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巴特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女性的范畴”

正文

文/巴特勒

翻译/何啸风

编辑/诡谲子

Q：《性别麻烦》出版已经31年了。您希望这本书能达到什么目标？

A：《性别麻烦》原来是为了批判女权主义内部的异性恋预设。不过，它后来更多涉及了社会性别的诸范畴。打个比方，身为女性的意义，在数十年中不会一成不变。“女性”这个范畴可以改变，也确实在改变。而且，我们需要这种改变。在政治层面上，为女性争取更多自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女性”这个范畴，从而涵盖各种新的可能性。社会性别的历史内涵，随着其规范的再造、推翻、重塑，不断地变化着。

    因此，一旦“女性”范畴涵盖了跨性别女性，我们不应该惊讶或反对。而且，既然我们已经在想象男性气概的另一种未来，我们应该准备好，甚至兴奋地期待跨性别男性改变“男性”这个范畴。

Q：接下来，我们谈谈《性别麻烦》的核心观念“施行性”。它依然是针对性别运作方式的一个有争议的观念。当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A：当时，我对学界关于言语行动的争论很感兴趣。“施行性”言语行动，是能够行事、能够创造新的现实的一类言语行动。打个比方，法官宣布判决之时，就产生了新的现实，而且法官通常有权来做这件事。可是，这个法官是独揽大权吗？还是说，他引用了既有的惯例，遵循了既有的程序？假如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法官只是借用了这项权力。这项权力不属于法官这个人，法官只是被指定的权威。法官的行动就成了引用——他重复了既定的协议。

Q：这种言语行动，与社会性别有何关系？

A：30多年前，我指出，当人们声称表达他们的内心现实，甚至声称重新创造自我，他们其实有意无意地引用了（cite）社会性别的惯例。在我看来，我们都无法彻底逃离文化规范。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都不是彻底被文化规范决定的。这样一来，社会性别就是一种协商，一种斗争，一种应对历史约束、创造新现实的方式。一旦我们被女孩化（girled），我们就陷入根深蒂固的女儿国（girldom）——在社会中塑造女孩气质（girlness）的一系列惯例。这些社会现实不光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也不光是社会强加的。但是，社会现实可以改变，也确实在改变。

Q：今天的酷儿们，总是说社会性别“一出生就认定了”（assigned at birth）。但是，您的意思似乎截然不同？

A：社会性别不是一步到位就认定了：它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出生时，他人为我们“认定”了生理性别，然后，他人不断地为我们“认定”社会性别。这种认定的权力，是社会性别装置的一部分。这套装置既为我们的身体认定规范，把身体社会性地组织起来，同时又推动身体走向相反的方向。或许，通过生理性别的认定，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预设，他人把社会性别强加给我们。但是，社会性别同样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可以夺回这种认定的权力，把他人的认定变成自我认定。这种自我认定，包括法律和医学层面的变性。

Q：围绕身份/认同的争论，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核心议题。作为稳定身份范畴的质疑者，您如何看待这个议题？ 

A：我觉得，这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核心议题”。我的政治观点是，身份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基础。协作、联合、团结，这才是包容的左派（expanding left）的关键词。我们应该搞清我们与谁做斗争，为谁做斗争。这个焦点，要时刻牢记。

    当务之急是，超越各种差异，提出对社会权力的各种复杂解读。这些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把穷人、弱者、流离失所者、LGBTQI+人群、工人、遭受种族歧视和殖民压迫的人联系起来。这些不是孤立的群体或身份，而是彼此相连的受压迫形式。它们既反对种族主义、恐同、恐跨，又反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包括对地球、原住民生活方式的破坏。

Q：阿萨德·海德尔等理论家用您的理论来考察美国的种族隔离。海德尔强调，您对身份形塑的观点是不固定的、不断变化的。可是，右派不就是通过提倡更固定的身份赢得胜利的吗？

A：右派正在孤注一掷地追求已经受到挑战的身份。与此同时，右派倾向于把种族正义简化为“身份政治”，把争取性自由、反抗性暴力的运动脸谱化为只关心“身份”的运动。而事实上，这些运动主要关心的是重新定义：正义、平等、自由可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就此而言，这些运动对一切激进民主运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拒绝脸谱化。

   那么，这对左派意味着什么？假如我们左派把视角只放在特殊的身份上，我很怀疑，我们能不能把握社会和经济世界的复杂性，能不能建立起（实现彻底的正义、平等、自由的理想所需的）理论分析和政治联盟。但是，与此同时，标记身份，可以搞清（为了应对彼此相连的各种压迫）联盟必须做出何种改变。

Q：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倾听那些受压迫的“活生生经验”十分重要。但是，政治哲学家欧鲁菲米·太渥提醒我们，“消除”特权视角的良好意图，很容易适得其反。

