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站在十字路口的藏传佛教——探秘南印格鲁派四大寺

再版说明：

本文初次发布于2020年5月18号，被违规于2021年4月9号。

最早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公众号只有几千个读者，微信对这种小号的审查并不严格。这篇文章的内容、观点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涉及的敏感话题有点多，再加上一些照片中存在不太妥当的元素，活了不到一年终于还是被删了。

但这篇图文的相关资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在内网上绝无仅有（外网其实也找不到太多相关信息）。所以对旧文进行“再版”的计划中，首先便考虑重写这篇。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简陋”。因此本次再版对全文进行了大幅增订，修改了一些敏感内容，补充引证了大量新资料，字数是原版的一倍，并增加了一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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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全长2527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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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以黄教格鲁派为大；而格鲁派，又以拉萨的哲蚌、甘丹、色拉三大寺为重，再加上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经常被合称格鲁派四大寺。“哲甘色”三大寺曾是重要的格鲁派佛学院，常驻有数千僧人。然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几座大型寺庙佛学院如今都只剩了个空壳子，撑死不过区区几百僧人，再也不复当年动辄数千乃至上万学僧的盛况。

以前在西藏的时候，我就听人说这几座寺院在印度都有“翻版”，十分好奇那些“翻版”会是啥样的。同样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你几乎很难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即便全印度到处流窜如我，在定居南印度之前也一直没搞清楚这几个寺庙究竟在哪里，而此前我道听途说来的信息归结起来有两点——

1.南印度四大寺在班加罗尔附近（已证伪）；
2.中国人是不允许去那里的（已证伪，并非绝对）。

2019年12月，我终于有机会去了位于南印度的格鲁派四大寺，这里就跟大家讲讲探访这四大寺的始末。

话说我们定居在南印度期间，我太太有个在南印度这边的亲戚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玩。

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奇怪——你们拉达克人怎么会在南印度这边有亲戚啊？她说这个亲戚从小就一直喜欢混藏族人圈子，跟藏族人结了婚，所以就跑来了南印度拜拉库比（Bylakuppe）的藏族社区定居。在印度，拉达克人跟藏人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族群，通婚相当罕见，她这个亲戚属于异类。

我一听南印度的藏族社区，心想这该不会就是四大寺的所在地吧？于是在谷歌地图上搜了一下拜拉库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原来就在这个地方。

拜拉库比距离我当时住的哥印拜陀不算近也不算远——说远吧，自己有车的话一天就能开到；说近吧，我们坐长途车过去的话，当中得在迈索尔（Mysore）住一晚，前后要花两天时间——你要是让我专程去一次，我恐怕也不太乐意，出远门这种事情得要有个由头。

刚好11月底好基友老赵跑来南印度找我们玩（正是《拉达克往事》系列里面的那个老赵），又刚好听说大海喇嘛12月中在南印度哲蚌寺有法会活动，我俩一合计，觉得可以趁此机会把南印四大寺走一遭。

前面说到色拉寺和札什伦布寺在拜拉库比，而哲蚌寺和甘丹寺则在一个叫蒙德戈德（Mundgod）的小城镇。

这两座小镇都位于卡纳塔克邦境内，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是班加罗尔，“印度四大寺在班加罗尔附近”的传言应该便是由此而来。然而事实上，班加罗尔、拜拉库比、蒙德戈德这三地相距颇为遥远，没有直达的交通工具可以互通。拜拉库比距离最近的城市迈索尔八十多公里，蒙德戈德则距离最近的城市胡布利（Hubli）五十公里左右，交通十分不便。

▲蒙德戈德和拜拉库比的位置

除了大交通不便之外，另一方面正如我前面说到的——这俩地方虽然并非绝对禁止中国人前往，但确实不是能随便去的。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卡纳塔克邦是全印度藏人最多的邦，南印度所有的五个定居点藏族定居点都在卡邦境内，而且全部是农业定居点，占地面积非常大。印度政府当年在卡纳塔克邦安置了藏人之后，成立了西藏文化保护区，完全由藏人自治，并规定印度人不可在此定居。而外国人如果想要造访这些地方，要先获得PAP许可（Protected Area Permit）——不光是中国人哦，所有外国人都需要在印度内政部网站上申请这个许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审批会更加严格。

▲印度的藏人定居点一览，红框为卡邦的定居点

所以出发去那里之前，我们得先申请PAP许可。那时候老赵住在我家里，我们分别在线上填写申请了PAP，如实填写了访问日期、事由、目的地等相关信息，至于能不能批下来我心里就没底了。接着我晚上做了一个又诡异又好笑的梦：梦到老赵拿到了PAP，但我没拿到……果然梦是反的：隔了一天，我的PAP下来了，然而老赵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拿到。

我们后来分析了一下，问题很可能出在“访问目的”这一栏的填写上——我写的是“朝拜、参加法会”，老赵写的是“旅游观光”。这得怪他填申请表的时候动作太快，都没来得及互相交流抄一下作业就提交了，结果老司机翻了车。老赵怪我不该做那个梦，一语成谶。

因此，老赵跟我们一起在喀拉拉邦玩了几天后便不得不分道扬镳，我跟我太太两人从科钦（Kochi）去了迈索尔，而他继续沿着印度西海岸北上。

我跟我太太在迈索尔停留了两晚，迈索尔是整个印度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绿树成荫气候宜人，跟酷热的喀拉拉邦形成了鲜明对比。迈索尔是我太太以前读研的地方，我们去她从前的校园游览了一番，顺便也参观了大名鼎鼎的迈索尔王宫。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迈索尔这边便已有成群结队的喇嘛出没。我在当地商场里搭讪了一位喇嘛，那喇嘛一开口便是地道的中文，显然是成年后才来的印度。那喇嘛长得一脸凶相，人却非常友好，他告诉我们，他们是色拉寺的僧人，跟我们一样正要去哲蚌寺参加法会。由于四大寺所在地都不通火车，他们要先从色拉寺所在的拜拉库比坐车到迈索尔，再从迈索尔坐火车去胡布利，最后从胡布利坐车到哲蚌寺，眼下正在迈索尔中转。我问他蒙德戈德这个地方怎么样，他跟我们半开玩笑地说，Mundgod有三多，3M——Monk（和尚）、Mud（泥巴）、Mosquito（蚊子）。想想也是，印度政府白给的土地，能好到哪儿去？原本都是些印度人自己都看不上的荒山野岭。

跟那位喇嘛一聊，我才意识到我们要先订好接下去的车票。

按照我一开始的打算，原本打算乘坐当地的城际长途汽车，一站一站玩到蒙德戈德，路途当中是有几个景点可以看看的。印度城际长途汽车都是随到随走，一般不需要提前预订，然而我很快就被国营长途车的车况和路况给劝退了。

我虽然在印度旅行得很多，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包车、火车、私营豪华长途车，很少会坐国营公共汽车——就算坐一般也都是短途。而南印度这边由于外国游客来得少，除了大城市之外，那些“镇际”的接驳客车大都是破旧的国营长途车，车况差到令人发指，就像个废旧铁皮壳装了四个轱辘，风格十分赛博朋克。而印度乡间道路的路况也非常感人，路窄且多坑，开起来平均时速大约三十公里，从迈索尔到拜拉库比短短80公里路，就走了两个半小时。

▲赛博朋克风满满的国营大巴

从拜拉库比到蒙德戈德的公路里程有四百多公里，得要在一路上的大小城镇换乘好多次。我估摸着坐这种的国营破车一路颠簸到蒙德戈德骨头都得散架，决定还是向“大串联”经验丰富的僧人学习，从迈索尔坐火车到胡布利。

可是由于这几天都是去参加法会的人，当我幡然醒悟之时，从迈索尔到胡布利的时间合适的火车票早已售罄。我研究了一下，改买了拜拉库比北边的另一个小城哈桑（Hassaan）到胡布利的火车票，这样的好处是不必再从拜拉库比回到迈索尔。不过呢，这样一来我们要在法会开始的当天才能到哲蚌寺，会赶不上头一天的法会。对此我倒是无所谓——参加法会本来就是去看个热闹，没打算要参加全程。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好奇我到底是不是佛教徒，关于这个问题吧——你觉得我是那我就是，你觉得我不是那我就不是，我自己并不太在乎，所谓“佛教徒”不过是个名称而已。一方面，我认同因果，认同佛教的四法印：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诸行无常）；一切情绪皆苦（诸漏皆苦）；一切事物皆无自性（诸法无我）；涅槃超越概念（涅槃寂静）。另一方面，我不跪拜佛像，不供奉三宝，不持咒诵经，不许愿祈福，不信怪力乱神。（详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

