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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浙江省司法厅党组副书记、代厅长、巡视员，浙江省法学会原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原会长刘乃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1月20日上午7时01分在杭州逝世，享年85岁。

谨以此文悼念刘乃雄同志。

1931年12月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1951年，作为进步学生代表，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5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1957年在北京政法学院完成研究生学业，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科院政法研究所从事教研工作。1961年12月调入杭州大学政治系任教，1980年任校党委委员、法律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负责筹建法律系。1982年7月，当选首届中国法学会理事。1983年任浙江省司法厅代厅长、党组副书记、省委政法委委员，任职期间创办浙江政法专科学校并兼任校长。1984年浙江省法学会成立，任第一副会长。1988年担任浙江省第二届律师协会会长。2008年获华东政法大学杰出校友称号。

律师，是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使命的群体。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律师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践者。然而，在我国，律师制度却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发展道路。

——摘自刘乃雄《三江情：我的司法人生》

浙江省第二次律师实务理论讨论会（前排中为刘乃雄）

在历史的道路上，刘乃雄的司法人生，如李大钊曾说的“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我国律师制度于第一部《宪法》颁布后建立，浙江直至1955年底才有法律顾问处。而刘乃雄的法律人生自赴复旦大学任教时正式启程，自此，他便肩负起了为法治理想而无所畏惧的担当。直至1961年调入杭州大学前，刘乃雄经历了赴京读研深造、丹徒法院实习、南通“开门办学”以及“大跃进”背景之下的“院系撤并”……而在那6年的时光里，律师制度因为“反右”运动开始而消失。

1966年，“文革”之火烧到了时任杭大政治系党总支委员、科社与中共党史教研室支书的刘乃雄，他被抄家、被捆绑、被涂黑脸、戴高帽、游街……甚至被开除党籍。他在《三江情：我的司法人生》回忆道：“1966年10月底，杭大政治系的造反派开设了‘牛棚’。当时我已经被造反派划为‘走资派’。我自己想，肯定逃不了被关‘牛棚’，倒不如化被动为主动，于是赶在造反派勒令之前，于12月到‘牛棚’报到……”“文革”的10年。法律靠边站了，但人是有节操的，守护真理是责任，也是使命。刘乃雄坚守了一个法律人的底线，也坚守了一个人应有的良知。1978年在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刘乃雄守得云开见月明，被彻底平反昭雪，守住了真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律师制度才重新在全国恢复，律师重登法律大舞台。浙江省的律师机构于1979年底开始恢复重建，当时省司法厅还未建立，最初的律师机构是由法院建立和管理的。其他省也如此，先有律师，后建司法行政机关。名称也不叫“律师事务所”而称“法律顾问处”。我省仅在杭、宁、温、绍等地区有寥寥可数的几家。

如果说，我在杭大创办法律系，属于我职业生涯上步步走来，水到渠成，还可以料想到的话，那么，1983年9月的一纸调令，则是我始料未及的……

——摘自刘乃雄《三江情：我的司法人生》

刘乃雄厅长等访日（前排左三为刘乃雄）

1983年，刘乃雄奉组织要求“走出校园做公仆”，调任省司法厅代厅长、党组副书记。这时律师已划归司法厅管理，律师机构和律师队伍经历了3年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面临着律师少、业务单一、工作条件差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到1984年底，全省专职律师只有376名，当时3900万人口，平均每10万人中不到一名律师。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律师走路有人跟，吃饭有人等，接待室排长队'的现象。”

作为“既有理论底气，又有改革勇气”的学者型厅长，刘乃雄面对这些问题，与厅党组班子积极应对。通过召开律师工作会议，到各地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以改革创新精神着重抓好两件大事：一是加强律师宣传、扩大影响、发展队伍、创建新所。通过省司法厅主办的《浙江法制报》《司法通讯》《律师与法制》，宣传律师制度和律师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扩大律师的影响，提高律师的地位。二是鼓励律师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开拓新业务。律师主动上门为工厂上法制课，举办厂长经理学习班。杭钢、巨化等省属大企业都纷纷聘请法律顾问。

经过两年的努力，杭州新建第二律师事务所和经济律师事务所，宁波成立了对外律师事务所和以兼特邀律师为主的第二律师事务所，温州新建了律师二所和律师三所，绍兴建立了分工明确的经济律师事务所。省司法厅还在杭州大学法律系、浙江政法专科学校等建立了以兼特邀律师为主体的5家律师事务所，台州、丽水地区个别县也成立了以兼特邀律师为主的第二律师事务所。

我认为，为了促进和繁荣浙江律师事业的发展，应该建立省律师协会，这也是司法厅党组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摘自刘乃雄《三江情：我的司法人生》

