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的“驸马国”｜蒙古帝国与高丽王朝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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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鲁大维甲骨文 202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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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祺，是极为关心蒙古帝国诸多事件的少数人之一。在历史上，王祺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身份——高丽恭愍王（1351—1374年在位）。1351年，22岁的恭愍王正式即位高丽国王。

他在许多方面不像高丽人，至少不像高丽始祖那样被认可。他和高丽王宫的很多人梳蒙古辫，戴蒙古毡帽，穿紧身束腰起褶长袍，这种长袍的衣袖在手腕处收紧以便持弓手臂自由活动。

骑术精湛者，备受崇拜。朝廷经常举行马术展演。在京城，马球比赛非常流行。和蒙古一样，高丽朝廷认为，竞技是集休闲娱乐、军事训练和提高精英凝聚力于一体的活动之一。

高丽国王经常出席射箭比赛。射箭比赛还包括边纵马疾驰，边拉弓射靶的项目。恭愍王喜欢观看护卫摔跤，这不仅是为了娱乐消遣，还有考校武艺之意。就连国王的“御座”也效仿蒙古皇帝的“胡床”（即上面能坐好几人的大凳子）。

这位年轻的高丽国王几乎和蒙古时期所有高丽国王一样，根据不同场合分别使用蒙古名字和高丽名字。恭愍王在和蒙古帝国交往的时候（有时是和明朝开国皇帝），使用常见的、地道的蒙古名字——伯颜帖木儿。

1349年，恭愍王以高丽王族身份迎娶了一位年轻蒙古女子为王后（即宝塔失里，又称徽懿鲁国大长公主）。这位蒙古王后，是大元魏王孛罗帖木儿之女。与13世纪嫁到高丽王朝的蒙古公主不同，无论是从血统，还是从政治影响力来看，这位王后都来自与皇帝关系比较疏远的皇族。

联姻作为草原社会缔结战略联盟的完美策略之一，将元朝皇族和主要蒙古世系联系起来。高丽成为元朝“驸马国”始于13世纪60年代末，这是元丽关系发生关键性转变的标志。

1269年，高丽世子（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忠烈王）向元朝请婚，求娶蒙古公主。这一请婚行为打消了元朝对高丽是否忠心的怀疑，因为直到那时大都朝廷还在争论用何种手段来惩罚高丽王族——王氏，斩草除根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毕竟这几十年来，高丽一直没有停止反抗蒙古的征服。

1240年，高丽在抵抗蒙古的一次战斗中杀死了十几位蒙古高官。所以，忠烈王的请婚行为被视为高丽重新效忠元朝的证明。

蒙古对忠烈王的请婚行为如此积极地解读，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帝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当时，忽必烈和南宋王朝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战争。

汉人官员马亨（1207—1277）向忽必烈建议改善与高丽的关系，以防南宋和高丽结盟，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汉人官员马希骥也提议把高丽的人力和物力有效投入元朝征服日本的计划之中。

此二人都认为元朝应该利用高丽明显的回心转意之机与其结盟，原因如下：

一是重新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不仅危险，代价大，而且也偏离蒙古的战略目标。

二是忽必烈可能也看到高丽王族能够有效制约辽东地区强悍的东道诸王。如果元朝和高丽建立统一战线，高丽国王就会为元朝抵挡来自东道诸王的威胁。

三是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其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高丽的臣服对忽必烈而言无疑是对其继承汗位的有力支持，而对忽必烈政敌来说，此举则会使他们丧失潜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那么忠烈王有何好处？答案是：通过联姻，高丽统治家族——王氏的利益会得到保障。10世纪初，忠烈王先祖王建（918—943年在位）在建立高丽王朝的时候，就曾试图通过与地方精英（乡吏）结盟来抗衡贵族势力，加强王权。

但是直至13世纪60年代，高丽王权还在承受巨大压力。在13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高丽朝政仍然掌握在武将手中，而王氏则沦为傀儡。若非政治内讧，以及长达几十年抗击蒙古的战争造成惨重伤亡，高丽的武臣独裁还会继续下去。

不过，高丽国王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随着贵族的权势及其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那些在农村拥有大片土地，在首都占据高官厚禄的贵族世家，开始公然挑衅王权和国王长久以来的最主要的盟友——乡吏。高丽王朝“正是依靠乡吏，才得以维持秩序，征发税赋徭役和接受地方朝贡”。

蒙古作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政权，为高丽王氏及其支持者提供了宝贵的机会。1269年，高丽武臣林衍发动政变，废黜了元宗（1259—1274年在位）。元宗之子忠烈王在绝望中萌生了与蒙古皇室联姻以复兴家族命运的想法。如上文所述，这一请求与蒙古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