我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更多是出于文化的角度。世界各地的不同佛教流派中，藏传佛教夹带了最多的“私货”，有从苯教来的，有从印度教来的，因此藏传佛教反映出的文化形态特别丰富有趣，是进行宗教文化研究的一个宝库。

从迈索尔汽车站出发，往拜拉库比方向的过路车很多。到了拜拉库比发现这里真是很小的一个地方，长途车把我们丢下来的路边只有几家小商店和一个很不起眼的警察局，假如我只是路过的话可能压根儿不会注意到这里。

一下车我先拿着PAP去路边那个警察局花了十来分钟进行登记报备，报备好了之后拿到一张类似于当地通行证的东西，说是出入寺院要查验。我看网上别人的游记里提到过，如果赶上当地色拉寺的法会期间来这里，会有成百上千人挤在这个小警察局通宵达旦地排队，就为了拿这张通行证，否则进不去寺院。

▲在拜拉库比警察局获得的通行证

我太太的亲戚来接上了我们后，去镇上吃午饭。镇上都是藏餐厅——印度所谓藏餐其实就是中餐，大家如果在印度旅行想吃中餐的话建议直接找藏餐，印度的藏餐甚至比某些五星级酒店里的所谓中餐都更像真正的中餐，有酱油有炒绿叶菜，可以抚慰一下很久没吃到过炒菜的中国胃。

从规模上来讲，拜拉库比是仅次于达城（Dharamsala）的世界第二大的海外藏人聚居地，然而这地方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达城看起来熙熙攘攘，这边却死气沉沉，都见不着什么人，我只能假设这里的人们都去哲蚌寺参加法会了。根据2011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有七万人在此定居（不限于藏族），应该不至于如此萧条吧。

▲拜拉库比街景，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印度街景，远处寺庙的金顶与整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从拜拉库比当地的一些地名可以看出曾经作为难民营的印记，不少地名里都带Camp，亲戚家的那块地方就叫普兰营地（Purang Camp），顾名思义最早来到这里的居民都是阿里普兰地区的老乡。亲戚家的一位老妈妈当年从普兰来印度的时候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垂垂老矣的她依然日常穿着传统的藏族服饰、梳着藏式的发辫，绝大部分中青年的藏人只会在节日以及重要场合穿这种服饰。普兰地区的藏语方言跟拉达克语相对较为接近，或许这也是拉达克人能够融入他们并通婚的原因吧。老妈妈很想念她的故乡，听说我去过普兰，想看普兰的照片；然而我也是十年前去的，只能网上找些照片给她看。

亲戚在普兰营地的家堪称“豪宅”，是一座崭新而又现代的三层别墅。他们家在当地拥有30英亩的土地（一英亩合6亩），可算是一方地主——作为参考整个拜拉库比定居点占地只有3000英亩。地里主要种植槟榔等经济作物，雇佣了不少印度人做长工，平均每英亩地年均净收入1万人民币左右，一年就是30万，这在印度足以让他们一家衣食无忧，过上超越中产的生活。

▲修这样一间房子，总共花了70万人民币左右

▲这便是藏人在南印度的农庄

但他们当年来这里垦荒的时候，当地条件可远远不像现在看起来这般岁月静好。

拜拉库比在成为定居点之前，是一片西高止山脉人迹罕至的丛林，这边气候要比印度其他地方稍微凉爽一些，然而1960年代的时候依然有不少藏人因为不适应环境而病死。那些藏人刚来这里的时候几乎一无所有，巨大的生存压力给了他们巨大的动力，经过一两代人的开荒屯垦，大部分藏人都过上了比当地附近村庄印度人更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都是靠他们勤劳的双手一点一滴挣出来的。我们在这户亲戚家里住了两晚，客房有独立卫生间和阳台，整体生活水平在印度也算是数一数二——不过他们家属于当地的“地主”，并不具有典型性。他们的家庭生活氛围就跟中国一些农村很像——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老人在厨房忙进忙出，大人们围坐着唠家常。最大的区别是院子里没有养殖鸡鸭、田地里没有牛羊等家畜，只有几条看家护院的大狗，因为他们作为佛教徒虽然吃肉，但不亲自杀生。

我太太的表哥在那会儿做二手手机的生意，问我能不能帮他从中国搞点旧手机——同品牌同型号的手机，中印两边有着不小的差价。完全没想到几个月之后疫情爆发、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印度就开始了对中国产品的各种封杀……即便在那样的形势下，他还找过我，我只好表示无能为力，疫情期间中印几乎断了一切联络，完全没有办法把中国的二手机搞过来。

▲我跟我太太与他们一家人的合影

▲跟中国农村一样的厨房，既有老式灶台，又有燃气。但这里已经不用藏式火炉了——因为没有取暖的需求

▲出来六十多年了，依然偏爱中式餐具，饮食习惯也是中式的

表哥带着我们去参观了几个拜拉库比的寺庙，我发现这里最出名的“网红”寺庙其实并非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而是宁玛派的南珠林寺（Namdroling）。南珠林寺的规模相当大，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里有超过4000名僧人和800位尼姑，是世界上最大的宁玛派佛学院（Ngagyur Nyingma Institute）。

相比其他寺庙的冷清，南珠林寺的印度游客可谓络绎不绝。南珠林寺有个印度人民喜闻乐见的俗名——金庙（Golden Temple），是印度媒体起出来的。金庙指的是南珠林寺的大殿，其天雷滚滚的夸张外观设计极大迎合了印度人民的农家乐审美，在大殿上头架了一道彩虹，装饰有诸多天神，满满的B级景点既视感，适合拍照打卡。南珠林寺是四川甘孜地区白玉寺的附属寺庙，由宁玛白玉派的第十一代掌教贝诺法王（Padma Norbu Rinpoche）于1963年建立，在南珠林寺有一座白玉寺的沙盘模型及相关介绍。

▲后藏司丕提山谷的拉隆寺（图片来源：网络）

南珠林寺在1963年创立之初，只有一座用竹子搭建的小佛堂，极其简陋。当时这里还有很多野生大象、热带毒蛇出没，条件十分艰苦。即便如此，当地的僧尼数量依然快速增长，大部分都来自于分布在包括不丹、尼泊尔在内的南亚藏人社区。这些社区里有许多极度贫困的宁玛派藏人家庭，他们实在无力抚养子女，于是就将自己的儿子、女儿送给寺庙，寺庙至少能够提供基础的食宿、衣物、医疗、教育。

看着如今金碧辉煌的南珠林寺，实在很难想象出曾经的困窘。寺庙在聚集大量僧尼的同时，也聚集了大量的财富，贝诺仁波切生前经常去欧美传法，获得了大量的捐款和赞助。南珠林寺灵塔殿里有一些壁画引起了我的注意，内容是一组托举藏传佛教八瑞相的飞天，我从未在其他藏传佛教寺院中见过类似的风格。我专门咨询了几位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朋友，都认为这应该属于藏传佛教艺术在随时代发展过程中的融合创新。

▲灵塔殿上方的壁画中间是座坛城，周围是32位金刚舞女，四个角落有8位飞天托举着八瑞相

▲托举藏传佛教八瑞相的飞天形象

▲下方的金刚舞女也是有所借鉴的

▲托林寺的金刚舞女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南珠林寺就像许多其他印度的藏传佛教寺院一样，虽然孤悬海外，但依然跟国内保持着紧密的联络——归根结底，这些寺庙建立起来的使命，本就是为了文化和教法的传承；离开了汉藏文化之根，便成了无源之水，从敦煌壁画中借鉴飞天元素，正是从汉文化中汲取灵感的证明。

可若是追根溯源，“飞天伎乐”这一形象最初不正是产生于古印度文化吗？飞天（Apsarā）的原型来自于印度神话中的乾达婆（Gandharva）和紧那罗（Kinnara），在印度的佛教石窟中很早就有飞天形象。南珠林寺如今又将汉地的“飞天”回传到了起源地印度，仿佛完成了一次轮回。

▲印度埃洛拉石窟的佛像背景中便已有飞天形象

看完南珠林寺我们来到札什伦布寺，札什伦布寺是南印四大寺里面最小的一座，甚至小得有些寒碜，完全配不上“大寺”的名头，跟日喀则规模庞大的本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南印札什伦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Panchen喇嘛的驻锡地，传统上属于Panchen的地盘——然而这座札什伦布寺建成到现在从未有Panchen喇嘛来过，其象征性更大于实用性，也算是满悲催的。

