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蓬博士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的民族志研究报告，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提出了共识社区的英文称谓Self-Organizing Communities (SOCs) 。我也在此文的编译过程中，初度采用“祂”替代“他”与“她”的使用。这是我发起的”你我祂（TA Project）“行动的举措之一，从汉字日常使用习惯上摒弃性别二元概念。也是践行我作为概念艺术创作者的逆向方法论：不但发现概念、制作概念、传播概念，同时发现概念、替代概念、取消概念。拭目以待。
《替代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与适应性：中国南部共识社区的人类学报告》收稿日期:2019年12月31日;录用日期:2020年2月13日;发布日期:2020年2月15日摘要：共识社区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城市环境问题和生活空间危机的关系日益密切。许多社会团体认为，共识社区是解决快速城市化问题的理想选择，因为它们挑战不可持续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了将这一理念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中，这样的社区正朝着经济合作的社会实体的方向发展，其特征通常是小规模、共同建设和共同创造。社区研究进一步指出，共识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散的，给了成员一种良好的、可持续的自由和团结的混合。这意味着，与传统公社相比，共识社区内部的个性化差异更为突出。它们受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影响，这一点很少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方法，探索了中国南方一个共识社区(由家园计划AnotherLand发起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的生活方式实验。它回顾、记录和描述了有关共识社区发展的困难。它研究了这个共识社区是如何通过实验特定的生活方式(内部因素)和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外部因素)来维持其可持续性的。它进一步指出，可持续性应被视为体现共识社区成功或失败的基本概念框架。共识社区作为可持续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工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反映。祂们通过建立一种不同于主流社会的分享价值来挑战不可持续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跨学科学者通常认为，共识社区是全球北方国家公社运动或绿色运动后期的产物。祂们把共识社区描述为拓荒者和其祂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浪漫而不切实际的写照。因此，共识社区在实现其设定目标的能力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场所的效用方面被认为是有限的[2,3]。对此，社区研究学者指出，乌托邦实验在文化批评和社会变革中起着推动作用[4-6]。因此，小规模合作社和共识社区的替代性生产方式有利于引导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现有的关于共识社区的文献，这一当代现象已被证明与环境问题和城市地区的生活空间危机日益相关。许多边缘群体认为这种社区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理想选择，并试图将这一概念引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祂们希望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价值共享的社区，追求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地点的选择通常是在郊区或农村地区。此外，社区研究指出，当代共识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散的，给了成员一种良好的、可持续的自由和团结的混合。这意味着，与传统公社相比，共识社区内部的个性化差异更为突出，突出了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关于替代性社区的研究很少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也仍然缺乏了解。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需要在中国背景下进行实证研究，特别是考虑到共识社区在中国的发展。近十年来，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福建省是这一发展政策最具代表性和最先进的地区之一(《福建省生态优化战略研究报告》，2017年)。福建省九大区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环境质量，成功吸引了众多生态农场和社区入驻，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门目的地。本文所研究的闽侯县是福建省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其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是首批常住人口71.5万人的沿海开放县(闽侯县政府工作报告2019)。闽侯县受城市化的影响，大部分居民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因此，闽侯县许多村庄的农田处于闲置状态，老建筑也面临着失用的危险。一些前村民把祂们的农田租给了农民工，而其祂人则把它卖给了当地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它被选为南方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的试验地之一，以建设有机农业、社区建设、旧房改造、文化保护等可持续主题的新农村为目标。图1所示。福州市闽侯县家园计划发起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位置。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由家园计划（AnotherLand）发起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进行探讨。它旨在理解这个共识社区如何通过发展特定的生活方式(内部因素)和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外部因素)来维持其可持续性。