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曝出的高校问题，不只是师德的问题，也反映出畸形权力关系对校园的占领。比如影响甚广的陈小武事件、陶崇园事件、长江学者性侵事件等等，涉及的导师、学者，不只是纯粹的教师，而是教师和官僚的结合体，所以才有巨大的权力空间。

当我们浏览涉事导师的履历，他们不但是重点项目的领导，还是某协会的核心成员，甚至是一些行政机构的成员，他们不但在学术圈子里处在上游，在学者与官僚的融合中，他们也是表率。

有趣的是，他们面对舆论的反应（压制、封杀、事后再启用），和许多官僚的做事逻辑如出一辙。

畸形权力关系的影响，在学术造假事件中也可见一斑。主编给儿子开后门、学生歌颂导师和师娘，人间喜剧背后，是大部分学生心中，已经默认了要迎合食物链上游的人物。

尽管，如今大谈“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 的论文被群嘲，期刊撤稿，导师辞去相关主编职务，它成了今天的黑色幽默，我们都笑这个人，感慨学术腐败。

但撤稿之后呢，一篇稿被撤了，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稿子高枕无忧。它们不必担心，也不会被嘲笑，甚至它们让作者得以和学界权威谈笑风生，因为我们时代最普遍的学术腐败不是这种直白露骨的吹嘘，而是学术黑话精心点缀的伪严肃文章。

那些聪明的学生，他们笑这类软文，但他们在学术生活中，也主动或被迫地写作漂亮的马屁文章。他们不谈导师崇高和师娘优美，他们娴熟地使用“现代性”“后现代性”“叙事风格”“能指和所指”“异化和剥削”，他们的遣词造句里，一定有“如……所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能够大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惮引用鲁迅来提升说话的底气，但他们的万字长文独独缺了两个字——批评。

他们假批评之名，行捧吹之事。他们也许就寄居在“当代文学批评”“当代影视批评”“当代新闻批评”等招牌下，在鲁迅的纪念日，在陈寅恪的诞辰，他们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只要导师出书、权威招揽，他们就会乖乖臣服，把自己那三寸脊梁骨，全都揉碎了拿来温一壶充满严谨味儿的鸡汤。然后通过导师推荐，发在熟人的期刊。名利双收，蒙混过关。

就拿我最熟悉的文学研究来说，有多少文学评论，洋洋洒洒一万字，其实只是拉长了百度百科和名人语录，多少文章大谈叙事学、古典诗学、百科学、精神现象学、女权主义，分析作品里的典故、作者写作的意图，却没有一句话说这本书存在的问题，不敢用一个字来挑战经典的审美。

我们能看到茅盾文学奖出来，获奖者的作品就顿时像肥美的鲜肉，吸引学者们抄出理论武器，炮制成北大核心期刊的重磅评论。可如果那个人没得奖，他们就摇头离去，留下一座冷落的门庭。

我们也看到路遥得奖前，因为主流权威根本不喜欢《平凡的世界》，所以这本书在当时不受严肃文学界待见，至少不被认为是一流的作品。

但当路遥得了茅奖，他的小说红遍大江南北，原本批评的声音反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次路遥纪念日，评论家、学术界众口一词的褒奖。

我们还看到，这个时代杰出的评论家，那些真的批评起来如投枪刺刀般锋锐的人们，遇到熟人、老师的作品却下不了手，把自己针刺的本事，都用在了说漂亮话的锦绣文章。

说真话是学术界的政治正确，说假话却是学术界的日常真相。

人们纪念死去的鲁迅，却害怕活着的鲁迅。不改善机制，只撤掉一篇文章是没有用的，否则，取而代之的不过是又一个“导师”“师娘”期刊，又一篇大谈崇高与优美的文章。

只不过，它会更圆滑、更多学术黑话，它可能不叫“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而是叫《从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来看导师与师娘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对导师制的一种精神现象学分析》。

这些精巧的吹捧里，藏匿着为官哲学在学生群体里的影响，被官僚化的不只是导师，学生们也耳濡目染。

尤其在官本位思想浓厚的地区，学生会弥漫着官腔，青年人还未毕业，就有一副官派头。官僚气是困扰校园学生会建设的原因之一，不少学生与“为学生服务”的学生会产生隔阂，就与官僚气有关。

笔者曾见识过一次学生会换届选举，在我前面的一位朋友早早填好了自己的选票，一看是否认识，二看竞选演说是否舒服，甚至，有的竞选者已早早跟亲友打好招呼，盘算好“谁是自己人”，把宫廷政治的戏码活学活用。当台上的代表打着官腔对着已经准备好的PPT讲话时，台下的不少选票已经填好。

在官僚化的学生会里，论资排辈、拉帮结派的现象十分明显。在各项赛事和评比中，高年级学生又在学生机构兼有要职的，优势很大。一些“娃娃官员”为了经营关系网，会主动聚拢小团体。

2012年9月，经济观察网曾发表《大学名利场》一文，谈到学生会的好处：“有时候入党竞争者太多，在班里申请往往需要等很久。但如果是学生会部长以上，大家都是政治素质过硬能力突出的同学，在学生会申请入党批下来的速度就会很快。”