札什伦布寺在我们造访期间空空荡荡，从寺院的规模上看得出来这里僧人不多，康村也非常简陋。按照南印札寺自己官方网站上的说法，这里统共只有413名僧人，法会期间更是十室九空，只剩几个值班和尚留守。相比另外的三大寺，札什伦布寺的基础教育资源非常薄弱，一共14名教师，只能教到初中水平，大约相当于八年级。不过他们这里倒是有一座密宗学院，是搞密宗高级研究的。

鉴于Panchen无法驻锡于此，目前札什伦布寺由凯康仁波切（Kelkhang Rinchen）摄政管理，并在寺内设有凯康拉章（Kelkhang Labrang，即私人府邸）。凯康仁波切是尼泊尔藏人，这位仁波切名不见经传，我也没能查到相关资料。不过我太太跟他关系很熟，因此与我有过两面之缘。

我太太之所以会认识凯康仁波切，是因为他年少时曾在拉达克的提赛寺挂单，后来又被派去负责打理藏斯卡的一座寺庙，与拉达克的关系十分密切。有次我跟我太太去尼泊尔的时候，凯康仁波切也在那里，就约出来见了一下。凯康是个胖大和尚，神似水浒传里的鲁智深，看起来完全没有仁波切的样子和架子。那几年我是个素食者，跟凯康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不客气地跟我说：“我可是要吃肉的哦！”抓起盘子里的鸡腿就啃，那气势把我给惊呆了，后来我私下管他叫金刚仁波切（King Kong Rinpoche）。凯康仁波切一开始以为我是大施主，聊着聊着便转入了“化缘模式”，给我看了一些藏斯卡贫困僧尼的资料，希望我给他们找赞助人……我自然是让他失望了。

后来又一次碰到凯康仁波切是在菩提伽耶的法会上，他当时正陪着几位大施主，没空顾得上说话，擦肩而过。凯康仁波切平时相当忙碌，看他的脸书状态成天飞来飞去在出差，倒像个标准的商务人士。

寺院这种组织吧，其实很像一家公司，有各种日常收入和开销，有许多人要养活，需要一个有头脑的人去经营。从前很多寺院都会拿着钱去放债收利钱，这是相对最简单的生财之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财富变成了寺庙里的佛像、佛塔、壁画、金顶，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这便是政教合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之一。所以呢，寺院同时需要两种和尚——一种和尚擅长于做学问搞研究，德高望重，可以给寺庙带来更多的供养；另一种和尚得要擅长搞经营，懂人情世故，可以让寺庙的财产增值——凯康仁波切正是属于后者。只不过吧，他要管的摊子太多，札什伦布寺的地位又有点尴尬，所以搞得现在这样不冷不热的。

▲山门上的文字是分别是藏语、英语、卡纳达语

▲简体中文招牌

▲札寺的康村已有些年头，寺庙里目前正在施工

▲跟凯康仁波切在加德满都的一家餐厅一起吃饭

▲给我介绍化缘项目

我们没在札寺碰到凯康仁波切，他这会儿正在哲蚌寺为即将召开的法会忙活。我们自己去大殿逛了逛，在大殿二楼的茶餐厅，碰到了个来自拉达克的老和尚。老乡见老乡，热情又善良，请我们用茶点，又带着我们参观。南印度这边的寺庙大殿设计思路跟西藏传统的大殿很不同，利用现代建材现代设计，讲究多功能综合化，与时俱进，大殿里头甚至带有电梯。这种情况不仅见于札什伦布寺，所有南印四大寺的新大殿——甚至是我在俄罗斯卡尔梅克见到的藏传佛教寺庙都采用了类似的设计思路。（参见《高加索列国志（终）“欧陆佛国”卡尔梅克》）

札寺的多功能大殿自然也兼备了“行宫”的功能，至于是谁的“行宫”那就不言而喻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作为游客竟然可以参观“行宫”内部。当然，开放“行宫”的本意并非让你参观，而是给信徒们朝拜的——看，这是大海喇嘛睡过的床，赶紧摸一摸有加持力呢！那是大海喇嘛坐过的榻，赶紧拜一拜有加持力呢！噢，还有大海喇嘛用过的马桶……这个就不拜了吧？行宫那一层，分东西两个厢房，不言而喻的两位同志一人分占一边——尽管Panchen喇嘛同志这辈子、上辈子、下辈子可能都来不了，但房间要给他留好。行宫那一层的窗户外面，专门做了防窥的双层阳台，安全保护方面倒还挺专业的

。

▲南印札寺全貌，后方的白色建筑为密宗学院（图片来源：凯康仁波切）

我们在扎什伦布寺的广场上远远望见一尊某人骑马的塑像，我太太跟她亲戚都觉得是格萨尔王，我一看那帽子——这不是松赞干布吗？走近一看确实是松赞干布。一起参观的过程，我发现他们虽然来自于藏传佛教家庭，家里都有佛堂，然而他们对寺院却一点都不了解，甚至连非常基本的强巴佛、壁画上的佛本身故事也不认识，更别提那些佛像所结的手印、所持的法器等等……逛寺庙的时候都是我在给他们讲解。

我发现吧，无论是喜马拉雅南北，大多数年轻一代的藏人，只是盲目地迷信着父辈的迷信，他们自诩为佛教徒，却往往连佛教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对自己传统文化既无热情，也没有播火传薪的责任感……这恐怕是当今时代最真实而又无奈的现状。

▲札寺的松赞干布塑像

相比简简单单的札什伦布寺，色拉寺的规模俨然就是一座小城镇，商店、银行、医院、邮局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色拉寺有两个很著名的扎仓学院——扎仓（Tratsang）是藏传佛教寺院的组织单位，大致相当于有各自独特专业的佛学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个是相当于基础学院的麦扎仓（Sera Mey Tratsang），另一个是研究经论的杰扎仓（Sera Jey Tratsang），这两个扎仓在整个格鲁派都享有很高的地位。从前的拉萨色拉寺还有一个专门从事密宗研究的阿巴扎仓（Ngakpa Tratsang），现在已经没有了。

1959年之前，拉萨的色拉寺据说有7千到9千名僧人，这么多僧人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冲散了。1970年，跑出来的197位杰扎仓僧人和103位麦扎仓僧人在拜拉库比这个地方另起炉灶重建色拉寺，印度政府给每位僧人分了3/4英亩土地，所以如今印度色拉寺的杰扎仓占地147.75英亩，麦扎仓占地77.25英亩，总共超过200英亩，面积相当可观——作为对比，拉萨色拉寺占地才11.5万平方米，合28.4英亩，还没我太太亲戚家的农庄大。如今南印色拉寺这边大约有1700名僧人，比起拉萨色拉寺历史上5500人的平均规模，还是显得地广人稀。

人数减少之后，色拉寺的康村规模也难免大幅缩水。康村是佛学院里的基层单位，有点像老乡会，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僧人会住在相应的康村，康村里都是老乡，可以互相照顾。藏人在没有受过通识教育之前，通常都只会说自己老家的藏语方言，这样是没有办法直接学习佛法的。比方说一个康巴藏人刚刚到卫藏拉萨很可能面临语言不通的问题，康村这种环境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和融入。

色拉寺作为一个大码头，原来光是杰扎仓就有21个康村，如今只剩14个康村。比方说吧，1959年之前的杰扎仓，光是后藏地区的康村就有四座——阿里康村（Ngari）、古格康村（Guge）、比图康村（Pethung）、藏斯卡康村（Zangskar），比图对应的其实就是拉达克列城地区的斯皮图克寺（Spituk，现代藏语s和k都不发音），藏斯卡指的自然是拉达克的赞斯卡（Zanskar）——从前拉达克的格鲁派僧人都必须前往拉萨三大寺求学深造，会入住对应的康村，而现在这四个康村都被合并到了阿里康村。

▲杰扎仓的康村变化

本来我们有一个下午参观色拉寺，没想到我太太在这里居然又碰到俩拉达克亲戚，而且还是参加过我们婚礼的。12月份拉达克已经入冬进入了农闲季节，所以不少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朝拜，顺便避寒。既然碰到远方亲戚那必须得要招待啊，于是我太太的表哥开着车把她们拉回到家里，寒暄了一番，大半个下午就这样没了。幸好她们住在色拉寺里面，招待完了还得把她们送回来，我才赶紧抓紧时间又看了两个殿，但总的来说十分仓促，未能尽兴。

