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牛肉在哪里？寻找红色的金子
古巴的牛肉在哪里？寻找红色的金子
亚当·戈尔纳（加拿大）
编译、注解 剑心龙马
在古巴，很难买或者买不到的东西，叫“消失”。今年夏天我抵达哈瓦那时，最紧张的两种“消失”商品是卫生纸和啤酒。
外国人可以在他们的酒店找到卫生纸和啤酒，但对古巴人来说，它们“消失”了。1100万人生活在一个卫生纸短缺的岛上，其他无法获得的东西包括肥皂、钢笔、智能手机和信用卡。互联网也“消失”了。但在古巴人所有的“消失”中，最奇怪，也是最忌讳的是——牛肉。
（注：2018年底，3G网络投入试运行。那些有海外汇款，或者做小生意，或者有灰色收入的古巴人，用上了能上网的智能手机。手机和网络“消失”的情况结束。但由于改革步伐较慢，近年受疫情冲击又很大，通过本文仍然可以很好了解古巴的情况。）
我在哈瓦那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向我保证，这里杀一头牛比杀一个人还严重。他们补充说，牛都是国有财产。当偷吃非法牛肉的人被抓住时，他们甚至宁愿自杀，也不愿被抓走。为什么牛肉在这个高度左派的国家如此珍贵？我来这里一探究竟。
这里有各种传闻。大约十年前，我上一次去古巴，有人建议我不要吃任何牛肉。当地人告诉我，小餐馆的牛肉来自美国，质量很差。有人警告说是被污染的，有人说这是D级肉馅，在北美只用于狗粮。
我没有信太多。据说由于制裁，美国不会卖牛肉给古巴。但从2000年美国开放向古巴出口农产品以来，该岛已经从美国进口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用现金交易。据说禁运是对敌措施，但美国通过卖给古巴食物在赚钱。很少有人知道，在古巴有这么多食物来自美国。
为了搞清楚出口古巴食物中有多少是牛肉，我首先问了美国前明尼苏达州长杰西·文图拉，他曾在古巴推销牛肉。但这位古巴人民的老朋友没有答复我。我找了古巴负责进口的外贸部官员，也没有回应。然后我问古巴之前食品进口公司的官员佩德罗·阿尔瓦雷斯，他已经跑路佛罗里达当房产中介了。他也没有回应。
出发前，我问了《追寻切·格瓦拉》和《多洛雷斯的男孩——卡斯特罗的同学们，从革命到流放》两书的作者帕特里克·西姆斯。他告诉我，古巴相当多的食物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的香肠，华盛顿州的苹果，弗吉尼亚州糟糕的火鸡酱。他说他没有关于牛肉的统计数字。他说，官方根本就没有这个数字。不止古巴，美国也没有。甚至有的州不准记者报道屠宰场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工厂化屠宰和动物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
西姆斯说，他曾经想追查哈瓦那负责食品分配的官员。这个胖子在被指控腐败后跑路了，藏在智利。“古巴的整个食品分配系统是不公开的，而且有腐败，所以你问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除了好莱坞电影式的黑帮剧情之外，哈瓦那的食品工业正在好转。由于官方在2010年放松了对食品经营权的限制，新出现了很多小餐馆，叫做小馆子，经常就是在民居里面经营。
市场竞争使得小馆子们开始追求做美味的食物，西姆斯补充说：这是古巴餐馆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少发生的事。
我怀疑其中的一些餐馆会使用牛肉。我看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如果古巴对美国牛肉走检疫程序，牛肉出口将会增加。其实不管古巴从美国买什么肉，似乎都没有检疫。
整个情况有点粗放，这些吸引着我在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来到哈瓦那一家叫“五街A号”的小餐馆。
五街A号是古巴人吃汉堡的地方，外国人没来这里。这里不接收外汇券。所有外国人被迫用外汇券。一种荒谬的二元经济。在这里，人们用古巴比索，价值比外汇券低25.5倍。
古巴人的平均工资是471比索，每月不到20美元。