它表明，以社区为基础的探索和试验替代生活方式可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它进一步表明，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可持续性在体现共识社区的成功或失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持续性通常被认为是由政府和学术界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治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机构都提出了可持续性的具体定义。虽然祂们的定义的重点不同，但可以归因于四个主要的关注领域:生活质量，现在和未来的一代，正义和公平，生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11]。《地球宪章》已发展成为一份国际共识文件，在其论述中强调重大社会文化变化对实现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它指出可持续性与工业资本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和制度参数是不相容的，这就需要实践和阐明一种替代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并致力于实现它[12]。其祂国际机构也提出有必要建立价值分享的社区，以缓解可持续性叙述方面的观念和做法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实验对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阿吉曼教授认为，需要一个更基层和自下而上的过程，以补充自上而下的体制行动，并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费尔南多进一步使用可持续性岛屿一词来描述其在社区一级的实施。这一愿景显示出对社区在倡导反霸权的知识和物质实践以及改变对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更大认可。在当代共识社区中，以多样性、自组织为特征的运动最能体现可持续性的取向。共识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最典型的群体追求修行的自由[14]。湖玛蔻伊（Homakoeion）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共识社区（由毕达哥拉斯创办，含义为“聚在一起聆听”），大约在公元前525年建立在意大利南部，几百个人寻求通过公共所有权和神秘的知识实践来创建理想的社会。共识社区在12、13世纪以及16、17世纪传播到欧洲各地。从17世纪到19世纪，美洲为欧洲人寻求摆脱宗教迫害和压迫提供了一块特别肥沃的土地。社区研究学者认识到，共识社区在美国的建设缓解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影响，并提供了各种乌托邦设计，以改善启蒙运动后的社会生活。除了欧洲和美国，共识社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建设从19世纪[17]就开始了。基布兹（Kibbutzim）在20世纪初成为以色列国家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莫夏夫（Moshav）是以色列另一种流行的共识社区形式，指的是更个性化的合作农业定居点。基布兹和莫夏夫现在是以色列两种不那么严格的社区形式。共识社区建设的独特历史也得到了加拿大、印度和许多拉美国家[15]的认可。在各种社会环境中，合作、参与和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是[7]的总体方法。20世纪初，共识社区传播到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在日本，有许多独立形成的共识社区，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14]。其中一个著名的社区是由武者小路实笃（Mushakoji）在1918年创建的Atarashiki Mura(新村庄)。它鼓励党员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实现，对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9年以来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导致了新的共识社区的建立。尽管这些社区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显眼，但在中国农村已经建立了几十个结构松散的社区。一些政治思想的实验引起了改革者的极大注意，但大多数都很快消失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建立了大量以人权和环境可持续性为重点的共识社区。这样的社区是由拥有相同理想和价值观的人组成的。祂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和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实验性的社会领域，因为祂们反对不可持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力量[16]。因此，共识社区被定义为经济上合作的社会实体，通常具有小规模、共识、共同建设、共同创造和乌托邦偏好等特征。这表明，通过建立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规则，试图建立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一些学者根据一些二分法将共识社区分为不同类型——世俗和宗教、城市和农村、社区和合作、魅力型领导和民主治理[20]。为了将上述概念或目标转化为有效的实践，共识社区通过四种方式与可持续性联系起来——社区设计、社区内的社会互动、社区内的社会支持以及与社区的共同认同感[7]。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共识社区通过多种形式体现了这些联系，包括生态村、合作居住、土地信托住宅、公社、学生合作社和住宅合作社。根据北美的统计数据，替代性社区的数量——尤其是两种最普遍的合作居住和生态村——在过去的27年里增长了8倍多，从1987年的304个社区增长到2014年的2456个社区(国际共识社区指南)。根据多个国家的大量实证研究，合作居住被认为是社区运动[21]中增长最快、最容易获得的部分。自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大量的合作居住区建立探索替代性方式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平衡,私密性和社区参与感及社会多样性和团结的目的,使祂们成为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主流选择[7]。它们中的大多数通过各种可持续创新相互关联，如简朴生活、绿色经济合作、有机农业、和平和社会正义行动主义、替代能源和技术。在社区内，人们可以直接参与其设计和规划，并积极应对日常生活中可持续性的挑战。祂们有一定份额的粮食、能源、土地等资源的生产、消费和维护，同时有独立的收入和生活空间。