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克木

（原载《读书》1983年9期）

信夫清三郎编的《日本外交史》（一九五三—一九七二）出版于一九七四年，近来偶然见到。我对日本可说是一无所知，只是作为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几十年历史变化，处处涉及日本，翻阅这书时不免有些感想。黄遵宪编的《日本国志》和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旧书了；似乎解放后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新书。这书是八个人的集体研究成果，资料丰富，叙述明白，观点还比较进步；但究竟是日本人写的书，一般中国人恐怕未必看得下去。听说近来将陆续出版关于日本的书，我觉得需要有不止一本介绍现代日本而且着眼于中日关系的通俗书。下面谈点外行的看法。

第一，日本的政治决定于对外关系。明治维新是由“锁国”走向世界。信夫清三郎已经注意了，却还未指出中日关系作为核心之一。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关系不仅影响两国本身命运，而且影响东亚，以至太平洋，甚至给世界的历史以影响。我相信，二十一世纪还将证明，中日关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之一，因为这里存在着国际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这大概不需要多说了。

第二，要了解日本政治，一方面要注意关键性的对中国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经济基础，这是自明之理。但是我以为要真正了解日本，还必须由政治、外交、经济追寻到文化，也就是国情，也就是日本人。文化中特别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研究当代日本文学艺术。这是国民性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说，不仅要知道典型的社会关系模式，而且要知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内在和外在的情况，即民族传统思想感情，日本民族的个性。

不怕贻笑大方，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这个完全外行的普通人的微末感想。

我想的是从世界全局看日本如何对待中国，从日本的全球战略来考察它的对华政策，进而追究其文化渊源。日本是个岛国，历史上虽然从国外接受了不少文化影响，但都是自己接受的，不是被迫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日本从来没有被外国占领过。元世祖的舰队被“神风”吹沉没了。

电影《最后的武士》剧照

自从明治维新（一八六八）起全局改观。日本和全世界紧紧系在一起，并且影响了世界。从明治时期起，日本的对外关系决定其内部发展，决定其国际地位。日本成为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试看日英同盟（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导致了日俄战争（一九〇五）。沙皇的战败和这一年的俄国革命以及接连而起的伊朗、印度等民族革命运动是互相联系的，更不必说对中国的影响了。这一次的心理震动在亚洲至今还未必断绝。德意日三国同盟（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导致世界大战是众所周知的。战后的日美安全条约（一九五一）的作用至今犹存。追根究底当然是内因最后决定，但是从历史事件的关系说来，对外关系促进内部变化的“反馈”作用也是明显的。战争胜负不能仅从一国内部经济解释；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是单方面能决定的。因此观察日本必须从世界全局着眼，而观察世界历史也不能不把日本放在关键性位置上。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画

至于中日关系，中国就不同于日本。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内部，因为近代中国是挨打的被侵略的一方。无论叶赫那拉氏、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对外都只能投降，因为他们对内是孤立的，并无力量，对外自然站不起来。日本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发表“御誓文”，一八六九年府、县设立小学，一八七〇年东京府开设中学，一八七一年废藩置县，一八七二年公布学制，实行义务教育，一八七三年公布征兵令等等一系列措施，是从小孩子起，从文化上，从全民思想感情根本上改变，而又保持了天皇制等等传统面貌和心理。日本变更政权几乎没有经过严重的内战，和旧中国截然不同。因此讲中日关系史就要着眼于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新式小学教育

从日本方面说，日本的对外关系中，对中国的关系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是与日本国运有关的问题。这一着方向路线一错，全局皆输。一百十几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战败后的“反省”“检讨”恐怕很少能算是够得上深刻的吧？对于失败的教训似乎不少人至今茫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