因为有不言自明的福利，所以有人会去争，大学生的“贪权”与“贪利”是一根枝干上的两朵花，互相映衬。作为即将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人才，不少大学生专业能力进步缓慢，却早已熟谙经营人脉，脑子里装的也满是人情尊卑。

即便是小小的学生饭局，也成了作妖的舞台，座次如何安排，发言顺序，谁负责点菜，敬酒顺序等，都成为了可以琢磨的门道。

高校环境官僚化的成因，一方面与地区氛围有关。比如：

广东省的高校氛围与东北的高校氛围相比，广东高校的官僚气息相对较轻，因为，广东作为经济上的后起之秀，又得益于南方海洋文明的滋润，讲究务实和效率，官僚化相对较轻。

而东北的民营企业不发达，老牌国企氛围浓厚，讲人情，却也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因此也影响到东北高校的校园氛围。

另一方面，高校资源分化导致的学阀并起，也是高校环境官僚化的推手。从长江学者分布与教育经费支出即可看出当下的教育分化有多么严重。

科学网整理了2013—2017年度（2013和2014年度合并评选）国内各高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名单（以推荐学校为准，未考虑调入调出），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梯队高校手握巨资，本身有有足够名气，在吸引学者上不费吹灰之力。这些经费意味着足够的科研投入、经济支持，甚至，高校如果青睐一位学者，可以通过招揽他的同门、好友，吸引他的加入。

久而久之，优质的学者就会扎堆第一梯队高校，在其中，高校大力扶持的，正是在学术圈内享有话语权的人，当二者汇流，学术头子的声望加上高校的资金与宣传，学阀的崛起也就可以预见。

经过211、985高校培养的学者，当他们凭借自身背景和能力成为各自领域的排头人，并跻身官僚集团，那么他们的声音，势必能影响各自领域的改革。

与此同时，他们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声望捧起得意弟子，或者力保自己圈内“犯事的人”。在长江学者涉嫌性侵之事中，就有学阀活动的踪影。

然而，批评高校环境官僚化已是老调子。

比如：2010年8月9日，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大学开马车赶火车”的文章，批评“大学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降、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缓慢”。

可八年过去了，为什么校内校外的人都在批，甚至官僚自己也在反思，高校官僚化反而有增无减，甚至成为杀死学生的导火索？

《辩论“中国模式”》一书曾写道：

“在中国各地，他（一位美国学者）遇到的所有人都在批评抱怨官僚主义。于是后来他就纳闷了，如果说所有这些人不管是年龄，还是地位，还是工作单位有多么的不同，都在抱怨官僚主义，那么在中国谁是官僚主义者呢？谁在使官僚主义发威呢？”

也许，批判官僚主义反而是“安全”的，因为官僚主义是个大词，是个在当前语境里的贬义词，批判一个贬义词，本身就有正当性。但是，当批判的对象由大词转为具体的人事，碍于人情面子，大部分人就沉默了。

以高岩自杀之事为例，为什么一件二十年前的“燕园往事”在当时无人揭发，却在十年、二十年后不间断刷屏？因为，高岩自杀的那一年，互联网并不发达，又恰好赶上北大百年校庆，许多人看在北大的面子上，也就压下这一“丑闻”了。

所以，助长高校官僚主义的，除了官僚、学阀，还有“沉默的大多数”，到头来，是“人情”“利益”。

在现行高校的运转机制里，不可避免需要技术官僚，这就和文学圈里的作协需要官员一样，涉及到基建项目、物资采购、招生录取、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校办企业的问题，单纯的学者是搞不定的，需要官僚介入。一些涉及行政的疑难杂症，也需要官僚解决。

但今天的问题是，官僚和学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正在日益演变为行政体系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越往上爬的学者，名望和权力越高，由于加入一些协会、组织或者项目的评比之中，很快就会聚拢起人际网络，并在与官僚的交往中，自己也变得官僚化。说得直白点，叫领导气，即便是和学生交往，部分导师的思维仍停留在行政体系的思路里，于是就把学生当仆人了。

当然，官僚作为一种“身份”“职业”，它并非原罪，尊重学术、手段妥当的官僚，本该是推动高校教育的船桨，毕竟，的确在许多技术问题和行政难题上，官僚自有其专业优势。

但当前的局势是——高校“官僚”太多，“学者”太少。师生关系成了上下级关系，对学问的追求，转变为对权力的争夺。

一言以蔽之，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是现今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头等大事，要改善师生关系、缓解权力迷思，减少寒门博士之死式的悲剧，必须推动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

记得学者钱理群曾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概念，用以批评校园乃至社会上的自私倾向，但几年下来，非但忠厚者批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连真正的精致利己者，也可以大言不惭得加入批判行列。

过去，人们谈起校园精神，常常是博学、笃实、明理、审慎，或者想起学者孟二冬提倡的“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

但现在，真正的校园精神，怕就是“泥鳅哲学”，所求的，不过是圆滑二字。而这正是不少官僚的修身技术。

所谓“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不是真的不说话，而是圆滑地说。“泥鳅哲学”泛滥的背后，固然是人情社会和社会实用主义风气盛行的衍生物，但也折射出高校师生犬儒主义的倾向。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前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说：“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

如今看来，蔡元培的这一说法在博得掌声之后，也只能是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