▲在色拉寺偶遇了拉达克亲戚

坦白说吧，参观南印四大寺的感觉就跟参观那些国内新建的“古建筑”差不多——由于用的全都是近几十年的新材料新工艺，追求实用性，文物级别的老东西肯定是找不到的。但是吧，我经常会在这些寺院冷不丁看到一些绘画和造像上独特的创新，在艺术上突破了传统样式，有些还结合了经典元素，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给我很多艺术研究方面的启发。比方说我前面提到的壁画中的飞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艺术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因循守旧，藏传佛教艺术在有清一代就曾落入了刻板仪轨的窠臼。新的宗教艺术未必就不如老的，现在这些新壁画、新造像，放上个几百年，不就成为老的了吗？真正的艺术，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和考验。

▲南印度一些寺庙的壁画虽然是新的，但大胆突破了唐卡度量衡仪轨的传统样式——比方说这幅四大天王中的南方增长天王，就跟传统样式非常不同

在亲戚家住了两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的田园豪宅。从拜拉库比到蒙德戈德，花了我们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中午坐长途车从拜拉库比到哈桑，然后坐夜班火车到胡布利。抵达胡布利是早上四点多，我们在胡布利火车站外找了一辆出租车前往50公里外蒙德戈德的南印哲蚌寺。

法会期间，蒙德戈德这边的的住宿很紧张，我们差点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多亏我太太在这边有个朋友。

能够认识这个朋友也是一场机缘巧合，话说她2016年跑来中国云南旅游的时候，在香格里拉附近的一户藏族人家里拍了一段视频并上传了油管。后来有个印度哲蚌寺的小和尚给她发了消息，说视频里拍的是他家（也可能只是他们家的村子）。2018年底我跟我太太在菩提伽耶参加法会的时候，就跟这个叫心乐的小和尚见了一面，大家从此便算是认识了。

我们在拜拉库比的时候联系了心乐，问他能不能给我们在蒙德戈德找个住宿的地方。心乐说外面的住宿肯定都满了，不过他们宿舍里有地方，说可以跟师兄弟几个腾出一间僧舍给我们住。

估计很多人会有跟我当时一样的疑惑——女人能住全是男人的僧舍吗？这难道不该是佛门清净之地吗？跑到实地一看，发现法会期间住在哲蚌寺康村里的女性居然不在少数，僧人们对此亦十分坦然——急人所急、与人方便、待人如己本来就该是佛法修行的内容之一。清规戒律也不外是一种修行法门，并非不可变通。况且他们受的比丘戒也只是规定不能与妇女同屋住宿，没说不可以把房间让给妇女住。

▲安排给我们住的僧舍

比方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什邡有座罗汉寺，接纳了大批灾民，包括28名从妇幼保健院转移来的孕妇，最后在素斋房临时布置的产房里接生了28名新生儿——这是玷污佛门清净之地吗？不，这是真正普渡众生的菩萨行，才是对佛法教义的实践。

我们在哲蚌寺住了四天，生活体验有点像学校宿舍——事实上这里本来就是学校。拉萨哲蚌寺素有“第二那烂陀”之称，是那烂陀之后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鼎盛时期有超过一万名僧人。如今印度哲蚌寺有大约五千名僧人，数量依然相当可观，色拉寺仅1700人的规模跟这里比起来显得小巫见大巫。

不夸张地说，哲蚌寺可能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座寺庙，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其规模上，更在于其对政教合一的实践。五世大海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便是得名于二世大海以来位于哲蚌寺的庄园宫殿“甘丹颇章”（Ganden Phodrang，意为兜率天宫），这个名称后来成为了政教中心的代名词——大海喇嘛在哪里，“甘丹颇章”就在哪里——最早甘丹颇章在哲蚌寺，后来搬去了布达拉宫，现在则在达城。

说起来，西藏哲蚌寺的名称最早正是来源于南印度，“哲蚌”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堆起来的大米”，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哲蚌寺的外观从远处望过去就像一堆大米，其实这是在牵强附会。大家有没有想过，西藏这地方自古不产大米，大米对他们来说就跟大象、狮子、孔雀一样，显然是南亚传过来的外来事物。哲蚌寺的全称为“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这个名字事实上来源于古代的南印度佛教圣地丹雅卡塔卡（Dhanyakataka），梵语意思是“大米聚集之地”，是古印度百乘王朝（Śātavāhana Empire）的首都，玄奘当年来过这里。这座印度的“大米城”现在叫做达罗尼科塔（Dharanikota），位于安得拉邦（Andhra）沿海，当地出土的阿马拉瓦蒂佛塔遗址（Amarāvati Stupa）在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其艺术风格属于古印度佛教三大流派之一——另两种风格分别是大名鼎鼎的犍陀罗和秣菟罗。因此“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回归南印度，倒也算是往其源头更近了一步。

哲蚌寺历史上曾经有7个扎仓，扎仓虽然名义上是学院，但由于牵涉到财富和权力，它事实上属于半自治的特权实体，彼此之间存在竞争甚至对立关系。到20世纪初的时候，哲蚌寺的7个扎仓中有3个已然名存实亡——连一个僧人都没有；剩下的四个扎仓中，德央扎仓（Deyang）和阿巴扎仓（Ngagpa）仅有极少数的僧人，甚至都无法形成康村……所有的财富、权力都集中在两个最大的扎仓——朗色林扎仓（Lo-seling）和果芒扎仓（Go-mang，也译作“郭莽”），形成了寡头垄断。

▲印度中部Dhanyakataka才是真正的原版“哲蚌寺”

▲殿内佛像陈列

走在哲蚌寺佛学院里面，感觉确实也很像大学校园，学僧们三三两两偕伴而行。在扎仓的组织架构中，最高管理机构是寺庙行政处（Changzoe Khang），这个寺庙行政处的工作人员包括总监、藏文秘书、英文秘书、会计等，都是由大家选举出来的僧人，每届的任期为三年。行政处下面有教导主任（Discipline Head，铁棒喇嘛）、学科带头人（Chant Masters，总经师）、考试委员会（Examination Committee）、规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社区餐厅（Community Kitchen）、社区药房（Community Dispensary）、手工艺培训中心（Handicraft and Training Center）、图书馆、科学中心等。

哲蚌寺里面的超市、餐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用出寺庙便可满足各种需求。尤其是跑进这里的超市感觉好像穿越回了中国，在这里我惊喜地找到了老干妈、香瓜子、火腿肠、午餐肉、镇江醋、香菇、木耳、荞麦面……赶紧喜出望外地采购一波，补充家里的库存。跟大学校园最大的不同是哲蚌寺没人骑自行车，据说这是寺院对僧人的基本要求，不让他们贪图享乐，要他们尽可能多的步行，劳其筋骨也是一种修行。

▲藏文版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我仔细看了好几遍“康师傅”的logo，确定不是山寨的

▲午餐肉罐头以及郫县豆瓣酱

南印哲蚌寺如今只有朗色林和果芒两个扎仓，朗色林约有3000僧众，其余2000人在果芒扎仓，这两大扎仓之间并无明显界线，彼此之间的学院、康村相互交错。我们住的是朗色林扎仓的彭拉康村（Pomra Khamtsen），传统上这个康村的僧人都来自于康巴南部；而跟彭拉康村背靠背的，便是果芒扎仓下属的桑洛康村（Samlo Khamtsen）。哲蚌寺里可以看到各个不同时代修建的康村，就好像“新校区”、“老校区”一样。我们住的彭拉康村是新建的，硬件设施很好。除了个别需要照顾的小和尚跟大和尚同住之外，大多数僧人都是单间宿舍，所以他们腾个房间给我们住并不费事儿。

彭拉康村宿舍楼在设计的时候，每个楼层都有两处公共厕所和淋浴房，热水来自太阳能热水器。蒙德戈德这地方热得很，一年里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洗冷水澡，只有“冷季”那几个月会热水紧张。同样出于避免贪图享乐的考虑，僧人不能用洗衣机，僧袍僧衣必须自己手洗；顶楼晾衣服的地方装有顶棚，衣服都是阴干的——当地已足够炎热，不需要太阳直晒，倒是需要防备长达数个月的雨季。康村每四个房间就设有一个厨房，可以自己做饭用餐。由于过去西藏乃是苦寒之地，蔬菜十分匮乏，藏传佛教习惯上没有必须持斋的戒律，餐食上荤素不忌，全凭个人喜好。这一“方便法门”在南印度依然保留了下来，大海喇嘛自己就是个吃肉的和尚，据他的说法是因为出于健康需要医生要求他吃肉。心乐他们师兄弟三人，再加上一个师父，平日里一起搭伙吃饭，其中两人吃素、两人吃肉，倒也互不影响，其乐融融。这边可以搞到大量中国调料和食材，康村里有自己的商店，主要卖的都是中国来的东西，伙食水平相当高，每天吃得我乐不思蜀。