（注：近年来工资有所增长。此外，2021年废除了外汇券，但是，数字比索代替了外汇券。）
这里的牛肉堡售价 60 比索（2.50 美元），因此价格昂贵得令当地人望而却步。虽然贵，但这是哈瓦那为数不多的可以吃汉堡的地方。
在菜单上有鸡肉堡，不过大多数人点的是碎猪肉堡，25 比索1个（1 美元）。对月薪20美元的当地人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挥霍，但任何在美国迈阿密有好亲戚的人都买得起。
在五街A号买得起堡的人必然找搞到了钱，以补充粮票以外的食物开支。几乎可以肯定，三分之二的古巴人收到海外家人的汇款。每年30 亿美元汇入古巴。
我到这里的时候，当地人们已经前廊吃起午饭。午饭看起来太早了，但古巴人喜欢吃肉。五街A号专做大家喜欢的汉堡。
女服务生带我穿过“特色自制汉堡”的招牌，来到厨房不远处一个绿树成荫的后花园。在那里我碰到了阿尔贝托和伊万，他们是姓阿隆索的兄弟，四十多岁的俩胖子。他们和家人住在餐厅的楼上。
我的翻译（因为我是自行采访，没有报批，匿名了）解释说我是记者，想和他们谈谈古巴的牛肉。兄弟俩商量了一下，不知是争吵还是是本来就嗓门大。老母亲摇着蒲扇说“真热！”。
“好吧”，阿尔贝托说，补了一句，“不谈政治，只聊吃的。”
“冇问题”，我用我的半吊子西班牙语回答。我意识到谈话最终不可避免地将聊上政治，就像在古巴的任何事情所不可避免的结局一样。
阿尔贝托问我第一个问题，他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美国人吃很多垃圾食品吗？”
“当然，”我笑着说。“那古巴人呢？”
“古巴人吃任何能找到的东西！”他笑着说。
他是对的。古巴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养活自己，所以不得不依赖进口。当你的邻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却因为敌对而拒绝进口你的出口产品时，这尤其让人沮丧。在苏联时期，由于苏联资助了这样一个热带卫星国，事情好办一点。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进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接近饥荒，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在 90 年代所谓的“特殊时期”，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一些人开始准备“炸丸子”，里面装满了他们用来拖地板的破布。有报道称，避孕套被融化，放到比萨饼上，以模仿奶酪。猫和狗被偷吃。（这种事至今还有）肉馅是用磨碎的车前草（野菜）做的。当局建议用面包屑和油炸的葡萄柚子皮作为牛排的替代品。
今天，根据阿隆索兄弟的说法，古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但他们仍然主要吃米饭和豆类，还有一些猪肉和鸡肉。阿隆索一家决定专注于五街A号汉堡，他们知道汉堡会很受欢迎。“垃圾食品在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阿尔贝托解释说。“在 1959 年革命之前，我们流行一种小吃叫炸包——面包之间夹着香肠和牛肉饼，就像古巴式的汉堡包。”我知道这类古巴小吃在迈阿密还有卖。
在我们聊天时，伊万起身走到门口迎接一个从街上走进来的小贩。他带着一袋袋洋葱来了。“他们是古巴洋葱吗？”我问。“是的，便宜货了。”推销员笑着回答。
我的翻译告诉我，经常有人挨家挨户出售农产品和肉类，甚至是新鲜的海鲜和龟肉。在古巴，你经常在“黑市”买东西，这意味着你真的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人们尽其所能在这里生存——因此，小偷小摸很常见。骗子不断地在街上接近你，无论是为了整你的财物，还是试图卖掉他们从别处整来的东西。古巴人甚至有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有能力从他们的工作中榨取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将转卖，作为增加基本工资的一种手段：“大家拿”。劳尔·卡斯特罗抱怨他的同胞“懒惰和偷窃”，但这种倾向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
