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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晚上，一部分关东军自导自演了南满洲铁路的爆炸事件，并栽赃于中方，以此为借口开始攻打张学良的东北军，企图吞并被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地区。
当时驻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兵力不足以占领该地区，因此相关精英将校开始密谋调拨驻扎朝鲜的日本军队前去支援。但是，根据明治时代以来的惯例，从日本占领的朝鲜出兵中国满洲必须要经过一系列手续：陆军首先要制订出兵计划，内阁会议通过预算后，由首相将计划上奏天皇，在天皇敕裁的基础上，陆军向天皇提出申请，天皇再下令出兵。
外相币原喜重郎等人怀疑事变是关东军的阴谋，若槻礼次郎内阁没有当即表示会批准增援关东军的经费，前往增援的朝鲜军和日本军的混编军团暂时地停留在了朝鲜和中国的边境线上。但是，21日下午，混编军团未待天皇下令，竟越过国境线，进入了满洲，归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指挥下。这种非正常事件可以说是陆军蔑视天皇的统帅权的表现。对田中义一首相的问责与拒绝军令部长加藤宽治的上奏，是昭和天皇和内大臣、侍从长等宫中亲信破坏传统的事件。天皇的宫中亲信遭到攻击，军队、右翼、保守派甚至天皇本人都开始质疑天皇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这次事件是陆军打破惯例、蔑视天皇统帅权的表现，如果应对得当，天皇反而可以加强对陆军的控制，制造合理处理事变的时机。
事变发生之时，西园寺公望在京都市田中的别墅“清风庄”。21日上午10时，他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前来报告了“九一八”事变的具体情况，西园寺公望表示如果天皇向自己询问，自己就赶赴东京。由此可见西园寺公望想要采取善后措施的积极态度。（在此说明一下，19世纪末期明治宪法颁布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等八位元老作为天皇的特别辅助相继登上政治舞台，全权掌管选任首相、内阁存废、战争、修改条约等重要国务，左右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元老制度被称为近代日本政治“黑幕”的原因。然而，在1924年松方正义去世之后，元老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人。）当天下午，混编军团在未接到天皇命令的情形下，直接越过了国境。下午3时39分左右，东京的参谋本部收到汇报相关情况的电报，身在京都的西园寺公望也在当天晚上得知了这一消息。西园寺公望命令原田熊雄转告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和内大臣牧野伸显，万一若槻礼次郎内阁提出辞职，在事情得到充分解决之前，天皇也绝对不能同意。在西园寺公望看来，若槻礼次郎与性格刚毅的浜口雄幸不同，没有与陆军抗衡且对战到底的毅力。此外，西园寺公望让原田熊雄传达自己的建议：如果陆相或者参谋总长上奏越境问题，天皇可以表示不可原谅的态度，以还需考虑为由暂时不动，之后再进行必要的处置。但是，在西园寺公望的叮嘱被传达给天皇和内大臣牧野伸显之前，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就于傍晚5时55分拜见了天皇。当时，天皇好像只是交代了要他尽全力做好事件善后工作等一般事项，没有提及西园寺公望所说的应慎重考虑等拖延对策。牧野伸显在此之前应该已经拜见了天皇，表达了会尽量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和平解决事件的态度，这一应对得到了天皇的默许。秘书原田熊雄通过电话把西园寺公望的叮嘱传达给了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木户幸一在晚饭后的7时30分拜访了内大臣牧野伸显，向其传达了西园寺公望的意志。但是由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早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就已经拜谒了天皇，可以说西园寺公望的策略没有了用武之地。
西园寺公望
这里的问题是，由于问责首相田中义一、拒绝加藤宽治上奏等一系列强硬行动引起了反抗，内大臣牧野伸显开始有所气馁。于是他没意识到这次打破惯例的是陆军，因此是一个反击陆军的好机会，也没能给天皇提供合适的建议。还有一个问题是，西园寺公望身在京都。他作为元老在紧急情况下的建言没能被及时奏报给天皇。尽管如此，当天夜里参谋本部得到消息，说若槻礼次郎内阁认为混编军团越境是冒犯天皇统帅权的行为。他们认为22日（第二天）的会议上内阁肯定会被追责，感到无比悲观，甚至认为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以及参谋次长等人将不得不辞职。参谋总部的精英将校是从历来重视惯例和传统的陆军官僚组织中晋升而来的。因此，他们将此次陆军随意打破惯常的行为归责于自身，深刻地进行了反省。但是，到22日早上，首相若槻礼次郎转而开始姑息陆军的行为。若槻礼次郎在内阁会议前拜谒天皇时，由于天皇没有特别提到陆军擅自越境的问题，认为天皇已经默许，于是松了一口气。内阁会议同意了朝鲜军出兵的经费，之后天皇也批准了越境一事。最终，在冒犯天皇统帅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擅自越境，以先斩后奏的形式得到许可。21日下午7时30分，木户幸一传达给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建议完全没有派上用场。防止“九一八”事变扩大的最大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由此，在西南战争中胜利收复“西乡王国”之后，太政官制下的“内阁”和近代性质的内阁，即通过元老的协助来统管外交和内政的体制崩塌了。在此之后，若槻礼次郎内阁感到无望阻止“九一八”事变影响的扩大，于是民政党和政友会发起“联合内阁”的运动，旨在征求陆军意见。由此，内阁内部的对立升级，最终若槻礼次郎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集体辞职。此次政权更迭与以往相同，也征询了元老和内大臣的意见。第二天（12日），西园寺公望从兴津前往东京。此时，西园寺公望已基本下定决心，要把第一大在野党政友会的总裁犬养毅作为政友会独立内阁的首相推荐给天皇。到了东京后，在内大臣牧野伸显的房间里，西园寺公望与牧野伸显、宫相一木喜德郎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就继任首相问题进行了商谈。牧野伸显表示“联合内阁”很好，宫相一木喜德郎虽然有支持牧野伸显的倾向，但由于另外三人都没有对犬养毅提出异议，西园寺公望就以犬养毅作为首相候选人进行了奉答。在此也可以看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紧急情况下，西园寺公望在与内大臣牧野伸显、宫相一木喜德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商谈时采取了灵活的手段，并进行了多方考虑。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感受到在推荐继任首相人选一事上，西园寺公望的权力具有绝对优势。一些研究者的“元老与内大臣的协商方式”等表述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一点。这种具有绝对优势的权力，是靠八十二岁高龄的西园寺公望的老练，以及基于他作为一人元老的强烈责任感的气魄来支撑的。本文摘自《元老：日本近代真正的指导者》（有删减），作者是伊藤之雄，1952年生于福井县，197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81年从京都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政治外交史。著有『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吉川弘文館，1999年），『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明治天皇』（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年），『昭和天皇伝』（文藝春秋，2011年）等。元老：日本近代真正的指导者
〔日〕伊藤之雄 著 | 沈艺 梁艳 李点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 2019年9月
明治宪法颁布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等八位元老作为天皇的特别辅助相继登上政治舞台，全权掌管选任首相、内阁存废、战争、修改条约等重要国务，左右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他们是“政界黑幕”还是民主政治的先驱？元老在天皇与内阁之间如何自处？作为非正式组织的元老集团因何成为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元老位居日本权力中枢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存在投射出近代日本政党政治不成熟的阴影，但它对于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