▲在南印度凉爽的“冷季”，康村里的生活还是相当惬意的

▲康村的僧人夜间在操场上辩经

心乐的师兄弟和师父，是云南香格里拉同一个村子的老乡，过去都在松赞林寺呆过。除了师父年纪比较大不会说汉语，师兄弟几个的汉语都说得很好。心乐算是出来得比较晚的，2013年的时候他才以去尼泊尔旅游为名，辗转来到印度。

我前面说过，康村作为寺院里的“老乡会”，对于新人的融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心乐刚到这边的时候，就存在非常尴尬的语言问题。他虽然是云南的藏人，但老家讲的是香格里拉的藏语方言。来到印度之后，既听不懂这里的官方语言，也听不懂这里的藏语，不得不先重新学一遍藏语。印度这边的藏人来自藏区的不同地方，操着自己的家乡方言——除了拉萨话之外，有阿里方言、安多方言、康巴方言，跑来印度之后又混入一些英语、印地语词汇，于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形成了一种四不像的“印度藏人”口音。这就有点像上海话，是在宁波话的基础上吸收江浙各地的方言形成的，同时还混了一些洋泾浜英文单词。

心乐万万没想到，就在他离开中国之后，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整个中国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日千里，各地的基建发展之快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两年没去，当地就变得面目全非。物质决定上层建筑，政府也日益重视起对藏文化的重建和保护。我接触过很多印度藏人，当他们从微信上看到原来破破烂烂的老家焕然一新、老乡们的生活水平远超自己，一个个都悔恨交加，回乡的心情日益迫切。

有人可能会说：活该！谁让他们早年自己跑出去的。其实吧，大多数跑出去的藏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恨国恨党反革命。这个世界上吧，除了生来就为搞事情的穆斯林，绝大多数人活着就是为了那么一口饭再加一口气。早年藏区是真的穷苦，老百姓吃不饱饭，而且时常还因为民族身份受到不公平待遇，自然咽不下那口气。然后再加上那些境外势力的蛊惑——来吧来吧，我们这里是丰衣足食的自由天堂！于是就上当受骗跑了出去，性质就跟东南某沿海省份的一些人跟着老乡出海淘金差不多。我碰到过这样的藏人，小时候因为老家穷，八九岁的时候便跟着亲戚偷跑来印度，结果到了印度还是吃不上饭，后来回到国内，觉得还是国内好……这些人跑来跑去本质上不过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并不是说他们本身有多坏。大家自己可以好好回想一下，假如二三十多年前我们国家生活水平还没那么好的时候说给你入美国籍，你能义正词严地拒绝吗？别说当年了，恐怕现在很多人都拒绝不了。

那种一心想要破坏我们祖国安定团结的藏人当然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通常都是从小生在印度甚至欧美国家的流二代、流三代，不但缺乏对故土的归属感，而且从小就接受洗脑教育，对中国的认识非常偏颇狭隘。

而近些年跑来印度的藏人，大部分只是为了求学求法——客观来讲印度三大寺的佛法传承更为完整和系统化——对中国还是非常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而且当他们来到印度之后有了对比，反而会更加意识到国内的种种好。这一点汉人藏人都一样，没出过国之前一个比一个愤青，只有在国外生活过才明白那些所谓民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很多黑暗面，并不是传说中的天堂。信息茧房这玩意儿哪里都有，如果你始终只能呆在墙的一侧，接收到的信息终归是有失偏颇的。我跟心乐的一个师兄聊天时，他跟我说他觉得美国才是最坏的，在全世界到处发动战争。我听到这话惊呆了，哇塞，作为一名墙外的藏人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我只能说，这才是真正心系众生的大慈大悲。

心乐这种“1949年加入国民党的倒霉蛋”，跑来印度以后才发现印度藏人社区的真实情况跟之前通过反动宣传了解到的不一样——可来都来了，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得硬着头皮一条道儿跑到黑。我问他如果现在可以让你回去的话你回吗？他说如果现在就这样回去，来了趟印度什么都没学成，会被老家的人看不起；但假如让他重新做一次选择，他是不会再跑出来的。他瞒着家里偷跑来印度之后，从小最疼他的奶奶在家里哭成了个泪人，后来奶奶过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印度藏人的证件

二三十年前的藏人，拼了命要去印度（不只是藏人，很多有办法的中国人都是那时候移民出去的）；现在的许多印度藏人，却是千方百计想着要回中国——即便经历了三年疫情，还是没有动摇他们。当下是一个大家比烂的时代，有些人可能觉得后新冠时代中国的经济不景气，但老实说，国外也烂，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

然而回中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有很多申请回国的藏人，能够回得来的大概只有十之一二，往往要递交许多次申请才能最终获批。相对来说，他们这些户籍云南的藏人要往返中印会更容易一些，前两年心乐的家里人曾经来这里探望过他；心乐的一个师兄还回云南探过亲，呆了三个月之后又回到印度继续读书。心乐的师父已经考出了格西学位，回国的手续一直没办下来，只能继续等待。

格西是格鲁派的一个宗教学位，字面意思是“善知识”，要精通五部大论才可能获得——也就藏传佛教显宗的五部经典《入中论》、《现观庄严论》、《戒律本论》、《释量论》和《俱舍论》，分别对应中观学、般若中观学、律学、因明学、俱舍学这五门科目。显宗格西学位大致相当于硕士水平，前后要花17年到23年不等的时间来学习，才能成为格西。格西中地位最高的拉然巴格西（Geshe Lharampa）和措然巴格西（Geshe Tsorampa）有名额限制，保证了学历不贬值，三大寺每年有16个拉然巴格西以及10-12个措然巴格西的名额，需要在大海喇嘛或者摄政王面前进行“殿试”，才能最后通过。此外，寺院有自己的灵舍格西（Geshe Lingtse），扎仓有自己的朵然巴格西（Geshe Dorampa），这些格西没有名额限制，可以由堪布决定，学历含金量自然相对要低一些。在格鲁派中，成为格西之后，就有资格进入寺庙的管理层了；或者也可以去上密院、下密院继续学习四部密续，最后把密宗读完，可以获得那然巴格西（Geshe Ngarampa）的学位，相当于博士。

大多数人受其根器所限，一辈子都当不了格西。考格西除了要有学问之外，还得有钱，按照传统僧人先要具备在整个康村、扎仓乃至整个寺院发放布施的财力，才能考格西。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势利？佛教当然能够自圆其说，按照佛教的说法，有学问只是具备了智慧资粮，要学佛还需要有物质基础——即福德资粮，福慧二资粮缺一不可。像心乐这种不怎么擅长读书的和尚，他目标是至少毕业一两个科目——博士硕士没指望，至少也得混个专科本科啥的，将来回老家好有个交代。

所以吧，他们这和尚的日子，其实过得很务实。我认识的大多数和尚都远远谈不上宗教理想、宗教追求，不过是把和尚当成一份谋生的职业。

我们抵达哲蚌寺的当天早上是第一场法会，但由于我还没办听课证，不能直接入场，于是便先在康村休息了一上午。等到他们回来后，心乐带我去走了一遍办证的流程。

这边的流程跟拜拉库比不太一样，因为一来我是住在康村里，二来又是法会的特殊时期，要先到寺庙行政处去报道。我走进行政处，看到他们的办公桌上赫然插着美国国旗——虽然我知道美国一直都是西藏问题背后的搅屎棍，但把美国国旗如此光明正大摆在桌上还是让我吃了一惊。行政处这边收走了我的PAP，开了个藏文的介绍信给我，大概是同意我住在康村里的许可。我需要再拿着这个信到距离寺庙一公里多的“居委会”（Settlement Office）办听课证，这听课证当场还拿不到，由于这几天办证的人有点多，要等第二天来取。