当伊万从厨房里放下洋葱袋回来时，我们又回到了汉堡的话题上。“你的销售额中牛肉占多少，猪肉或鸡肉占多少？”我问。
“百分之六十的牛肉，”伊万说，“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猪肉。”他的妈妈米尔塔让他闭嘴。他们商量了一会儿。伊万以为我在问牛肉堡中有多少是真正的牛肉。
牛肉堡的馅饼甚至不全是牛肉。这就是哈瓦那牛肉的稀缺程度。
“我们卖的汉堡90%是猪肉堡，”米尔塔解释说，“5%是鸡肉，5%是牛肉。”“那你在哪里买牛肉？”我问。
“在市场上。”伊万回答。
“但那里没有牛肉，”我的翻译插话道。“我最后一次在哈瓦那看到真正的牛肉卖是四个月前。每磅25块外汇券。”
每磅25块外汇券（28 美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昂贵的，在这个价钱相当于普通人五周工资的地方尤其如此。
“而且我们不是在谈论上好的优质肋眼，”她指出。“就是一般的牛肉。”
“你们在哪个市场买牛肉？”我问阿隆索兄弟。他们开始快速交谈。
“他们想知道你是否为麦当劳工作，”我的导游翻译说。
“什么？” 我惊呼，困惑。“这里也有美国的麦当劳吗？”
“不，他们是当然不允许的。”她回答说。
“当然不允许。”我回应，感觉自己像个白痴。
米尔塔和她的两个儿子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试图确定我的动机，怀疑我是不是竞争商家的人。
“这里最好没有麦当劳。”米尔塔气呼呼地看着别处。“我不喜欢麦当劳，”阿尔贝托补充说，语气中带着一丝恶意。
“是的，我也不喜欢，”我说，希望他们确定我不是麦当劳的人。我可以轻松地说我从没做过麦当劳。我轻敲我的本子和铅笔，提醒他们我是一名记者。“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里哪里可以买到牛肉，牛肉是从哪里来的。”
米尔塔耸了耸肩，扬起眉毛，用手臂划了一个“不是我的问题”的手势。他们似乎变得偏执，认为我是一个竞争对手，试图从他们那里榨取牛肉饼里猪肉的比例，然后用于我自己的汉堡业务，或者其他的生意。
“牛肉是从美国来的吗？”我问。
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告诉我。“它没有任何包装，”伊万说。“就买肉就行了。”
最后，他们拒绝告诉我他们的牛肉来源。“到处找找”是他们说得最多的答案。
米尔塔以15分钟的激情独白结束了采访，讲述了社会王义的重要性。她说，古巴人想要的是让穷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让富人不那么富。（当她念出该死的“富人”这个词时，几乎吐了口水。）“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告诉美国让制裁消失，”她宣称，在空中摇晃手指。“我们想为我们的孩子提供牛奶，更多的谷物，更多的麦片。取消封锁，让我们相信平等。”
然而，在米尔塔演讲时，我发现自己在想，如果麦当劳真的进入古巴会怎样——像五街A号这样的地方会发生什么？私营部门可能正在增长，但卡斯特罗对给予公司过多的自由持谨慎态度，以免削弱当局对各个方面的控制。古巴的外资所有权仍然存在风险，没有什么能阻止当局在接到命令后立即控制任何企业。今天掌权的人是革命后没收和国有化所有外资企业的指挥官。
当我注意到米尔塔的高档钱包时，我也想到阿隆索一家比普通的古巴家庭过得更好。有人可以，但大多数人买不起汉堡。外国汇款越多，卖的汉堡就越多。而在这样的地方赚取的（依赖外国汇款的）利润，在被政府重税之后，最终都会进入老板的口袋。社会王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在这个乌托邦岛上显然存在不同的阶级。古巴当然不是浪漫意义上的共产王义，那里一切都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相反，它就像70年代的东欧，人们开着东德的卫星牌小汽车，不得不说一套，做一套，在变化的社会气氛中，寻求一点微薄的个人福利，却提心吊胆生怕惹上麻烦。
