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在北平城墙东南方向的角楼下，人们发现了一具残败破损的尸体。气管破裂，肋骨折断，连心脏也被挖去，手段残忍之极......受害者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女，她是前英国驻华领事倭讷（E.T.C.WERNER）的女儿帕梅拉。

一位上流社会的外国人在北平竟遭到如此虐杀，一时之间北平居民人人自危，就连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起惨案。在后来的许多文学、影视作品里，都能看到这起发生在民国年间的北平奇案的影子。从《侠隐》到《邪不压正》，从《施剑翘传》到《一代宗师》，后世的人们免不了去一次次回想、猜测，那一场神秘谋杀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对于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来说，这场神秘的谋杀案不仅是一次意外，也不只是一层神秘的面纱，更是一个入口，让他带领读者一起，探究一个或许被遮蔽与被忽视的近代中国。

自《让子弹飞》开始，姜文的电影总是充满着历史性的隐喻。在最新的电影《邪不压正》中，姜文从隐喻性的历史阐释走向了直接挪用民国历史的现实梗儿。尽管这部电影宣称改编自张北海的《侠隐》，但更像是民国历史桥段的挪用和拼接。在整个故事中，从“美国爸爸”让“中国儿子”去美国留学到协和医院的“梁启超的肾”，从“吾师庄士敦”到“老西儿，小诸葛”，从“潜龙在渊”到“凤仪天下”，从“指望张将军抗日”到讽刺“蒋介石写日记”……当然，最大的两只梗儿都出自于真实的民国案件：施剑翘复仇案和帕梅拉惨案。

誓报父仇的施剑翘卧薪尝胆十年之久，成功刺杀孙传芳后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内战”：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她是“现代侠女”，引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左翼精英们认为她是“封建愚孝”，私人复仇将引发暗杀之风。由于法庭中的煽情陈述和报纸上的舆论导向，获得中华民国政府的特赦释放，晚年还担任北京政协特邀委员。围绕民国时期的这场施剑翘复仇案，美国汉学家林郁沁（Eugenia Lean）将之撰写成了《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在王家卫指导的影片《一代宗师》中，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原型就是施剑翘。

《一代宗师》（2013）中，章子怡扮演的宫二，据说原型为施剑翘。

施剑翘在天津监狱被特赦之时，事后被掏空了身体器官的女学生就在天津读书。当施剑翘离开天津之后，在天津就读的那位女学生一回到北京，就遭遇神秘谋杀，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抛尸在古老城墙的狐狸塔下。

由于死者帕梅拉的父亲曾是英国驻华领事，这场神秘谋杀在鬼魅的民间传说和微妙的国际外交中，引发了诸多的悬疑和莫名的猜忌。在混乱的北京城内，不仅笼罩着惊魂的神秘，还弥散着紧张的外交。尽管有着跨国之间的联合调查，彼此都因深谙个中微妙而心怀鬼胎。

惨案发生的“午夜北平一九三七”，侵华战争的硝烟正逐渐逼近，卢沟桥的炮声中断了这场神秘谋杀的跨国调查，砸锅卖铁也要调查真相的帕梅拉父亲，最终也被日本人送往了山东的集中营。就此，北平神秘谋杀案在战争与革命的号角中逐渐地被遗忘了……

七十五年后，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从蒙尘的档案中爬梳出历史的真相，这场真相不明的世纪悬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再后来，姜文读到了这本用阿加莎·克里斯蒂手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经法兰奇同意，姜文将这场神秘谋杀挪用到《邪不压正》中去了。

在电影中，朱潜龙对李天然讲述的帕梅拉惨案比较明显。此外，在电影里，唐凤仪第二次去打针时，李天然问她父亲去哪了；唐凤仪回答说：“去参加派对，你爸爸在外面乱搞女人，他们参加的派对叫’香山天体营’你说恶心不恶心。”这也是《午夜北平》这本书中不断提及的民国神秘往事。