前前后后两个地方办了这么些个证，除了进入法会会场要听课证外，其他许可到头来一次都没有用上过。所以根据我这次探路经验，其实就算没有PAP也能来四大寺，只要不住在里面就行。比方说可以直接在附近镇上包个突突车来个一日游然后就走人，进进出出既没有检查站也没人查验许可证。因为许可证只有外国游客才需要，像我们顶着一张中国脸走在街上是可以冒充藏人的。但如果要住在这里，旅馆肯定要许可证才能接待，而康村里头似乎有警察局的眼线，外国人未经许可住在里头会被举报，警察会过来调查。

蒙德戈德的法会不像菩提伽耶那么人山人海， PAP无疑起到了劝退作用。我几乎没见到中国大陆来的人，倒是有很多俄罗斯来的蒙古族佛教徒（关于俄罗斯藏传佛教的来龙去脉可以参看《高加索列国志（终）“欧陆佛国”卡尔梅克》）。他们长得跟我们一样，穿着打扮就跟北上广大城市里的人差不多，然而却信奉藏传佛教，张嘴一口俄语，让我感觉颇为魔幻。

来参加法会的拉达克人也为数不少，我太太毫无悬念地在这里又偶遇了一个同学和一个亲戚。那个亲戚是哲蚌寺的出家人，已经考上了格西学位（具体哪种格西不清楚），他带着我们来到他所在的果芒扎仓阿里康村（Ngari Khangtsen），这里是后藏地区僧人的“老乡会”。我太太告诉我说她有某个亲戚，从前在哲蚌寺出家的时候也是住在这个阿里康村，后来还俗在拉达克当司机，认识了个日本太太去了日本，现在非常有钱……青灯古佛终究抵不过万丈红尘的诱惑。

▲阿里康村院子里的餐厅，这里也接待了不少来专门参加法会的信徒

在哲蚌寺参加法会期间，我们顺便去了甘丹寺。

甘丹寺距离哲蚌寺仅有两公里，照理说步行可到，但那一路上尘土实在太大，我们还是选择乘坐了私营吉普车往返，一辆车可以塞12到15个人。

我们去甘丹寺的时候，寺庙里的僧人正张灯结彩准备恭迎大海喇嘛——大海喇嘛在哲蚌寺开完法会，接下来会到甘丹寺继续主持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六百周年的活动。

南印甘丹寺的建筑看起来比哲蚌寺要老旧，规模也比哲蚌寺要小，主要有两个扎仓：夏孜（Shartse）和绛孜（Jangtse），分别是“东顶”和“北顶”的意思，用白话表达就是“东山头”和“北山头”。假如你去过西藏的甘丹寺，就会明白为何叫这个名字了——甘丹寺本寺建在山顶，东边的山头叫“夏孜”，北边的山头叫“绛孜”，很朴素的名称。

甘丹寺扎仓的组织架构与哲蚌寺类似，主要设有学术、戒律、行政这三大部门，下面有图书馆、卫生院、餐厅、藏医学院等。根据甘丹寺自己的说法，他们不接受任何政府资助，一切经费来源于寺庙的庙产以及世界各地社会各界的捐赠。

▲印度特色满满的开关面板

▲甘丹寺外景

目前甘丹寺的绛孜扎仓僧众规模约有一千多人，夏孜扎仓则要萧条得多，办学都快办不下去了。

这是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南印甘丹寺发生了一次分裂事件。夏孜扎仓有五百多名僧人反出寺院自立门户，在甘丹寺东边建立了一个“甘丹东寺”（Shar Gaden）。这五百多名僧人大部分来自于夏孜扎仓规模最大的多康康村（Dokhang Khangtsen，顾名思义就是安多康巴老乡会），这帮人反出寺院之后这个多康康村直接就没了，夏孜扎仓因此严重缩水。

关于这次分裂的起因，可说是藏传佛教长期以来教派斗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一直说，宗教跟政治从来都是一体两面，都是靠着意识形态操控人心；因此宗教就跟政治一样，有许多肮脏丑陋的黑幕。就拿大海和Panchen来说吧，这俩兄弟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政治敌人，道理很简单——一山不容二虎。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不到二十岁就无故圆寂的9到12世大海可能都是Panchen及其派系弄死的；13世大海喇嘛少年时也差点被弄死，侥幸逃过一劫才终于掌握大权。他自己一生经历权力斗争的亲身经历，就是宗教黑暗的最好证明。所谓“一入侯门深似海”——政教合一之下的佛门其实也差不多，想要爬到权力顶端必然要踩着一堆尸体。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像大海如此位高权重的一个人，说白了就是个黄金牢笼里的囚徒，一生会有无数敌人、经历无数权利斗争。根据《喇嘛王朝的覆灭》一书中的记载，过去大海喇嘛、噶厦政府、拉萨三大寺之间从来都不是一条心，有自己集团的利益需要维护，彼此之间各怀鬼胎，斗争无休无止。

话说大海喇嘛有一个著名的宿敌叫作雄天护法（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五世大海在17世纪的时候曾公开向格鲁派一直不待见的宁玛派学法，导致了他与格鲁派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当时有一位上师叫做扎巴坚赞（Dragpa Gyaltsen），是反对五世大海的中坚力量，结果因此被僧兵逮捕，在狱中含恨枉死。扎巴坚赞死后化作了法力高强的雄天护法，最早出现在萨迦派中，是个类似于武神的形象，能够预言未来且崇尚复仇和暴力。在1930年代之前，雄天护法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护法，直到当时的帕邦喀仁波切（Pabongkhapa Déchen Nyingpo，1878-1941年）对修行雄天护法进行了大力推广，才使得雄天护法成为了格鲁派的一个大护法。

帕邦喀这个地方就在拉萨色拉寺的后山，这几年成了拉萨的网红小众景点。帕邦喀的历史据说比大昭寺还要古老，最早很可能是松赞干布修建的一座要塞，后来才成为了寺庙。1959年之前，帕邦喀是个独立的寺庙，现在是色拉寺的属寺。我2010年去帕邦喀的时候觐见过垂垂老矣的帕邦喀仁波切，但那位已经是后来的转世了。上一世的帕邦喀仁波切曾是整个藏地最重要的大德，精通显密两宗的所有教法，而且坚持不参与政治，在藏地有着极高的声望。但是吧，他是一个格鲁派的“宗派主义者”，极力反对19世纪藏传佛教兴起的“利美运动”（Rimé movement）。

这个“利美运动”在西藏历史上很有名，也很有意思，很像现在西方的一些“政治正确”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话说格鲁派从五世大海政教合一开始，把持了朝纲数百年，其他教派不可避免地受到压制，处于弱势低位，教派斗争的内耗十分严重。直到19世纪前后，外面的世界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变革，这种“现代化”的扩张不仅通过鸦片战争砸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让一直安于中世纪生活方式的藏传佛教也倍感存亡压力。于是那时候有些宁玛派、萨迦派的上师就站出来说，咱们这些教派应该统一团结起来，各派教义都应该不分高低贵贱得到同等尊重，最好能够相互融合，停止教派斗争，避免内耗，这才是佛陀当初的教导……推动“利美运动”的几位上师仁波切都挺有名的，熟悉藏传佛教的朋友应该听过——包括蒋贡康楚、顶果钦哲、蒋扬钦哲等，当然都是前世。

但这场运动的问题也很明显——人都是屁股决定立场，搞教派平等显然利好那些弱势教派，我格鲁派已经高人一等了，凭啥跟你们平等？因此格鲁派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这一运动，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帕邦喀仁波切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立场相当激进，认为其他教派的教法以及哲学观点都是错误的，“利美运动”会导致格鲁派的“纯洁性”遭到污染；假如非要搞这一运动，那也应该所有教派都皈依格鲁派。他一方面对其他教派进行了镇压、迫害，毁掉了很多宁玛派崇拜的莲花生大师造像，将一些宁玛派寺院改宗为了格鲁派；另一方面大力推广修习雄天护法，根据扎巴坚赞的生前事迹，将雄天护法塑造成了维护宗喀巴大师清净教法的法王，试图利用雄天护法的暴力手段捍卫格鲁派传统，甚至不惜杀死敌人。

于是呢，格鲁派内部就分裂出了一派雄天宗的信徒，这批信徒信奉“格鲁派至上”，专门跟“利美运动”对着干。

“利美运动”从本质上来讲是由外部环境激发的——每当藏传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问题了，这种打破教派分歧、团结一致对外的思潮就会兴起。流亡了大半辈子、自身难保的“精神领袖”大海喇嘛自然也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并且他用实践表明了自己的支持，从宁玛派的顶果钦哲仁波切那里学习了许多宁玛派教法教义，主张各派的教义平等——这一行为与当年五世大海跟宁玛派学法何其相似！于是雄天宗那帮“教派主义”信徒对大海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觉得这是引狼入室，会让宁玛派的“邪法”混进来玷污格鲁派传统的“纯洁性”。