我没有买阿隆索家的汉堡（有些后悔没有品尝他们特别的2美元配草莓和奶油芝士的鸡肉堡），但在我参观了五街A号后，我去了附近的农贸市场寻找牛肉。
维达多中央区（海盗时代的城防区）19街B号的农贸市场，就和纽约联合广场的绿色农业市场一样丰富。它的摊位上到处都是胡萝卜、甜菜、茄子、辣椒、鹌鹑蛋、玉米、豆类、黄瓜、大蕉、卷心菜、香草、木薯——更不用说木瓜、椰子、番石榴等水果了。我不断寻找在世界上最知名的从农场到餐桌和厨房中可以找到的那种经典——牛肉，但是没有。
看我仔细地寻找目标，我的翻译很困惑。她说，“古巴人对蔬菜不是很在意。”“八九十年代里，蔬菜特别少，于是人们就不太吃蔬菜了。” 目前正在开展一项教育运动，向古巴人宣传健康饮食的重要性。近年来，菲德尔·卡斯特罗鼓励市民使用辣木，一种根茎类蔬菜，“可以用油炸辣木或辣木奶油代替牛肉或牛奶”，我的翻译解释说。“我们所有的营养需求都可以通过辣木来满足，菲德尔教导我们。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以辣木为基础的社会。”
这种想法没有流行——古巴人还是爱吃肉。了解到这一点，我很欣慰地注意到市场上不缺肉。然而，没有一个是冷鲜肉，所有肉块都在热带的炎热中爬满成群的苍蝇。这种景象我们北美人会认为不卫生——当然，西方农场的工厂化动物屠宰场的条件，也并不那么好看。“古巴的食品安全标准非常低，”那位作家西姆斯在电话中警告我。“屠宰场把所有这些肉块和尸体堆在肮脏的地板上。”
我看着一堆猪肩在一辆生锈的旧独轮车里滚来滚去。市场上几乎所有的肉都是猪肉，还有少量的羊肉。“有牛肉吗？”我问屠夫。
“不可能，”他回答。“绝对没有。”
当我移到下一个摊位时，一个男人走近我，开始对我低声说“爸爸，爸爸”。
“他想要啥？” 我很紧张地问我的翻译。
（西班牙语土豆，象英语的“爸爸”）
“要土豆吗？”在台阶上低语的男人现在更大声了。
“不，不，”她插话道。“这家伙想把黑市土豆卖给你。”“黑市土豆？”
“在市场上卖土豆是违法的，”她说。“因为官方控制着土豆的贸易，所有土豆都是国有财产。它们应该在国营餐馆里，所以在市场上本来是买不到的。人们获得土豆的唯一方法是通过黑市。”我们说话时，另一个人过来看看我们是否对“卡马隆”感兴趣。
“是黑市卖的虾？”我问她。
“是的，虾也是‘消失’的东西。”
我朝那个男人摇摇头，他似乎准备把手伸进风衣内袋里，摸出两只基围虾，就像炫耀一堆假手表一样。
感到我们缺乏兴趣，他尝试了其他卖点。“要鱼不？龙虾？土豆？土豆？”当我们明确表示不买任何东西时，他就像一个小毒贩一样偷偷溜走，寻找另一个买家。如果他成功了，我知道，他将有足够的钱买几个汉堡。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就是古巴的运作方式。该国拥有蓬勃发展的地下经济。由于“大家拿”，您能在酒店找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黑市上买到。“食物从前门进入仓库，然后从后门走出来。”我的翻译告诉我。“一些货物被抽走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黑市，你可以得到任何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知道该问谁。”
“连牛肉都有？”
“连牛肉都有。”
那天晚上，我在一家全新的小馆子吃晚餐，菜单上有几道牛肉菜。西班牙风的餐厅坐落在一个工业砖砌空间中——一个前花生油工厂，高高的烟囱伸入暮光之城——有点像纽约布鲁克林老城区。老板萨沙·拉莫斯留着长长的菲德尔式胡须和厚框时髦眼镜。他告诉我，他们用的牛肉是古巴产的，他的餐厅将其送过来。“老实说，我们在哈瓦那的牛肉质量不高，但至少真的是牛肉，”他耸耸肩说。“如果找对了地方——它就真的是牛肉。”他是对的：西班牙风的的牛肉菜肴就是这样：可以接受，但没什么特别的。（但他们的海鲜菜肴很有特色。）
