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年第四期录用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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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稻米理论”：集体主义及其经济解理
罗必良，耿鹏鹏
摘 要： “稻米理论”基于我国“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揭示了南方集体主义文化与北方个人主义文化的生成机理。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集体主义文化往往会抑制经济发展，而个体主义文化能够有效激励市场缔约与经济增长，这显然难以解释中国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文章通过对全国9省不同种植区农地流转市场的交易特征进行考察，试图对“稻米理论”中集体主义的文化含义予以阐释和拓展。研究发现，相比于旱作区，水田稻作区农户的农地流转尽管存在交易对象熟人化、本地化的特征，但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正式合约，契约化程度更高。“关系交易”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契约交易”则有助于扩展市场范围。同时，稻作文化具有外溢性，农户更热衷于创业活动，也更倾向于签订劳务合同。由此证明，水田稻作经营虽然构筑了村社内部的关系交易、集体意识与一致性行动，但同时也蕴含着交易信任、合作文化与契约型行为秩序的基因。总之，合作秩序的生成、存续与拓展，需要隐性契约和规则秩序加以匹配，集体主义精神是催生契约精神、诱导市场化发育的重要文化土壤。
农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视域下农村大病患者
内源防贫能力建设
张心洁，罗英
摘 要：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形式社会资本对农村大病患者内源防贫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及其具体形式对农村大病患者内源防贫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社会资本可通过改善农村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提升其内源防贫能力，但该中介效应相对较弱。在农村大病患者内源防贫能力建设过程中，可通过优化社会互动环境、提高社会活动质量等手段培育社会资本，以直接或间接发挥促进作用。
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郭贯成，陈盈蒙
摘 要：以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利用CLES团队2020年在苏北调研的101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Logit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下影响农户作出宅基地退出选择的重要推力和拉力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1）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农户作出宅基地退出决策的重要因素，按照退出意愿强度大小可排列为：稳定家庭<空巢家庭<抚养家庭<扩大家庭<赡养家庭；（2）老人比、户主受教育年限、农地转出面积占比等因素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重要推力因素，而家庭恩格尔系数、家庭平均年龄和宅基地继承认知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重要拉力因素；（3）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家庭选择退出宅基地的推拉力因素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农民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
方观富，高天天
摘 要：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集体经济公共支出结构与村民幸福感
余秀江,谭雨婷
摘 要： 以广州20个经济联合社（行政村）为例研究村集体公共支出结构的效率，通过构建模型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支出结构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幸福感与公共服务支出和分红支出呈正相关，与经营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呈负相关，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的影响最显著；集体经济水平在公共支出与幸福感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村民幸福感并未随公共支出同步增长，经济水平低的村社公共服务支出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更大。应根据集体经济水平确定公共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支出类别，严格控制行政管理支出比例。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罗竖元,黄萍
摘要： 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社会网络“趋同性选择”的制约以及返乡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断裂”与“失灵”，返乡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主要依赖于先赋性社会网络，但随着其返乡创业由生存性阶段向成长性阶段的转变，先赋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逐渐，而自致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显现并呈增强的趋势。同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对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成长性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实践中应充分调动其社会网络的经营与开发能力，在维护业已建立的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构建与拓展自致性社会网络，从而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经济与管理
基于“口粮绝对安全”的小麦和稻谷
多元化进口策略分析
郝晓燕,李雪
摘 要：结合粮食贸易格局演变及口粮贸易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拓展稻谷和小麦进口的潜在路径及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从数量角度来看，未来中国稻谷和小麦进口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进口多元化应基于价格、品质、运输、贸易政策、政治风险、生产波动、季节差异等多种因素，并结合农产品整体进口格局进行综合考量。未来拓展大米进口来源可供选择的国家包括缅甸、印度、柬埔寨、巴西和美国等；拓展小麦进口来源可供选择的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法国、乌克兰、阿根廷、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在“十四五”期间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应继续坚持以我为主，增强市场调控能力；积极开拓新的进口渠道，防范进口来源过度集中的风险；培育具有粮食贸易掌控力的大粮商，提升贸易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制定，提升国际市场话语权。
“趋粮化”抑或“非粮化”：
粮食安全的张力及调适
阮海波
摘 要：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不同生长阶段降水对夏玉米产出的影响
陈文婷,周曙东
摘 要：基于1993—2020年河南夏玉米主产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FGLS估计法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夏玉米不同生长阶段降水对其产出的因果估计。研究表明：以生育期整期为尺度的平均意义上的估计结果与分生长阶段的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降水对夏玉米单产“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关系主要体现在抽穗期，存在最优拐点；苗期、抽穗期、灌浆期干旱会显著降低夏玉米单产；灌溉缓解了降水不足与不均对夏玉米单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夏玉米抽穗期适当升温有助于单产的增加，但拔节期、抽穗期、灌浆期高温会显著降低单产。
城乡社会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张英魁,徐彩勤
摘 要：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付振奇
摘 要：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基层信访治理的治域转换与共同体构建
王山，黄洪凯
摘要： 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对河南省西平县基层信访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在基层信访治理过程中存在三种功能性治域，即行政管理治域、社会服务治域和行为文化治域，这三种功能性治域作为彼此协调互动的生命有机体，共同构建了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作为一个多种机制共振和多种资源整合的过程，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场域叙事促进了基层信访治理从崇尚功能性治域到拥抱复合性治域的起点重置。然而在复合性治域中，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仍然存在主体行政化、准则虚置化、工具悬浮化、客体错位和空间异质化等困境，亟须通过制度建设、监督规训、认知重塑等方式对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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