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兼收并蓄、慎思明辨中发现历史、发展自己 ——侯旭东教授访谈录
兼收并蓄、慎思明辨中发现历史、发展自己
——侯旭东教授访谈录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陈韵青、成鹏
完成博士论文后，我转而研究乡村社会，主要是北朝村民。这个兴趣点也是从阅读造像记中发现的。造像活动的参与者有不少是村落居民，铭文中记录了不少当时基层村落的情况，包括村落名称、位置、村民的家庭关系、兴福活动、邑义组织、他们对国家的认同等等。此外，我读了不少日本学者的论文，发现在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争论里，村的出现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问题最早由宫川尚志进行系统研究，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也都非常关心。这些京都学派的学者认为，从汉代的乡里到三国以后的村代表了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从古代到中世纪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学者虽然关注村的问题，研究成果不少，但主要是依据的传世文献，以南方的村为多，也没有利用过造像记。对于这一点，至今我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比较早地研究造像记的同样是日本学者，比如那波利贞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唐代佛教社邑了，塚本善隆研究龙门造像的名文发表于1941年，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与古代到中世纪社会结构变化等问题联系起来；谷川道雄等关心共同体问题，也没有使用造像记。我希望借助造像记能和他们的研究进行一些对话，主要是发现村所代表的自然聚落并非汉末三国才出现的，实际两汉，甚至先秦就已存在，只是称呼并不统一，不能视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一书完成后，我又陆续写过几篇相关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补充、完善了书中的基本看法。 研究北朝乡村的过程中，我开始关注国家。我发现，即便是生活在村落中的普通百姓也很关心国家。那些看起来最普通的佛教信徒也经常为皇帝、国主祈福，祝愿国祚绵延；而且兴福的佛教徒们对于朝廷所给的官爵名号都很在乎，造像题铭里能发现各种各样的官职，从朝廷的角度看不少官职很卑微、不入流，比如各种板授将军等。因此感觉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地去研究所谓社会的历史，还需要关心国家，由此渐渐转向研究古代国家。《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即写作于这一转变前后，是为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准备的，因为“专制国家论”是中外学者几乎都接受的一般性论断，甚至成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学术史或认识史的角度也需要先做一番清理。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对“国家”这一主题做过很多研究，但是不少基本前提很早就已出现并固定化了。这些前提是不是真的可靠，还需要重新思考。 关于国家的问题中，秦汉帝国的产生与存续十分关键，所以我后来慢慢转到秦汉史研究。转到秦汉史的另一个契机是研究吴简。1996年吴简出土，当时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室主任是谢桂华先生，他是汉简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曾参与整理居延汉简。谢先生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吴简的意义，1997年秋便带着赵平安老师、刘乐贤老师和我一起去长沙看简。我们先去武汉，在湖北省博物馆见到了收藏在那里的睡虎地秦简，还去了荆州，观摩了收藏的汉简。当时吴简还在水盆里泡着，由宋少华先生带着我们看。1999年左右，我开始在谢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撰写吴简方面的论文，由此开始了近20年的吴简研究；后来又跟着罗新兄、王子今、王素老师等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读吴简。但那时我们读的一直都是吴简释文，2008年之后，我才开始注意揭剥图和吴简的图版。从只读释文到重视图版，我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转变，现在看这一转变耗费的时间太漫长。我要特别感谢谢桂华先生。1998年，谢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一次关于汉简的讲座。他提到在汉简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这几句话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但真正领会其意，要到十年后了。 2004年前后，我开始写关于汉简的文章。当时我读了胡平生与张德芳先生编撰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以及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编的《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中的“元延二年日记”，逐渐对传舍、传信产生兴趣，本来打算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名为《律令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因为太长，后来分成了三篇文章。第一篇完成时谢先生已经去世了，这篇文章的附记写道“以此纪念谢桂华先生”。当时还只是将汉简当材料使用，对于图版不是特别注意，2012—2013年，因吴简研究的启发我才开始按照简牍文书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而汉代传舍研究是研究王朝日常统治实质性的开端，更早的时候我在给汪桂海兄的《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一书写书评时就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思考。 对日常统治的关注，还与我于2001—2002年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访学经历相关。我在那里没有选择阅读史料或者只听东亚系的课，而是听了不少人类学系、社会学系的课。在东亚系听的课里，和古代有关的只有普鸣（Michael Puett）的一门关于史学理论的讨论课；还有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和柯伟林（William Kirby）上的中国近代史和包弼德与魏根深合开的关于中国文明的大课。在人类学系，我听了华琛（James Watson）、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Bestor）、斯 坦利·坦白亚（Stanley Tambiah，巴基斯坦人，已经去世，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南亚宗教领域的学术大家）、犹曼（Nur Yalman）、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以及一位姓Ho的马来西亚籍年轻教授的课，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时间人类学等；在社会学系，我听过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父子都从事中国研究）的课。对我来讲，在哈佛访学一年的收获更多是在理论上，这些和后来的研究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当然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感受到不同的文化。 对国家研究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自以为跟别人有点不同的是，我特别注意认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以及此时形成的新史学思考方式。除了《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我后来又写了关于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事件史和政治史的来历，以及反思鸦片战争何以成为事件的文章。近代史研究者对于思想史、学术史，包括概念史也做过很多出色的研究，但是他们是站在近代史的立场，不怎么关心对古代的论述。如果从古代史的角度出发，能发现一些他们忽略的对古代史研究十分重要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也与大学以来我对史学理论的兴趣相关。1996年我还给何兆武先生写过一封信，谈及阅读他关于史学性质论文的感想。现在我也会经常翻阅理论方面的著作，包括一些哲学家的论著，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Heidegger）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看得更频繁，最近在读威廉·H.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历史的逻辑》的新译本。 很多文章的写作包含着偶然因素。除了关于传舍的三篇论文，加上后来完成的两篇一共五篇，算是比较集中。其他很多研究都是大致有个范围或方面，慢慢思考，具体落实为文字往往带有很多偶然性。关于人名使用的研究，源于2003年非典时在沙龙上讨论了杨振红老师的《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的论文，我忽然发现怎么到处都是“名”，挺有意思；然后又看了上海社科院钱杭先生的人名避讳研究，突发灵感，梳理学术史时，发现前人主要关心取名，对人名如何使用涉及不多，实际有不少可探索的空间。现在回想，关系思维的种子，最早在这篇论文中埋下，最近才有明确的认识和体会。十多年后，我再次研究魏晋史的课题，分析匈奴贵族刘渊为何起兵反晋，本是源自课堂教学中的感悟，具体成文，则是因为会议邀请。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古人所说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认识一些同道，相互切磋，共同成长，十分重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同行，和胡宝国、吴玉贵、孟彦弘、陈爽等往来很多，通过各种机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收获不亚于读书十年。
END
原文刊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2年第2期，若需阅读原文，请扫描上方二维码下单购买纸质版或电子版。
初 审: 王向阳
复 审: 王雅贞
终 审: 张 玮
编辑制作: 宋耀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