在西班牙风餐厅吃完之后，我与一家国际媒体公司的外国记者进行了深夜会面。她要求我不要在故事中写她的名字，但同意在不露姓名的情况下接受采访。“在古巴很难买到牛肉，”她告诉我。“但牛肉是古巴人最想要的。我们经常听到关于肉用牛的报道，它们被偷偷推到跑汽车的大马路上。这样就可以说它‘死于自然原因’，然后他们可以合法吃牛肉。”
我们在古巴最著名的“聚会”快餐店见面。这里的一个汉堡（我相信是全牛肉）要 4 美元，相当于古巴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与更高级的小馆子和国营餐厅一样，唯一可以在这里用餐的人是那些能够获得外汇的人：外国人、餐馆老板、神秘的富裕古巴人，或者仅仅是那些有幸收到海外汇款的人。
服务生告诉我们他们的汉堡是用加拿大牛肉做的。“我们买整块牛肉，然后在店里切肉馅，”他告诉我们。我点了他们家的汉堡，两个馅饼，上面有煎蛋、奶酪和培根。我们甚至可以在这里买到几瓶水晶啤酒。（对于那些有外汇券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消失”。）一英寸厚的肉饼和所有的配料都装在一个略显老的小圆面包里。比一般的美式汉堡高，当服务员把它放在桌子上时，它会歪起来。我把它压扁，深吸一口气，然后吃起来。“聚会”培根芝士堡味道非常好，虽然不是那些非凡脱俗的美食，但完全令人满意，虽然象其他反资本主义国家们常见的那样，调味料放多了一点点。
当我们吃完汉堡时，我意识到吃它们的部分乐趣在于，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些可能很危险的事情，就像服用从你妹妹的男友那里买的违禁品氯胺酮。“我总是因为这里的食物而生病，”记者告诉我。“每当有媒体事件，所有外国媒体都会聚在一起，然后议论他们都要拉肚子。但这家‘聚会’的食物是安全的。以前你可以在一个叫布尔吉的地方买到汉堡，但它们糟透了，现在关门了。”
“你认为他们用的是美国肉吗？” 我问，指出缺乏检疫。
“可能是这样。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巴西牛肉、乌拉圭牛肉和加拿大牛肉——还有一些美国牛肉。但我不知道这些牛肉最后去了哪里。”
“难不成美国牛肉在这里旅游？”
“是的，”她承认，“但请记住，这里所有的餐厅都是为外国游客而开的。每一家都是。真正的古巴人不能在这里吃饭，也不能在任何一个小馆子里吃饭。他们负担不起。”
“那么他们有机会吃牛肉吗？”
“很少。不过，他们吃牛肉的一种方法是买这些混合了大豆和其他添加剂的碎肉泥。它被称为肉散——神秘的碎肉泥。你绝对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
“它什么味？”
“哦，天啊，我永远不会吃——尽管古巴人广泛食用它。一些外国人用它来喂狗，因为这里没有狗粮卖。你可以把它和山药混合起来喂狗。我煮过一次，房子臭得我几乎要吐了。”
“在任何一家古巴餐厅用餐的问题在于，这里的厨师很难可靠地获得适当的食材，”《赫芬顿邮报》古巴旅游专栏《我们在哈瓦那的女孩》一书的作者泰勒·韦瑟罗尔说。“如果你是寻找典型的古巴美食体验，你可以去这些被称为“小盒子”的外卖店。你得到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车前草、米饭和豆子，还有猪肉或鸡肉。唯一的问题是，最后你可能会胃不舒服。我绝对在哈瓦那吃过我一生中最糟糕的饭菜。有时食品放在我面前时，我非常确定我不应该吃。质量可能非常糟。
韦瑟罗尔建议我参观另一个以瑞典肉丸闻名的餐厅，米格里斯之家。店主迈克·米格里斯是瑞典人，这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餐厅会储存诸如“从瑞典森林深处带来的越橘”等物品。当我停下来时，米格里斯的食品采购员恩里克·拉蒙（匿名）碰巧在那里——他很高兴地透露他是如何为餐厅做的肉丸采购牛肉的。拉蒙是一位说话轻声细语、头脑敏捷的古巴人。对于古巴的餐馆老板来说，找到一个好的采购员至关重要，因为采购原料非常具有挑战性。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作为在这样一家顶级餐厅工作的重要采购员工，他都会穿着一身时髦的西装，但在这里拉蒙穿着破旧的 T 恤和短裤。
