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平 姜楠丨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到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百年传承与实践创新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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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到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百年传承与实践创新

忻平 |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姜楠 |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学术中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为阅读方便有修订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文化建设，不断创新文化理念，进而持续推动党自身的成长壮大，使党永葆生机活力。文化是多元的，这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决定的。民族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是指某一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在自身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特质。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任何文化都依托于一定民族而存在，民族性是其中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族性始终被列为首要属性。在不同的时代，民族性的体现虽有所变化，但是本质特点始终未变。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不同时代主题，不断丰富民族性的内涵，从而形成并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

本文立足于党史百年视域，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阶段传承的基本脉络，分析这一理念在不同阶段的流变与应用过程，进而总结传承与创新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形成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忽视

近代以来，古老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大量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从1840年到1906年，世界主要列强挟持先进工业文明之利器侵略中国，“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但中国的落后地位仍未改变。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传统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希望通过革新思想文化挽救民族危亡，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启。

正如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所言，“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础，是中共百年文化发展史的起点。运动的倡导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鲜明地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通过“破旧”达到“立新”的目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从“新”与“旧”的角度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称中国文化“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全面肯定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同时，陈独秀否认文化调和的观点，认为两种文化“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他强调：“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一主张将树立“民主”“科学”观念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客观来说，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

相比于陈独秀的言辞激烈，李大钊虽认识到“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但也表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承认西洋文明更具优越性，进而呼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显然，这些观点对于当时开启民智、冲击故步自封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存在明显的矫枉过正，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显得过于激进，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往往用文化时代性所强调的“新”与“旧”来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思想意识的觉醒，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类新思潮在中国大地竞相涌现，这些新思潮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凭借自身特色得到不同群体的拥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们从原有新文化阵营中分化出来，由崇尚西方文化转而宣扬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上也有所体现。此时他们在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同时，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1924年4月，陈独秀在《中国青年》发文抨击泰戈尔对东方文化的鼓吹时，已经转变了原先一味鼓吹西方文化的倾向，表达了对西方文化的新态度：“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这是对此前“西化”观念的超越，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进步。

《中国青年》

然而，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认知总体而言仍是不全面的。在与东方文化派的论战中，陈独秀认为：“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瞿秋白也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他们以时间作为衡量东西方文化的维度，将东西文化的差别片面归为“古今之异”而非“民族之别”，东方文化作为旧文化因而落后于西方文化这一新文化，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了民族性。正如胡绳后来所总结的，这一时期推崇新文化时对民族性的认知弱化，“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煞了一切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抹煞中国民族生活的特点”。实际上，任何文化都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性，仅强调单一方面是对文化属性的割裂。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忽视是时代的产物。这一时期是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浅，尚未充分认识到结合中国国情的重要性。在苏俄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强调“以俄为师”，崇尚国际主义，加之受到新文化运动前期全面反传统思想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缺乏足够认识。究其根源，这与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尚不成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不足密切相关。

（二）新启蒙运动与文化民族性理念的萌发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认知的深化与党开展的革命实践历程密不可分，党成立后，共产党人投身革命活动，在大城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并试图照搬苏俄革命模式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一系列失败证明苏俄革命城市中心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革命实践以及正反两方面经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努力，根据国情，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革命实践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民族认同。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背景下，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激发了广大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此时社会上存在不同的思潮，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掀起了复古逆流。1934年2月，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说，倡导“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始。新生活运动号召“复兴中国固有文化”，其政治目的是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禁锢民众思想，以达到压制革命、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目的。在此复古风潮的影响下，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等十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由此发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是新生活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运动所倡导的“不盲从”“不守旧”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复刻，是对国民党复古论调的迎合，其思想内核仍是复古论。此外，当时社会上仍存在陈序经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思潮，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主张全面采纳西方文化，这一观点彻底背弃了本民族文化，是对中国文化民族性的完全否定。

面对全盘西化思潮和复古思潮在社会上的流行，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共同发起了新启蒙运动，对两种思潮进行批判。何干之表示：“现在是我们重新估量中国文化，估量西洋文化，深入研究，深入批评的时代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上，新启蒙者在批评一味复古和全盘西化两个极端倾向基础上，开始正视和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主张对中国文化批判继承。1928年入党的柳湜主张：“我们提出继承我们好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固有的文化，保卫我们的民族文化。”“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这一系列观点表明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开始重视本民族文化，主张以扬弃的观点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表明他们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在深化。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下，不同的政治力量、文化团体都在研究文化问题，但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发挥时代作用上，他们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文化观在时代主题下逐渐在深化，进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