大家应该看明白了吧，雄天宗说白了就是一帮格鲁派原教旨主义者，而且还带有一点“宗教极端主义”的意味。

但大海喇嘛支持“利美运动”也有自己的私心——首先，大海喇嘛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宣谕神叫做乃琼护法（Nechung，旧译涅冲护法）。大家如果去过拉萨哲蚌寺，会在半山腰上路过一个小寺庙，那就是乃琼寺，是哲蚌寺的属寺。大海喇嘛每当遇事不决就会召唤乃琼祈请神谕，因此乃琼护法通过降神传达所谓的“神谕”可以直接影响大海喇嘛的各种决策。比方说大海1959年叛逃之前原本犹豫不决，后来让他下定决心的正是乃琼护法的“神谕”。然而乃琼护法和雄天护法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乃琼护法附身的护法神叫做白哈尔法王（Gyalpo Pehar，རྒྱལ་པོ་དཔེ་ཧར），雄天宗把雄天护法提升到了跟白哈尔法王同一级别的“法王”（Gyalpo，རྒྱལ་པོ་），连两者的造像都非常相似。且不说按照传统一座寺庙不能同时有两个“法王”，乃琼护法作为大海面前的大红人如何能容忍这种“小三上位”的行径？因此当有越来越多的哲蚌寺僧人开始修持雄天护法后，乃琼护法感到十分不安，多次借白哈尔法王之名在“神谕”中表达不满。为了安抚乃琼，早在十三世大海统治期间，就曾对雄天宗进行了限制。

其次，雄天宗是与“利美运动”相对立的，然而假如能够打破教派的藩篱，不但符合大海喇嘛关于复兴藏传佛教事业的许诺，也符合大海喇嘛的个人利益，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扩大自己的政教权力范围。比方说在历史传统上，噶玛噶举派黑帽的大宝法王噶玛巴应该是由红帽法王夏玛巴认证的，结果十六世噶玛巴圆寂后，大海喇嘛和十四世夏玛巴各自分别认证了一位噶玛巴，导致出现了两位十七世噶玛巴。在这件事上，大海喇嘛其实是越权的，并不符合传统仪轨。但由于他的影响力相比夏玛巴要大得多，再加上大海认证的噶玛巴有我们政府的背书，这位十七世噶玛巴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承认。除了夏玛巴和雄天宗的支持者之外，没有人会质疑其认证方式不合传统仪轨。

▲这位是白哈尔法王

▲而这位是白哈尔的孪生兄弟雄天护法。传说扎巴坚赞生前修持文殊菩萨秘法，因此他右手持文殊同款慧剑，而左手拿着敌人的心脏。

▲将雄天宗发扬光大的帕邦喀仁波切（图片来源：Wikimedia）

▲前一任乃琼护法降神2014年在拉达克降神（图片来源：Wikimedia）

因此，尽管大海喇嘛年轻时也曾信奉过雄天护法，但他还是在1978年开始公开反对修持雄天宗，这在当时格鲁派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些人甚至质疑当年是不是找错了大海喇嘛的转世灵童——雄天宗坚持其“原教旨主义”理想，从此与十四世大海结下了梁子。1996年在乃琼护法的神谕指示下，大海喇嘛正式颁布了对雄天宗的禁令，利用行政力量对信徒进行了入室搜查，强迫他们签署声明放弃雄天护法的修持，同时禁止雄天宗信徒参加格鲁派法会以及接受灌顶……

就这样，大海喇嘛跟雄天宗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在2008年爆发了出来——先是南印色拉寺的彭拉康村（Pomra Khangtsen，与哲蚌寺的彭拉康村同名）宣布独立，在拜拉库比建立了“色彭佛学院”（Serpom Monastic University）；随后甘丹寺夏孜扎仓的五百多个雄天宗僧人也有样学样，建立了“甘丹东寺”。哲蚌寺之所以没有雄天宗信徒，是因为哲蚌寺属于大海喇嘛和乃琼护法的传统大本营。

所以这就很讽刺——

• 最初之所以“利美运动”会兴起，正是因为格鲁派对其他教派的迫害；

• 这一运动背景下催生了激进的原教旨主义雄天宗，加剧了对其他教派的迫害；

• 由于雄天宗的过于激进，结果自己成为了被同教派迫害的对象；

• 雄天宗渴望维护格鲁派的纯洁性，反而导致了格鲁派的分裂。

大海喇嘛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荒谬，最近几年突然更改了口风，表示修持雄天护法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要不把雄天尊为“法王”就行，可以将其降格为诞生神（Kye-lha，སྐྱེས་ལྷ་，掌管一个人出生日子和地点的神）或土地神（Yul-lha，ཡུལ་ལྷ་，掌管着某一片领土的神）来供奉。同时，他也突然不再用侮辱性的字眼来称呼雄天护法了……

这是为啥呢？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原来的乃穷护法换人了（宣谕护法只是降神的容器，不用通过转世）；另一方面也因为藏传佛教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再也经不起更多分裂与内耗了。

我在《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一文中写过， 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这里的佛教文化曾经辉煌一时，结果在穆斯林入侵的铁蹄下惨遭灭绝；作为与佛教同根同源、世界观相仿的印度教，却在这场浩劫中存续了下来……其中的原因在于，当时印度佛教的生存发展太过依赖僧团制度。僧团的优势在于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这让佛教成为了世界上理论学说最丰富的宗教。但其缺点也很明显——一方面，佛教徒的戒律限制了其生生不息自我传承的造血能力，依赖社会面对其输送僧源，不像印度教那样可以通过家庭内部传承；另一方面，大型僧团、佛教学院是许多代人智力、人力、财力的积累，聚集了整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最丰富的资料、最大量的财富，很容易被一锅端。因此古印度的那烂陀、超戒寺等顶级佛教学府遭遇了灭顶之灾之后，便再也没有能力重建起来了。

印度佛教没落后，大量高僧、经论、著述越过喜马拉雅流向西藏，可以说藏传佛教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起来的。我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时候就发现了两个现象：第一，西藏在绘画、雕塑这些领域，只有宗教艺术，没有民间艺术，这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因为藏传佛教的艺术是直接从印度引进的，没有民间发展作为其基础。第二，藏传佛教最顶级的艺术作品大都集中在10到12世纪阿里地区的克什米尔风格壁画和造像，出道即巅峰，当时的工艺和风格随着那些克什米尔工匠的离世而失传，后世一直没有能力模仿和超越。因此，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一次重生，在继承经律论、佛教艺术的同时，也继承了僧团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为严格的戒律。

藏传佛教的传承非常依赖僧团制度，因为密宗的几千种教法，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愿意）通过文字或者图像传承，必须依止上师，由上师面对面传授密法灌顶才能将这一教法传承下去。另一方面，高深的密法也是决不能轻传的，要对弟子进行种种考验，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正念正觉……因此，密法传承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各项俱足的因缘。

南印度四大寺的这些扎仓、康村，正是僧团制度的具体实践。

我去过卫藏的四大寺，再去南印度的四大寺，能够产生一种对比的视角。卫藏的四大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早已不再具备大型僧团的功能了。很多去过拉萨旅游的读者应该都在色拉寺看过辩经，老实说色拉寺辩经那点规模真是不够看的，也就是一个小型康村的体量，其传承规模只相当于南印色拉寺的零头。相比之下，倒是康区一些佛学院、修行地保留了相对较大规模的僧团，但其组织结构、社会功能都已经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无法像真正的扎仓那样高效严密地运作。

通过走访喜马拉雅两边的藏人社区，我发现西藏的很多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其实都根植于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文化一旦离开了特定的土壤，本身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没有办法强求去保留原有的文化。比方说喝酥油茶这个传统，是为了应对高寒地带干冷嘴唇易开裂、日常饮食缺乏足够维生素，要是在大热天的印度喝酥油茶还不给腻死？就我所见，许多藏族的传统在南印度社区里面已经固守不下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地理环境的变化只是影响了藏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时代的变迁则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冲击着藏传佛教的传承。