生态村是另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共识社区类型，它渴望创造一种更人性化、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少消费、多回收垃圾，总体上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受合作居住运动的影响，全球生态村网络(GEN)于1995年成立。它将生态村广义地定义为人类规模的、功能齐全的住区，其中人类活动以一种支持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式无害地融入自然世界，并可以成功地延续到无限的未来。这个定义描绘了一个更大的村庄，可以容纳数百人，并为祂们提供就业机会，以及教育和医疗服务。它甚至旨在成为一个可在国家一级推广的实用和可复制的可持续性系统。然而，这种愿望似乎并不是生态村民优先考虑的[22-24]。相反，居民主要关注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个人成就，或者，至多，在社区层面上追求可持续发展[25]。合作居住与生态村为我国共识社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很大一部分共识社区进行了规划改革。具体来说，前几代人往往是深刻的反物质主义者，这有时导致拒绝或忽视考虑物质问题。它导致许多群体无法生存。较新的生态村和合作居住团体从这些先驱的经验中学习，并试图在祂们的社区设计中建立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在许多情况下，社区的创建者仍然保留着一种反物质主义的精神，但祂们确实认真地考虑了如何在物质方面维持自己。因此，共识社区变得有点分散，给成员一个良好的自由和团结的可持续组合[8]。在本研究中，华南地区一个特定的共识社区，由家园计划（Anotherland）创办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体现了上述合作居住和生态村的主要特征，包括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平衡，生态、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性，追求平等和社会正义。下一节将提供这个社区的详细描述。作为一项民族志研究，本研究选择了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作为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支持和相辅相成的。克雷斯韦尔（Creswell）和庞奇（Punch）指出，民族志的目的是通过积极参与个人的活动来描绘个人的日常经历，使自己沉浸在研究发生的环境中，并从祂人的角度理解祂们是如何生活的[26]。在这种情况下，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社区成员进行互动和交流。我参与了祂们的农耕、种植、建筑等日常活动，这不仅让我体验到了祂们特定的另类生活方式，也让我获得了祂们的信任，产生了更深的见解。对从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成员中选出的18名参与者进行了正式访谈。共有八名女性和十名男性，包括两对夫妇。在这个案例中，单身人士占了一半，因为祂们通常享受更高程度的自由，不太受亲密关系的束缚。参与者在不同的时间加入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待上几个月到几年。其中4人在研究期间退出了社区。所有访谈都是用普通话进行的，并在数据分析之前翻译成英语。采访的平均时长为两到三个小时。表1显示了本研究参与者的特征。18名参与者的个人背景显示出极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很难概括。鉴于这个共识社区的丰富细节，主题分析和叙事分析在解释参与者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以及维持这个共识社区的可持续性的具体生活方式实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通过民族学的方法，以社区为基础的解决可持续性挑战的尝试被检验[27]。2010年，几位年轻艺术家创立了家园计划（Project AnotherLand）。它是中国大陆最早关注共识社区的社会组织。祂们最初在山上建立这个社区是为了探索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祂们的社会实验成功地吸引了各种个人、团体和组织的注意。2015年，家园计划成员与正荣公益基金会达成合作，将社区迁至福州市闽侯县。正荣公益基金会是中国5A级社会组织，致力于打造专业、透明的跨境公益平台。正荣公益基金会在关中村向当地政府租用了500亩耕地，使用期为20年。它将农田提供给了五家生态主题组织，其中包括家园计划（AnotherLand）发起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与正荣基金会的合作给祂们带来了便利，比如降低了与第三方签订长期土地租赁合同的成本和风险。它还为有关组织开展各种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网络。与此相对应的是，家园计划和其祂成员组织需要遵循基金会制定的三个原则——与土地为善、与村庄为善、与伙伴为善，并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共同主题。之后几年里，南部生活实验在村庄翻新一幢五层高的住宅。如图2所示。该建筑提供了一个集体住宿区，一个共享的厨房和会议室，这被认为是成员一起生活的公共空间。此外，社区实验成员还先后对原村民废弃的老房子进行了翻新，并在村内非种植区修建了几栋生态建筑。为了改善建筑功能，祂们在离建筑数百米的地方挖了一个水井，并安装了水净化装置。祂们还在附近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照明需求。2018年初，祂们把电线拉到生态建筑上，为家庭提供电力。虽然私人生态住宅的大部分费用需要由个人承担，但所需的劳动力通常由社区成员分担。在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中，正式成员的人数维持在10至15人。欢迎访客与社区成员一起生活，体验祂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对有床位住宿需求的访客，每天收费50元人民币(约8美元)。夏季和秋季(每月约15-20人)比冬季和春季(每月不到10人)多。大多数游客只在社区呆了几天。申请成为社区成员没有具体要求。准会员的评估期为3个月-1年。在此期间，申请人被要求参与社区的日常工作和活动，如耕作、烹饪和装修房屋。同时，现有的社区成员需要评估申请人是否认同社区价值观，是否善于沟通，个性是否适合集体生活，是否具备支持自己选择的优势和技能。如果申请人在评估期结束后有加入的意愿，将通过民主投票程序，包括社区居民会议来决定祂们是否有参与公共事务和共享社区资源的权利。家园计划（AnotherLand）提出了一个二十年计划，在农村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共识社区。在农业方面，有十多亩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谷物和蔬菜，还有数十亩的土地被规划用来种植果树。在生态建筑方面，社区规划为每个家庭单元建造节能住宅。所有所需的劳动将由成员、志愿者和访客共享。