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受到新启蒙运动的催化，党内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民族化”“中国化”的思潮，文化的民族性开始受到广泛重视。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现阶段的文化运动》的文章，该文对文化民族性有深刻认识，指出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内容“首先就是民族的”，主张发扬民族优秀传统，“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民族的”“中国化”这些全新提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认识的进一步提升，从后来的状况来看，这些新理念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并进一步升华凝练。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正是建立在广泛吸收党内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集中体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视：“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与他对文化民族性的认知觉醒是分不开的。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强调要运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民族文化的形式及特点的强调，显示了毛泽东对中国文化民族性内涵的思考。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提出及其内涵阐释

在1939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并将这种新文化概括为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四个方面。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雏形，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为新文化命名，并将“民族化”放在首位，体现了他对文化民族性的重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表述、新论断。

1940年1月4日—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张闻天于1月5日在会上作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在报告中使用的便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念，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其内容包括：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可见，张闻天对新文化内容的分类，继承了毛泽东的观点。他将“民族的”特点进一步阐释为两方面内容：一是“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二是“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其重点在于突出了民族文化对于全民族抗日的重要性，进而发挥民族文化在凝聚抗日力量中的作用。

1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会后毛泽东将这份报告进一步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此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概念，将其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论证了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突出了排在首位的“民族的”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毛泽东将其核心内涵阐释为三个层面：

第一，具有民族独立性和革命性。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近代以来，伴随着外来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建立的新文化要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契合，立足于民族独立，这与张闻天所说的“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是一致的。同时，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因此“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这体现了毛泽东世界革命的眼光。

第二，展现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强调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这表明新民主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独特土壤，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张闻天也强调要“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如果脱离了民族特点，盲目吸收外来文化，则这一文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第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绝非封闭排外的，而是要批判地吸收外国进步文化，转化为有益成分。毛泽东将这一吸收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新民主主义论》最先发表于《中国文化》创刊号，后在延安出版

以上阐释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理念的框架，是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全面回答，其核心在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认同。1940年2月《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这一理念的正式形成。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提出和内涵阐发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历史传承的源头活水。文化的民族性从忽视到形成成熟阐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逐渐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用与升华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进行文化事业探索的重要成果，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理念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传承与发扬，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创新。

延安时期木刻版画《割草》（古元 1940年作）

延安整风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得到运用的最初阶段，这一全新理念也是在该时期得到进一步升华与发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将该理念广泛运用到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去，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提升了这一理念的广度与深度。这一时期，文化民族性理念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文化民族性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要求立足民族文化，独立自主地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拉开序幕。针对部分党员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漠视，毛泽东将这一问题描述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毛泽东称这一现象为“极坏的作风”，批评部分党员缺乏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了解，缺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因而要进行学习上的改造。不懂中国历史和文化，不懂得中国国情，就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此强调关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目的在于纠正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发文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主张，其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的“独立自主”，并运用文化民族性理念进行解释：“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进而强调：“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文化民族性理念灵活运用到中国化的逻辑中，强调结合民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将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文化支撑。

第二，强调批判地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在批判党八股的问题上，毛泽东运用文化民族性理念，提倡改善语言水平“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吸收借鉴国外和中国古代的有益文化因子，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内涵升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论及对古代文化的态度：“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立足本民族文化与博采众长的问题。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析：“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毛泽东在这里特别强调运用苏联革命建设实践中创造的新文化，并以此作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主张以辩证的态度看待，“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这一系列论述与《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性思想一脉相承，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的内涵。

第三，强调将文化民族性与大众性相结合，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形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一观点很快落到了实践层面，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群众共同改造传统艺术形式，如编排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秧歌。新秧歌运动自1943年春节开始在边区广泛开展起来，引发了广大边区人民的热爱、参与和追捧。一些作家开始运用信天游等人民群众接受度高的传统语言形式进行创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其中的代表，广受群众欢迎。这些文艺作品立足于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在内容上实现了民族化和大众化的统一，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繁荣。