浙江省“律师的明天”主题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六为刘乃雄）

浙江省律师协会也是在刘乃雄手上成立的。他为促成协会的面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浙江省律师协会筹备组早在1980年就已经成立，当时由马时民负责，在财政厅开了户头，购买录音机、照相机、一套办公用的大小沙发，还出版一期由魏文伯老部长题写刊名的《律师工作研究》。出版刊物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本应先报厅党组审批，而当时这个手续没办，内容也未经审查就出版了，因而被扣发。不久后，筹备组由张燕征接任。

“我上任后，筹建律师协会的一系列工作，就由司法厅组织班子负责了。”刘乃雄回忆说。在会长、副会长的提名上，考虑到律师制度刚刚恢复，社会地位不高，与公检法协调较难，从有利于律师协会开展工作和提高律师社会地位出发，他借鉴国外的司法制度，请政法系统老同志出任会长，经过当时厅党组研究并报省政法委批准并采纳。

1984年10月19日至21日，浙江省法学会、浙江省律师协会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军区、省政协，以及来自全省各地机关、学校、团体、部队等单位，从事法学研究、教育和政法工作的新老同志，以及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出席了大会。首届省律师协会由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邬家箴出任会长，杨辉（省公安厅顾问）、汪培松（司法厅副厅长）、姚庆成（20世纪50年代律师，杭州大学法律系教师）、张燕征（原律管处副处长）4人为副会长。律师协会成立之初，秘书长没有到位，就设立了研究部一个部门。省律师协会与省厅律管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的干部侧重做律师行政管理工作，有的干部侧重做律师协会行业建设工作，多数干部是一身二任。这种“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模式，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从相对侧重到完全分开。

省律师协会成立后，刘乃雄开始考虑创办一本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视野开阔、特色鲜明的刊物。因此，《律师与法制》杂志就此诞生。面对人、财、物这些棘手问题，刘乃雄提出：“人员在律协内部调剂，章德龙、张闻起分别担任杂志正副主编，其他工作大家一起干。至于经费一分不给，以杂志养杂志。”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使杂志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律协工作班子信心足、干劲大，约稿子、找编辑、跑印刷，不到一个月就把刊物办起来了。在向省委宣传部申请公开发行刊号的同时，并先申请了内部刊号，向全国律师界征订。后来很快被批准公开发行。说起当时的情景，刘乃雄还是很兴奋，“征订一开始，就广受全国律师的欢迎，短短几天就征订了5000册，许多所是人手一册，第一期印了7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不久订户逾万。”

《律师与法制》是全国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律师杂志。创办第二年，发行量即达到7万册/期，作者队伍遍布全国，司法部律师司负责人经常亲自撰文供稿。读者几乎覆盖全国各律所，还向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我的一生与三条江“串”在一起。我的大半辈子在杭州，与钱塘江、西子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收获了人生的理想，实现了一个法律人的价值。闽江、黄浦江、钱塘江，这三江连接起我人生的轨迹，留下了我一生的情感……

——摘自刘乃雄《三江情：我的司法人生》

刘乃雄等与省律协第三届常务理事合影（前排右二为刘乃雄）

无论是作为“教书匠”、做法律系的“开路人”“当家人”，还是作为重任在肩的“人民公仆”，刘乃雄都把党的事业、法治理想作为自己始终坚持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工作的信念，作为激励自己坚持无私无畏、百折不挠的动力。

现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杜飞进，曾是刘乃雄的学生，时隔多年对这位老师还是敬佩有加。“作为我的大学老师，刘乃雄同志在我的心目中既有磅礴挥洒、无私奉献的无疆大爱，也有倾心培育、润物无声的细微真情，不仅在司法实践领域谱写了平凡而又不凡的人生，而且作为一名法学教师在三尺讲台上收获了桃李满天的自豪。”他回忆道，作为学生，我从刘老师在数十年职业生涯中体现出的对法治理想的坚守、对真理正义的执着、对教书育人的热爱、对学生教员的真情，除了收获说不尽的感动与感恩，更读到了该如何为人、当怎样做事的人生智慧。“我想说，有刘乃雄这样的恩师，不仅是我学生时代的幸运，而且是我一生的财富。”

刘乃雄一生学法、教法、侍法、护法，是一个真正的法律人。原司法部部长邹瑜如此评价刘乃雄：刘乃雄勤奋工作、善于思索，在司法领域有建树，敢担当、为人先。他的低调做人、真诚待人、踏实做事、干净履职的优秀品质得到人民的尊敬和信赖。刘乃雄的司法人生，实际上是中国司法界精英始终不懈奋斗、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历史缩影，也是刘乃雄带领浙江司法队伍投身中国司法创业的历程。回首往昔，梦想发芽在闽江，理想扎根在黄浦江，法律人的梦想在钱塘江施展才华开花结果。从学生到大学教员再到人民公仆，一生侍法，他在法律生涯中直面挑战、披荆斩棘、开拓前行，见证了新中国法治事业的曲折与进步，谱写了自己人生的无愧与无悔……

本文选自《浙江律师》杂志2016年第五期“律海钩沉”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