《邪不压正》（2018）电影剧照。

当你翻开《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时，不仅会被扣人心弦的悬疑氛围所吸引，还会对法兰奇笔下的老北京生活细节所惊诧。在整场案件的来龙去脉中，法兰奇不仅对老北京各个角落的地理方位如数家珍，甚至在书写民国时代的居民生活方式时，如同他自己曾经在那个年代生活过，很可能中国人自己也没法写出这么地道而又细致的老北京生活场景。他像是一位地道的老北京人，以导游的身份向读者娓娓道来每一个案件现场的生活细节。

在现实生活中，保罗·法兰奇谈起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无论是近代恶土还是现代都市，他都能滔滔不绝地道出那些城市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性，甚至这座城市从近代史一路走来的种种变迁，他都了然于胸。他的写作，集中于发掘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恶土”，探索那个混乱而又冒险的民国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外国侨民们。

他已经撰写了九本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去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旧上海外国侨民黑帮史的《魔都》（City of Devils : The Two Men Who Ruled the Underworld of Old Shanghai），今年在香港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一群外国侨民上海冒险史的《到上海去》（Destination Shanghai），在饭局中他还透露即将写作《到北平去》（Destination Peking）。

这本今年三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的《午夜北平：民国奇案1937》，还特别附录了一册《“恶土”北平的堕落乐园》，讲述的正是《民国奇案1937》中出场的妓女老鸨、舞女毒贩以及暗中控制整个堕落乐园的“恶土之王”的真实历史故事。

由于他对这场民国案件的细致梳理，企鹅图书还曾与他一起合作，带领外国读者一起重返“午夜北平”现场，在经过反复拆毁建筑的北京城内，为外国读者讲述民国老北京的案发现场及其往事。今年三月底，保罗·法兰奇与止庵等人再度重临现场，重温早已被北京人遗忘的世纪悬案。

之所以他对中国及其近代史这么熟悉，除去他的祖父曾在上海当过海军的家族缘故之外，他自己也已经与中国接触了近三十年之久。

在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区交还中国政府。对于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当时的英国人对中国及其文化、语言等方面感到十分陌生，政府希望培养一些能够懂中文的人才，由政府出资送往中国留学。

保罗·法兰奇回忆说，当年学校给出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选项，但二者他都未曾听闻，索性就随便选了后者。从此，开启了他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就着祖父与中国的历史因缘，他从复旦毕业后，一方面撰写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文章，另一方面还与朋友共同创办了专注于中国消费市场调研的咨询公司AccessAsia。2011年，该公司被伦敦的大公司Mintel收购，让他大赚了一笔。

在2009年的时候，他为香港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一本《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China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Opium War to Mao）。在写作这本记者群英谱的过程中，当他写到《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时，发现他的传记中有一处脚注。它讲述的正是《午夜北平》里的那场神秘谋杀案，抛尸的现场是斯诺妻子海伦晚上骑车独自回家的必经之路。身为左翼记者的斯诺夫妇，一直就担心国民党的蓝衣社对他们进行暗杀行动。帕梅拉惨案所引发的种种社会谣言和大众恐惧，让她提心吊胆。当警察前来找斯诺夫妇问话之时，海伦还对被调遣来查案的天津英租界总督察谭礼士声称，这件谋杀案或许是戴笠下令的：“他们追杀的是我，不是帕梅拉。”在她看来，蓝衣社特务们意欲干掉斯诺，借此干掉《西行漫记》的写作与出版……

这小小的脚注，在他脑海里萦绕不去……

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1966年8月27日生于英国伦敦，英国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曾获爱伦坡奖。他擅长撰写有关中国近代史和当代中国社会的书籍，代表作品包括《午夜北平》《镜里看中国》《恶土》等。

“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新京报：你这次重走《午夜北平》中的谋杀现场及相关的线索地带，有什么感触吗？