中国革命的胜利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正确性，用成功实践反驳了“西方中心论”的错误思想，洗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卑感，增强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同年制定的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性质，民族性被列为首要属性。

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化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民族性理念是文化改造中必须考虑且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在改造教育方面，周恩来在1950年6月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易于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热爱。”周恩来结合《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要求，将文化民族性理念贯彻到新中国教育模式中。同时，他还强调：“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注意各兄弟民族的特点和形式……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内容输送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教育办好。”相比于此前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主要偏重于中华民族整体，这一观点在强调共性的同时，关注到了中国各民族的个性，符合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的新站位，是文化民族性理念在新中国的创新。次年9月，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具体方针和任务。大中小民族学校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等民族地区的出版社成立，各类民族语言的教材和书籍得到出版。

在文艺领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戏曲成为文艺改造的重要对象。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强调：“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正义的成分。对旧有的或经过修改的好的剧目，应作为民族传统的剧目加以肯定。”这一指示内容体现了文化民族性，根据这一指示，戏曲改革工作进一步推进，各类旧戏曲经过改编，旧貌换新颜。对传统剧目的挖掘与整理工作，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扬弃和保护。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电影也得到发展，1950年9月，周恩来说：“年轻的人民中国的电影已经迅速地在市场上代替了美国电影的地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为社会主义文化。此时，因受“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全面学习苏联的同时，也造成苏联文化充斥中国上下，甚至引发了教条主义的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表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在此阐述了他对中外文化关系的认识，他的这一认识继承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关于文化民族性理念的论述，即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将苏联文化推崇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文化的全面学习演化成了对苏联文化的照搬照抄，这引发了毛泽东对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思考。

同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民族性理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使民族文化与时代相结合。毛泽东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同时他也认为，本民族文化的运用不能盲目僵化，进而举例称“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毛泽东认为，民族文化并不意味着完全复古，要将民族形式时代化。他表示：“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

第二，主张“洋为中用”。毛泽东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因此主张学习外国文化，进而为中国服务，他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同时，毛泽东认为，在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中要以本国文化为主，“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这一论述即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思想的体现，强调本民族文化的本位性。

第三，批判吸收外国文化。毛泽东说：“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也就是要通过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分，促进文化融合，进而发展民族文化。这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此时苏联文化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态度。

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论十大关系》与《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毛泽东面对“全盘苏化”的倾向所作出的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论述，这是革命时期产生的文化民族性理念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学习苏联大背景下的转化与升华。其中反复强调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批判吸收”的观点，体现了毛泽东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体现。

1961年1月，文化工作开始调整。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意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了总结，提出要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收集和整理我国各民族和民间的文学艺术遗产，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古典的和当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重要理论著作。《意见》有效推动了文艺政策的调整，许多内容落到了实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其中的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就是文化民族性的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并运用文化民族性，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结合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在运用的过程中结合时代主题，解决面对的各类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

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走向复苏，文化领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洞开，各类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其中不乏一些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这一时期开展文化建设的新背景。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文化民族性理念，结合时代特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

（一）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承续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总结的重要文化民族性理念，改革开放后，这一理念得到有效继承。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钻研、吸收、融化、发展”的八字原则，这一原则将“推陈出新”的过程进一步细化，为文化的继承创新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指导方案。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方面条件仍较为落后的情况下，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显得十分必要。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为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可能，邓小平重视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在改革开放伊始他就认识到中国不仅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社会科学也较为落后，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学习外语，从而能够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同时，邓小平也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区分精华与糟粕的论断，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邓小平重视对文化加以分析，强调“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综合来看，邓小平充分继承了毛泽东的文化民族性思想，同时立足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特点加以创新。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社会思潮涌动，知识界开始围绕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其中不乏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全盘西化”的论调。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警惕，1990年1月10日，李瑞环出席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并就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问题作了系统阐释。中央领导人专门就民族文化问题进行大篇幅论述，这是此前党史中鲜见的，可见此时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讲话中，李瑞环首先肯定了文化的民族性，强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进而总结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等三大特点。在积极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李瑞环在继承“洋为中用”观点的基础上，创新地提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增强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同时立足对外开放的新背景，提出“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魄应该更大一点，更要有世界眼光”，对于当时外来文化传播的混乱现象，他强调要认真加以清理和改变。对于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关系的问题，李瑞环在重申“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理念基础上，认为：“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苛求历史和前人。苛求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这也是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崇洋媚外、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提出的新观点，目的是防范错误思潮的扩散。这一讲话贴合时代形势，表明了此时党中央对吸收借鉴传统和外来文化的科学态度。