“在古巴，我们称牛肉为’红色的金子’，”拉蒙告诉我。“国家控制着牛肉的销售，尽管古巴人喜欢牛肉，但他们却买不到牛肉，这太不幸了。”
“但是为什么牛肉可以提供给小馆子？”我问。
“作为小馆子，我们有手段——外汇券——和合法购买它的资格，”拉蒙解释说。“即便如此，这也不容易。我们想要好的质量——但好质量的肉很难找到。”
“但不是任何质量的牛肉都很难找到吗？”我问。
“是的是的，”他笑着回答说。“但是找到二级品比找到一级品还是容易些。”
拉蒙提议带我去看看他在哪里买牛肉。他不能说不同等级的肉是从哪来的，因为他只是从一家以外汇券出售食品的大型杂货店的肉铺买肉。这家超市叫帕尔科商业中心。它由军方经营。
为什么牛肉在古巴如此难以捉摸？这令人费解，尤其是考虑到在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之前，这里的牛比人还多。
据佛罗里达州向古巴出售牛的贸易商约翰·帕克·赖特四世说，从前古巴在牛有600多万头的时候，人口还没有600万。他的家族拥有美国最大的养牛场之一，莱克斯牧场，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与古巴贸易。
“古巴曾经拥有西半球最大、产量最高的养牛场，”赖特告诉我。打电话时他正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的家里。他说，他那里离古巴非常近，“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来一支好雪茄，几乎可以从前廊看到哈瓦那。”
“那个盛大的养牛传统怎么了？”我问他。
“他们吃光了所有的牛。”他回答。
我笑了，以为这是个玩笑。
“不，是真的，我说真的。”他再次说。
“听着：几年前，我问一位革命指挥官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哎，我们饿了，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了——我们吃光了它们。’”
在19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人用丰腴的荷斯坦牛帮助补充了当地的牛群。但是它们需要粮食，当苏联解体时，粮食进口也解体了。由于无法在古巴本土的草上生存，大部分牛群——许多万头牛——在田野中丧生。
即使像赖特这样有门路的人，也不知道从美国出口了多少牛肉。有个大概估计吗？“少少的，”他用西班牙话断言。他补充说，由于繁琐的贸易要求和牛肉价格飙升，过去十年的数量有所减少。在赖特看来，这里的牛肉很难买到的主要原因是价格。“他们连人都养不起，”他总结道，“更不用说养动物了。人们买不起每磅五六美元的牛肉……”
我插话告诉他，当这里的商店里出现牛肉时，它的售价为每磅28美元。
“哇哦，这不行，”他惊呼道。“这长不了。那里有很多事情终将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的话呼应了一位成功的餐馆老板的情绪，我曾在一个晚上，来着朗姆酒和雪茄，与他交谈过。我们一起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砖石小馆子里，俯瞰着遭受飓风袭击后，民居们没有了窗户的世界末日景观。
像我在古巴遇到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慷慨好客，并且像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样，要我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古巴已做好改变的准备，”他说，并补充说，他希望古巴成为一个能够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民主国家。当我开始写下他的话时，他坚持我不要以任何方式将他真名与这句话联系起来。“我们生活在铁拳统治下，记住。”他指出，又给我倒了一杯朗姆酒。