从前藏族人家送孩子去当和尚，是因为出家人地位高、有文化、受尊重。当时的寺院垄断了教育权，并且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和尚相当于半个公务员。我太太说，她父母那代人家里小孩生得多，几乎每家每户都至少要送一到两个孩子去寺庙，她有个亲叔叔就是和尚。而如今“和尚”的身份早已不再有这种吸引力，通常只有那种非婚私生、或是偏远穷苦人家的小孩才会送去做和尚，各个寺庙都在为人丁问题苦恼。因此这几年来印度的佛学院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僧源短缺问题——一方面，过去通过中国大陆补给的僧源如今近乎绝迹。如今国内藏族同胞普遍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后，谁还愿意放着好日子不过跑来印度这种国家当二等公民？另一方面，海外的藏族家庭也讲究优生优育，都不再愿意送家里小孩儿去当和尚了。

我在南印四大寺观察到，即便是那些已经出家了的和尚，过得也都十分务实和世俗。他们平日里最爱的消遣是捧着个手机玩，智能手机集合了娱乐和社交终端，彻底改变了僧人的生活方式。那些僧人平常也没啥其他开销，有钱就去买个最新款的苹果。旧时的寺院很容易在社交和娱乐方面进行管理和限制，然而古老的戒律显然不可能预见智能手机这种东西，很难进行限制。我觉得除了剃光头穿红袍不能谈恋爱、比较注重思想品德教育之外，这些和尚跟世俗学校里的学生真没有太大区别。就像我在前文里说过的，对于很多僧人而言，当和尚也不外是挣个学位，有个谋生的本事。

▲哲蚌寺外一些僧人的日常状态

佛教一开始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想，教人们通过修持慈悲心乃至菩提心来离苦得乐，从世俗角度来看是非功利的。佛陀当年菩提树下证悟之后，他一开始压根儿不想把自己开悟的心得告诉别人，耐不住众人的苦苦哀求才答应传法。因此佛教传承这件事情，终究需要功利心推动才能持续得下去。然而资本主义出现之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让学佛拜佛的收益大大降低。

我太太家是比较典型的藏传佛教家庭，宗教属于生活的一部分。我丈母娘平常一有空就会坐着念经，一念往往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实很多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因为梵文可以直接转写成藏文，不少藏文的经书只是梵文的同音转写，只要会藏文拼读你也能一字不差地念。就好像我们念心经，念到最后那句“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除非你专门去学习梵文的含义，否则你念一万遍还是不知道啥意思。同样的，很多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也未必说得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那她为啥还要念呢？因为她相信念经就像存钱一样，存够了钱就能买一张往生到更好世界的车票，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有天跟我小舅子讨论这件事，我说花那么多时间念经，无非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明天会更好”的承诺；假如我同样用这些时间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比方说学一门外语，我这辈子就可以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小舅子听了顿时醍醐灌顶，被中国人民的务实思维所折服。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道酬勤”——老天爷不奖励你念经，也不奖励你苦修，但是会奖励你的勤劳！所以咱们中国人自古就特别勤劳，也特别务实。中国人对鬼神怪力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花点小钱买个心安无妨，但中国人很少会牺牲现世的利益求来世。

但是吧，“天道酬勤”在我们现在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然而在从前的农耕经济时代，“勤劳致富”可就未必是那么确定的一件事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唐宋元明清的中国人普遍怀念上古，动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总觉得三代之前的上古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在古人眼里生产力发展是静止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后生产力水平都是差不多，决定社会是否安定繁荣的唯一因素是君主是否贤明。既然上古都是贤君圣主，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可能不好呢？

确实，农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之缓快，以当时人的寿命很难察觉到，人们不可能预见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社会环境中，人们还会有如下普遍存在的认知——由于整个社会的产出是固定且有限的，可又没有贤君圣主来解决分配问题，社会上必定有贫富阶层；土地产出的财富取决于年景，财富的分配则取决于你的社会阶层；大多数人一生下来就受困于自己所属的阶层，很难通过自身的“勤劳努力”改变与生俱来的处境。比方说身为一个农民，再怎么努力也就多收个百十斤粮食，想要翻身做地主可能得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是他生在像印度西藏那样的种姓社会，更是无论多少代人努力都不可能翻身。就好像现在有些人所说的：“假如你出生时坐不上法拉利，那你这辈子估计就开不上了。”

这种社会环境就让宗教大有文章可做——由于看不到社会的变化、解释不了一些现象背后根本的经济学原理，就能把这些变化和现象归结为各种玄学理论；理论制造的反馈，又会进一步加深人们的宿命感——为啥今年是荒年呢？那是因为神灵不高兴了；为啥张三有钱李四穷呢？那是因为张三上辈子做很多好事而李四做太多坏事；那要怎么逆天改命呢？你得把家里的粮食财物甚至孩子送给神职人员，他们有能力跟神灵沟通……

总结起来不外乎四个字——威逼利诱。这几年大家常说的PUA，说白了也是威逼利诱，威逼利诱乃是精神控制之根本法宝。

我为了研究伊斯兰教专门去读过古兰经，一翻开就发现里面有大量威逼利诱的条条框框；而某些佛经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也尽是“假如你做这个，死后会如何如何；假如你干那个，又会遭什么样的报”之类的内容，读这些经书倒是像在读刑法。但这套东西对于从前没啥文化的愚夫愚妇确实很管用，全世界的宗教发展到后来的理论体系都是差不多的套路，以各种“因果律”威逼利诱你去做或不做某些事。他们编这些“因果律”的时候完全可以信口开河——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世不报来世报啊！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来世是天堂地狱，佛教、印度教的来世则是因果轮回——“来世”作为世界上最好用的空头支票，是各大宗教得以数千年屹立不倒的核心，充分利用了人类普遍的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恐惧……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怀疑者和反对者是没办法对“来世”进行证伪的。（关于这些议题，我曾经写过三篇文章，一篇《关于宗教的一些祛魅和反思》被和谐了，今后有机会重发一下；另两篇《伊斯兰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和《作为造物主的“唯一真神”究竟是谁造的呢？》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为了“来世”的好日子，各宗教下面的信徒都挺拼的——念经、祷告、磕长头、持戒、苦修、布施、买赎罪券……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积德“存钱”。统治阶级对此自然是喜闻乐见，因为老百姓信了鬼神和因果报应之后，心中有所敬畏，就会比较听话，管理起来省事儿。

以旧时藏传佛教社会为例，从前整个社会基本上只有贵族、僧侣、农牧民、工匠、商人这样一些固定的阶层。如果我生在农牧民家庭，显然没有机会成为贵族，家里还经常吃不饱饭，把孩子送去寺庙当个受人尊敬的喇嘛难道不香吗？我虽然这辈子当不上贵族，但我要是虔诚礼佛，把所有的财产都贡献给寺庙，说不定下辈子就投胎做贵族了呢？从前出家当和尚在某种意义上是穷人实现阶级跃升的捷径，所以那个时代的寺院，想不兴旺都难。而如今，人们有了更多的方式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一个农牧民家庭的孩子，有机会通过读书通往一个更辽阔的世界，选择各种各样的职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出家做和尚呢?

时代的进步终于使得“勤劳致富”、“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了可能，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不需要被动地等到“来世”，宗教进行精神控制的力量难免被大大的削弱。

归结成一句话——时代变了，老百姓越来越不好骗了。

《流浪地球》的原著小说里这样一段描述，人类成功点火地球发动机，将地球推离轨道。一夜之间，所有的宗教都消失了——当人类展现出神的力量的时候，宗教的逻辑将变得无法自洽。过去人们觉得靠求神拜佛才能消灾祛病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今科技、医疗、经济的发展让神灵变得无足轻重。

赫胥黎早就说过：“自然知识的每一个大进步都包括对权威的绝对否定”。人类会继续通过科技拥有神的力量让生活变得更好，随着基因工程、通用人工智能的普及，宗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我同时也认为，无论时代如何进步，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我们很容易迷失自我，在精神上永远都会需要陪伴和寄托。宗教有时候就像一盏明灯，给迷失的人们前行的方向。当人们看到自己行进的方向上有很多同伴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到安全和温暖——即便这个方向哪儿都到不了，依然会愿意做一只扑火的飞蛾。人性就是这样，哪怕是在犯错误，只要有许多其他人在犯跟他同样的错误，他就能够感到安慰——所以宗教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是基于人性的弱点。

藏传佛教就和其他宗教一样，如今站在十字路口，面临着各种各样新时代的挑战，不知何去何从。“利美运动”会不会最终实现呢？僧团会不会最终消亡呢？我不敢妄言。也或许藏传佛教会换上另一个全新的面貌继续传承下去也说不定。

图文作者：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