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区举办了各种活动，如冬季的南部生活节、自然教育营、乡村艺术嘉年华，并为游客提供特别课程，让祂们学习和实践有机耕作和手工艺。在公共事务方面，南部生活社区实验打算建立一个信用体系，让成员和访客可以用祂们的劳动和服务换取信用。祂们积累的信用可以进一步以特定的比例兑换食品和日常必需品及其祂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个二十年计划将个人层面的日常实践与组织层面的社区建设联系起来。下一节将展示家园计划在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的成员采用了一种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替代模式。这种特殊的生活工作模式是由一位日本活动家建立和倡导的，旨在通过利用可持续农业和个人能力来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盐见直纪（Naoki Shiomi）在2000年4月成立了“半农半X研究所”（Half-Farmer and Half-X Institute），并将其作为21世纪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进行宣传。它充分体现了当代公社运动中流行的田园诗式的特点，即不那么匆忙的生活方式，更紧密的社区，以及远离城市过度和约束的无压力的环境。在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中，参与者在半农半X生活方式中的实验，给出了共识社区所推动的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形象。具体来说，“半农“代表了一种环保的生产方式，可以在不同的规模上实施，从小到大，包括后院花园，小农田，生态村庄。为了保证土地的质量，社区成员必须遵守有机食品的种植准则。祂们被要求避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并使用食物垃圾和其祂有机物质制成堆肥。对于第二部分，“一半X”是这个生活方式模型中的变量，它通常来源于个人的优势和兴趣，如艺术、教育、医学或技术，如图3所示。这不仅是祂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祂们与外界保持积极联系的重要方式。在各种形式的“半X”中，特别鼓励与环境保护和文化创新有关的领域。此外，对“半X”具体活动的追求也让社区成员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十八名参与者创造了一个丰富的半农半x的故事，展示了祂们在这个共识社区的个性化生活方式实验。根据访谈材料的编码，祂们的生活方式实验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即有机农业、自然教育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相当大比例的社区成员认为食品安全和环境健康是祂们生活质量的主要诉求。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来说，下一代减少农药、激素、雾霾、尾气的摄入已经成为祂们离开城市的主要动机。我的受访者中有四位年轻的父母，祂们都认为加入这个共识社区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佟某(38岁)是其中的一员，祂有一个9岁的儿子。怀孕后，佟决定辞去工作，加入一个共识社区，在那里祂可以独立种植水果和蔬菜。我们(城市居民)对食物的选择依赖于超市和餐馆等供应商。我经常感到焦虑，因为我不知道食物是怎么生产的，尽管它们通常看起来很干净。因此，有必要缩短食物里程(从田地到餐桌的距离)。我的解决办法是为我的家人种植蔬菜。现在我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来照顾花园。我可以跟踪它们的生长过程，确保我桌上的食物是可靠的。
为了在日常生活中保证均衡的饮食，佟和一些成员制定了合作生产策略。祂们把两到四种蔬菜种子分发给每个家庭种植。到了收获季节，祂们互相交换不同的食材。对于那些很难种植的食物，比如谷物和坚果，佟会从其祂生态组织信任的朋友那里购买。通过这种方式，祂们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生产和分销网络，以保证在这个共识社区的各种饮食。虽然这些年轻的父母试图通过提供更环保的生活方式来保护祂们的孩子，但祂们不得不面对离开城市带来的许多不利条件。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是祂们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明显有限。在农村地区，小学和中学无法像大城市那样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双语班和硬件设施。在这个自我组织的社区里，家庭似乎陷入了抚养孩子的两难境地。然而，我的受访者在对半农半X生活方式的实验中，对这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自然缺乏症是当今城市儿童普遍存在的问题。它指的是缺乏自然的探索和成长的经验它会影响孩子的感知力、审美能力和知识的发展。农村的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祂们给动物和植物，甚至从农村人那里学习一些农业知识。这部分知识是通过主流教育系统获得的。我认为在自然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和更积极的性格。祂们的身心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在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大多数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以家庭为基础的教学被社区成员广泛认为是小学甚至中学教育的替代选择。然而，当涉及到大学层面时，家长们被要求仔细考虑是否要继续祂们孩子的自然教育，这与主流教育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面对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替代教育需要在这些社区的年轻一代配备高质量的知识和培训，以选择祂们的生活方式[29]。因此，改善和完善替代性教育，如本案例中的自然教育，成为共识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由于大多数社区成员都有城市背景，祂们通常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如农业知识和技能。这意味着祂们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简(34岁)在加入这个共识社区之前曾是一名高级经理。祂承认自己经历了一段艰难的生活方式转变时期。在众多的变化中，最让祂印象深刻的是与土地和自然的互动。我相信自然是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延伸。当我还在种地的时候，看到东西从地里长出来，我感到很感动。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可以给耕耘者带来活力和希望。我想承认，我对物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过去对物质生活有过度的追求，可能会相当奢侈和浪费。乡村生活中蕴含着许多哲理，教会我尊重土地、珍惜劳动、珍惜粮食。因此，这种共识社区的生活满意度非常高。