他的话似乎无伤大雅——但那天晚上我从他眼中看到的焦虑，我在报道这个故事时一遍又一遍地反映出来的焦虑，是一个脆弱的提醒，古巴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你不能公开谈论德先生或者自由。革命者和自由战士似乎将他们的人民从压迫和帝国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55年之后，他们却是一个孤岛铁拳国家，在进口食物上花费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其主要敌人。民众很贫困——尽管可以得到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人们被“解放”到禁止旅行的地步，担心被整而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食物成问题，人们所喜爱的牛肉更是没有了。
对古巴人而言，辣木和古巴牛排相比就是扯淡。古巴人称自己为“食肉”的人，相比其他食物，他们更爱牛肉。但比当局试图用果皮和根茎类蔬菜取代牛排更可悲的是，儿童没有牛奶。当所有的牛都属于国家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国家是铁拳，游击队指挥官们吃掉了所有的牛，并制定了相关法律。
“没有理想的生活毫无意义，”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说过。“没有比以理想的名义奋斗更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光荣的情绪，但今天的古巴人面临着无休止的困难——其中很多没有意义。你可能会因为说话而被整，自然也就可能会因为宰杀一头牛而入狱。仅在2013年，就有5300名理想不同者被任意拘留。那些在私营部门过于发达的人仍然会发现自己被叫去与官方代表见面。他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把生意交给国家，要么进监狱。这就是自由在这个卡夫卡式的悲喜剧的地方的意义所在。在这里，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海上试图逃离菲德尔和切·格瓦拉所为之奋斗的理想。
星期天早上，来自米格里斯之家的拉蒙告诉我，他无法和我一起参加外汇券超市牛肉探险，所以我自己前往帕尔科商业中心。车程穿过以前富裕，美丽的米拉马尔区。这一带有哈瓦那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从卡尔·马克思剧院到宏伟的俄罗斯大使馆，一座巨大的建构主义大厦，就像一把刺入美洲心脏的剑。
超市本身相当平淡，有点像热带的Costco（好市多超市），但有各种各样的进口特色商品，从法国孔泰鲜奶酪到两三百美元一瓶的西班牙杜罗河岸葡萄酒，应有尽有。冷冻食品区到处都是来自美国的鸡肉。尽管在肉类区要排十分钟的队，但也有几块牛肉卖。来自加拿大。
那么美国牛肉在哪里呢？在我的整个旅程中，根本没有遇到过有认证的美国牛肉。
它可能只在两个地方：要么大酒店或者国家经营的国营餐厅——和小馆子不同，这些餐厅不必去帕尔科商业中心购物——从国家仓库直接将食物送到他们手中。要么，在某些碎肉泥中，就像我在回家的路上，在当地米拉马尔区的小酒吧里买的这种吃的。也许他们把美国的食材写成“来自墨西哥”。
当我在哈瓦那的最后一个晚上与古巴朋友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现在根本不用担心古巴餐馆里的牛肉——他们压根就是些鸡肉。
最后，赖特四世说的也是对的，美国只向古巴出口“少少的”牛肉。很难找到统计数据的原因是出口的牛肉比冷冻鸡肉少太多。当然，通过酒店昂贵的互联网还是可以查到，美国的“少少的”牛肉产品在古巴这边有多少——对古巴而言，还是很多，过去五年，总额超过7.62亿美元牛肉，大多通过美国最大的泰森食品公司。
所以，这就是牛肉的来龙去脉，我清楚了。望着无边无际的海浪，拍向佛罗里达的海岸——短短的90英里，遥远的意识形态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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