日本当然不乏有识之士，但有些人还象西楚霸王项羽一样，以为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们竟不觉得打中国是侵略，自以为是，不会知错认错。这种人不懂得中国人当年为什么会抗日，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不了解日本人自己。他们承认战争失败，可不知道即使战胜，也将是彻底的失败。日本即使霸占了也不可能统治那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假设日本如愿赶走了英美，得到了太平洋和东亚，它必定会丧失日本自己。它将由分裂而变质而崩溃，结局会比战败更惨。一个普通日本人成为驻外占领军人就不再是原来的老百姓，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成为国外的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国内原有的日本传统社会规范对他都不再适用，全被抛弃。这不仅日本，别的国家也一样。这是历史的报复，难道还用证明吗？日本军国主义者只看到“英国国旗上太阳不落”，不知道那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旧话，到了二十世纪就不灵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什么国，不论大或小，用武或用文，想全世界都听他一国的，是办不到了。如果部分办到就立刻背上大包袱，或军事，或经济，或文化，不一定什么包袱，而看不出来的是文化包袱，终将使本民族文化变质以至毁灭。现在已经有不少历史事实证明，到二十一世纪必然还会继续证明。这种霸权主义野心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是自招灭亡的。这是海盗和流氓的心理状态，决不能用于国家统治，更不宜于对外关系；可以说用于内则乱，用于外则亡。这只适用于当年葡、西、荷、法、英等旧殖民主义的对外劫掠时代。现代直到二十一世纪，再走老路只有自取灭亡。

因此，从伊藤博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时任首相）、山县有朋（一八八九—一八九一年任首相定大陆政策）、大隈重信（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任首相提“二十一条”）等人开始，到田中义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任首相）画出侵略蓝图，最后定下这项关系日本国运的最高决策。到第二次大战后全盘失败。但是过了不到三十年，日本又面临最高决策问题。田中角荣对中国讲友好。这个决策尚未形成蓝图。日本人会下围棋，当然知道这是布局问题，不是中盘战术问题，更谈不到收官子占便宜。下围棋时“打入”也要选择“点”和“次序”，否则必然困死。田中义一和田中角荣都不是孤身一人，他们当时是代表一项决策的人，同美国的尼克松一样。后一个田中所处时机不同，方向路线未明，还谈不到画什么友好蓝图。我们普通中国人只希望邻国决策人冷静分析历史，取得真正教训，这是关系到二十一世纪日本国运和世界大局的大事。我们中国普通人则特别需要全面了解日本国情、人情。

我设想有一本书着眼于文化，不是只分析怎么样，而且进一步追究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只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是还发现具体典型。美国人研究日本从《菊与刀》（一九四六）以来有了成绩，现在是日本文学史专家。十九世纪归化日本的欧洲人小泉八云通过欧洲文化观察日本作介绍，有过影响。当前世界上继印度学、中国学之后又有日本学，研究日本方兴未艾。若把外国人以及日本人自己的观察所得集合起来，再就其文艺表现、风俗习惯、言谈举止等加以验证，对日本人大概可以有所了解。

《菊与刀》和森貞彦的《如何阅读<菊与刀>》（东京图书出版，2015年3月）

日本人是有独特传统的民族。看起来日本古代受中国文化影响，近代又学英国，又学德国，战后又有一股美国风，仿佛是个外来文化大杂烩。甚至语言中也是这样：汉字和汉语词减少了，西方外来语又加多了。方块字和假名并列，拼音和不拼音的文字符号相混。宗教上既拜佛庙，又拜神社，也不拒绝基督教。在外人眼中，日本人既有文明礼貌一面，又有野蛮残忍一面，既深沉，又浅薄，很难理解。其实这种二重性正是日本民族的特色之一。这个至今还有“万世一系”的皇室的现代化国家是有自己的传统的。中国人不易欣赏《古事记》，会觉得那既不是历史，又不是文学；其实那里面也埋伏着日本文化的一点奥妙。

明治时代修订的《古事记》

略提另一点为例：日本的佛教决不是中国的佛教，更不是印度的佛教。佛教本来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后来表面上断了。其实这个招牌或符号对印度人没有很大意义，连“印度教”这个招牌或符号也不是印度人自己起的。经过中国的从前所谓西域这块多民族文化变压器，也经过南海及其他路线，佛教传到中国大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幌子之一。在日本却又是一种情况。那是日本的文化，是又一种“神道”。