法兰奇：每次在这条路线上行走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小的世界。东便门、船板胡同、后沟胡同、东郊民巷……我每次走过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帕梅拉（谋杀案受害者）从法国大使馆走出来，经过牙医诊所，走到“恶土”。故事发生在这么小的一个世界里，这对于我的写作也很有帮助。因为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世界。

遇害者帕梅拉·倭讷

同样，这次行走也提醒我，这个故事恰好包括了北京的各种元素，比如胡同是北京的标志，角楼和城墙说明北京也曾是一座战争城市，东郊民巷暗示着外国人入侵中国的历史，以及被人遗忘的“恶土”。对我而言，这里融合了中国元素的方方面面。当我们谈论北京的时候，我们通常指的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但帕梅拉时代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紧凑的小城市。尽管当时北京也有300万人口，是世界上排名第十或第十二的大城市。但较之现在这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都市，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相对而言是一个小世界。

新京报：是否看过张北海的《侠隐》或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姜文还借用了民国那场谋杀案……

法兰奇：我看过这部电影，也知道张北海的小说。据说这本书本打算扩展为一个系列，可惜作者去世了（注：此处为法兰奇口误，张北海先生健在）。但我想，姜文应该获得了小说人物的版权，所以他可以把这些人物放入他的故事里。他把《侠隐》作为故事背景，然后他也想到了我的《午夜北平》，他的电影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他有自己的创作团队，也有独特的幽默感，所以最后呈现的故事完全不同了。

他的每一部电影都留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你不喜欢姜文，你也不会喜欢他的任何作品。

新京报：据说你的曾祖父在上海待了很长时间，你对他的历史有过研究吗？

法兰奇：是的，我有一些相关的海军档案书籍，上面记录了他当时服役时每个月拿多少钱之类的事情。我手上戴的这枚戒指，原本就属于我的曾祖父。现在我们都说18K金，但在那个时代曾祖父就有一枚22K金的戒指。你可以发现他的体型非常魁梧，因为像我这样身材的人（法兰奇自称身高195cm），只能把这枚婚戒戴在中指上。我父亲在生前一直戴着这枚戒指，但他需要垫上一些东西才不会让戒指滑落。

我对他身上的文身很着迷，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只有军人和水手才有文身。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知道的虽然并不是很多，但至少也足够让我写一个短故事。其中一件趣事就是，他经常和人打拳。那时他们会和美国海军进行拳击比赛，看看哪个国家的军人才是最厉害的拳击手。我有很多曾祖父的照片，以及他在“一战”中所获得的奖章。

新京报：为何对中国历史如此情有独钟？是什么引发了你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呢？

法兰奇：我想要知道中国何以成为如今的中国，以及了解中国以前的模样。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统一国家，但历史的发展完全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情况。我记得以前的历史老师说过，在上世纪 20年代，中国随时可能分裂成50多个国家。张学良可能在满洲独立，这个国家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会比法国还大。新疆和内蒙古的军阀也可能独立出来。中国曾有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有轮流统治的北京军阀，同时还有孙中山在广东的南方政府。如今，我们忘记了中国曾经同时存在过两个政府，而且这两个政府运行得都不是很好。然后，蒋介石在1926年发动了北伐战争。我知道当时的人不怎么喜欢蒋介石，但他试图结束军阀乱世。等到北伐战争结束，他又要面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蒋介石的一生都贯穿着战争。

同时，外国人一直在瓜分中国的领土，拿走了澳门和香港，占领了上海，日本控制了满洲，甚至在一战时期日本也占据过山东。俄罗斯人垂涎于新疆，同时蒙古人也想南下建立蒙古国。这么多的内忧外患都发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能否从这场近代浩劫中存活下来，重新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家，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当时而言，形势一点都不明朗。你知道那些展示中国领土演变过程的动态地图吗？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疆域在不停地变动，这就是中国历史吸引我的地方。