A：没错，承认这一点十分重要。虽然一个白人不能声称他代表黑人的经验，但是，这不是白人面对种族问题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理由。我们不是非要代表所有黑人的经验，才能考察、揭露、反对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才能号召他人一起行动。假如白人只关注自己的特权，那么，我们就有自我陶醉的风险。我们绝对不需要白人什么事情都从自己出发，这种做法无非是重新强调白人至上、不愿反对种族主义罢了。

Q：您的社会性别身份，如何启发了您的政治理论？

A：我觉得，我的“社会性别身份”——不管它是什么——首先是家庭、学校、医学机构传递给我的。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办法夺回用来定义我、打击我的那套语言。

    但是，我仍然认为，代词是从他人那里来的。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因为我获得了一连串代词——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决定用哪个代词，或者人们问我喜欢哪个代词，我会觉得惊喜万分、印象深刻。我很难回答我喜欢哪个代词，尽管我很享受they的世界。写《性别麻烦》那时候，还没有“非二元性别”这个范畴——但是，今天，我无论如何属于这个范畴。

Q：您常常成为全球各地抗议的靶子。2014年，法国反同性婚姻群体上街游行，谴责“性别理论”。2017年，您的肖像被巴西福音派抗议者付之一炬，他们大喊“带着你的意识形态滚回地狱去”。您如何看待他们？

A：反对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运动，这场全球性的运动，强调生理性别是生物性的、真实的、神授的，而社会性别是一种破坏性的虚构，摧毁了“人”、“文明”、“上帝”。这场运动既受到梵蒂冈、几大洲更为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和使徒教会的支持，也受到法国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因为他们需要常规的家庭来抵消社会福利的缩减。

    这场运动同时反对女权主义、同性恋、跨性别，同时反对生育自由和跨性别权利。它想要审查社会性别研究，从公共教育中剔除社会性别——对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它想要推翻我们在争取性自由、争取社会性别平等、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等领域取得的法律成果。

Q：您一直强调，您的社会性别理论不仅受学术争论的启发，而且您多年来参加各种女同性恋社群。1990年代以来，您在这些圈子中已经成为独一无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自从您出柜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A：噢，我从没出柜。14岁的时候，我在父母面前“被出柜了”。因此，50多年来，有人认为我是假小子，有人认为我是酷儿，有人认为我是跨性别者。我当然深受1970-1980年代常常逛的同性酒吧，同时我很关注双性恋者想要获得承认面临的挑战。我见了许多双性恋群体，了解他们与医学机构的斗争，最终更认真地思考异装癖、跨性别、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我一直参加非学术性的社会活动群体，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Q：在“酷儿”一词出现之前，激进的同性恋政治面临的是哪些议题？

A：我青年时代的游行示威，肯定是争取出柜权利，与（家庭和社会的）歧视、病态化、暴力做斗争。我们与精神病学的病态化及其桎梏后果做斗争。但是，我们同样争取无惧暴力地公开展现身体的权利，争取为逝去的生命和爱情公开哀悼的权利。随着HIV出现，艾滋解放力量联盟的兴起，这场斗争显示出戏剧化的形态。

    在我看来，酷儿不是一种身份，而是加入与恐同的斗争的一种方式。这场运动起初的目的是拒绝对身份进行治理——拒绝警治（police）。

这些抗议的焦点是医保、教育、公共自由，以及反对歧视和暴力——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容易呼吸、迁移、相爱的世界。但是，我们同样想象和创造了亲属、共同体、团结的新形式。

    我既参加dyke游行，又参加国际人权活动，从而搞清这些活动的局限在哪里。我逐渐明白，同时反对种族主义、经济不公、殖民主义的广泛联盟，对任何酷儿政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酷儿争取经济和种族正义组织”反对种族隔离。“巴勒斯坦社会性别多元化组织”既反对殖民占领，又反对恐同。

Q：相比之下，今天的政治生活如何？

A：今天，我特别欣赏的女权主义运动，它们致力于把医保和教育变成公共物品，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种族正义、残障权利、巴勒斯坦的政治自由，拒绝对地球、原住民生活方式的破坏。这类运动，明显体现在贾斯比尔·普尔、萨拉·艾哈迈德、西尔维亚·费德里奇、西尔维亚·费德里奇的工作中，体现在“一个都不能少运动”（Ni Una Menos）、“废除监狱女性主义”（abolition feminism）中。尽管我们身处极度绝望的时代（疫情之下全球经济不平等愈演愈烈），但是，更广泛的前景即将出现。

Q：许多社会性别理论家都谈到您的作品对她们的直接影响，朱莉亚·塞拉诺害羞地回忆您出席诗歌朗诵会的情景，其中有一句诗是“去他妈的朱迪斯·巴特勒”。乔迪·罗森伯格写过一篇《在母亲节读〈性别麻烦〉》。对您个人来说，成为知识界名人是何感受？

A：我有一种办法，和我的名字各过各的生活。这个办法很管用。我知道，很多酷儿和跨性别者很在乎她们的名字，我也尊重这一点。可是，我能活下去，可能全靠与自己的名字保持距离的这项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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