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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按照男性血脉关系集结的宗族（氏族）集团，以“姓”来区分。秦、汉以后，代表氏族政治地位的“氏”与“姓”逐渐混同，最后两者意义几乎一致。

中国的姓氏通常为单个汉字（单姓），成为皇族的氏族也同样使用姓氏，比如汉朝刘氏、唐朝李氏，皇帝都来自这些氏族。由于氏族集团供奉同一个祖先，过去曾有禁止氏族集团内部（同姓）通婚的习俗（同姓不婚）。

与氏族制度完善的中国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日本并不存在真正的氏族。而且在日本古代早期，甚至不存在“氏”“姓”这样的名称。5世纪“倭五王”时代，为了与中国南朝宋缔结外交关系，倭国王才以国名“倭”为姓，自称“倭（姓）武（个人名）”（获加多支卤，即后来雄略天皇的名称）。至于一般民众，则没有姓、氏。日本国王一族只在5世纪称过姓，与中国古代皇帝截然不同。

5世纪末到6世纪初，日本大和王权逐渐形成了氏与可婆根姓的秩序。氏（比如中臣）的秩序由可婆根姓（中臣为“连”，后改为“朝臣”）来体现。创造这一秩序的国王没有氏，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天皇只拥有个人名，例如在2019年4月退位的天皇叫“明仁”，即位的新天皇则叫“德仁”。

日本氏（Uji）的名称由它与大和王权的政治关系来决定，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像“中臣”一样，以“职能”作为名称，也就是“负名氏”。中臣氏参与“维系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祭祀活动，只要背负中臣之名，就要从事祭祀工作。另一类是以地名为氏族名称，例如苏我氏，它在古代就支配着名为苏我的地区。苏我氏的可婆根姓为“臣”。拥有“连”或“臣”这些可婆根姓的最高执政官，被称为“大连”“大臣”。大臣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已经演变为官职名。

现在日本人的姓氏叫作“苗字”。这一用语始于12世纪初日本人以地名或官职为名。地名多为二字，因此大部分姓氏为二字姓。常说日本古代有“源、平、藤（藤原）、橘”四大氏，实际上在奈良时代以前，推动日本古代政治发展的氏，是苏我、平群、巨势等“臣”氏，以及大伴、物部、中臣等“连”氏。

在古代日本，尤其是奈良时代以前的人物中，说到最有名的人，不知各位会想到谁？热爱古代史的人士想必会举出许多名字，当中无疑会有厩户皇子（圣德太子）之名。

众所周知，厩户皇子活跃于“天皇”额田部皇女（推古天皇）时代，以“太子”名义协助天皇进行统治。这一时期（即7世纪前半期）也被称为“圣德太子时代”。当时，以“大臣”身份辅佐两人的便是苏我马子，也就是苏我氏在当时的族长。也就是说，在7世纪的日本，苏我氏曾与厩户皇子一道，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

大臣苏我氏从6世纪以后崛起，主张引进佛教、利用渡海移民（归化人）进行国家运营，以开明氏族的特征活跃在政坛上。到7世纪，苏我氏已经掌握权力，发展成了与天皇对抗的政治势力。

这种豪族与国王的并立，是东亚诸国都出现过的政治现象。在日本，苏我氏在掌握权力的同时，还将女儿嫁给天皇成为后妃，从而作为天皇亲族影响政治权力。但它与飞鸟、奈良时代的藤原氏不同，没能引进律令法，创造出通过荫位制稳定子孙地位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大兄（后来的天智天皇）等人在大化改新中使苏我本宗家灭亡。

然而，尽管厩户皇子至今仍负盛名，苏我氏却似乎普遍受到嫌恶。不仅在现代，早在8世纪完成的史书《日本书纪》中，就已经出现了对苏我氏的嫌恶。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的一大要因，想必就是围绕苏我氏“灭亡”的一连串事件。在皇极四年（645）六月十二日发生的乙巳之变中，苏我马子之孙苏我入鹿遭到暗杀；翌日，入鹿之父，亦即马子的长子虾夷也自尽了。至此，马子—虾夷—入鹿所传承的苏我氏本宗（一族嫡系）宣告灭亡。

其后，以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为中心，日本展开了名为大化改新的国内改革，《日本书纪》将其定义为律令制统治的开端。在这个诞生于大化改新的统治体制中，苏我氏本宗实际上是“必须被排除的要素”。所谓“苏我氏反贼说”恐怕也由此产生。

但是，部分人所谓“大化改新使苏我氏一族彻底灭亡”的说法实为谬误。从事实来看，在号称令苏我氏灭亡的乙巳之变中，入鹿的堂兄弟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有时简称石川麻吕）加入了中大兄皇子一派。由此可见，所谓苏我氏的灭亡，实际上只是本宗的灭亡。

大化改新后，仓山田石川麻吕官封右大臣；到天智朝，苏我连子成为大臣；在大友皇子的朝廷，苏我赤兄又担任了左大臣一职。应该说，苏我氏非但没有灭亡，反倒在后来也一直活跃在群臣之中。

此外，如后文所述，被归为苏我一系的氏族众多，根据《古事记》孝元天皇部分关于建内宿弥的传说，奉“苏贺石河宿弥”为祖先的氏族有苏我臣、川边臣、田中臣、高向臣、小治田臣、樱井臣、岸田臣七氏。由此可知，苏我一系的氏族并未彻底灭亡。

不过，大化改新后依旧作为群臣辅佐朝廷的苏我氏，在从天智驾崩到壬申之乱这段时间里，加入了天智之子大友皇子一派。为此，壬申之乱中胜出的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即位后，“苏我氏”就几乎没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或许由于这些前因后果，天智朝和大友皇子政权下苏我氏的活跃才会在后世不再受到赞赏，总体上演变为“苏我氏反贼说”单方面横行的态势。在其后的时代中，从“苏我”改姓而来的“石川”氏开始活跃。换句话说，“苏我”之名成了一个忌讳。这一现象为何发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主题。

再补充一点，《日本书纪》并没有全盘否定苏我氏本宗的行动。大化改新后即位的孝德天皇在《大化僧尼诏》中讲述了佛教兴隆的始末，肯定了苏我稻目在钦明天皇时期的辅佐，以及苏我马子在敏达天皇时期的佛法信仰和在推古天皇时期的佛像制作及僧尼供奉之举（大化元年八月癸卯条）。然而诏书中丝毫没有提及虾夷、入鹿父子，不得不说，即便是在苏我氏本宗一系中，此二人受到的嫌恶也尤为强烈。

 本文节选自《苏我氏的兴亡》（有删改），作者是吉村武彦，1945年出生于朝鲜大邱，在日本京都、大阪长大。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古代史。著有《日本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圣德太子》《古代日本的女帝》《古代天皇的诞生》《列岛古代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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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氏的兴亡

吉村武彦 著 | 吕灵芝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 2019年4月

【内容简介】

苏我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大概是公元6世纪至7世纪末期，是日本古代氏族集团的典型代表。以苏我马子为首的苏我氏一族曾处于大和王权的中心地位，而苏我马子正是将佛教引入日本，深受推古天皇的信赖，支撑着整个政权的“重臣”。为什么苏我氏会在大化改新前夜的政变中被暗杀，从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随后出现的藤原氏与苏我氏有何关系？作者尝试从苏我氏的兴衰与藤原氏的崛起为视角，解读日本氏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在日本社会、政治中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