新京报：在《午夜北平》这本书中，你对北京生活细节的描述如此细致，或许很多中国人都没法写出这般鲜活的生活气息，你是怎么做到的？

法兰奇：我读了很多的回忆录和自传，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他们会透露出各种各样的细节。同样，我还阅读那个时代的新闻报纸。除了新闻报道以外，广告也能提供很多信息，告诉你那个年代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我也阅读老舍等作家的小说。关于北京，还有很多老照片，比如当时的外国人拍下的北京城墙、骆驼等。位于徐家汇的上海图书馆有非常多的资料，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也很棒。香港大学保存了很多老报纸和老杂志，英国和美国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一场谋杀案里的中国研究 

新京报：在《午夜北平》里，那场谋杀案发生之后，社会恐惧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很像是一个谣言的社会学样板，尤其显得像是一场小心翼翼的外交事件……

法兰奇：英国人的确是这么看待的。英国人如果能证明谋杀英国女孩的是一个中国人，这会坚定他们的信念，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未开化之野蛮国度。但如果谋杀犯是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这对他们而言就会是一个大麻烦，他们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了面子。

另外，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南京，他们对此事没有任何回应。北京警方则从头到尾地参与了案件的调查过程。《午夜北平》中的英国政府是很糟糕的，书里的中国人则没有做错任何事。

新京报：在书中，我注意到你把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但一般大家都把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端。能否说说你这么划分的历史观？

法兰奇：我认为，1937年日军入侵北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标志。虽然日本在1931年之后占据了中国的东三省，但他们没有继续南下进行侵略。但当他们发动对北京、天津以及1个月后对上海、南京的侵略时，日本已经不满足于占领满洲，他们想要统治整个中国。在中国政府撤到重庆之后，日军继续南下直到香港，这样就挑起了英国与日本的冲突；他们抵达云南和印度边境，这样就面临和法国的冲突；日本控制了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接下来日本直接面对的就是美国了。

当然，大多数英国人会把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端，因此从那时起英国就开始向德国宣战。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则把“二战”的开端认为是在1941年12月，因为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介入二战。美国人能够理解英国人口中的“二战”，他们通过观看电影知道丘吉尔之类的人物。但是，大多数西方人并不知道中国战场的存在。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西方人需要知道，如果没有中国的抵抗，美国和英国想要赢得“二战”，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新京报：我在你的博客上，看到很多你阅读过的关于海外研究中国方面的图书。在你看来，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你来到中国的八十年代到现在的21世纪，在研究议题上有着怎样的变化？

法兰奇：过去一些年里有很多关于中国和“二战”的研究，因为当时正值“二战”周年纪念。还有一些是关于“一战”时期的中国劳工研究。很少有人知道，“一战”时大概有十万中国人前往支援欧洲，大多数人来自于山东威海等地。现在有很多中国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因为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我估计这可能会是未来几年海外中国研究的主题。

新京报：你写过一本关于凡尔赛与中国历史之间的书Betrayal in  Paris：How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Led to China's Long Revolution，在你看来，凡尔赛条约如何引爆了中国革命？

法兰奇：我写的这本书，讲述了中国的外交家在“一战”后千里迢迢地赶赴巴黎和会，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收回山东半岛。在巴黎和会上，这些中国外交家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背叛，所以最后中国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当消息从巴黎传到中国时，学生和工人开始了游行示威，这也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崛起时刻。

新京报：随后，就发生了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今年恰好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是否对外媒如何报道中国的“五四运动”有过关注呢？当时的外媒是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

法兰奇：我不清楚当时外媒是如何报道的，我可能需要去查查资料。我也想知道，100年后的中国会怎样评价“五四运动”。

现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汉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漫长革命”（China’s long revolution）。中国在1949年的剧变，始于1911年的“五四运动”。谁将领导中国？在这场运动中，年轻学生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意识。

对英国文学而言，“五四运动”非常有趣，因为突然之间那时的中国人开始阅读并翻译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和英国“布卢姆茨伯里派” （Bloomsbury）文学团体的作品。当时武汉大学的作家（凌淑华）还和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等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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