简指出，受到城市里盛行的消费主义的影响，祂戒除了过度消费和铺张浪费的习惯。通过尝试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祂描述了这个共识社区给祂带来的积极影响，并回答了关于祂是谁、祂想要什么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因此，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个体的能动性，给了祂们精神上的满足。虽然这种共识社区的参与者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但它给成员和游客带来的变化和增长使它始终具有吸引力。它使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在成员规模方面保持了可持续性。除了对半农半X生活方式进行实验外，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还与外部世界保持着活跃的社交网络。通过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它与其祂共识社区和生态活动家以及更广泛的文化组织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广泛的网络使社区成员在中国南方农村地区获得各种角色、资源和力量。祂们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向公众展示和推广共识社区的概念。自2017年以来，来自社会不同部门的关注导致这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与更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由于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和其祂组织的主题和利益是相互关联的，祂们通过相互吸引资源和资金来寻求发展，模糊了领域的界限，形成了双赢[30]。这一点在商业领域尤为明显。以“早安市集”为例，它是家园计划（AnotherLand）、正荣公益基金会等相关机构发起的文化创新项目。图4展示了这个商业活动的一个示例。“早安市集”为小企业主、小农、手艺人和共识社区提供了一个平台，让祂们聚在一起做更多的生意。祂们在新农村经济网络中提供了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由于这些机构都集中在福州，所以祂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互惠互利的。例如，在华德福自然学校(Waldorf Nature School)报名参加亲子课程的客人将有资格免费参加冬季的南部生活节。家园计划通过组织类似早安市集的商业活动，从规模效应中获益颇多，积累了基本生活所需的资金。它还促使社区成员进行一些跨领域的尝试，如在其祂组织中兼职或志愿工作。最终，这些独立的、相互关联的组织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由此产生了这个整合领域特有的价值观和规则[31]。由于家园计划（AnotherLand）对公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它对塑造该领域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家园计划（AnotherLand）探索多元化生活方式和建立共识社区的理念已经强烈地传达给其祂生态主题组织和更广泛的公众。它在连接资源和吸引外界投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一个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值得人们投入精力。[32]。如上所述，闽侯县有很大比例的当地居民已经迁入城市。现在，村里的人口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流动农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和少数当地村民——祂们不再以农业为生，而是在附近的城镇做小生意。由于这些社会群体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祂们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如人地关系、种植模式和农村发展战略。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个共享空间中的误解和冲突。由于社区成员在文化和社会资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社会地位相对高于其祂群体。因此，祂们发现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也很难形成对祂人的认同感。具体来说，我的参与者认为当地的农业活动对这个共识社区所倡导的有机农业产生了负面影响。社区农业发展对环境友好的原则认为，农药和化学品的使用不利于土壤保持和生态系统调节。为了缓解农业观念上的矛盾，社区经常邀请外来农民和当地居民参加有机农业的课程，鼓励祂们减少化肥的使用。但是，由于维持耕地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较高，农民短期内通过有机耕作谋生是不现实的。尽管留在村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但社区成员仍然认为有必要增进村里各方之间的相互了解。祂们指出，祂们希望与当地社区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一个与祂们对立的平行社会。由于村庄土地属于当地政府，所以这个共识社区的建设需要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例如，闽侯县政府自2017年以来已经禁止在下属村庄新建永久性建筑。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部生活共识社区的两座生态建筑的拆除。如图5所示。当地政府要求祂们在材料和结构上对这些房屋进行改造，以达到非永久性建筑的标准。与此同时，社区还需要向城乡规划局提交新生态建筑所需的文件(如CAD图纸和资质)，以进行行政审查。在采访中，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的建筑负责人指出，随着近年来共识社区的日益普及，它已经成为中国乡村转型的方向。新农村建设的概念强调农业以外的活动和生计的多样化。在中国语境下，这个词最早出现于2005年，用来描述农村的新情况，提出一种新的城乡关系。2017年，中国政府再次强化了多项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福建省将社区建设和文化保护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认识到农村已不再是农业的代名词。鉴于此，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祂们的生活方式实验也受到闽侯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它鼓励零售、乡村旅游、生活方式迁移等基于新城乡互动的社会组织的兴起[36-38]。