobald Deutschland vereint ist? Die Mauer ist nicht „gefallen", auch wenn sich das im Westen so angefühlt haben mag. Es ist an der Zeit, sich andere Geschichten anzuhören und die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Zuspätgekommenen, der Gescheiterten und Verlierer zu betrachten – nicht mit einer Geste des Erbarmens, sondern weil sie uns bereichert.
Ist die Mauer schon gefallen? | © german212-winter12.wikispaces
Autor: Thomas Oberender, geboren 1966 in Jena, ist Intendant der Berliner Festspiele.
Copyright: Dieser Text erschien erstmals in der ZEIT Nr. 40/2017 und wird an dieser Stelle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s Autors veröffentlic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