1270年，蒙古使者抵达高丽。林衍意识到元丽联姻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元朝也派军确保元宗复位。1274年，高丽王氏暂时恢复了国内的统治秩序，并做好援助蒙古攻打日本的准备工作。这样，在对蒙古公主下嫁和元朝派军的承诺表现出一定的诚意后，第一位蒙古公主抵达高丽。

尽管高丽王氏得到了元朝支持，但还是面临贵族世家的挑衅。高丽贵族世家把持着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拥有尊贵的爵位和封号。随着高丽世家或个人与蒙古统治精英建立各种关系，高丽国王和中央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复杂。而这也解释了忠烈王为何会在其统治期间，竟然往返开京和大都12次之多，尽管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三个星期。

高丽王氏借助元朝的力量稳定了国内统治，而元朝皇帝也同样需要借助高丽王氏的力量，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联姻则能够巩固这种关系。这种持续近百年的亲密关系，则被年轻的恭愍王传承下来。

如上文所述，恭愍王的这位蒙古新娘并非来自元朝最有影响力的皇族。至14世纪，这种联姻趋势越来越明显。韩国著名学者闵贤九指出，这种婚配关系是大元兀鲁思衰亡的征兆。他推断，随着元朝衰亡迹象越来越明显，对高丽国王的利益而言，是否迎娶一位和元朝皇帝关系密切的公主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过，最近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至少就恭愍王而言，其婚姻伴侣的选择取决于高丽和元朝统治家族之间的历史关系。

在高丽王宫，蒙古女性的影响无处不在。和农耕社会女性相比，游牧社会的女性扮演了更为强势的政治角色。成吉思汗的母亲及其正妻，忽必烈的母亲及其正妻，都是蒙古帝国的权威。

嫁到高丽王室的蒙古公主对高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她们身边随侍的男女也在开京形成了非官方政治权力集团。

在饮食、服饰、音乐、宗教等方面，蒙古女性的审美品位塑造了高丽朝廷的文化风貌。和许多高丽女一样，恭愍王的蒙古王后喜欢蒙古时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孛黑塔”（boqta，汉语“姑姑冠”）。这种精美的蒙古妇女头饰通常戴在已婚妇女的头上。贵族妇女头戴的“孛黑塔”高一英尺，常常饰以宝石或孔雀羽毛。

1311年，元朝皇太后赐给忠宣王（1308—1313年在位）妃嫔一顶“姑姑冠”，这被视为蒙古朝廷恩宠高丽的证明。为此，高丽特设盛宴，邀请朝臣，以示庆祝。不过我们并不清楚，恭愍王的王后是否住在忠烈王于1296年在开京寿昌宫的平台上为其蒙古王后搭建的蒙古包（ger）。

恭愍王与王后伉俪情深。1365年蒙古王后死于难产，恭愍王悲痛欲绝。当时，高丽国家财政十分拮据，但恭愍王仍然耗巨资修建了影殿，丧礼上演奏的哀乐也是蒙古哀乐。一些学者认为，蒙古王后之死导致恭愍王长期郁郁寡欢，不理朝政，并青睐年轻俊美的男子。

恭愍王的婚姻是在他旅居大都的十年期间被安排的。由此，高丽王室通过与元朝皇室的联姻跃居欧亚大陆的真正精英行列。许多人（特别是韩国学者）都强调，婚姻给高丽带来了不利后果，但“驸马王”（küregen）的身份几乎立刻提升了高丽国王的国内外地位，就连遥远的伊尔汗国都知道忽必烈有一位高丽驸马王。

这些好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西藏、畏兀儿、汪古惕、克烈部、钦察汗国和其他部族政权与蒙古帝国家族联姻的原因。

日本学者森平雅彦认为，驸马王的身份让高丽统治家族获得了与蒙古、中亚的王子同样的特权，当然他们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也一样。

蒙古帝国灭亡后，成吉思汗的“驸马王”这一重要身份仍然保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比阿特丽斯·福布斯·曼兹（Beatrice Forbes Manz）注意到，帖木儿（死于1405年）就是利用“驸马王”的身份获得了“后蒙古世界”的正统。

换言之，高丽统治家族被纳入大蒙古帝国的政治结构。在高丽，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帝国在其他地方的王室机构设置的行政官职。和大汗分封给蒙古王子和其他宠臣的封地一样，高丽国王也得到类似封地。

大汗视高丽为其属地，辽东南部地区的民户规模虽然不大，但足以组织起来为高丽国王一行从开京到大都及上都提供各种服务。与此同时，和那些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境获得封地的忽必烈子孙一样，高丽王室也要保障元朝皇帝的利益。

本文节选自《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作者是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美国柯盖德大学何鸿毅家族基金讲座亚洲研究暨历史教授、富布莱特（Fulbright）学术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国史、军制史以及近代东亚的外交实践等。著有《匪徒、宦官与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乱与经济暴动》《明朝宫廷的尚武展示》《乱中求治：韩国理学家郑传道及其时代》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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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鲁大维著 | 李梅花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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