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的文章和罗伟章的小说我都读了，读完后心情挺沉重的，很久没有缓过来。我倒没有像前面黄纪苏老师等那样流泪，对于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人，黄灯文章中叙述的很多事实，也是我生活中的经验；罗伟章的小说除了给人带来浓得化不开的沉重感之外，更有一种锥心的绝望感。看完后我首先想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三农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讲，到现在已有将近20年时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村真没有希望”的情况至今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而且，在近些年全球经济危机，经济整体下行的环境下，在国内经济转型，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今天，“农村的凋敝”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其二，有些“司空见惯”或者在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现象，经过文学的表现，还是能产生强大的冲击人的力量。黄灯的文章在春节期间，在微信和网络上流传很广。我一些不是文学圈甚至知识圈的朋友也转发这个文章，与我讨论这个文章，是一个例证。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学还是可以葆有它的活力，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仍有发言的能力呢？
后一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文学内部的问题，我想就此说一点我的看法。
黄灯的文章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叙述的角度问题。这是一篇亲历者自我叙述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我的故事”、“我（夫）家的故事”、“我的亲人的故事”——“我”在其中，但又在其外，从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承认自己是个“介入者”。这一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视角，使叙述不再能够平稳，带来了一种紧张感，或者如前面人提到的一种“撕裂感”。这不是一种纯客观性的外在的叙述，弥漫这个人的经验、感情，疼痛和忧思；又不是纯个人式的叙述，走进个人的内心深处，挖掘人物微妙、深层的心理。不是这样！文章的叙述是一种平面式的展示，在家庭的内部关系中，展示一种乡村的“图景”。我觉得这可以称为近些年屡有出现并每年在年关时节成为热点的“回乡体”。“回乡体”走热一方面表明乡村只能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审察、思考的对象的时候，才能进入城市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言说中；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城市知识分子乃至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乡村又像隐伏在身体中的病痛，或者刺在肉中的无法拔除，随时发作。
黄灯的文章在自身的经验中跋涉，“无比的真实”，虽然叙述尽量克制，但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的呼喊。对这样的写作，我必须表达我的尊敬。
前面提到了文章是在一种家庭内部的“关系”中展开乡村危机的叙述的，即使讲到了家庭外部，也只是家庭亲属关系的一种延伸，比如因政府拖欠工程款而破产的四姐夫的故事，指向的是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分包制的不安全感，经济下行整体环境下，底层农民工的悲惨境遇；妹妹的出家，指向的是当下归属感和信仰缺失的问题。文章作者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文章的目的也是想从一个家庭内部出发来展示当下乡村图景的重要的面相。但从一个家庭出发，往往最容易走向物质性的财产的关系和个人性的情感的因素，从乡村“关系”的角度，更多的一些公共性的因素会难以纳入进来。我再讲的具体一点，比如，农民当然是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亲属关系是其生活和生产中的最重要的单位，其依赖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城市家庭。但家庭而外，农民也生活在一个村庄中，村庄对于农民来说，对其日常生活、生产发展、组织沟通、情感认同诸方面，是一个有意义的重要单位。在叙述农民的时候，在诸种关系的定位中，他们作为受外在国家强力压制、城市资本压榨、现代性价值等级序列歧视的对象，似乎就处于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之中。怎样理解农民自主变革的动力和能力？怎样理解农村内部产生出来的变革的动力呢？除了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城镇化一途之外，农民和农村还有别的出路吗？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突破家庭的单元，在更大的“关系”中展开叙述和思考。
也是从这些问题出发，我再谈一点对罗伟章小说的看法。罗伟章的《声音史》写得极为冷静。如果说黄灯的文章让人有一种沉重的痛楚感，罗伟章的小说则让人在一种“天聋地哑”的处境中，深陷一种绝望感。贾平凹的《秦腔》出来后，评论界一直在说“乡村叙事的终结”，孟繁华还专门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在“乡村的终结”序列中，罗伟章的这篇小说是一篇巅峰和终结之作，天荒地老，村庄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傻子”和一个被丈夫和儿子遗弃的女人。
《声音史》的主人公杨浪是一个光棍，被村里人当作一个傻子，虽然他是一个“傻子”，但他有一个特异功能。他对声音特别敏感，他可以重新组织声音，组成一部村庄史。熟悉小说史的读者一接触这样的小说，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人物系列。像外国小说中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更有一个长长的“傻瓜”人物谱：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古炉》中的狗尿苔、《高老庄》中的石头，莫言《檀香刑》中的赵小甲等，有评论家认为，“当代作家笔下的傻子们，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阵容，甚至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一道艺术奇观。”
当代中国作家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写“傻子”——那种异于常人、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却具有通灵功能的“超人”？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应该与“新时期”之后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有关。“傻子”当然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人物，他有权通过特殊的渠道获知时代、社会、人生的秘密，通过“傻子”这个管道，现实被压缩，小说因而搭上了直通真理的快车道。我提到这点并不是完全批评罗伟章的这篇小说。杨浪这个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但并非一个典型性的傻子，他还是带出了相当多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感受，有某种人物的实感，而不是一个纯象征性的人物。
由于时间的关系，下面我再简短回应一下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悲情的问题。我先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台湾的赵刚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他作为台湾人，最初读到像《林海雪原》等这样的大陆当代文学作品时，受冲击最大的一点是作品中体现出的那种乐观、阳刚、向上的氛围和气质，他说，在其它作品的阅读中，这种感受是没有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在读60年代天津作协一批作家（王林、刘真等）写的一本书《花开第一枝》，是给河北饶阳县五公村那个“模范村”的各色人物做传的，它的叙述当然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的印记，但在今天读的时候，我还是对书中透露出的对改造和发展农村，农民自身成长的强烈信心留下深刻的印象。五公村在当代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史上是一个“互助模范村”，我在想，对于农村叙述而言，自信的丧失是否与某种文明等级的固化，农村主体性的瓦解有关呢？关于农村叙述，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两大传统，一个是从鲁迅开始的启蒙现代性传统，其基调是悲情的；一个是革命文学的传统，其基调是乐观的。这样说当然有点简单，但我想，当我们深陷悲情无法仰望未来的时候，是否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传统呢？
第二，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一开始于建嵘老师和李陀老师有争论，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也是我们谈论今天的农村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了，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也是内在于这一历史必然性理论中的。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问题，社会科学内部并非没有争论，比如对发展主义的质疑一直就是一股强大的潮流。文学的介入，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对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抗争，是对历史可能性的探寻。我可以再举一个文学的例子，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在双水村的时候，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但他阅读文学书籍，以此在精神上沟通外部的世界，后来他做“揽工汉”、下煤窑，可称为90年代之后大量出现的农民工的先行者，但因为文学的存在，孙少平处理周围工友和观看周围世界的方式就显得与众不同，可以说，因为透过了一双经过文学浸染的眼睛，农民工的前途和命运在孙少平那里也许出现了别样的可能。
这些年，因为做课题的关系，我经常到农村做调研，于是也常常遇到别人问，你们做文学研究的，为什么要做田野呢？你们的田野与其它学科，与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呢？刚才黄纪苏老师也问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我无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这样的场合，我想说，像黄灯的随笔，罗伟章的小说，这种文学介入的方式，还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让我们感到农村的问题与我们如此相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群都与我有关”。刚才有人提到，文学让我们回到人，我想补充一点，这个回到人不只是回到人性，回到人的感情世界，而是回到人的复杂的生活世界，回到人所处的各种关系中，并寻找各种关系中的能动因素，探索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