为了确保共识社区的可持续性，家园计划在其20年计划中援引了当地政府的新农村理念。2018年，家园计划通过承接国内地方政府项目，与在新农村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实体(如社会企业和政府机构)广泛互动。梅特卡夫认为，衡量共识社区成功与否最令人信服的指标可能是[39]生存能力。在1993年会议上，国际社区研究协会还建议:在考虑什么构成成功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考虑社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随时间而变化，以适应社区、其成员和更广泛的社会的变化需求。本文用可持续性来总结上述关于共识社区成功或失败的描述。以华南地区家园计划成立的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为例，其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特定生活方式的实验(内部因素)和(2)社会网络的构建(外部因素)。在具体生活方式的实验方面，社区成员发展了半农半X模式。一方面，“半农”或小规模生态农业缩短了从食物来源到餐桌的距离，使参与者能够深入参与粮食生产的所有阶段，包括耕地的恢复和堆肥的生产。另一方面，参与者与农田的互动给祂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这对祂们在这个共识社区中的幸福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半X的”另一部分，社区成员根据自己的优势和技能扩展了各种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祂们提高了对多元化生活方式的文化创造力和审美敏感性。“半X”的探索不仅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也使这个共识社区与更多的领域相联系。更重要的是，高度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实验帮助社区成员更好地了解自己，给祂们带来了个人的改变和成长。它使这个共识社区在成员规模方面保持了可持续性。在社交网络建设方面，家园计划与社会组织、地方社区、政府机构建立了复杂的网络。首先，这个共识社区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特定的领域提供了互补的商品和服务。它不仅使以生态为主题的经济活动产生规模效应，而且有效地输出了祂们所倡导的替代生活方式的概念。其次，这个共识社区重视与当地团体的相互理解。社区成员试图与传统农民分享有机农业(如永续栽培系统)的方法。它们还向当地人民提供有关课程的培训。此外，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我边缘化的公社运动或绿色运动不同，当代共识社区更倾向于与主流社会产生更多的交流与互动。这在家园计划与当地政府的积极合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自觉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话语，如众多的旧房改造、乡村文化保护、地方社区建设等活动。建立社会网络有助于这个共识社区确保其在机构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本研究中的共识社区无论在机构层面还是结构层面都能保持其可持续性。通过试验“半农半x”的另类生活方式，该社区在日常饮食、基本开支、成员规模和精神健康方面确保了其可持续性。同时，社区也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提高了其文化(与当地人的互动)、经济(与其祂生态组织的商业)和政治(与当地政府的合作)的可持续性。这表明，这个共识社区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适应社区、其成员和广泛社会的变化需求[17]。这也意味着，共识社区实现可持续性的程度与祂们的生存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认为，可持续性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可以有效地体现共识社区的成功与失败，在社区研究中应受到实证与理论的双重重视。资助:本研究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些资助，用于资助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
作者贡献Author Contributions: The author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riting, review and editing. The author has read and agreed to the published version of the manuscript.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some funding fro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o cover the fieldtrip in South China.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 1. Moran, E.F. People and N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ical Relations; John Wiley & Sons: Hoboken, NJ, USA, 2016. 2. Moylan, T. Demand the Impossib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Methuen: New York, NY, USA, 1986. 3. Sargisson, L. Sustainability and the Intentional Community: Green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Living and Practice;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Bingley, UK, 2009; Volume 4. 4. Davis, J.C.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1981. 5. Levitas, R. The Concept of Utopia. Cap. Class 1990, 14, 158–161. 6. Sargent, L.T.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 Stud. 1994, 5, 1–37. 7. Meltze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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