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召开，江泽民在大会讲话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初步阐释，这里的“有中国特色”所强调的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对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江泽民指出：“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此后党中央多次强调运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原则方法，其中的核心要义即运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地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取运用文化中的积极部分，摒弃消极部分。这是毛泽东“批判吸收”观点的延续，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传承的重要体现。

而在实践的层面上，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使这一理念得到了充分实现，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武术等文化形式受到追捧。1990年，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大型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各类演出、学术研讨层出不穷，使京剧艺术重新焕发生机。一些积极有益的国外文化产品也引入了中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成为时代流行文化的一抹亮色。

（二）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民族精神是文化民族性的集中体现，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这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历史根脉和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民族精神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对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对原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渐趋弱化，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价值观迷失的现象。在时代的呼应下，党的十六大首次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战略任务，将其内涵阐释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强调“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中华民族精神深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面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保持民族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激发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进而动员和凝聚民族力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一大创新，有力地回应了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以隋代乐舞俑、唐三彩为灵感创作的舞蹈《唐宫夜宴》

（三）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文化的民族性表明，一切民族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必然存在，中华民族文化正是在不断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倡导积极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所强调的“批判吸收”更侧重于“引进来”。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对外弘扬中华文化，展现中国的文化特色，对推动文化交流，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中华文化“走出去”成为时代需要。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2005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此后，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各类文件中不断强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并将这一战略逐步推进。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没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平台上的交流，就无法形成世界文化百花园的艳丽缤纷。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实践过程中的创新，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能够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加快，各类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开设。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设立，截至2012年12月，中国在世界108个国家建立了40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个孔子课堂，汉语学员总数达 65.5 万人。世界排名前 200名的大学中有70 所已设立孔子学院。此外，电影、书籍等各类中国文化产品也传播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到中国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广泛的实践中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时代发展。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科学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妥善处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

文化自信：彰显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在新时代已臻成熟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序幕。大会闭幕十几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这一伟大梦想无疑是不易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正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并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我们自信的根源。

“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

在“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是生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因此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民族性理念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集中体现在文化自信上，即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重视文化的民族性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基础，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起来，多次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和认同，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继承，彰显了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和自豪感。

文化自信所展现的是新时代对待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与态度，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内涵，包括五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百年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高千尺，根深沃土。这一深厚的文化特质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征程，展现出丰富的伟大民族精神。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厚重感和先进性是其他文化难以比肩的，是值得每一位中国人为之自信的。同时，中国文化正在不断繁荣发展，中国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文化创新性发展，进而创造出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文化就是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受到历届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一理念在新时代又有了创新与延展。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地位的评价上，习近平总书记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并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这一高度评价是前所未有的，体现出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

在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举行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的首次出现，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就不同对象多次阐述这一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明确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于如何实现“双创”，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相结合，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一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古为今用”理念的延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挖掘和阐发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总结出传统文化的丰厚涵养和时代价值，使传统文化“活”起来。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详细阐明了工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明确了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积极从实践层面落实新时代的传统文化观。《意见》中明确的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等具体任务都已逐渐取得成效。截至2020年，我国累计完成古籍普查登记数据270余万部，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以《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为代表的各类创新型传统文化节目广受好评。2021年4月，中央宣传部正式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光彩四射。

《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现场

（三）吸收外来文化，扩大文化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思考，充分认识到文化与民族的关系，他强调：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正是文化的民族性，汇聚产生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文化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上，还表现在立足本民族文化，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就是源于中华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汇聚。

文化自信表现在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其他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长久坚持的“洋为中用”的理念，重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学习借鉴。他强调：“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对于外来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更加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国外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进一步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为人类文明添光彩。

结语

回顾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文化建设，而坚持文化民族性理念是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基础。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植根于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强调文化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落脚于对古今中西文化关系的理性处理。正是在不断契合不同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不断升华和创新，成为系统的理论，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焕发生机与活力。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富有魅力，是世界文明中最值得自信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的民族性，重视传承发扬好中华民族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文化自信中实现文化自强，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征程上奋力迈进。

新刊速递丨学术中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丨探索与争鸣·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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