中国在八十年代引入的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剧照

但看《姿三四郎》电视剧中那个关键人物，专任“当头棒喝”的和尚，就可以知道。他样子象是禅宗和尚念语录，其实在宣扬日本所谓“大和魂”。这也许是要领吧？外国人很难体会，日本人习以为常，丝毫不觉，因此都说不出来。这情况有点象印度。可能中国也是这样。民族文化长期传统大概都有这一特点。如果这话不错，那就可以找一找佛教在这三个大国这样发展的内在条件。这事说来话长，但有一条不知是否有人说过。印度有种姓，中国讲门第，日本重等级，三国文化传统都不具备近代资本主义商品交易中的“平等”。日本人似乎尤其如此：我胜，你听我的；我输，我听你的；必须分出高低上下。佛教讲“平等”，但那是承认不平等的“平等”，是承认入世的出世，是一种巧妙的综合，所以能适应这三国传统而发展。

佛教的根本教义和基督教的“原罪”说法截然不同。“无明”不是上帝。出生无罪。大家有罪就平等了。印度、中国、日本在文化思想上都有自居为“大”的因素。这里包孕着危险的一点：不胜即负，非上即下。但另有一点：这三国都善于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成为自己的。佛教恰恰本身也有这兼容和同化的“自大”特色，所以能溶入三国文化，和原在印度创始时的以及传入其他国的不一样。这三国的立国之道就在于文化，在于载运文化的人。这不是指具有数量的人口，而是指具有质量的人。这是三国的力量所在，是首要的本身“能源”。日本过去的错误可能在于掌权者不认识或忘记了这一点。从明治以来就以人附属于武器，遭了失败；战后又以人附属于机器，似乎成功，但失败的种子仍在其中。要以人驭物，不能以人属物。人也是物质的，不过是有精神的物质，不是机器人。有文化传统，万不能忘记。只要物，不要人，即使富国强兵，最后也必然会一败涂地。这正象那可能源于印度的故事一样：骑在树枝上锯树，决不可锯自己骑的那一枝，否则必然摔死。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失败历史大概正失败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的人当做炮弹或机器使用，忘记了那还是个能下围棋的活人，是能品茶道，赏花道，擅书道，会柔道等等，而且讲人情并有主动性的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会发展变化，还可以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抛弃不得；抛弃越多，失败越大；若彻底抛弃，必然彻底失败。历史不缺乏证明。

夏目漱石《心》（1952）

从日本人情风俗的文艺表现去探求社会心理习惯，这大概是现代外国人和日本人自己都十分注意的。远的如夏目漱石的小说《心》被外国人当做了解日本人心理的读物，这且不论。近的如川端康成的《雪国》，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等等，几乎文学作品中都含有一种其他国家的人少有而不大懂的心理状态。

仿佛曾经有人以为这是火山岛国的地理条件，缺乏资源的经济条件，信奉神道和佛教的文化条件，造成短促的徘句和速谢的樱花的心情。好象也早有人说过这是一种“危机感”。这本《外交史》中也几次用了这个词。这和拚命精神是有联系的吧？此外，明治初期小说就反映政治，有民权小说，国权小说。一八八五年东海散士（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是当时畅销的通俗政治小说，《外交史》也提到了。以后有此起彼伏的流行文学，例如风俗文学、记录文学（一九四九）、剑侠小说（一九五五）、侦探小说、科学小说（一九五六）等等。还有几次审判文学案件，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萨特的《堕落的繁荣》案（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还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自杀，三岛由纪夫的“切腹”。把这些和现代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日本人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不是处处可见一斑呢？这方面的探索很难，但不能不注意。

以上是我翻阅信夫清三郎的《外交史》以后的拉杂感想。就我的经历所知戏拟一个“回目”，不妨附在末尾，以博专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